帝国挽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2:10:32
帝国挽歌作者:陈季冰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0-12-23                      一.

    英国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将于明年春夏季与交往8年的平民女友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举行婚礼,这是连日来不列颠诸岛乃至全世界不论严肃和轻松媒体共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11月中旬的报道透露,这对同岁(都是28岁)的恋人已于不久前赴肯尼亚度假期间订婚。威廉王子将他举世闻名的已故母亲戴安娜王妃的镶有钻石的椭圆形蓝宝石戒指当作订婚信物赠送给了米德尔顿。

尽管这场注定将引人瞩目的婚礼引起了少数主张共和制的英国激进民间团体的反感,还有一些人士则担心经济危机期间正勒紧裤腰带的国家和人民又要在王室身上耗费公帑,但更多英国普通民众却为这桩喜事感到兴奋。在他们看来,事实正相反,一场隆重盛大、极具仪式感的皇家婚礼可以在萧条时期提升整个国家的士气,从而带来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好处。卡梅伦首相也因此给予了两位年轻人“最热烈的祝贺”,当年曾在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婚礼现场上宿营的他在下议院发言时说,明年的婚礼将是“全国大举庆祝的好机会”。

    君主制国家里王储的婚姻,总会成为老百姓热心关切的非凡大事。而那个未来将要戴上后冠的幸运女子,更是无法回避地要占据所有人注目的舆论焦点位置。虽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之下,这些早已不是什么“事关重大”的严肃政事,但它们总能牵出一些神秘难言的社会情绪来。2004年5月14日,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迎娶一位名叫玛丽·唐纳森的澳大利亚姑娘为妻。那几天我正巧在丹麦旅行,又在王子婚礼当天恰好行抵哥本哈根,我就曾经从街上的气氛中强烈感受到这场婚姻给丹麦全国上下带来的由衷喜悦。

《卫报》的一篇报道称,米德尔顿小姐将成为英国350年来首位与未来国王结婚的平民。上一次发生这种事还要追溯到1660年,当时,安妮•海德(著名的玛丽女王之母)与王储詹姆士秘密结婚。

然而,如今威廉王子的这场价值连城——预计花费5000万英镑、据估算可能拉动近10亿英镑市场容量——的婚礼,显然不可能像350年前那场孕育了“光荣革命”的伟大联姻一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事实上,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这个昔日曾经无尚荣耀的“日不落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的一曲挽歌。

大约就在威廉与凯特在肯尼亚订婚的时候,10月20日,上任才五个月的英国联合政府宣布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节支计划。按照这项大胆的计划,英国将在未来4年内削减高达810亿英镑的公共部门支出,其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铁杆保守派首相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早期所作的政府瘦身。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不得不这么做——两年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系列输血和刺激政策已经使英国的国家债务攀升到令人不安的9500亿英镑,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1%,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甚至高于正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希腊和葡萄牙!

    在这次财政紧缩中,英国将要取消近200个独立的政府部门,裁减约50万个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尤为令英国媒体关切并纷纷作出评论的是军费和军力的大幅度裁减,按计划,未来5年英军各军兵种都将出现大幅度的人员和装备削减。其中,皇家陆军将削减35%的火炮和40%的坦克,裁撤7000名陆军士兵;海军将主战舰艇从24艘裁减到19艘,人员裁减5000人,而英国惟一的一艘现役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期间将退役,在建的两艘现代化中型航母将不配备舰载机,并在建成后出售。空军也将裁减5000人,关闭若干基地,在无数好莱坞大片中频频露面的风光无限的“鹞”式战斗机也将退出现役。此外,英军还将裁减2.5万名文职人员……总之,人们所熟悉的大英帝国的军事面目将成为记忆。

虽然英国与法国稍后签署的一份新防御条约强烈地表达了“英法联军”在共同的财政困境面前希望携手勉力保住全球影响力的用心,但这丝毫不能阻止许多观察家所宣称的事情发生:英国已告别“大国时代”。因为依据上述这种军力配置,未来英国将没有能力再承担全球性军事任务。这亦意味着,它将从此彻底放弃“准超级大国”的自我定位,回归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未尝不是卸掉了一个日益不堪承受的历史和心理包袱——联合王国今日的综合国力已经撑不起这个门面。

或许令人沮丧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卡梅伦政府的这次紧缩还将削减70亿英镑公共福利支出。众所周知,大英帝国漫长而持续的衰落已经有百年之久了,20世纪里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是其直接原因。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企图把英国建设成为“福利国家”的努力,也是促成这种国家竞争力衰退和地位下降的重要因素。眼下,这个代价昂贵的美梦也要做到头了。

                       二.

泰晤士河日复一日蜿蜒流淌过伦敦市区。

在东起伦敦塔,向西包括蒂尔伯里、圣凯塞琳码头、萨里商船码头、直至西印度码头的一片占地26平方英里、水域面积近440公顷的区域,便是闻名遐迩的伦敦码头区。2009年9月初,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向其中的金丝雀码头集团注资8.8亿英镑,使其免于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破产的命运。

维多利亚时代,这片码头区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到20世纪30年代,它吞吐的货物超过3500万吨,雇员人数逾10万人。历史上,码头区是大英帝国的骄傲缩影,象征着帝国的繁荣与进步。随后,它又成为工业化时代和整个资本主义的风向标。英国《观察家报》2009年9月的一篇文章以复杂的情绪回忆道:

“6层仓库里,存放着来自巴西的橡胶、来自牙买加的白糖和来自锡兰的茶叶。作为西印度码头的一部分,金丝雀码头存放的是来自加纳利的水果。纵帆船和快速帆船疾驶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金斯敦、墨尔本和新加坡。这里曾是伦敦的加尔各答——它呈现出一派帝国城市的风光,这种风光兼具大都市与殖民地特色,既有英国风情,又有多民族韵味……”

二战的炮火以及随后到来的后工业化时代和集装箱运输方式使码头区失去了往日风光,不过,伴随着美国投资家主导的一系列复兴计划的付诸实施,码头区又成功变身为金融贸易中心——被称为伦敦的“水上华尔街”。2009年春在伦敦举行的那次重要的G20峰会,也是在码头区召开的。

维多利亚时代(几乎相当于鸦片战争爆发到清朝灭亡)最有想象力的人也绝不可能预见到,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人成了伟大的金丝雀码头的新东家。在那个时代,他们正忙于清点停靠在码头上的那些产自遥远的大清国的奇珍异宝。中国,在他们的依稀印象中,是一头庞大的奄奄一息的猎物。所以,《观察家报》的文章在结尾哀叹:“作为现代资本主义象征的金丝雀码头如今却成为国有社团主义的象征,英国大企业和美国帝国主义金融巨头落户的码头区正沦为东方崛起的新兴力量的债务人。”

    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面前,英国人需要放低身段的地方远不只伦敦码头区一处。

2010年11月 8到9日,在前往韩国出席今年的首尔G20峰会前夕,卡梅伦首相率领史上阵容最豪华的政商代表团来华访问。虽然他在当天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面面俱到地阐述了自己此行从经贸合作到政治对话、从促进国际合作到中国人权等方方面面的使命;虽然他也在10月9日于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中不忘记敦促中国推动政治改革;虽然之前还很不凑巧地刚发生了“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但正如几乎所有西方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卡梅伦像其他西方领导人一样,是在金融危机后削减开支之际为谋求新的经济增长源而到访中国的。因此,说得好听点,这是一次“寻求商贸合作之旅”;说得更加直露一点,这其实是一次“掘金之旅”。代表团中的40多名商界领袖热切地期盼与中方签订一系列合同,以弥补英国政府削减开支给他们带来的损失。首相本人也表示,他希望使英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到2015年翻一番,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以上,并且,届时要使英国对华出口额增长到300亿美元。

成果还是相当不菲的,其中包括老牌的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公司向中国东航供应引擎的12亿美元巨额订单。但看得出来,高傲的英国绅士内心是非常微妙的,这从《泰晤士报》的评论中寄语首相不要轻易向中国“叩头”的夸张和幽默表述中得到了曲折的流露。的确,回想一下整整150年前英国人在北京郊外的圆明园点燃的那把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释怀的熊熊烈火(1860年10月18日和19日),真让人免不了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苍凉感慨!

同矜持的英国相比,眼下还有一长列的欧洲老牌国家正对中国投以期待的目光。首尔G20峰会之前的一个月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片欢迎声中相继访问欧洲。他们在旅途中多次表态承诺,将对身陷债务危机中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施以援手,或购买它们的国债,或与它们开展更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当然,渴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好处的还有骄傲的法国人——150年前,他们的先人与英国人一同点燃了圆明园的大火。就在卡梅伦首相访华前一周,萨科奇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签署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这使得卡梅伦的中国之行在许多英国工商业巨头眼里显得相形见绌。由于素来特立独行的萨科奇对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事缄口不谈,著名的法国《解放报》在报道胡锦涛的这次备受礼遇的访问时使用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标题:小心伺候中国大人。

    再看看颠覆了传统上由G7说了算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G20本身,它本身即意味着全球力量格局的重大转移。

从希腊到葡萄牙、西班牙,从意大利到英国,一个个曾经在古代和近代雄霸世界的辉煌帝国如今正苦苦挣扎在沉沦的边缘,着实令人慨叹文明的兴替无常。这也再次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睿智深邃的“有机史观”——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明都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一样,逃避不了孕育、出生、发育、成熟、衰老和死亡的生命循环周期。如果将时间跨度放得更长来看,所有的大国有朝一日都会衰落,即便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日中天的美国也不可能摆脱这种宿命。

                            三.

没有什么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这种审视历史的大跨度视野——从大唐盛世到20世纪,中华文明的漫长衰落过程持续了不是一百年或两百年,而整整一千年!只是在最近的30年里,我们才又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最终能否修得正果现在还很难说已见端倪。

    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绝不是想要为这些曾经集文功武备、财富荣耀于一身的欧洲帝国的葬礼献上一篇幸灾乐祸的悼词;我更不想矫揉造作地用它们的所谓“前车之鉴”来殷鉴正在艰难复兴中的我的祖国。实际上,如果能够谦卑地以一种“被动”身份(而不是“主人”姿态)来欣赏(而不是试图驾驭)文明的潮涨潮落的话,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收获远远超越所谓“经验教训”的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体验。

我有很多亲戚、同学和朋友曾留学英伦或老欧洲其他国家,我自己也曾经多次游历西欧大陆和北欧诸国。无论是他们还是我,对英国和欧洲的印象都非常一致:这是一块富裕、宁静、详和的人间宝地。几乎在任何一个欧洲小城,你都不会看到多少工业污染和商业嘈杂;你只会看到古朴优雅的街道和建筑、富足而有教养的居民、充满创意的科技和设计、井然有序的社区生活……在那种氛围中,哪怕再有贪心和权欲之人都至少会短暂地慨叹一声:这才是真正值得向往的人生!

路透中文网的一位专栏作者试图探究她所目睹的英国普通人富裕生活的奥秘,她写道:“我曾试图和周围的人探讨这些富人的财富来源,一些人的结论是‘他们祖宗给他们留下了财富’。这种说法虽然似乎不完全靠谱,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英国人有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传统……”她得出结论说,这显然是英国人更加尊重传统、更加注重生态环保、注重与自然和他人和睦相处的原因。

如果说文明相对于蛮荒有什么本质区别(亦即文明的核心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的延续性和积累能力——身处于文明中的每一代人都能够从他的前人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馈赠,既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层面的。而他又会将自己的独特创造添加进去,传承给下一代。而且,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消长并不必然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全球地位一直在下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整个西方的实力也呈现相对下降的态势,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仍然日益富裕和进步。作为一个整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确实比今天要强盛得多,但今天的绝大多数英国人比在那个辉煌时代要生活得更好,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非西方世界——尤其是近年来亚洲——的崛起并没有威胁到西方人的安全和生活水准的持续提高。

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随着效率的提升,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量显著增长了,这也大大扩展了不同文明的共存空间。在谈到中国崛起的挑战时,伦敦证交所董事长高博深(Chris Gibson-Smith)正确地指出,等到中国的经济规模赶上美国和欧洲时,全球经济总量将从目前的58万亿美元增至150万亿美元,差不多扩大了两倍。“如果你在150万亿美元的经济中无法立足,那你只能怪自己。”而用专注于亚洲事务的作家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的话来总结,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属于西方,那么21世纪将另有所属。但是,“我不认为亚洲的崛起、进步或物质成就意味着必然有人成为输家。”

所以,所谓“西方没落”与“中国崛起”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在历史上,多种文明在同一时期绽放盛开或者整个人类陷入黑暗混乱的例子也真实存在过。但要在世界力量格局发生急剧转换的动荡时期成功地争取到这种共存共赢的理想状态,我们就必须超越以往绝大多数狭隘的历史经验——即我之前已经简单提及的那种文明竞争的残酷的“经验教训”论,而将文明视作一种有生命、甚至有人性的东西。这要求我们既要懂得珍视和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又要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的文化传统,并从中获取有益的教诲。

    已经不再以世界强国自视的英国,今天看来更希望将自己的雄心投入另一项他们自认为在这个时代更具开创意义的探索上。据报道,英国政府明年将正式启动“国民幸福感调查计划”,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此进行实测的、并将收集来的数据作为制定国策时的依据的国家。当然,即便是政府内部,对这项涉及大量主观性评价的调查统计也存在不少疑惑和争议,但卡梅伦首相坚称,推行这项计划并非心血来潮或者政治做秀,这是他多年来的宿愿,“是时候承认生命的意义远不止于赚钱了,我们不能只盯着GDP……幸福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也不能通过买卖得来。幸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好坏和文化的优劣,核心在于彼此的关系是否密切。”他认为,“如何提高社会的幸福,是这个时代最关键的政治议题,也是每个当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卡梅伦这一承诺的切实意义何在以及能否实现,现在很难断言。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推行“幸福政治”,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共识和群众基础。尽管工党与保守党在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将国民幸福纳入执政目标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早在入主唐宁街之初,当时的布莱尔首相就对传统的GDP至上主义提出过质疑:“成功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吗?”他提出,创造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正是从布莱尔开始,英国政府逐步将理论付诸实践,研究和制定“幸福政策”,如今的保守党政府只是自然而然地延续并推进了这项政治主张而已。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领头羊、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雄心勃勃的尝试似乎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号:过去500年来一直以在物质上进取、索取和对外扩张为主基调的西方文明,眼下正试图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它将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内省。这或许是它外在衰落的结果,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又何尝不是这种文明臻于极至的体现?

    在帝国的挽歌声中,我们听到的不是悲伤、痛苦和绝望,而是更多的尊严、从容和美丽。

                           四.

如果相信文明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一种文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文明还是“他者”的文明——的兴衰起落过分焦虑:没有人会因为“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这个铁律而时刻焦虑,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利长寿。

我们每个人投身于哪个文明以及这个文明的哪个阶段,纯粹是命运的偶然安排。至于能否促成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的崛起、延缓它的衰老,我们也许可以为此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成就注定是极其有限的。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作出的最好选择是心安理得地适应并欣赏它。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女,那就让我们尽情地学习、运动和恋爱,不要去为家庭、责任、成就、地位等等沉重的负担所累;而如果我们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那么我们就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我们经历漫漫人生积淀下来的睿智和沉稳,做一些适合我们的有益之事,而不要总是沉湎于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担忧和感伤之中。

世界上的伟大事物是如此千载难逢,而且通常都是渺小的人力不能强为的。假如西方文明命定要没落,中华文明命定要重生,抑或不是这样,无论我们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必要为此而忿忿不平、惴惴不安或沾沾自喜,我们只要真正学会欣赏它们衰落时的纤美悲壮或兴起时的开阔强旺,那么这有限的一生也就没有太多遗憾了。

更加值得欣慰的是,历史必定会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将那些曾经塑造过历史的伟大文明中的宝贵价值保存下来。

写于2010年11月28日-12月1日,发表于2010年12月20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有删节,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