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试图解决多重难题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2:42:41
 尽管今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七年增产,但其却面临着迫切需要解决的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突出难题。

 

  分析人士表示,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系列难题包括,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耕地持续减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粮食产能失衡等等,它们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而日益凸显。

  中部农业大省江西省的主要粮食产区鄱阳、余干和万年县,年均生产10多亿斤的商品粮,但同时却是经济最落后的区域,两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一个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中国农业生产分布现状的写照。“粮食生产越多,经济越落后”的多年认知让中国部分基层干部、种地农民对发展农业、保护耕地缺乏热情。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中国加大了对农民粮食直补力度,但就单位面积补贴计算,补贴金额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调动作用仍然不够大。

  据测算,目前,中国政府对种粮农民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两项资金分摊到全国后,平均每亩仅为40到50元,相对于“吨粮田”的产量而言,平均每市斤不到两分半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这可谓杯水车薪,激励效用有限。”

  在沿海农业大省福建省的德化县,人口虽有31万人,但20多万人集中在城镇,因此,高达30%的耕地处于撂荒状态。

  该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志阳说:“虽然实施了种粮奖励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即使有人留在家中务农,一般也是妇女老弱病残,种田科技含量低,粮食产出率自然也不高。”

  此外,经济利益刺激下的土地开发冲动令中国各地频现耕地“上山下滩”等“占优补劣”的乱象。

  “占的是高产农田,补的却是丘陵山地,一亩地的产能相差达数百公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原所长梅方权表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粮食耕地也在减少。有调查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3亿亩,到2020年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压力巨大。

  就地区的产需结构而言,中国的粮食产能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

  2009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77.1%。“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极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其可持续性如何,令人忧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撰文指出。

  今年以来,中国的粮食进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十年来首次从美国大量进口玉米。据农业部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谷物进口量为248.4万吨,同比增长60.7%;谷物净进口182.0万吨,同比扩大1.2倍。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肉、蛋、奶、鱼等动物性蛋白食品消费量未来将迅速增长,这会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从而极大改变当前粮食的供求状况。

  随着一些农产品进口量增加、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的渗透影响也越来越大,加之游资炒作,中国粮食价格波动加剧,将影响中国农业的正常生产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为了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正试图采取多项措施解决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

  中国人均耕地、淡水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受自然资源约束日益凸显,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来提高农产品产出的空间正日益缩小。

  中国总理温家宝指出,根本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亟待从政策上确立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战略区域,并通过建立国家耕地保护基金,对粮食主产省份进行转移支付保障其利益,变被动“应付”为主动“保耕”,从根本上破解地方保护耕地积极性不高、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

  农业问题专家、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顾益康提出,要将建立耕地保护基金作为国民收入重大调整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环节。

  他认为,中央财政应拿出一部分资金纳入基金;其次从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收取耕地保护专项资金;三是国企尤其是中央企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持保护耕地。另外,还可以提高新增非农用地占用费的收取额度等。

  “以上这些资金也可以用于补贴民生保障,减轻地方政府发展压力。”顾益康建议,对耕地要分类别进行保护,对种粮食农民加大补贴额度、对县市区一级进行转移支付,让两个主体都能感觉到保护耕地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目前一些地方已提前实现了保耕基金的地区性尝试。如成都市政府设立的耕地保护基金,每年投入28亿元,其中90%直接打到农民的社保账户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的问题。

  陈锡文指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但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必须抓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中拥有可供遮风避浪的港湾。

  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国应在完善土地管理保护制度的同时着手建立耕地后备资源交易平台,以整合利用日益“碎片化”的耕地后备资源。(参与采写记者张淼淼、刘欢、郭远明、涂洪长、谢云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