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一）

　　解析中国皇朝管理：黄色管理

　　第1节：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第一章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秦朝末年，群雄蜂起，逐鹿天下。先有陈胜、吴广起于大泽乡，后有项梁、项羽起自会稽，此后英布、彭越、陈婴以及部分六国势力的后裔也纷纷起兵反秦。在这些起义军中，芒砀山斩白蛇起义的刘邦并不起眼，他既没有旧时贵族的显赫身份，只是泗上一亭长(相当于现在乡政府下面的片长)，没有绝世的武功(当时的楚霸王力能拔山)，也没有雄厚的家资(出身于小富农家庭)。但是，历史却最终选择了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坐上皇位后，曾问手下的大臣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诸臣的回答都没有令刘邦满意，刘邦自己总结道在军事的策划上我比不上张良;治理国家，保障后勤供应，我比不上萧何;率领百万大军，进行战斗，我比不上韩信。我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各用所长，这是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确实是刘邦胜利的原因，但是，仅仅知人善任就能取得胜利吗?

　　隋朝末年，全国反隋的浪潮日益高涨。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屡战屡胜，逼近东都洛阳;江淮杜伏威、河北窦建德的军队也节节胜利;在隋朝内部，杨玄感也举起反叛大旗，企图推翻隋炀帝。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力量对比中，李渊父子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但是，最终胜利的却是他们。李渊虽然拥有太原留守的职务，但是杨玄感也是隋朝的高官;李渊手下拥有一批能臣干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也是人才济济;余者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各路人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么在大唐王朝创业的过程中，又是哪些因素使其战胜各路强敌，获得最终胜利呢?

　　元朝末年，出身和尚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在红巾军中，朱元璋只是一名亲随(勤务兵)，但是他却能在不几年中从亲随到九夫长，继而成为大元帅，称吴国公、吴王，成为红巾军的领袖。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局势中，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只是诸多割据势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占据的地区东有张士诚、方国珍，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还有元朝的大将八思尔不花等。从地利的战略角度分析，朱元璋所处的乃是绝地。但是，朱元璋接受了儒士朱升的战略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将战略劣势转变为战略优势，首先西进战胜陈友谅，次而挥戈东击张士诚，北伐元朝首都燕京，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那么，朱元璋从一个普通士兵，辗转而成吴王，又推翻元朝统治，扫平各路反王，获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创业阶段，创业者处在一个高手如林、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论上面谈到的刘邦、李渊、朱元璋，还是其他王朝的奠基者，在开始创业的时期，自身的力量都不具备突出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像刘邦，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出身将门，起兵之后兵精粮足，手下谋臣、武将如林，在实力上处于绝对优势，但最终的结局是刘邦胜出，项羽乌江自刎。李渊太原起兵之时，瓦岗军已经如日中天，足以号令群雄，但是瓦岗军的主要干将却最终被纳到了李世民手下。朱元璋的案例最典型，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他二十五岁参军，只是主将手下的一名小小的亲随，却在四十一岁那年建元称帝，建立明朝，其间只有十六年的时间。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像朱元璋那样的人多如牛毛，但最终胜出的惟有朱元璋。这其中的道道不能不值得我们思索、回味!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整体上看就是一部皇朝兴衰更替的历史;而每一个皇朝的历史又必定从其开基创业开始。创业的路充满艰难困苦，创业的路也充满了斗争和智慧。在本章，我们将和读者一起走过皇朝开基者的心路历程，从中发现他们的智慧，领略他们的才情，学习他们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找到创业者事业成功的法门。

　　任何创业的开始，都是顺势而生。因此把握天下大势，准确定位自我，就成为创业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天下大势于己有利，还需要以正确的战略统领行动，以充满智慧的谋略实现愿景。如何实现呢?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有聚拢人才的意识和本领。第三，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将人才打造成有机的创业团队。第四，建构有效率的制度，确保组织的执行力。可以说有效率的执行是组织创业成功的关键，而只有灵活的制度才可能实现效率，这是创业阶段的组织特点。第五，创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必须有组织文化上的支撑。有针对性的精神建设和文化宣传将激发起不可估量的士气。具备了这些条件，成功自会在努力和顺其自然的张合中到来。

　　第2节：乱世新生：创业的环境

　　第一节乱世新生:创业的环境

　　一、把握整体态势:知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开基皇帝所面对的第一个图景基本都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挑战原有统治秩序的反叛力量，如同激流破堤，蜂拥而起的起义军和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征战不迭。这一图景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乱。乱则生变，乱给那些胸怀抱负、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了机会;乱给那些不安于现状，力图改变自己地位的人提供了舞台。在一个已经稳定成长的时代，各种秩序已经建立，即使胸怀天下也很难有机会施展。所谓乱世出英雄，有心创业的人身处乱世之中，俟机寻找自己创业的道路。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但是，身处乱世中的人何止百万，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几位能够因时而变、顺势而生，跻身于英雄之列，获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些成功的创业人，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也改变了历史，这就是英雄创造了历史。

　　置身于乱世之中的开基者，尤其需要把天下大势了然于胸，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知天时，就是要明白历史发展的规律，看透局势发展的大方向;知地利，就是要对其时的环境有所了解，对各地的民俗有所了解;知人和，就是要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厌恶什么，知道民心向背。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创业者，也同样绕不过这几点。说白了，这个工作就是创办企业或启动事业的前期理论准备和市场调查摸底。成功的创业者不仅要吃透一时一地的天下大势，战略地思考，果敢地决策;对整体局势的发展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仅满足于一时的增长、局部的领先。因为，乱世也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创业者对乱世的把握需要随着乱世的变化而不断更定。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押解一批囚犯到骊山的途中，由于天下大雨，道路泥泞，误了日期，刘邦就把这些囚犯放了，率领他们占据芒砀山。对于刘邦而言，这是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刘邦明白秦朝的统治过于残酷，必将导致天下大乱，自取灭亡。如果刘邦的这个例子不够清晰，再看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决定。起兵前夕，李世民对李渊说:现在皇上昏聩，百姓困穷，晋阳城外都是战场，大人若还抱残守缺，那么下面有盗贼，朝廷有严刑，自己很快就会被灭掉。在当前形势下，不如顺应民心，兴义兵，把祸害转为福气，这正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啊(《资治通鉴》)。李世民不仅吃透了当时的民心向背，更是把握了局势发展的大方向。宋太祖赵匡胤敢于在离国都六十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后周的江山，也是知道自己的举动是顺天应民，决不是莽撞之举。

　　当然，创业者决定起事，并没有这么简单。要知道古时举兵起事，远比现在的投资创业风险高。如果对当时的整体态势没有把握，信心和决心是很难确定的。当然，险还是要冒的;这类似赌博，但远比赌博危险和困难。明太祖朱元璋在皇觉寺当和尚期间，曾经做过三年的游方僧(外出化缘、讨饭的和尚)。这期间虽然很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御制皇陵碑》)但正是在这一段悲风凄雨的游历过程中，朱元璋熟识了脚下这片土地的河流、山脉、地理，尤其是人情、风物，他扩展了眼界，见了世面，丰富了社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接触到当时西系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的一些弟子，开始了解天下大势。回到皇觉寺后的一天，参加了郭子兴红巾军的汤和(朱元璋的儿时伙伴)给朱元璋来了一封信，力劝他加入红巾军。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然，后来他还是决定去参军，他的创业路由此开始。其实，对于谋求创业的人们来说，最终的决定还是来自对整体态势的把握。

　　如果对整体态势不清不明，即使起事也只是随波逐流，事业不会有大的起色。三国时期，刘备在涿郡起兵之后，虽然有关羽、张飞的辅佐，但其时他对局势发展并没有准确的把握。只能是带着关羽、张飞先投公孙瓒，后投曹操、袁绍，又转投刘表，甚至还委身于草莽吕布手下。按照司马徽的说法，是因为刘备没有高人相助。当他三顾茅庐，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深入分析了天下大势及发展趋势。刘备得到诸葛亮，获得旷世奇才是一;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诸葛亮与曹魏、孙吴并庭抗礼，占据了人和。这是刘备成功创业的关键。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起于寒微，耗尽时力，才打下了北京城。但是他没有准确把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没把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和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后金当回事，最终导致兵败九宫山，杀身成仁。可见疏忽局势发展，即使取得了一时成就，也将导致全局的失败。

　　不能准确估计局势，只凭匹夫之勇的创业者还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军。黄巢在起兵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攫取了唐朝大部分土地，但是，头领黄巢缺乏天下一局的观念，没认真考虑当时唐王朝的残存势力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最终只能被史家称作流寇。流寇就是创业失败。西楚霸王项羽也缺乏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入认知。项羽在自称霸王之后，并没有及时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仍然自恃勇力，分封诸王，大搞已经被历史抛弃的封建制。他不明白，秦始皇及秦二世之所以遭人怨恨，不在于天下一统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在于法令繁苛与滥用民力。平民所要求的不是倒扳时针，而是生活上的安定与和平。如果在统一之下，可以获得自由与安宁，人们怎会怀念以前的封建和战争频仍的战国七雄时代。刘邦比项羽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此。说一句题外话，刘邦也没有彻底摒弃封建制，而是采用封建与郡县并行，结果一样爆发了七国之乱。这不能不说是疏于把握大势所导致的、本可以避免的后果。

　　二、准确定位自我:知己知彼

　　正确把握了整体态势，明了天时、地利、人和，举起了创业的大旗之后，还必须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自己在整个格局中的地位有个准确的定位。这其实就是要求创业者知己知彼，俗语说就是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定位自我，最易犯的错误就是自高自大，过分估计自己的力量。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犯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乃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刚刚闯天下的人，一般不会犯这类错误，因为这时他们的周边多是已经有些成就的对手。但是，一旦取得了几个胜利，自信心就可能膨胀，开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隋朝末年，乱局伊始，反隋而起的各路大军中，瓦岗军并不出众。李密上山后扩充了队伍，进兵荥阳，大败隋朝名将张须陀(唐朝开过大将秦琼秦叔宝，就是张须陀的手下猛将，此役战败后投降了瓦岗军)。让李密自认为瓦岗军已经天下无敌，是发生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夺取洛口仓之战。瓦岗军此役威震东都洛阳，天下振动。随着节节胜利，李密逐渐地自负、膨胀，这表现为:第一，在强敌如林中称帝，等于把自己放到火上烤，成为各路起义军攻击的靶子。第二，打算依靠自己的威名做反隋的盟主。他致书李渊以天下为己任，屡有大言，并打算让李渊带头，会盟诸侯，推举李密为盟主。李渊得书，笑着说:李密狂妄自大，我在关中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如果拒绝，就会成为敌人;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专等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资治通鉴》)。李密的狂妄自大，最终被李渊当作工具利用。

　　自我定位的另一个极端，是认识不到自己的优势，一味自唾自弃，明知机遇已经降临，还认为自己实力不足，不敢去做。这种错误常发生在那些创业初期屡遭挫折、频受打击的人身上。人的信心需要胜利来积累，尤其是艰苦的创业期，更需要胜利来支撑局面。一个本来很自信的人，失败一次可能不认为是自身能力的问题，但是两次、三次，以至多次失败之后，就会低估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力量。因此，若想创业成功，创业者遇到挫折和失败，既不应自怨自艾，也不要怨天尤人，相反应自我查究和进行咨询，找到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要素。道理虽然简单，真正做到的却不多。殊不知，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一般就意味着成功。隋末李渊可谓典型。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李世民父子兵伐长安，在霍邑遭遇到隋朝大将宋老生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又天降大雨。在这种情势下，李渊认为自己的实力不足以攻克霍邑，进兵长安;竟然提出要退兵晋阳。其时的长安已经非常空虚。霍邑的宋老生虽是一员猛将，但是李渊的兵力并不少，民望也不低。李渊被一时的挫折蒙蔽了。而李世民则对敌我力量的对比看的很透彻，认为:当前粮食都成熟了，不缺乏粮草;且宋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只顾守着洛口仓的粮食，根本没有远大的战略。刘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先前我们起兵反隋乃是为了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现在应该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天遇到小敌，就遽然班师，恐怕那些跟随我们的人会立即解体，还守太原孤城之地为贼，又怎能保全自身。(《资治通鉴》)随后的势态发展证明，李世民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李渊在历史上被称为奉圣子起兵，即依靠英明的儿子起兵，是不虚的。

　　现代管理中，特别是企业在始创阶段，对自身力量的正确估计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对整体态势的把握，对己方和对手力量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是制定正确战略的必要条件，而正确的战略则是指导创业团队的纲领。纲领对了头，才有可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一般而言，高估自己的力量，利令智昏，容易造成树敌过多，实际上压缩、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低估自己的力量，自暴自弃，则容易丢掉已经到手的机遇。特别是那些起步不久的企业，由于自己的品牌和实力还没有被熟悉和接受，所以推广过程很艰难，也较容易遭到挫折，甚至失败。这时，保持自信、自我提气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第3节：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第二节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一、企划能力:竖起开基创业的旗帜

　　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这句话，随着央视栏目赢在中国的热播而广为周知。这句话对创业的描述非常形象生动，也很鼓舞人。栏目程序的设计基本是循着创业的实际历程:首先观察选手对创业形势的把握和对自我的定位;再就是审视选手的创业战略，其实就是考察选手的企划能力。对形势把握的好，自我定位的准，提出的创业设想就较为切合实际;企划能力较强，提出的创业战略就具备说服力，带有煽动性。因为，战略在创业阶段实际上起着旗帜的作用，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尤其在实力不太强的起步阶段，毫不夸张地说，旗帜就是一切。因此，创业的第二步，就是为创业制定指导方针，为开基奠定理论基础。

　　制定正确的战略，前提条件是知天时、地利、人和和知己知彼。从中国古代皇帝创业历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现代管理中战略制定之前的swot(即:优势和劣势、机遇和威胁)分析，实际就是知己知彼的洋名。知己知彼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前提。实际上，分析整体态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与正确制定战略是一体的，我们将其分为两个步骤，不过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刘备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后，隆中对就是一个分析整体态势、准确定位自我，并为开基制定战略的有机体。当时北有曹操占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有孙权占地利，依靠长江之险;而西川刘璋暗弱，不是一个守成之主。诸葛亮给刘备的总战略是占据荆州，西进西川，北让曹操，东联孙权，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图匡复汉室。刘备坚持这个战略取得了创业成功;后期为给关羽报仇，放弃联吴制曹战略，直接导致蜀汉一蹶不振，就可见战略管理的重要作用。

　　所谓战略，就是为指导组织达成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决策和行动的总纲领。组织在创业阶段，唯一目标就是建立自己的王国。确定了目标，就要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总体计划，这个总体计划就是战略。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三分天下就是指导刘备集团实现目标的总战略。汉高祖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西避汉中，积蓄力量，以待反击，就是刘邦集团这一时期的总战略。明太祖朱元璋接受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朱元璋集团的行动战略。这些都是成功的战略。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一如前面提到的隋末李密的反隋盟主战略，非但不如己愿，反而丢了性命。一个失败的战略，根子在于对天下大势和敌我力量的错误判断。所谓违天不祥，意思就是误判局势，进而战略错误，终致失败。

　　战略对于创业的重要性极为明了。首先，战略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和实现目标的明确路线。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可能导致组织内部相互冲突的目标和相互矛盾的行动。其次，战略使得组织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在正确战略的指导下，组织内部遵循共同的原则行动，将形成1+1>2的合力效应。因战略正确而取得胜利的帝王不胜枚举。刘备在邀请诸葛亮之前，由于没有正确的战略，行动总体上是无规则的运动，总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诸葛亮提出三分天下后，刘备集团立刻就体现了高效的战斗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战略对头，所有的困难都不构成障碍;战略不对头，所有的困难都将是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原本是自己的优势也会变成劣势。

　　第4节：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要在约束条件下，成本最小的那条路径就是组织应该遵循的战略。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成本是实现目标的总成本。有的战略可能看似多走了弯路，但却是总成本最小的战略。发现和制定这样的战略，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分析的问题，它需要智慧。与科学相较，它更是一门艺术。宋太祖赵匡胤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堪称为经典之作。在赵匡胤之前，后周世宗柴荣就有统一全国的打算，并付诸了行动。周世宗柴荣本人非常勇敢，对待百姓也尚属仁德之君，但是由于他的战略不对头，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周世宗的教训，采用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即先取富庶的江南，等实力强大了再消灭北汉，与辽国争锋。赵匡胤认为在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倒不如留下北汉，让他充当北方的屏障，等自己强大了再逐一攻取。这个战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先平定南方，以南方的物资财富为基础，解决国家财政匮乏的问题;同时避免与辽国直接为敌，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极为明智的。当时，辽国正处于上升阶段，生机勃勃，如果一开始就与辽国为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后果不堪设想。

　　二、动态战略管理:随风飘扬的旗帜

　　战略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战略首先是一个过程，正确的战略不是一劳永逸的战略。战略需要随着整体态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天下大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时，指导行动的战略也需要随之变化。这在现代管理意义上称作动态战略管理。其实，将战略理解为一个过程可能会更准确。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讲，战略是一个规则，在这个规则指导之下，创业者及时调整行动的阶段性目标和行动纲领，以求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和发展自身。

　　动态战略管理最充分的运用于古代皇帝开基打天下的过程中。秦末楚汉相争的开始阶段，项羽占有绝对优势，是名副其实的霸王。这是因为在起事之初，项羽准确把握当时局势，有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资本，再加上他勇猛过人，所以命运之神垂青于他。但是天下大势不断发展，项羽的战略思维却没有随着局势变化而调整，仍旧停留在过去。取得一些胜利后，项羽更是得意忘形，自立为西楚霸王不说，还以霸王的身份封了十八家王，然后不思进取，自高自大，认为天下他一人说了算。而刘邦集团善于在局势的变动中发现最优战略，不断调整行动。刘邦被封为汉王后，非常不满，认为这违反了楚怀王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所以想马上攻打项羽。但是刘邦集团中的萧何等人认为，现在刘邦的力量远不及项羽，不如暂时委曲求全接受汉王封号，治理好巴蜀、汉中，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再伺机攻打项羽。刘邦接受了这个战略，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待时机。随着局势变化，刘邦逐渐强大，项羽则不断衰落。如果这时刘邦集团不及时调整战略，仍然留在关中，可能其他诸侯会抓住这个机会，刘邦也就不会成为后来的汉高祖了。刘邦捕捉到局势变化带来的机会，并有效利用了这个机会。公元205年三月，刘邦留下萧何治理关中，趁项羽的主力部队正在镇压七国叛乱之机，亲自带领人马，率主力出关东下，展开了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

　　公元1357年，朱元璋集团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为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晦之计。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朱元璋集团面临围攻。而经过几年的韬光养晦，自己的力量也有了增长。此时，要想保全自己，战略方针就需要及时做出调整，需要以攻为守。因此，朱元璋集团及时改变战略，集中优势兵力，首先解决来自西面的劲敌陈友谅。

　　战略作为指导和协调整个组织行动的指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组织领袖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既需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还需要英明果断，只要认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仔细分析开基皇帝战略制定的过程可以发现，充分吸纳各方面人士的建议是事业成功的一个普遍规律。一如刘邦集团，刘邦本人并没有多少高明的见解，但是刘邦能够及时、虚心接受谋士萧何、张良的建议，并果断地做出决策，直到集团行动取得胜利。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北守南攻战略，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盘算。大臣张永德首先提出不可直接攻击北汉，而要首先破坏北汉和辽的关系。赵匡胤对此表示赞同，但还没有下定决心。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宋太祖苦思用兵方略，难以入睡，便约了皇弟赵光义深夜去扣宰相赵普的大门。赵普吃惊，问太祖夜深极寒，陛下为何出来?太祖回答道一榻之外，皆他人地，怎能睡得安稳?接着太祖提出首先攻击北汉统一天下。赵普反驳认为应首先平定南方，而后攻击北汉和辽国。太祖笑着说这正是我的意思，刚才只不过试探你而已。这个过程体现有三，即制定战略第一要领导者深思熟虑，第二要多方听取意见，当然，最后还要领袖果断拍板决定。

　　三、谋略不是科学是艺术

　　战略是创业集团实现目标的总纲领，而要将战略付诸实施，还需把战略纲领可操作化，就是谋略。谋略是实施战略纲领的具体办法。从管理层次上讲，谋略要比战略低一个层次，它是具有现实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办法。只有战略而没有可操作的谋略，战略的执行性就大打折扣，甚至仅是一个空想。当然没有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战略，谋略也只是没有明确目标和正确指引的谋略，也不会取得成功。纵观开国皇帝的创业历程，成功的君主无不是谋略高手。创业阶段，谋略要紧紧围绕实现创业的总目标，在总战略的指引下解决创业遇到的具体问题。

　　第5节：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谋略的核心特征是权谋与机变，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能够随机应变，仔细地分析具体问题，给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在阳夏追击项羽，并派人约韩信、彭越前来会师，共击项羽。但是韩信和彭越却故意误期不到，致使刘邦在固陵孤军作战，打了败仗。刘邦集团这个时期的总战略是出重兵彻底击败项羽。但是，这个总战略遇到了集团内部的分裂危险。如何解决呢?这就要看谋略的效用了。刘邦问张良，韩信和彭越为什么不听从调遣?张良估计他们用兵不进是为了索要封地。此时的韩信已经占领了齐地，手下谋士劝韩信自立为王。韩信派使者到刘邦那里，提出如果要安顿、治理好齐地，需要给韩信更高的权力，因此韩信请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非常生气，认为韩信是要脱离汉朝自立，假齐王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刘邦刚要发作，张良在桌子底下踢了刘邦一脚，刘邦恍然大悟，立即顺势道大丈夫做王就要做真齐王，要假王干什么，并马上封韩信为齐王。事实证明，刘邦的这个谋略是正确的、成功的。如果刘邦不这样做，而是与韩信翻脸，那么韩信很有可能自立为王，甚至反过头来攻击刘邦，以当时韩信的实力，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当时项羽也已经在规劝韩信自立。张良的桌下一脚，踢下西汉二百多年的江山。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夺了周世宗的天下，当然首先应该归于赵匡胤兵变夺权的总战略。但是，如何既夺权还控制首都局面，需要谋略得当。这个谋略主要是赵匡胤集团的核心人物赵普和赵光义(宋太宗)完成的。赵匡胤集团首先谎报军情，说是契丹国派兵攻打后周，后周小皇帝只能派总管禁军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领兵出征。这实际上是将兵变地点挪出了环境复杂的京城。到达离京城只有六十里地的陈桥驿，部队停止了前进，赵普和赵光义私下策动兵士造反，并将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这时的赵匡胤应该说是夺了权，完美无缺。但是，赵匡胤却又抓住兵将拥戴他做皇帝的时机，约法三章，规定回到京城后不得滥杀无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五代时期，兵士们破城之后的滥杀和抢劫是一大弊病。而对于如何约束将士并没有很好的办法。赵匡胤借助自己登基的机会，宣布了纪律，非常成功。

　　遇到问题时，如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需要创业集团的集体智慧和领袖的权谋能力。考虑办法时，不能仅限于原有的经验，要有发散性思维。与对手比谁看得远、想得深。朱元璋集团打下惠州、渡过长江后，粮食不足。虽然有广积粮的战略，但是如何积粮呢?当时的各路起义军都普遍使用捎粮，即抢粮的办法。朱元璋在开始时也采取这种办法，并发布军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括，听为己物。(《国初事迹》)。检括的意思就是抄掠，不过还要重一些，严重到一抢而光，不留一点的地步。朱元璋的手下大将胡大海和常遇春先后指出捎粮的做法太过残酷，老百姓受不了，也不是经久之计。朱元璋和他的幕僚想到了古代屯田的例子。龙凤四年，朱元璋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屯田养兵。屯田才一年，仓库就满了。龙凤五年五月，朱元璋下令禁止所属各州县再征收粮食，这一道命令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也成就了后起的朱元璋。

　　四、人格魅力:红缨枪不如吸铁石

　　创业的过程是一个由弱到强、不断战胜对手，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过程。这个过程动荡不安、各派人马往来厮杀。既与打下天下后，力图稳固统治的成长阶段不同，也与国力旺盛、天下太平的盛世不同。创业过程面临的敌人在力量上一般都与自己差不多，有时自己还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能否取得胜利，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而且，在创业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先天的拥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要想组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团队，团队内部成员的秩序又是必不可少的。残酷的竞争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式，需要创业团队有超过对手的智慧和战斗力。这首先需要创业团队内部团结、富有生机和活力、具有超强战斗力。在这个创业团队中，领导核心的确立是关键。领导核心必须是一个具有王者风范的领袖，而且事实证明，最后夺取了政权的开基者正是如此。换言之，没有王者风范也根本笑不到最后。集团领袖的作用在打下天下以后，特别是在天下稳定、太平盛世的时期，并不那么显著。因为那时权威已经树立，制度已经规范，社会比较稳定;具体原因将在后文另行分析。下面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明朝中后期，作为一国领袖的万历皇帝曾经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经历，明王朝虽然就此败落，但整个王朝的运行所受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创业阶段，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创业团队有了一个优秀的领袖，成功几率相应也就较大。

　　一个创业团队有了一个具有王者风范的领袖后，就能够组织一个富有远见卓识、能够看透局势、制定正确战略的领导集体;有了这个领导集体，就能够组织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创业集团。元末郭子兴的红巾军集团在郭子兴父子时，没有多少骄人的业绩，且内部矛盾重重。孙德崖、彭大、赵均用等人虽然也是红巾军，但并不听从郭子兴的号令，而且还不时攻击郭子兴。可以说，在郭子兴父子的领导下，这个创业集团没有成长潜力，没有显示出创业的激情，绝非一支绩优股，反而逐渐沦为垃圾股。正是朱元璋的出现使这个团队发生了质变。朱元璋不仅调和了集团内部的矛盾，还依靠自己的能力进一步扩大了队伍和地盘。朱元璋建立威信的过程，除了有对时局的透彻把握，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够礼贤下士，根据团队成员每一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并能够公平的处理内部矛盾。虹县人胡大海智力过人，作战勇敢，朱元璋立即任命他为先锋官，一鼓攻克和州。自从朱元璋成为这个团队的领袖后，这个创业团队的业绩直线上升，最终扫灭群雄，颠覆元朝，建立明朝。

　　第6节：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两汉交错期间，绿林、赤眉起义反对王莽。起义军虽然在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当王莽回过神来，组织大军围剿时，起义军开始遇到危机。外部王莽的军队拼命围剿，起义军内部没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领袖，矛盾重重。义军内部各派系斗争的结果是立软弱无能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即更始帝)。如果在太平盛世，像刘玄这样的皇帝至少不是一个昏君，但是在创业阶段，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又怎能担当领袖统帅群雄。公元22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领四十二万人马，号称百万，围困绿林军的军事重地昆阳，而守城的绿林军只有八九千人。在这改写历史的关键时刻，刘秀(后来的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以冷静的分析和远见卓识，说服众将守城待援，自己只率领十三骑出城调集援军。援军来到之后，刘秀率三千敢死队偷渡昆水，冲击王邑和王寻的大营。昆阳城中的绿林军也冲出来与刘秀的援军内外夹击，终败王邑和王寻。昆阳之战，刘秀以自己的才能和勇敢，创造了两万打败四十二万的奇迹。

　　昆阳之战使刘秀在绿林军中的声威大震，刘秀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昆阳之战也开启了刘秀的帝王之路。在这场战役中，刘秀崭露头角，尽情挥洒了他的王者风范，他所体现出来的胆量、见识、气度和决策能力都是无人能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号令群雄，成为创业集团的领袖。而这个创业集团也因为有了刘秀这个领袖才能所向披靡，最终创业成功。

　　纵观中国古代皇帝的创业历程，我们总能发现成功创业集团都有一个英明的领袖，和以这个领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刘邦集团领袖刘邦，核心领导层是被刘邦称为三杰的萧何、张良和韩信，其他重要成员有曹参、樊哙、周勃、英布、彭越等人;隋末李渊集团的实际领袖是李世民，其领导集体有刘文静、裴寂、李靖、徐世绩(隋唐演义中的徐茂功)、长孙无忌、房玄龄、秦琼、程知节(程咬金)、殷开山、尉迟敬德等人;五代末年赵匡胤集团领袖赵匡胤，核心成员有赵光义、赵普，以及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石守信、王审倚等人;元末朱元璋集团领袖朱元璋，核心人物有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刘伯温)、徐达、胡大海、常遇春、汤和、邓愈等人。

　　团队领导者需要有人格魅力和王者风范。取天下之道，有霸道，有人道，但更要的是王道。王者，不向人施威而威自生，不向人发号施令，而别人甘心听从，王者之气，使他人心悦，众人心服。在这样的团队中，大家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只为团队发展壮大。在现代，人们形容一个商界巨子，常常说他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事业、为人、风范、举止等都体现出一个强势的王者风范。

　　一个创业团队的成功需要一个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而一个创业者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队。不依靠团队的力量，只依靠自己的那点智慧，即使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本人也是谋略过人，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更何况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最多能打几颗钉呢?红缨枪再无敌，也只是单枪匹马。君不见纵使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也终败于没有武功的刘邦，可见仅有匹夫之勇是难有担当的。创业阶段，好钢锻造的红缨枪反而不如一块吸铁石，吸铁石自身虽没有过人的武功，却能够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各类英杰团聚到一起，终成正果。因此，创业过程中需要团队作业，需要团队力量。楚汉之争中的项羽，号称霸王，不可谓不勇;起事于亡秦必楚的氛围中，不可谓没有谋略，否则他不会成为各路诸侯的霸主。他的勇敢和胆识在巨鹿之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手下也不是没有谋臣武将。韩信不是曾经在项羽帐前做过小兵吗?范增不也是文韬武略之人吗?可惜项羽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有韩信这样的大将他弃之不用，有范增这样的谋臣他听而不闻。难怪刘邦在谈到自己成功而项羽失败的原因时说，项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会用人，好不容易有个范增，他还不听范增的计谋。项羽确实厉害，但伟大的是项羽的个性，而不是他的做法。他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命定。他的错误是只能发挥一己之智之力。用我们的话说，项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组织起来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创业团队，或许他根本没这个意识，或许觉得根本没这个必要吧。

　　把握天下大势，知天时、地利、人和与知己知彼，创业的第一个步骤;制定正确的战略，拥有足够的谋略，确立一个领导核心，组成一个创业团队，创业的第二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议论的成份多，如何做的成份少，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等于才开始动脚走路，漫漫征途刚开始。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两个步骤是务虚而忽视它们。没有这两个步骤，创业的长征就是漫无目的、亦步亦趋;你可能很努力，可能很勤奋，也可能很有创意，但如果对天下大势和敌我态势判断错误，很可能战略错误;而在错误的战略指引下，即使你有过人的谋略，你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团队，也可能会在漫漫征途中迷失方向;即使侥幸达到目的地，你也会多走弯路，困难重重。仅有这两步永远也创不了业，成功创业还需要第三步，还需要其他条件的支撑。

　　第三步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的是行动力，是组织的效率，以及效率的支撑。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成功创业的皇帝关注三个因素:人才、制度和文化支持。人才是创业成功的源动力。与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不同，创业阶段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撑。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由于没有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所以对待人才主要是养起来，不要让人才成为皇朝统治的异己力量。而在创业阶段，处在激烈的敌我斗争之中，必须多方面吸收人才为己所用。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创业阶段，对人才的需求不是通过漫长的考试来选拔。因为每一个创业者都知道，没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谈。

　　第7节：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

　　第三节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

　　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在创业阶段，可以说哪一个创业集团拥有了人才，首先在力量上拥有了优势。那么什么是人才?人才为什么对于创业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为创业之主又如何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来实现创业集团的战略目标呢?创业阶段的人才政策有着什么样的特征?

　　创业阶段，人才不仅指那些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谋臣，也不仅是勇猛过人、力可拔山、于万马军中轻取敌将首级的大将，还指那些有一技之长，能够完成某项特殊任务的人。因此，人才的定义首先是与具体的条件、环境、任务、目标相联系的。千里马拉犁、负盐，不如黄牛;千金之剑，以之折薪不如笨斧;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奏神奇之效。

　　一、成就创业者的爱才之癖

　　创业集团首先需要认识到仅依靠自己不能成就大事。要实现成功的创业，没有团队的力量和智慧是不可能的。楚汉相争中的项羽没有那种爱才的心，看不起陈平、韩信低微的出身，轻慢随意，使之先后投奔到刘邦集团。如果在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失去一个、两个人才可能不会对皇朝的稳定造成多大伤害，但是在竞争白热化的创业阶段，损失一个关键人物，就可能造成全局失败的后果。

　　对人才的渴求，应该贯穿整个创业阶段。吸纳人才时礼贤下士，获得人才后以礼相待，对人才极大尊重。范增是项羽集团的第一谋臣，足智多谋，富有斗争经验。仅从鸿门宴上，范增建议杀死刘邦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范增非等闲之辈。但是，项羽却过于自大，不听范增的正确意见。项羽的自高自大、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最终送了自己的命。项羽临死之前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认为天亡我，非战之罪，说明这种刚愎自用的心态还没有改变。读来掩卷，不亦悲乎!

　　同是陈平、韩信二人，到刘邦集团后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陈平投奔刘邦后，刘邦立即拜陈平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相当于军级首长)。韩信投奔刘邦后，刘邦刚开始没有发现韩信的才能。但是刘邦的优点在于，一旦知道，立即选择良辰吉日，斋戒，设立坛场，备好礼仪，拜韩信为大将。所以说，对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能看表面形式，而要看实质，看对待人才的理念。没有这种理念，即使身边猛将、谋臣如云，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刘邦的人才理念就数次帮助他成功的获得人才。刘邦刚开始创业时，比较轻视儒生的作用。在行军到郦食其的家乡陈留地界时，郦食其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刘邦的大营求见刘邦。刘邦其时坐在床边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见了郦食其也不起身示礼。郦食其也不下拜，而是径直问刘邦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来镇压各路起义军呢，还是想率领起义军推翻秦朝?刘邦一听大骂郦食其是竖儒，说天下百姓都苦于秦朝的暴政，所以投奔义军想推翻秦朝，怎么会帮助秦朝呢?郦食其就严肃地对刘邦说，如果真想起义兵诛暴秦，就不应该对长者这样无礼。他觉得郦食其说的有道理。刘邦赶紧洗完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座，表示歉意，并且诚恳地向他请教打击秦朝的计策。此后郦食其多次为刘邦集团出谋划策，立了大功。

　　有了爱才的意识，就有了求得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可能性。但是，仅有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有行动，有寻访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具体政策和行动。

　　二、广开才路:创业路上没有局外人

　　如前所述，创业阶段，天下处于乱世之中，群雄蜂起，一个又一个的创业集团都在寻找人才。但是，乱世之中，人才并不是都愿意出山的，人才也不是只可以到你这个创业集团中服务。这就需要创业者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中，发现人才，并通过自己的诚意和人格魅力获得人才的衷心拥戴。

　　纵观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的创业历程，可以发现在创业阶段主要有如下几种访贤问圣、获得人才的途径:

　　其一，就是慕其名而拜访。对于那些早已名声在外的超级人才而言，并不是随便哪个创业集团都乐意去的。由于他们早已名声在外，所以会有许多创业集团盯着他们。这时，就看哪个创业集团具有诚意，最有发展前途，并且愿意以最隆重的礼节去拜访、应请这些贤士了。

　　一如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卧居隆中，对天下大势却如此的了解，说明他的本意并不是要一辈子躬耕于南阳，而是在等待明主。刘备抓住了这个机会。宋太祖的宰相赵普，也是赵匡胤听说赵普的盛名后亲自登门拜访而得来的。当年赵匡胤奉后周世宗柴荣之命，征伐南唐，大军攻至滁州，由于地势险峻，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只能出奇兵制胜。听到赵普的盛名，赵匡胤立即除去戎装，微服拜访，请教破滁州之计，并让赵普成为了自己的首席智囊。

　　有时候，即使数次拜访，并不一定能使人才出山为我所用。不过，能够获得一个谋略或思路，也可以事半功倍。朱元璋集团在打下徽州后，通过邓愈的介绍，认识了老儒朱升。老儒朱升只是告诉了朱元璋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就是这九个字，成就了朱元璋集团的创业梦想。

　　其二，颁布各种求贤令。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在大范围内招纳到各种人才;缺点是那些早已名声在外的高层次人才，一般不会受到这种招贤令的影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需要创业集团的最高领袖亲自去请，才能显出自己的身份。三国时代的曹操便是典型。曹操充分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了前代的人才举措，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原则，并付诸实践，广招天下贤才，终成谋臣如云、战将如林的局面，曹操集团的势力一直位列三国之首。曾先后三次下令求广贤才。建安十五年(210)，他在《求贤令》中提出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原则，突破了当时选人唯凭家世门第的藩篱。建安十九年(214)，他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进一步强调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庸可废乎!有司明思其意，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在建安二十三年(217)，曹操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列举出伊尹、傅说、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吴起等人，说他们虽然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却卒能成王业，声著千载。为此，他下令: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见笑之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次求贤令，实实在在地反映出曹操求贤若渴以成王业的迫切心情。

　　第8节：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

　　其三，树立爱才的形象。这种方式需要创业集团，特别是集团领袖，传播爱惜人才的名声，从而吸引有志之士主动投奔。仍然拿刘备来说，刘备在创业早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充其量是一个不那么正统的旁枝皇亲。但是，在早期的创业过程中，刘备就树立了宽厚仁者的良好形象，使得一些人才主动投奔到刘备集团中来。第一个是赵云。赵云原是公孙瓒手下的大将，与刘备共事时间不长，刘备的仁者形象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公孙瓒失败之后，赵云有一身武艺，但没有盲目的加入到其他创业集团。加入刘备集团之后，成为常胜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刘备还征服了像司马徽、徐庶等当时的名流。司马徽没有亲自辅佐刘备，但他还是仰慕刘备的仁义，向他推荐了诸葛亮。徐庶则是亲自跑到刘备那里，为刘备集团服务的。可以说，如果刘备没有忠厚长者的风范，是产生不了这种效应的。

　　隋末的李世民集团也是通过自己爱才如命的良好形象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在民间名声颇大的秦琼、程咬金，原来是瓦岗山李密集团的人。在李密失败后投靠了洛阳的王世充集团。但是，(秦)叔宝薄世充之多诈(瞧不起王世充奸诈)，在一次与唐军的战斗中，秦叔宝与程咬金、吴黑闼、牛进达等人在战斗间隙，突然离开了王世充，投靠了李世民集团。后来这些人在李世民集团的创业过程中，出力颇多，成为李世民集团最终取得天下的重要力量。

　　应该说明的是，能够吸引各路豪杰纷纷投奔的形象，并不仅仅是惜才、爱才，而是整个创业集团，特别是集团领袖的个人魅力。不论通过哪种方式延揽人才，创业集团领导核心的魅力都是重要的因素。没有这种个人魅力，即使你一天三次到人家家中去，也不见得能够延揽到人才。

　　其四，通过举荐获得人才。这是发现和识别人才的一个比较便捷的途径。由于人的才能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当场考试固然是一个较好方式，但是才能显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场考试并不能有效地识别人才。这样，通过知情者的引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由于熟人、朋友比较了解对方，知道这个人到底有几把耍子。如为朱元璋贡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就是朱元璋的手下大将邓愈推荐的;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则是由司马徽推荐的;东吴集团领袖孙策在得到周瑜之后，周瑜立即向孙策推荐了江东二张的彭城人张昭张子布和广陵人张纮张子纲，尔后张昭和张纮又相继推荐了其他人，使得江东的东吴集团一时人才济济。质言之，推荐人才较易产生连锁效应。

　　三、不拘一格:创业由此加速

　　创业集团延揽和识别人才时，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始终面临混乱的局势。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涌显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没落的旧统治势力、各路草莽英雄、甚至偷鸡摸狗之徒，还有自己的仇人等等，这些人可能并不招创业集团领袖的喜欢，但是，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记住的是，自己不是在选女婿，而是在寻找能够帮助自己、和自己一起创业打天下的帮手。除了才能之外的一切标准都不适用。

　　这一点与皇朝的成长和盛世阶段不同。在成长阶段，就人才而言是各得其所，只要不对皇朝的统治造成威胁就可以了。特别是到了盛世阶段，由于大量人才都想到体制中来，就需要一种相对复杂的机制来分辨人才和筛选人才。因此，创造出多种式样的考试和选举制度。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依赖一个人的出身来选拔人才，不看人才的真实本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局面。另一个典型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名义上是按照人的才能取士，但是还是对举子的身份和出身作了严格的规定。如规定商人的后代不可参加考试等等。这些约束在创业期间比较少见，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是人才的卖方市场，各个创业集团都明白聚拢人才的重要性，人才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在这种情势下，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创业打天下的能力，而不是其他。

　　刘邦本身出身于小农家庭，他的手下大将樊哙是一个卖狗肉的屠夫。李渊集团，在准备起兵反隋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发现人才，接待人伦，不限贵贱。李渊和刘邦不同，刘邦出身于小农家庭，仅做过一个小小的亭长，而李渊出身显赫，其家族是当时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还是隋朝的皇亲(李渊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姨母，李渊和隋炀帝是姨表亲)。因此，李渊不限贵贱充分说明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必要性。当时，出身皇家奴隶的钱九陇，因为善骑射而受到李渊的信任，并让钱九陇常置左右。后来，钱九陇屡立战功而授紫光禄大夫，又拜左监门侍郎，右武卫将军等职，封郇国公。在李渊集团中，出身皇家奴隶的还有一个叫樊兴的，也因战功卓著而加封右监门将军、荣国公。这一点也是李渊集团能够打败众多对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质不仅是遍罗人才，唯才是举，还包括知人善任，择人任势。对人才既看小节，但更该识大体，这才是对待人才的正确态度。秦朝末年，反秦势力蜂起，陈平先投奔了魏王咎，又离开魏国投奔项羽。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东向，陈平又投靠了刘邦。刘邦封陈平为都尉。汉军诸将对此十分不满，告诉刘邦说陈平是项羽的逃兵，还不知道底细，就封他高官，似乎不妥。而且，听说陈平的人品很坏，曾经盗嫂受金(与他的嫂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在楚国时，接受别人的贿赂)。刘邦听了这些话后，对陈平也产生了怀疑，就责问引荐陈平的魏无知。魏无知回答说:我所以引荐陈平是因为陈平的才能;而您问的却是陈平的德行。现在有一个叫尾生的人，非常有孝道，但对我们的胜败却没有丝毫影响，您是不是要用尾生这个人呢?现在我们与项羽打仗，正是用人之际，又何必怀疑陈平盗嫂受金呢?刘邦听后恍然大悟，重赏陈平，加拜为护军中尉，诸位大将再也没有可说的了。

　　第9节：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第三个要点是如何对待原来的仇人和来自对方营垒中的人。这个问题能充分展现创业集团及其领导核心的胸怀。那些心胸狭隘的创业团队及其领袖一般不会宽容对待自己原来的仇人，而胸襟旷阔的创业者，一般不仅包容自己原来的仇人，甚至更为优待对方。只要他是个豪杰、英雄，是个人才，就延揽过来，为我所用，而不管这个人是仇人还是亲戚。所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这个意思。

　　宋太祖赵匡胤在没有发迹时，曾经去投靠王彦超、董尊诲。但是王彦超却将赵匡胤拒之门外，董尊诲甚至还当着众人的面辱骂过赵匡胤。自古道士可杀不可辱，这对赵匡胤来说是一个极其掉面子的事。但是，赵匡胤却能不计私嫌旧怨，在夺取皇位后照旧录用和重用。王彦超在后来曾经上表请罪，但赵匡胤却马上派人传旨慰抚，并令他立即入殿觐见。曾经辱慢过赵匡胤的董尊诲在赵匡胤夺取皇位后，自认得罪非轻，所以伏地请死。赵匡胤不仅没有怪罪，还诚恳地对他说: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难道还计较旧怨不成吗?你不必担心，我将继续录用你。赵匡胤说到做到，不但仍然委任他为军事指挥官，而且还把他提拔到罗州刺史;同时，又设法把董尊诲的母亲从辽国统治下的幽州接到汴京，使之母子团聚。董尊诲感激不尽，遂效命太祖，屡立战功。

　　在李渊和李世民创业集团中，这种不计旧怨的精神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屈突通是隋朝大将，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主，对隋朝忠心耿耿，一直是李渊集团的死对头。李渊起兵攻打长安时，屈突通就与李渊结下了仇。李渊攻取长安后，屈突通退守河东，仍然是李渊的死敌。在被李渊包围后，屈突通被擒，并被押至长安。李渊知道屈突通是个不可多得的大将，并没有计较原来的仇隙，反而加封屈突通为兵部尚书(李渊集团的国防部长)，赐爵蒋国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这些都是握有重兵的实权部门，而李渊却让自己的仇敌担任，不可谓不大度。事实证明，李渊的做法是对的。屈突通降唐后，先后跟随李世民西平薛举，东征王世充，为统一全国，打下天下做出了重要贡献。贞观十七年(公元634年)，屈突通也在李世民的开国功臣之列，图形于凌烟阁。为了创业而不计较个人恩怨，这个品能作为创业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四、择人任势:能量是这样释放的

　　广招人才，目的还是使用，给人才提供一个最大限度发挥才能的环境和平台。这一点关系着能否让自己费劲心思招纳的人才尽其所用，发挥最大的效力。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效地使用人才，不仅使创业集团充满活力和战斗力，而且会凭此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使用人才首先是标准和原则;其次还要靠艺术和智慧。纵观中国历史，因为用人不当而创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仅有能力原则还不够，还需要创业者有用人的智慧。首先是要根据每个人才的特长，安排其工作和职位，务必使其发挥最大的效应。其次，对于人才要观其大节，不求全责备。最后，还要有用人的度量，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些都是历代皇朝创业者总结出来的经验。

　　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次，孟尝君要驱逐一位不喜欢的食客，正巧遇到好友鲁仲连，鲁仲连对他讲了一番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鲁仲连说: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故物舍其所长，取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他这段话的大意是，人都是各有所长，亦有所短，若弃长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为不智。鲁仲连的一番话，说得孟尝君茅塞顿开，不再驱逐那位食客。这段话对于那些创业者来说，道出了使用人才的深刻道理。孟尝君没有驱逐那位食客，而食客则在最危险的时刻救了孟尝君的命。公元前277年，孟尝君应秦昭王之邀入秦。秦昭王把孟尝君囚了起来，企图将他杀死。孟尝君知道后，派人请求秦昭王的宠姬帮助，这个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孟尝君曾有一件狐白裘，价值千金，天下无双，但刚到秦国时，他便献给了秦昭王。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食客起了作用。一个在下座、能作狗盗的人说:臣能得狐白裘。于是，他在半夜中学狗叫入秦宫，盗取了孟尝君所献的狐白裘，转手献给了秦王宠姬。孟尝君因而被秦昭王释放。半夜时分，孟尝君到达函谷关。秦昭王放走孟尝君后，又有些后悔，派人骑快马传令各关口，不放孟尝君出关。秦国有一条法令，到鸡鸣时才能开关，放人过境。孟尝君惟恐追兵赶上，急于出关，问门客有何办法，有一门客当即回答说，他能学鸡鸣，愿效力。此人一鸣，众鸡齐鸣，守关者一听鸡鸣，立即开关放人，孟尝君一行人得以出关，返回齐国。是为:鸡鸣狗盗，各有所用。此虽为世人所鄙，但在关键时刻，却起到了其他人无法起到的作用。

　　使用人才，还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原因在于，首先需要创业集团的领袖有过人的度量，能够放心大胆的用人;其次，如果一旦用人失败，创业集团也要承担损失。李世民使用尉迟敬德，堪称经典。李世民率领军队攻打刘武周时，在阶休收降了尉迟敬德和寻相。李世民立即加封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仍旧统帅其旧部八千余人。不久，与尉迟敬德一起降唐的寻相叛唐，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有叛变的可能，劝李世民将其斩首。李世民认为，尉迟敬德若要叛变，不可能在寻相之后。为了安慰尉迟敬德，他当面向尉迟敬德表示，决不相信别人的猜疑，如果尉迟敬德要离唐而去，他愿意以金宝相送，以表曾经共事之情。实际上，这是李世民促使尉迟敬德效忠他的有力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尉迟敬德对李渊集团更加的忠心不二。

　　第10节：创业制度：简约而不简单

　　第四节创业制度:简约而不简单

　　大家对于制度这个词并不陌生，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概括而言，制度是一组约束和指导人们如何行为的规则。制度是组织得以成立的框架，它支撑了组织的运行，是组织运行的载体。那么，创业阶段的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性如何?与成长和盛世阶段相比，它又有哪些不同呢?

　　创业阶段，一个混乱的格局，各个集团纷纷扩大自己的力量，激烈的军事对抗时时都在发生，战争成败对整个创业集团的安危存亡很是关键。因此，创业阶段的制度可以概括为一种战时制度。这个阶段的制度特征与皇朝成长和繁荣阶段的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不同，还在于整个制度框架的表现形式不同。战时制度具有临时性和灵活性，可以根据战况的变化而随时改变制度结构。

　　一、凭威望说话，靠魅力维系

　　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除了以理想凝聚力量，以激情调动热诚，以现实说服疑惑外，凭威望说话，靠魅力维系制度也较为关键。因为，在这个起步阶段，没有更多的利益可以当即兑现给跟随者，好比期货一样，惟有把财富寄存在明天，领袖给跟随者展示美好的图景，大家则跟随领袖在今天努力打拼。这种理想、激情、现实、威望、魅力，都成为创业集团的粘合剂。

　　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将八旗力量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自己争夺天下的有利工具，主要就在于努尔哈赤自十三副遗甲起兵以来，屡战屡胜，从而在女真族人中建立的崇高威望。而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还在于他有五位铁杆大臣。这五大臣跟随努尔哈赤一起创业，乃是努尔哈赤的个人魅力感召而至。

　　在元末的众多竞争对手中，朱元璋的创业集团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创业集团的高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强大的战斗力。这首先在于该集团有一个结构良好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维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还是依靠朱元璋的个人魅力及其在诸将中的威望。朱元璋在众多有名的开基皇帝中是地位最低的一个，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家资，只是一名从皇觉寺中跑出来当兵的和尚。就是这个和尚还没有成为创业集团的真正领袖时，已经在用他的魅力和智慧维持这个集团的正常运转了。

　　刘备请诸葛亮出山担任军师，关羽、张飞依仗自己立过战功，又是集团首领刘备的结义兄弟，对执掌大权的诸葛亮并不服气。其时正赶上曹操派遣李典、夏侯惇率领大军攻打新野。刘备将指挥权交给了诸葛亮。但是，关羽、张飞二人并不听从派遣。这种情况在皇朝的成长时期或和平时期，诸葛亮完全可以用不服从命令的理由杀掉二人。但是，在创业阶段，整个集团的运行还需要勇冠三军、艺压群雄的关羽和张飞，因此，这种不服从命令、公然违反制度的行为得到了容忍。最后，还是刘备的威望发生了作用，以领袖和大哥的身份要求关羽和张飞听从命令。这是依靠个人威望维系制度运转的典型。

　　二、让经理人拥有自主权

　　这个特征是由创业阶段复杂多变的局势所决定的。在创业阶段，竞争对手众多，局势变化多端，战机稍纵即逝，如果采取严格中央集权的决策体制，很可能会贻误甚而失掉有利的战机。试想，当敌人突然增兵前线，而己方将领没有就近调动军队的权力，需要一层一层地向上汇报，然后领导核心研究研究，决定后再传达到前线，此时我方可能早已经被消灭了。纵观中国古代开基皇帝的创业历程，基本都遵循了这个制度设计规则。例如，秦朝末年和楚汉相争时的刘邦集团，刘邦集团中的韩信、英布、彭越等人，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他们直接率领的军队甚至比集团领袖刘邦还多。在固陵之战中，刘邦单靠自己直接率领的军队不能打败项羽的，需要韩信和英布、彭越等人率军前来相助。

　　三、灵活有效率，弹性出效益

　　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制度设计相对简单，从最高决策层到第一线的传导途径非常便捷。这是创业阶段集团面临千变万化的竞争环境决定的，有利的战机稍纵即逝，如果信息传递机制和命令传达机制过于复杂，那么创业集团的整体效率肯定会大打折扣。而且在创业时期，由于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多少精力来设计组织制度。好在创业阶段的目标单一而明确，基本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制度。大多数创业集团一般都会借用上一个朝代的制度，并将之大大简化，突出其效率特征。刘邦创业集团，其官职和组织结构就大部分借用了秦朝的制度。甚至在分封异姓王(依靠异姓王直接统帅和治理各大战区)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上，也是在学习战国时代的经验。朱元璋获得实际领导地位后，也是大量借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各个统治区域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的派出机关，全权负责当地的事务。军事制度方面，朱元璋集团在平定陈友谅集团以前，诸将都是直接由最高决策层直接指挥的，彼此互不统属。这样就减少中间层次，便于信息和命令的上传下达。

　　不过，简单有简单的好处，也有简单的弊端。就说朱元璋集团吧，起初没有一个总的统帅部来统领人马，这样做有好处，但是也有缺点，那就是诸将的权力太大，不好控制。有一次，大将常遇春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常遇春却全部杀死了降兵。同样作为大将，徐达阻止不住，因为徐达在制度上没有约束常遇春的权力。随着战事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朱元璋决定加封徐达为大元帅，节制诸将。这是实际上是在最高决策层和直接临敌的大将之间插入了一个信息和命令的传递环节，以及根据前方形势代为处置的稍高执行层。

　　第11节：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

　　总而言之，创业阶段的制度结构，必须满足三点要求:即创业需要的简单、灵活和效率。简单、灵活的制度设计原则，最大限度的减少组织内耗，降低信息传递成本，能够在竞争环境发生变化时及时自我调整，受到了创业者的青睐。

　　第五节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

　　相比于领袖、人才、制度等因素，文化是一种软环境，是一种软竞争力。企业家和管理学家们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但从其本质来说，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文化首先是组织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包括组织的整体价值观以及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在这个共同愿景之下，组织成员维系在一起，形成不同于单个人简单加总的组织;其次，组织的文化还表现为组织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

　　文化是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制度不健全，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加以健全，缺乏人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招揽人才;但是，一个没有文化维系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就没有内在的动力，组织成员的结合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形不成有效的战斗力。再次，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文化还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氛围。一个奉行严格官僚文化的企业，职员们的工作可能非常敬业、勤恳，但却始终处于一个呆板、僵化的工作环境中;而一个奉行无为而治文化的组织中，职员们可能较为自由散漫，但却适合那种富于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行业。那么，在皇朝的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文化特质何在呢?

　　一、从确定文化的内核开始

　　创业的战略固然重要，但总要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产生。这个指导思想就是组织文化的内核。对于皇朝的创业集团来说，一般是在强手如林、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形成的。创业成功主要还是依靠创业集团的资质、努力，以及际遇。在这种情况之下，创业集团的领导核心一般不会有意识的进行文化建设;对集团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刘邦在芒砀山起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领导的创业集团以哪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创业的初期阶段，刘邦也没有对掌握知识的儒生产生好感，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还是依靠自己和手下大将的勇猛。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很久，刘邦便认识到创业集团需要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作为整个组织的行动的指南。

　　当然，在历史上也有其他的创业集团在开始起事之初，就明确了集团的核心指导思想。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出山之初就以匡扶汉室，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创业集团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刘备集团的整个战略指导方针就是打击那些背叛汉室的集团，以所谓的仁义来号召天下。刘备集团，包括刘备本人在内，无不时时处处以仁义自居，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在自称汉中王之后，刘备集团与曹操集团发生战争时，刘备还以奉衣带诏讨贼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依据。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起兵反对明朝之初，其指导思想是掠夺明朝的财产与人口;对满洲和汉人的区别十分重视。这种指导思想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但是，随着创业的不断前进，这种指导思想开始不断融合汉族儒家文化的成分，不断整合满族、蒙古和汉族的各种统治思想，不断吸收佛教的各种思想因素，逐渐形成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个融合过程实际上一直持续到顺治、康熙年间。

　　实际上，这种指导思想不甚明确的状况主要还是由于创业集团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最典型的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作为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之初就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通过李自成集团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打击豪强地主，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但是，在整个创业过程中，这种指导思想不仅没有及时整合儒家、法家等统治思想，而是蜕变为流寇思想，享受一时是一时。即使不能把失败主因归为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参加的红巾军在开始起事的时候，其指导思想比较短视，也不明确，主要还是打击官府和豪强。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普遍思想。自朱元璋成为集团核心之后，他逐渐认识到，只依靠创业集团成员的一腔热情和对官府的痛恨是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要想创业成功必须要整合集团的指导思想，将集团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一个思想框架之内。

　　朱元璋出身于贫雇农家庭，本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在读书学习文化这件事上非常自觉，刻苦研习。朱元璋成为集团的实际领袖后，改变集团原来的轻视文人和文化的政策，转而积极争取文人。这就为整合集团指导思想提供了前提条件。每逢占领一个地方，朱元璋总要访求当地有名的儒生，罗致在幕府里做事。即使请不来，也要去请教。这表明了朱元璋集团的文化意识非常浓厚;对集团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建设相当重视。

　　二、文化也是战斗力

　　文化表现在对组织成员行为的约束上，就成为执行力和战斗力。什么样的文化内核决定什么样的行为。这一点在中国皇朝历史上的创业阶段得到了验证。可以说，文化政策将左右这个创业集团能否成功。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世祖忽必烈。在忽必烈进入中原，占领曲阜孔庙时，忽必烈心血来潮，挽弓搭箭，照着孔老夫子的塑像就是一箭。要是射别人，甚至是个活人，对于忽必烈来说也可能毫发无损，但是他忘记了孔老夫子是何许人也。孔老夫子是中原人民心中的圣人啊!忽必烈的这一箭实际上是宣告了即将统治中原的大元帝国的文化内核和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打击中原的文化传统，并宣告元朝的统治将不以儒学为根据。虽然后来元朝的皇帝们不得不改变了这一基调，照样还得奉行儒家思想，照样还得开科取士，但是这一箭造成的影响却久久没有消失。这也是元朝只在中原统治了不到一百年就被推翻了的原因之一吧。

　　第12节：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

　　上面我们说到三国时期的刘备集团，匡扶汉室的正统儒家思想，为刘备集团赢得了人和的美誉。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集团成员的行为得到了约束，执行力和战斗力得到了提高。在匡扶汉室的思想指导下，刘备不仅获得了许多人才的拥戴，而且还获得了一般民众的支持。在集团内部，一旦成员之间出现矛盾，刘备也总是以这个口号来平息矛盾，解决问题。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团结的集团，这种文化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

　　组织的战斗力还表现在组织内部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上。在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经历。而且他们对于创业集团总战略的认识并不是那么一致。像刘邦集团，其成员不仅有樊哙那样的屠夫，还有萧何这样的小吏，韩信这样的大将，陆贾、张良这样的文人。出身下层的军官，一般不会想得那么远;比较有文化和见识的人则会给集团一个远大的目标。那么，如何缩小这些差异呢?就要依靠文化，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将集团的总体战略目标落实到每一个成员，使每一个成员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使命感强了，就会激发出原来不曾有的潜力;而对自己职责的认识，则减少了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

　　三、自创品牌:宣传无极限

　　组织的指导思想一经确立，不仅需要在组织内部得到认同，更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传播出去。这实际是扩大组织的文化影响力，创建组织的文化品牌。这种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手段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如广告的作用。

　　包装自己，宣传优点;揭露弥彰，攻击对手。这是创业阶段宣传的功能。但是，任何宣传都必须以集团的文化建设为基础。对于宣传自己的优点而言，并不是要去做假广告，欺骗大众，而是要将自己的形象艺术处理，再宣传出去，树立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揭露敌人的残酷和缺点，也不是要去造谣、诽谤，而是将对手真正的缺点告诉大众。实际上，宣传可以起两个作用，一是信息传递，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那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说明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二是树立形象，推销自我，广为告知。这不仅是宣传自己的策略，还是对天下负责的一种态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比较有成就的创业君主，无不重视文化和宣传的作用。闷声发大财、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些道理并不适合创业阶段的文化和宣传政策。

　　朱元璋集团在平定福建、两广之后，打算出兵北伐，将蒙元统治者彻底赶出中原。而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道理，就必须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巾军的恐怖、疑惧心理，并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这时候宣传工作首当其冲。朱元璋非常重视，并派集团内部的大笔杆子宋濂亲自操刀，写了一篇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这篇檄文气势磅礴，对鼓舞北伐军的士气，打击蒙元军队的军心起了重大作用。这篇檄文首先揭露了元朝的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统治。檄文说元朝的臣子，不遵祖宗的训导，破坏纲常……，作为君主应该是人民的宗主，朝廷应该是天下的根本，礼义乃是御世的大防，像元朝的这些行为，怎么可以来继续统治天下呢?这些话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揭露元朝政府的腐化。其次，檄文还大力宣传朱元璋集团的起兵反元的正当性，说明朱元璋集团顺天应人，应该取代元朝的统治，予恭承天命，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此外，檄文还告诉北方的百姓和官吏，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被我者自窜于塞外。这是朱元璋集团中儒生系统的代表性著作，从中我们看出文化和宣传起的作用。首先，说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以统一集团的意志，激发成员的斗志;其次，揭露敌人的腐朽和统治的残酷，笼络民心;第三，还提供了传达信息的功能。文告发布以后，北伐军所到之处，山东、河南州县纷纷投降，名城如济南、益都、汴梁、河南府都不战而降。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直捣黄龙府。

　　后金努尔哈赤集团在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发布七大恨告天，讨伐明朝。这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的一篇宣传文告，这篇宣传文告也都具备了上面我们所讲的要素:宣传自己的正当性，揭露敌人的腐朽，说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七大恨的第一条就说明朝起衅边陲，害我父、祖，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这篇讨伐文告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它基本囊括了我们前面讨论的文化宣传的几个要素。

　　关于宣传文告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三国时期，袁绍集团讨伐曹操，袁绍让当时的大才子陈琳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当时正患头疼，卧床不起，当曹操听手下读完陈琳的文告后，竟然被吓得一跃而起，头疼症也被吓跑了。这充分说明了宣传对敌人的威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袁绍虽然能够在宣传上做出这样好的成绩，但最终还是被曹操打败了。这也说明，文化和宣传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创业集团自身拥有足够的实力基础之上。没有良好的硬件设施，光靠宣传是不行的;但是，在拥有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后，再加上出色的宣传，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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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创业路，翘首盼黎明。创业是漫长的，但渐趋接近目标的愉悦难以言表;创业是辛苦的，但胜利接踵而来的快感极为个别。但凡自我期许者，无不以创业为人生快事。

　　回顾创业径，苍茫横翠微。史书千年，几经反复。咀嚼着开基皇帝们的创业心路，点滴在心头。指点江山、图以帝国，纵横捭阖、止于宝座。让人叹为观止的同时，又怎能不想从中体悟点什么呢。历史已然逝去，大道岿然犹存。由是，重走开基皇帝的创业之路，发现古时的开基与现代的创业极为类同，尤其创业所面对的乱世新生，阶段所独有的创业领袖、人才管理、制度结构、文化政策等方面，无不使人深思。

　　创业让人激情澎湃，守成给人的感觉呢?

　　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之后，打天下的创业集团相应的就转成了坐天下的统治集团。同样的一个集团，还是那些人，由于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和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创业集团能够处理好这些变化，那么创业集团就会顺利地变为统治集团。如果创业集团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后，还不能随着变化调试自身，那么，这个天下就可能坐不稳。

　　皇朝的成长阶段，继之的守成之主，一样的任重道远。

　　第13节：成长与稳定：坐天下

　　第二章成长与稳定:坐天下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汉，成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然而，虽说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问题和困难依然不少。第一个问题:数年的秦末战争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和将相都如此困难，何况平民百姓?第二个问题:手下大将、重臣大权在握，皇位并不没有想象中的稳固。韩信、彭越等诸位异姓王名为臣子，实同割据。如何开万世之基业，刘邦对此煞费苦心。第三个问题:手下大将们多是草莽出身，在创业阶段是与自己同吃苦、共患难的兄弟，打下天下后，大臣们每天上朝都与刘邦称兄道弟、吵吵嚷嚷，刘邦感觉不到做皇帝的尊严。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创业集团如何成功地转化为统治集团。

　　秦始皇自称始皇帝，要将秦朝的统治世世代代传下去，自己的子孙就是二世、三世，以至无穷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秦朝至二世就灭亡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势力非常强大，所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正确地处理创业和守成的关系，创业集团顺利转化为统治集团，那么二世而亡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的战略方针和制度设计，没有解决创业之后的守成问题。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秦朝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具体而言，就是秦始皇没有针对百废待兴的外部环境，与民休养，而是继续大兴土木、挥霍无度，残酷剥削百姓，致使激起民变，二世而亡。

　　五代末年，后周之主世宗柴荣，攻北汉、打南唐，开疆拓土，不可谓不是英雄。针对五代时期的种种弊端，柴荣整编军队，严治贪污，肃清盗贼，治理水患，疏通漕运，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五代时期最主要的问题:防止重权在握的臣下篡位，摆脱短时间改朝换代的易主劫难。五代时期，军阀混战，各个统治集团都依靠手握重兵的大将相互攻伐，但是，这些大将们既手握重兵，难保不篡权自立。柴荣的失败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巩固皇权的问题，最终被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夺取了皇位。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在打下天下以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便成了首要问题。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认识到后周之所以灭亡、五代十国之所以频繁易主换位，乃行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重兵在握的大将们的兵权，继而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王朝稳定运作，成功地从创业集团转化为统治集团。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实行的还是疯狂掠夺和残酷镇压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在攻打明朝，与明朝、李闯王争夺天下的阶段，可能还不算致命之举。但在已经夺取天下，面临如何巩固皇权的情况下，还实行圈地、剃头等野蛮政策，就有可能丧失已经打下的天下。清朝统治者也很快认识到应该建立稳定的秩序和制度，从创业集团转变为统治集团。因此，在顺治朝和康熙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转变战略和政策，废止圈地，实行科举，开科取士，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稳定朝政。这些措施保证了清朝统治达二百多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创业集团，并不必然是一个成功的守成集团;优秀的创业者并不都能成为合格的统治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短命王朝不计其数，长命王朝却乏善可陈。原因何在?本章将从坐天下的内外部环境出发，透析使一个王朝能够长治久安的各种因素。

　　对于一个组织、集团而言，要想在争得一席之地后，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应该敏锐地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按照基业常青的使命设定，及时调整组织的战略。此一阶段的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思考组织的未来。制度设计与人才政策成为皇朝秩序的关键。除此之外，还要打造强势的文化与组织的战略相协调，充分发挥文化的稳定和推动作用。一个创业集团能够把握这五点:外部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安顿人才、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就具备了开万世之基业的条件。如果处理不好，我们看到的将又是一个短命王朝。

　　第14节：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

　　第一节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

　　创业阶段已然过去，群雄厮杀已然不再，对手或已被摧毁、或转入了地下，反正已经退出竞争舞台，局面归于平静。笑到最后的创业之主或许感到些许的寂寞，一种英雄的寂寞，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但是，寂寞在心，万钧在身。开基者能否成功地因应这种情势，把住战略转轨，事关全局、根本和未来。

　　那么，创业阶段过后，组织的外部环境怎样，落脚点又何在呢?

　　一、创业争夺战后的荒凉

　　创业阶段实质上是一个战乱阶段，各种势力纷纷起兵，相互征战。过后留下的是社会满目疮痍的局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能有些夸张，却道出了战乱的破坏力和建设的急迫性。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而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在战争的洗涤下，不仅整个经济社会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各种秩序也被破坏，社会处于极度的衰竭之中。

　　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长达八年的反秦战争、楚汉战争，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许多农民流亡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财富极端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五代时期，中原一带干戈不息，兵无宁日。后梁集团朱温与后唐集团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整整混战了十七年。甚至掘开滑州的黄河堤岸，造成冀、鲁、豫平原十余次的严重水灾，几千里的地方涤荡一空。

　　在这民生凋敝的局面下，对于已经打下天下的创业集团而言，必须主动把握天下民心，顺应百姓的要求，改战时战略为稳定战略。这一点对于现代组织同样重要，无论是执政后的政治组织，还是取得市场份额后的经济组织，抑或其他社会组织，创业成功后就应及时调整战略，巩固市场、权位，不应再相向而行，与历史期待渐行渐远。

　　二、充满期待:扩张后的市场

　　创业结束，成长伊始，另一大变化就是统治区域的扩大。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基本是偏于一隅，势力范围较小。区域小，各种行政措施和对地方的控制都比较原始。且由于处在战时环境中，管理体制也必然是一种为战争服务的体制。这种体制在战时和行政区域比较小的条件下，比较灵活且动员能力较强。创业成功，就意味着统治地位在更大范围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般而言，所谓的创业成功，即是统治区域扩大到天下，所谓天下一统。这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及时、有效的管理各个地方的问题。

　　元朝占据中原之前，不过是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地域虽广，但族人不过十万;实际行政区域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高战斗力，成吉思汗将所有的族人分成95个千户，千户制(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划分)成为当时蒙古社会的基本统治制度。实行兵民合一的机制，每一个蒙古人都是战士，都要跟随成吉思汗出兵放马，攻城掠地。攻下城池之后，任由士兵抢掠，作为士兵出兵的薪饷和激励。对于打天下来说，这是一种激励比较强、比较有效率的机制。但是，天下一统以后，这种体制就不行了，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就好比当代组织，初创时期专注于一个界定较为清晰、环境较为熟悉的地域，创业队伍不大，管理机制相对简单灵活，基本不存在管理幅度、层次的问题。但是，一旦市场扩大、延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制度如何建构、力量如何集结、目标如何实现、使命如何完成的系列需求。

　　与元朝相类似的是清朝。在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实行的所谓八旗制度。这种制度将所有的满洲人编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八旗制度也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这种制度保证了八旗士兵的战斗力。当时，整个八旗士兵不过二十万，却战败了超过百万的明朝军队。但在进入中原之后，全民皆兵的制度就不适用了。在入关之前，当时后金统治区域不过白山黑水之地，人口不过几十万人，而进入中原之后，行政区域扩大了几十倍，人口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如此广阔的行政区域再实行八旗制度，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对于组织而言，就是在成功扩大市场后，如何对已经占有的市场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创业阶段，占领市场是第一要务，只要是能有效、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管理制度，就是好制度。但是，转入坐天下阶段之后，由于市场的扩大，有效巩固市场和管理市场就成为首要目标，原来的那种极具灵活性的管理体制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三、实力格局:创业队友成潜在对手

　　创业阶段，由于各个创业集团都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属于一种战乱危局，因此，为了尽快地战败对手，夺取战略主动权，每一个创业集团都尽可能地给那些直接临敌的大将们较大的自主权力。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作了说明。但是，创业成功之后，外部环境已经趋于平稳，集团内部的结构和权力配置就需要及时调整，形成一个运作有序、结构稳定的统治集团，并妥善安置这些独当一面的大将。这是创业阶段向成长阶段转化的必然步骤。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各个创业集团内部总会形成一个功臣集团。这些功臣都在创业阶段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由于战时需要，功臣们都手握重兵，权高位重。西汉的刘邦集团，在创业期间和建国初期分封了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等异姓王。这些异姓王都有封地，在封地内有收税、铸币等权力，而且都手握重兵。东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也聚拢了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云台二十八将，即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yǎn)、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这些人在创业打天下期间东征西杀，都手握重兵，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权力。

　　北宋开国之主赵匡胤能够夺取政权，黄袍加身，主要还是靠义社十兄弟，即石守信、王审琦、慕容延钊、高怀德、赵彦辉等人。这些人除了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外，还都是后周掌握重兵的将领。这些将领虽然拥戴赵匡胤坐上了皇位，但他们自己也有一批手下，难保不出现黄袍加身、夺取赵匡胤皇位的另一个陈桥驿。对于这一点，赵匡胤早已认识到了。太祖在一次与宰相赵普的谈话中，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土地，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宁，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它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已。赵普的回答不仅对当时的北宋皇朝可谓一针见血，对其他皇朝又何尝不是呢?

　　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相应地要求组织权力结构的及时调整。刘邦做皇帝之后，手下陆贾时常在他面前说《诗》、《书》。刘邦对此不以为然，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回答说: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这就是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典故。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原来的创业集团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尽快转化为合格的统治集团。

　　民生凋敝，是为着创业的战争耗竭了时力，社会萧条，组织疲惫，组织内外都要求休养生息，重整心力，是创业阶段的必然结果，守成阶段的实然基础。区域扩大，是创业所追求的应然结果，但是肢体的延展要求头脑的转变、机制的再造。君弱臣强，是创业结束、守成伊始的力量格局，是创业功能的结构化体现，如何变革实力格局，还必须创新管理，重新建构。战略需要转轨，制度需要完备，这是守成阶段的任务，更是座上皇帝的责任。组织领导者有否担当、能否担当，都将在这一阶段表露无遗。

　　第15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第二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创业成功之后，组织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天下大乱转变为百废待兴、民心思安;由原来的处于一隅转变为统治全国;由原来的一致对外转变为内部权力的重新分配。相应地，组织的总体战略目标由原来的创业打天下转变为开基坐天下;战略手段由原来的马上打天下转变为座上治天下;而这个战略意图的实现需要通过制度稳定下来，形成规范性的行为准则。

　　那么，主要由谁来应对环境转变、主导战略转轨?对这一阶段的领导核心有什么素质上的要求?他又是如何实现这个意志的呢?实质上，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前面提出的由创业集团成功转变为守成集团的进一步解释，也将解决基业长青的问题。创业阶段，领袖具有吸引人才和统领集团作战的个人魅力。但是，能够成功创业不一定就能够开万世之基业。皇朝能否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及时转换战略目标;而目标能否成为现实，能否做到基业长青，还在于组织领导者是否高瞻远瞩。所谓谋一隅者不足谋全局，谋一时者不足谋万世，外部环境变化之后，如果领袖素质不能及时跟进调整，创业的成绩很可能就在短期内丧失，成为短命王朝。

　　优秀的创业者在创业阶段可谓无往而不胜，创业时期的胜利使得这些创业者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志得意满，往往不能冷静地考虑现实条件的变化，仍然抱守创业时期的经验，不及时调整自身的素质，也就不能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这是导致短命王朝的主观原因。

　　历史上的短命王朝，诸如秦朝、蜀汉、隋朝、五代各朝。这些王朝的开基者，在起步阶段都是一方豪杰，能够脱颖而出，统一天下，至少能够占据一个区域。秦始皇在创业阶段不仅能够团结人才，而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嬴政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人才济济，李斯、尉缭、王翦、王贲、蒙毅、蒙恬等都是文韬武略;秦国各项制度又都是着眼于军队的战斗力，功必赏、罪必罚，军令严明。秦国扫平天下的战略也较为得当，远交近攻的谋略使得六国难以团结一致对付秦国。其时，六国的领土五倍于秦，军队总兵力十倍于秦，秦始皇仍成功统一六国。然而，秦朝又是典型的二世而亡。秦朝短命的原因，可以从领导者的必备素质和战略意志两个方面深入分析。首先，在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本人变得骄傲狂妄，专制独裁，任奸拒谏，不信大臣，不亲士民，成为脱离万众的孤家寡人。而秦二世胡亥更是缺乏一个守成君主的应有素质，信任宦官赵高，不听朝政，杀戮良臣。司马迁在《史记》中形象地描述了秦始皇的狂妄之态，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于之侔。其次，秦朝开基之后，战略总方针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修正，秦始皇父子完全抛弃了安土息民的正确战略，穷奢极欲，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封山封仙，横征暴敛，法繁刑酷，中外咸怨，天下寒心，以致二世就土崩瓦解。秦二世胡亥在位之时，全国男子不能耕种，都被征调去修长城、建阿房宫;妇女不能耕织，全国道路上充满刑徒。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陈胜、吴广之起于大泽乡，刘邦之起于芒砀山，都是在路上，押解刑徒的路上起事。

　　第16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历史的经验如此，现代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三十年，曾经涌现过多少风光无限的企业，曾经涌现出多少志得意满的创业者，这些企业、这些创业者而今安在?怀汉新是这样，吴炳新是这样，胡志标也是这样。这些想当年的英雄创业人物，如今都如历史的过眼烟云，成了短命王朝的现代版。

　　那么，在由创业转为守成的道路上，对集团领袖的要求有哪些呢?第一，须具备战略转轨能力，导引组织成功转型;第二，要有足够的学识和经验，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做出明智的判断;第三，善于听取意见，能够辨识忠奸;第四，以谋略来实现战略意图。

　　一、战略转轨:把创业基点演绎为成长支点

　　创业阶段的战略制定，有马上皇帝的企划能力来因应;守成阶段的战略转轨，则须是座上皇帝的导引能力来把舵。首先是转变总体战略目标，需要从一切为了击败对手、实现成功创业的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持续增长的战略目标，即要开万世之基业;其次，转变战略手段，需要从创业阶段的灵活性转变为稳定性的策略，要使整个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之上;第三，相应地，皇朝稳定运行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标准以及文化政策，也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转变成一切为了实现皇朝的长治久安。

　　1、总体战略目标:开万世之基业

　　总体战略目标的重要性毋需讳言，一个组织能否长久生存和发展，首先在于其总体战略目标是否适应组织的外部环境。此时的外部环境是乱世到思安，百废到待兴，作为组织的目标就应该是休养生息和安定和谐，保证组织的稳定，并为组织的长治久安创造条件。

　　那些在历史上能够长期存在，并创造了盛世局面的皇朝，其开基者在打下天下之后，都及时调整战略目标，由战时战略转变为稳定民心和社会。刘邦集团战败项羽集团、成功夺取天下之后，吸取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的黄老之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高祖刘邦，经过吕后和惠帝刘盈，到文帝和景帝，一直实行提倡节俭、节约民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汉文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本人身穿用戈締做得袍子，而所谓戈締就是当时最普通的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着短裙。他们的帷帐上连花纹也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终使汉初经济社会在秦末几十年征战的凋敝局面得到了改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些皇朝则不然，秦朝和隋朝就是这样的例子。秦始皇创业成功之后，仍然实行一种挥霍浪费、穷兵黩武的战略，大修阿房宫，残酷剥削人民，最终二世而亡。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后，建行宫、开运河、征高丽，最后落得个好头颅谁来斩之的悲惨下场。

　　2、战略手段:一切为了天下

　　创业阶段，领导者看重的是征杀疆场的战将，需要的是战胜敌手，马上得天下没有半点虚假。但是，创业结束之后，必须改变这种仅看重战功的战略手段。这个转变，首先要相对减轻军队在政府中的权重。其次，要缩减士兵员额，将战斗人员转变为生产人员。第三，提高文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建立文人官僚政府。这三个步骤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将历史上转型比较成功的概括为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诛戮功臣型。成功创业之后，对于那些手握重兵的战将，采取全部杀掉或部分杀掉的措施，解除其兵权，同时裁撤兵员。这一类型的代表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特别是朱元璋。朱元璋当上皇帝并统一全国之后，对原来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功臣大开杀戒，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明初的这三大案基本上将带兵打仗的开国大将们清除干净。随之，朱元璋将这些大将的兵权收归到皇帝手中，大量裁减兵员。这种方式显得过于残酷，所以在历史上，刘邦和朱元璋的这种诛戮功臣遭到了人们的贬斥。但是，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采取措施是必要的，只是这种措施不太得当而已。一个皇朝的长治久安，需要一个稳定的行政体系，而潜在的军事力量割据则是稳定秩序的最大隐患。

　　第二种，和平共处型。这种类型是指通过和平手段逐步夺取将领的兵权，提高君主的权力和文官政府的权力。这个类型的代表是清朝。清朝在入关之前，实行的是八旗制度和四大贝勒议政制度。带兵的贝勒们拥有较大的权力，而且这些贝勒可以通过议政会议(所谓八王议政)来左右君主的决策。清朝入关之后，首先是将满洲八旗和其他人民分离开来，没有将八旗制度推广到全国。即使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是将八旗的军队制度与普通人民分离开来。这样就将旗主贝勒直接管辖人民的行政权力完全剥夺了。但是，对旗主贝勒本人，并没有加以消灭，而是将他们养在关外。但是，这些旗主贝勒还拥有管辖本旗人员的权力。这样一旦出现统治危机，满洲统治集团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这种类型实际上是剥夺了带兵将领的治民权，但没有完全剥夺将领的军权。因此，在有清一代，没有出现满洲八旗兵造反的事件。这种分离军队将领的军权与行政权力的措施，应该是既能稳定社会秩序，又能保证军队始终掌握在统治集团高层的一种措施。

　　第17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第三种，和解共生型。一如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五代时期，手握重兵的武将谋权篡位比较普遍。赵匡胤在后周做将领时，曾亲眼目睹了后周太祖郭威黄袍加身，夺取后汉隐帝刘承佑皇位的事件。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辽兵来犯，郭威带领军队迎战。走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噪，高喊我们已经与刘氏成为了仇敌，不能再保他了，希望拥立郭威为皇帝，并撕下黄旗披在郭威身上，高喊万岁。郭威死后，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死后，后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此时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掌握军权。公元961年，同样的故事发生了。赵匡胤带领人马出兵抗辽，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后，赵匡胤认识到，要使自己的皇朝能够延续下去，就需要解除带兵大将的军权。怎么去掉呢?赵匡胤的办法是杯酒释兵权。一天，赵匡胤召集宿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在酒酣之际，他屏退左右，说:我没有你们的支持，就做不成皇帝。但做了皇帝又不快乐，整天愁闷，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呢。这些宿将询问缘故，赵匡胤说: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做呢?即使你们没有篡位的心，你们的下属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能不做吗?这些大将们立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纷纷上书要求辞去兵权。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宿将们的荣华富贵，将他们的兵权完全剥夺。弊端是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财政，养着这批功臣。而且，在拿掉武将们的兵权后，由文臣带兵战斗力大大削弱。有宋一代，军队疲弱，没有战斗力，所以根本不能抵抗入侵。北宋时期，不仅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还被金国所灭，显然是赵匡胤没想到的。

　　宋朝虽然无力抵御外敌，但是内部却没有发生兵变、夺权等。东汉的杯酒释兵权却直接导致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造成了东汉后期的军阀混战。东汉集团在夺取天下之后，对重臣宿将实行高秩厚礼，允答元功，俊文深宪，责成吏职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对于功臣，增其赏邑，保其福禄，但不任以吏职。云台二十八将，开国三十二功臣，虽然爵位很高，但都不担任实际职务。等于把他们的参与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的权力都收回了。然而，东汉却因此借重外戚和宦官来管理朝政，终致东汉末年的大乱。

　　3、战略实现:组织与制度铸就秩序

　　制度是一切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实现形式。制度的作用是将长期的战略意图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创业阶段，制度设计的原则是灵活性，这是因为组织的战略目标是战胜对手，实现成功创业;而在守成阶段，制度设计的原则就是稳定和秩序，这是因为组织的战略目标已经变为稳定自己的统治。

　　在中国皇朝的发展演变史上，每一个成功创业的集团无不想把自己的统治长久维持下去，但是天不遂人愿，仍然出现了许多短命王朝。这些短命王朝有的也转变了战略，但是却没有将战略意图真正实现。原因很多，但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作为保证，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五代时期，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登上皇位之后，实行了许多措施来稳定自己的统治，但最终还是让赵匡胤夺取了政权。郭威和柴荣在世的时候，凭借个人的威望，维持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一旦郭威和柴荣去世，没有了个人威望作为后盾，那些良好的措施就立即失去了效力。如果建立有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制度，即使郭威和柴荣去世，整个朝廷可能会依照制度继续运行下去。

　　当前中国许多民营企业陷入了短命王朝的怪圈之中。这些企业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证明在创业阶段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是顽强的。创业成功之后，大多数的创业集团还是能够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不断增长和发展下去。但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却在制度建构方面失却考虑。一般而言，创业领袖在创业集团中都树立有崇高的威望，依靠个人的威望维系企业的运行，在创业阶段不致出现大的差错。但是在创业成功之后，个人威望是很容易失去的，一旦失去，又缺乏相应的后续制度保证，组织的命运很快就到头了。

　　二、治国智慧: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判断

　　治国智慧是一个座上皇帝成功开创万世之基业的关键所在。治国智慧首先需要有对历史的领悟。以历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对照历史，可以发现前朝得国、治国、失国的经验和教训，为己所用。清朝皇帝有一个传统，在每天上朝之前，都要仔细阅读前朝的实录，这种阅读不是一时之事，而是要贯穿到整个生命历程中。前朝的历史不仅要读，而且要每天都读，从中吸取治国的有益经验。

　　清朝前期的康熙帝玄烨是造就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开基之主。在位期间，他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使大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王朝之一。在他死后，臣下给他上的庙号是圣祖。一般而言，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皇帝的庙号都是宗，但康熙帝却也成了祖。其原因就在于康熙帝名为守成，实同创业，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那么，康熙帝的这些治国经验和智慧来自哪里呢?首先就来自他对历史的学习和领悟。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智慧;而过人的智慧，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第18节：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而反观秦朝，其之所以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注意从历史中寻找治国智慧。贾谊说假使秦王能够学习前朝的历史，以及殷朝和周朝的事迹，学习其治国的经验和智慧，来管理自己的朝廷，那么后来即使有一些不成器的君主，也还不至于有灭亡的危险(《史记》)贾谊的话很有道理。但是，秦始皇父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没有吸收前朝治国的智慧，甚至对于秦国先祖安土息民的经验也弃而不用，反其道而行之。缺乏治国的智慧，又何谈领导一个王朝成功转型以至长治久安呢。

　　治国还需对现实状况的透彻把握。一些创业君主，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雄才大略，定天下的时候，也是满腹经纶，但就是缺乏对现实局势的准确把握，导致失败。错误的战略之所以出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吃透其时的现实条件，以主观臆断来代替客观现实。

　　蜀汉刘备集团，创业期间可谓成绩出众;占据四川后，力量也不弱，取天下的战略方针也非常明确，加之有蜀道天险，应该说具备进一步开拓疆域的实力和机遇。但是，刘备在进入四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没有看透当时的形势。在关羽失掉荆州后，急于为关羽报仇，收复荆州。从道理上说，这个伐吴决定也不能说错。只要再次占领荆州，就可以东出中原，与曹魏争雄。而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刘备集团如果出兵东吴，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窘境中。出击东吴的最大战果也不过是收回荆州，以当时蜀汉的力量不可能彻底击败东吴。但是，刘备自恃有雄兵七十万，坚持伐吴，最终身死白帝城。刘备的儿子刘禅，不仅没有治国的经验，对现实的判断更是错上加错。他听从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多次应允诸葛亮带兵伐魏。实际上，从当时来看，蜀汉的经济力量是三国中最弱小的，其时应将战略重点放在治理国家上，而不是继续穷兵黩武，东征西伐。

　　第三，治国要求对未来的明智判断。作为守成皇帝，不仅要考虑自己在位时王朝的安危，还需要奠定王朝未来发展的基础。对未来的明智判断，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吸取和对现实情况判断的基础上的。

　　汉初，刘邦分封了许多异姓王。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逼迫，使得刘邦转变了想法，认识到分封异姓王与维持刘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和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汉朝元气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斗争始于高祖五年，止于高祖十二年，前后共八年时间。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又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刘邦杀白马起誓:有再封异姓王的天下共讨之，史称刑白之盟。这个判断虽然比分封异姓王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把握住总趋向，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到文、景二帝终于认识到，要保证王朝的完全和稳定，同姓王也不能要。因此，从文帝开始，经过景帝，虽然没有把同姓王彻底消灭，但还是逐步削减了诸王的实力，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和财政。反观西晋时期的晋武帝，则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致使历史重演，最终酿就了八王之乱，西晋也成为短命王朝的一个代表。

　　三、用人不当是最大的失误

　　皇帝需要有一批谋臣为王朝谋划未来。而在众人之中，有忠有奸;在意见之中，有好有坏，需要领导者从中辨别，采纳正确的意见。尤其当意见不再是对与错泾渭分明，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正确意见中进行选择。选择的出发点是保证万世基业能够长青。

　　因为用人不当，奸臣当道而导致短命王朝的有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朝。秦二世胡亥当政期间，这个问题非常尖锐。首先，胡亥重用了宦官赵高。作为一个宦官，赵高利用帮助胡亥登上皇位的机会，获得了胡亥的信任，并大权在握。赵高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他首先向胡亥建议杀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又建议杀掉大将蒙恬和蒙毅。如果说这还是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话，那么赵高建议胡亥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则是在乱政了。二世二年，赵高对胡亥说:天子之所以常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胡亥居然听从了赵高的建议，深居宫中，不理朝政，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所有的大事都交给赵高来决定。在秦朝的统治还没有彻底巩固的时候，秦却暴疾而亡。

　　四、谋略:目标管理中的策略

　　由于某一件事情没有解决好而误了大事的例子史上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谋略相对于战略，毕竟层次要低。没有正确的战略指针和战略手段，即使谋略再高明，解决了一时一地的问题，也不能取得长期的成果。而战略正确，却缺乏解决具体问题的谋略，也不会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

　　在汉景帝时期，汉景帝认识到同姓诸王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因此听从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当时诸侯国，在自己的领地之内拥有军权、行政权、铸币权等权力，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可以超过中央政府的实力。当时吴国的吴王刘濞，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但是如何进行削藩呢?这就是一个谋略问题。削藩的同时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一个矛盾。景帝在没有全面考虑诸侯国和中央政府的势力对比，也没有在削藩之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就下旨削藩，而且也没有将藩国的全部土地都取消，只是先削去了楚王的东海郡和赵王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的六个县。这只能打草惊蛇，使得这些诸侯王对削藩有所警惕，而且给他们反击朝廷提供了准备时间。在吴王刘濞起兵造反之后，景帝又犯了一个错误，听从袁盎的意见，杀掉了主持削藩的晁错。这一招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是给诸侯国提供了起兵的口实，证明诸侯王们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是正确的。削藩前期，中央政府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还差点被诸侯王们推翻。之后，景帝吸取教训，重用周亚夫为平叛大将。周亚夫向景帝建议:楚兵彪悍轻捷，难与争锋，应该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地方，引诱并牵制吴国和楚国的军队，达到守梁而疲敌的目的，同时断绝吴国和楚国的粮道，只有这样才能取胜。景帝听从了周亚夫的策略，只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我们前面提到，五代时期武将拥兵自重，成为五代更迭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长治久安能否实现。五代后汉隐帝刘承佑，他也意识到武将们可能造反，但他的谋略是趁武将们带兵在外时，杀掉这些武将的全家，以威吓这些武将。此举可恨，尤为可笑。大将郭威听到自己被抄家之后，立即带兵返回京城，囚禁了隐帝，然后废汉而自立，建立了后周王朝。赵匡胤则是杯酒释兵权，用荣华富贵的生活换取了武将们手中的兵权，从而结束了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仍的历史怪圈。

　　第19节：广纳英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第三节

　　创业阶段，人才是创业集团走向成功的动力。没有人才的创业不过是一个童话。创业阶段，由于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人才在选择对象时有充分的余地;而创业者要想招揽到人才，就必须通过各种策略吸引、延揽人才。创业成功之后，要想坐稳天下，也得需要人才的辅佐。那么，在守成阶段是不是也和创业阶段一样，不拘一格降人才呢?

　　外部环境的变化，守成集团面对有大量人才，其时不再是如何吸引人才，而是如何从中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人才，对王朝的长治久安有用的人才。而选出的人才，由于缺乏集中展示自己才华的战时环境，所以能力的发挥和表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且，选出的人才一旦进入统治集团，成为官员，将会掌握较大的权力，带来较高的收益。这势必要求守成治国的君主能够识人、用人，并能够监控各级官员的行为，保证王朝的稳定。

　　现代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三个要素:招聘和选拔、绩效评估、劳资关系。在中国古代皇朝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要素。招聘和选拔即是对官员的选拔;绩效评估即是对官员的监察和课考;劳资关系可以等同于皇帝与官员的关系。在守成阶段，一个规范的人才制度会成为后世人才政策的框架，直接影响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守成君主的人才政策和人才制度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官员的监察和课考，与这一阶段的制度建设紧密联系，我们将在第四节进行分析。

　　一、广纳英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坐定天下的皇帝们对于人才的态度，那就是要将人才都纳入到体制中来，为我所用。但是与创业阶段不同，现在皇帝们不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坐天下的皇帝是人才唯一的买方，已经有资本、有条件对人才进行挑选，并将这种挑选纳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之内。皇朝成长阶段，对人才进行选拔和招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乡举里选，即通过推荐进行的人才选拔;二是九品中正制，这是荐举制的一个变种，实际上是依门第进行选拔;第三是科举制。

　　1、乡举里选:荐举拔人是捷径

　　我们曾谈到创业集团通过荐举选拔人才，只不过这种荐举没有制度化，也不规范。一旦进入治平阶段，就必须也必然启动制度建构，并在制度建构中行为。

　　乡举里选主要是在汉朝，特别是在高祖、文帝和景帝时期逐步发展，汉武帝基本定型，且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该制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不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遇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为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这叫做策问。策，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晓其他语言，能应变。政府下诏征求，只要自己有此才干，就可以报选。又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

　　后来又推行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作为地方长官，其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需为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无论如何，每年每郡都要举出一两个孝子廉吏。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个孝廉举上朝廷。汉代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

　　在汉朝初年，这种制度还没有定型，就已经成为西汉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荐举制，朝廷可以将绝大多数的人才纳入到体制中来。在现代组织管理中，重要岗位的选拔、重要人才的延揽，也多采取荐举的方式。这个方式的最大优点是，荐举人对被荐举的人才比较熟悉，能够全方位说明对象的各方面优点和缺点，及至选任后进入角色也比经考试录用的人员为快。也因为基本了解当事人，知道他哪方面能力强、哪方面能力不足，可以尽可能地做到能力与岗位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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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九品中正制:古时的门第、现时的裙带

　　及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与地方之间失却了有效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也就无从推行。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新生的曹魏集团，以陈群为尚书，掌管吏部，始创九品中正制。制度规定，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兼备的大僚，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主持这项工作的称九品中正。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行使黜陟。这样一来，官吏之任命与升降，有相对成型的标准。曹魏初年行此制时，吏治得到澄清。曹操集团能够夺取天下、守住基业，与这个制度也有一定关系。

　　但是，九品中正制的最大缺点在于做官要依靠个人的名望，要得到当朝大臣的肯定。而名望是个比较虚的东西，获得名望的最可依赖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出身于高门之家。一统天下的晋代，一直到南北朝，都继续采用九品中正制，这样日积月累，优点用之殆尽，缺点日益突出、扩大，毛病就恶化为致命伤了。首先是人人都想获大中正的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再则中正评语，连做官人和未做官人通体鉴评，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于本官之上司。于是做官的为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机制终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从组织演变和动态管理的角度来看，九品中正制实际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荐举制的一个变种。不再是乡举里选，而是一种普遍考评，相当于制设一张通用的人才普查表，从而锁定一个目标群体，然后根据评测结果相应安排人才的工作。此制度优点在于组织可以拥有一个庞大的人才信息库，缺点在于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仅依靠印象或关系来评价人才。如此的结果，清谈盛行，裙带众多，真才匿迹，实干空乏，致使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没有出现一个盛世，反而是政权并立，更换频迭。

　　3、科举制:延续至今的学识选人

　　科举制的本质就是不设前提、通过考试、公开招聘人才。科举制初创于隋，成熟于唐。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典故，就是采用科举制选拔人才的写照。从皇朝的发展史来看，科举制为皇朝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条件。透过科举制度，各路人才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学识进入到体制中来，为统治集团服务。这不仅为皇朝的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而且将大批体制外的人才纳入到了体制内。除此之外，科举所考察的科目都是有利于皇朝稳定的科目，通过科举，这些学问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奉行的圭臬，从而为皇朝的统治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文化建设部分分析。

　　科举制的人才选拔方式，首先在于其选拔程序。科举制的程序设计是认才不认人，不论出身，只要能够通过考试，基本可以顺利进入统治集团。其次，科举制的选拔标准主要是注重学问和学识。这比依靠门第和声望的选拔方式，更能考察人的能力。虽然学问大不一定能力高，但是毕竟有一个较为妥当的标准了。再次，科举制的覆盖范围广。荐举制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些没有多少熟人，地处偏远的人才，被荐举的机会大大少于那些住在名城大都、关系广泛的。在科举制下，生活在什么地方、与那些人交往，都不再成为人才进入体制内的障碍，至少不再是主要障碍。

　　当然，这种考试制度也存在有自己的弊端。首先，一次考试的局限性。通过一次考试，是不可能全面考察出人才的全面素质，况且一考定终身，实质上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本意。对于人才，有通才和专才之分，而科举考试是所有考生都面对同样的考题。这样，就会把一些真正需要的人才拒之门外。其次，考试的内容多是书面知识，现实能力较难甄别。

　　尽管有某些局限，对于那些希望将人才纳入到体制内的君主而言，科举制在当时还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另外，也不能完全抹杀荐举的作用。从皇朝成长阶段看人才选拔机制，可以得出的经验是:第一选拔行为要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二选拔方式要尽量的客观，第三另行辅之以其他如荐举等方式。

　　二、创业成果:分享还是独占

　　创业阶段，由于环境比较艰苦，形式比较紧迫，创业集团的领导层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创业成功之后，由于君臣之间绝对地位的变化，组织面临压力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这种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皇朝目标的实现。

　　历代皇朝的演变给定的逻辑是，第一代守成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不仅决定了皇朝今后的君臣关系趋向，而且还将影响到皇朝能否在创业之后直接进入稳定成长的阶段。君臣关系处理的好，臣下的积极性很好调动，氛围也较为和谐;而处理不好，则可能会使整个集团充满了恐惧和担忧，直接影响到皇朝的长治久安。在历史上，这一阶段的君臣关系类型，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类型:和平共处型、伴君伴虎型和臣强主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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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平共处型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关系类型:君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能够激发各方面积极性，维系了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

　　历史上的守成君主，在君臣关系上做得比较好的首推唐太宗。唐太宗在唐朝创业时期就是创业集团的主要领导核心。之后，他成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但是唐太宗并没有因此自高自大，而是正确处理了朝廷与战功显赫的大将们之间的关系。他没有通过残酷的手段将手握重兵的大将们除掉，大将们也由于唐太宗对待君臣关系的正确措施，没有拥兵自重，造成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李世民能够正确处理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关系。

　　贞观元年，他对大臣们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贞观政要》)。这段话说出了君臣关系的实质:虽然有贤明的皇帝，但如果所用非人，则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而如果只有贤明的大臣，而皇帝昏聩，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基于这个认识，李世民在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上，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选贤任能，不计亲仇;二是虚心纳谏，共商国是;三是知人善任，委任责成;四是视疾吊丧，亲如家人。这些特征概括了中国古代王朝贤明君主用人的所有优点。总的来看，这几个特点在贞观年间是贯彻始终的。

　　领导之于下属，仅依靠制度上的措施来使用和控制，只能是停留在做事层面，而辅之以感情来相处，则很容易形成团队，交至心灵。虽然工作上的归工作，感情上的归感情，但是下属对领导的遵从若只是一个制度上必须，不是发自内心的话，很难长久的和平共处。开国名将李勣暴疾，医生说必须用须灰治疗。李世民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下来，烧成灰来和药，为李勣治疗。李勣病好了之后到李世民面前谢恩，顿首流血。李世民回答他说:我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你个人啊，你谢什么呢?除了对臣下在生活上关心外，李世民还主张要以至诚待臣下。《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世民曾对臣下说:皇帝自己就很奸诈，又怎么去责备臣下奸诈呢?我以至诚治理天下，每当看到前朝的帝王们用奸诈的权术来对待他们的臣下，我对此感到非常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是团队精神的基础。君主以诚待臣下，臣下也必然以诚报答君主，君臣相待以诚，其力断金的。制度固然重要，是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当组织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逐渐迟钝，制度也必僵化。要想使组织长久处于一种向上的状态，主动权还是在于组织的领导。只要组织领导深谙领导之道，对下属生活上予以关心，成长上给与帮助，下属必定竭尽全力。

　　2、伴君伴虎型

　　君臣关系的第二种类型是伴君伴虎型。如此的君主关系，肇始于君主自恃对臣下的绝对权力，给臣下一种天威莫测的感觉，臣下们就如同伴随着一只随时会发威吃人的老虎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经常地处于一种恐惧之中。此景此情，臣下对君主不再是知无不言，反而时时刻刻揣摩君主意图，以君主的态度为态度，以君主的意见为意见。道理很简单:组织环境千般变化，万般复杂，很需要组织成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地解决问题。

　　朱元璋能在元末各路义军中脱颖而出，建立大明王朝，不说英明，也绝对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然而，建国之后，朱元璋却大肆杀戮功臣，将大臣的权力尽量收到自己手中。他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自己身兼二任:帝国元首和帝国总理，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并下旨: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不仅废除了丞相，而且实行一种恐怖统治。为了控制官员的一言一行，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由宦官直接领导。这个机构可以在法司之外独立行动，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发现有犯错误的官员，可以立即逮捕，不用通过法司机构。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大臣们对于国事，特别是帝国的决策事宜，就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了。作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朱元璋的这些做法，直接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君臣关系。成祖朱棣直接继承了乃父在君臣关系上的措施，对官员非常残酷。明朝大儒方孝孺是建文皇帝的人，朱棣打下南京后，逼迫方孝孺投降。方孝孺不降，结果朱棣下令夷其十祖，方孝孺本人凌迟处死。就连朱棣的妹妹宁国公主夫妇也被朱棣迫害。朱棣还嫌一个锦衣卫不够用，又设立了东厂监督官员的日常生活。之后连开创有明一代仁宣之治的仁宗和宣宗在内，全数利用锦衣卫和东厂对官员严加监控。

　　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天下之事无论大小全部取决于皇帝一人。朱元璋每天日理万机，政务繁重。这对朱元璋本人来说，还能勉力承受。毕竟他出身穷苦，受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明成祖朱棣在年轻时也是跟随朱元璋创业打天下的马上皇帝，精力充沛，处理如此繁重的政务也不在话下。但他们的子孙呢?从小生长在深宫，身体本来就弱，又不信任大臣为他做事，大臣也由于这种恐怖的君臣关系，不敢为朝廷纳谏献策。如是在明朝就出现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大臣二十多年见不到皇帝的怪事。一方面是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皇帝对大臣的严密监控和恐怖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臣们只有慑于皇帝的权势和对皇帝的恐惧而已。明朝末年，李自成杀进北京皇宫，崇祯皇帝撞击景阳钟召集大臣救驾，竟然无一人前来，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恶果。

　　3、臣强主弱型

　　君臣关系的第三种类型是臣强主弱型。这种类型是最不好的。臣强主弱，很容易出现客大欺店、奴大欺主的局面。这种类型的君主关系很少能造就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要么是开国初期发生内战，要么是很快被握有实权的大臣篡位。这种情况与第二种类型伴君如伴虎型，正好是两个极端，都阻碍着组织的发展壮大。第三种类型后果最严重:部下可以完全将组织占为己有。这在历史上，臣下推翻原来统治而自立的不断发生。

　　三国时期，魏国在三国中实力最强。但是，魏国的二世、三世皇帝们却处理君臣关系失当，大权被司马懿把持。魏明帝曹睿去世之前，兵权已很大程度上被司马懿控制。明帝以后事嘱托司马懿，叫自己的儿子曹芳抱着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顿首流涕。很显然，曹芳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即位后仍然不对司马懿采取措施，还犯了大忌，把大权交到了司马懿的政敌曹爽手中。司马懿消灭曹爽之后，大权独揽，并在死后将兵权交给了儿子司马昭。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就是要灭魏自立。曹髦虽然认识到了这种臣强主弱的危险性，但是为时已晚，司马家族的势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曹髦曾经打算带领人马去杀司马昭，但是兵权都在司马氏手中，曹髦只好带领几百个童仆去刺杀司马昭，结果可想而知，曹魏政权终被司马炎篡夺。

　　皇朝成长阶段的人才政策，应该与这个阶段的外部环境和总体战略目标相吻合，也就是要使人才能够为已经建立的王朝服务，以担负基业长青的使命。在现代组织中，组织领导核心也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第一，与创业时期的部下如何对待建业的成果?是共享还是独吞，这直接影响到集团的内部环境和战斗士气。第二，如何选拔人才，尽可能地把天下人才纳入体制内，为我所用，至少也起到减少对立隐患的作用。第三，建立规范化的人才选拔机制、使用机制和监督机制，并辅之以精神力量的感召。第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雇佣关系或说劳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看，和平共处型是最长久的一种类型。

　　第四节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

　　制度对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创业成功之后，创业集团随之演变为守成的统治集团，战略演变为开万世之基业，拟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这个基础，在其物化形态上，就是制度。制度作为一个王朝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载体，框定了王朝未来的发展趋向。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组织创建之初的制度建构可能并不都适合新的环境和历史发展规律，但是，之后的改革还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探讨守成时期制度的利弊得失，对于现代组织的制度建构与管理发展，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制度实际上是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的规则;它提供一个框架，设定一套规则，约束成员行为。就一个刚刚创业成功的王朝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规范三种权力关系:首先是君权与相权;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第三是考核与监察。

　　第一种权力关系，即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就是所谓的董事会、股东与总经理、经理层的关系，是东家与掌柜的关系。如何建构一种既融洽又规范的君臣关系，是重中之重。第二种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就是所谓的总公司与区域分公司之间的关系。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分公司的框架，直接决定了总公司能否维持稳定和统一。地方势力太大，会产生分公司对总公司的离心力，严重的则会导致总公司的瓦解。在历史上，由于地方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王朝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如果分公司的权力过小，则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因为分公司是总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分公司的衰弱，必然导致总公司的萎缩。由于地方势力过小，事事听命于中央而导致王朝衰弱的例子也有许多。第三种权力关系，则是组织与员工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组织如何引进、使用、监督员工的人才管理问题，又是组织依靠制度建设推动集团稳定成长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知道，随着组织结构的复杂化程度不断加深，员工的行为越不容易被引导、监督。在工厂和车间内，工作可以通过产量来衡量，但是在现代商务活动中，则很难被观察和量化。

　　第22节：君权与相权：董事长与总经理

　　一、君权与相权:董事长与总经理

　　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皇帝一个人是没有精力来统管天下的所有事情，这需要官僚系统来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宰相则是官僚系统的代表。宰相总领百官，具体处理王朝的日常政务。但是，宰相不是天下之主，只是皇帝雇佣来替自己管理天下的总经理。宰相权力与皇帝权力的关系，就是相权与君权的关系，也就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统治集团内最重要的权力关系就是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在中国皇朝发展史上，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制度架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皇帝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持皇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乃是实现皇朝总体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当然，能否实现目标，还受制于其他许多因素。

　　宰相，或称丞相，这个职位形成于秦始皇时代。李斯是秦朝的第一任宰相。汉承秦制，依旧在中央政府设置宰相职位，总领朝纲。汉初宰相的权力非常大，对皇帝可以直言不讳，甚至可以自作主张，处理大政。这与当时丞相大多由功臣勋旧担任，君权与相权关系尚未定型有关。这种状况也符合我们所分析的，在创业刚刚结束的时候，在创业期间掌握大权的大臣宿将大多数还掌握着较大的权力。曹参做丞相时，整天无所事事。惠帝刘盈对此表示不满。曹参竟然回答:皇帝陛下垂拱而治，我们这些人则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这等于向东家叫板，宣布公司的事务东家不能干预，这是掌柜的权力。当然，萧规曹随所蕴含的深意是另一回事了。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文帝的佞臣邓通站在文帝的身边，态度十分傲慢。申屠嘉对此十分不满，对文帝说:陛下宠爱邓通，可以使他富贵，但是朝廷的礼仪却不能不严肃。文帝没有当回事，就说，我回头告诉他就是了。在散朝之后，申屠嘉传邓通到丞相府，并警告说如果不来就把他杀掉。最后是文帝亲自求情才赦免了邓通。

　　第23节：君权与相权：董事长与总经理

　　这说明在汉朝初期，丞相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其好处是丞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高效率的处理政务;在遇到王朝危机时，可以挺身而出，保护王朝的安危。在汉朝初年，吕后临朝称制，掌握了汉朝的大权，并打算废掉刘氏集团，建立吕氏集团的统治。其时，正是丞相陈平联合周勃消灭了诸吕，重新确立刘氏江山。当然，这种相权较大的制度安排也有弊端。若适逢有野心的丞相，可能取而代之。

　　汉朝守成阶段，设定宰相就是一个人，实行领袖制宰相。左宰相和御史大夫只相当于副宰相。而到了唐初贞观年间，宰相的权力被分割到了三个部门: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三个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三省长官在决定重大事宜时，要召开政事堂会议，能参加政事堂会议，并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官员都可视作宰相。这种制度下，宰相的权力还是很大的，能够独立决定许多大事。皇帝的诏书和敕令都必须经过政事堂会议，并有中书门下之印发布全国，才有效力。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被各级机关所承认。这种制度对皇权是一种比较大的约束。所以在武则天时期，曾有这样的说法: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

　　上面的单一宰相制和集体宰相制，实际都是相权比较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皇帝的权力受到了约束。但总的趋势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相权已被大大削弱，而且连名义上的宰相职位都被取消了。明太祖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取消了宰相的职务，而由皇帝自己处理全国政务。此时的朱元璋可谓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朱元璋不得不另想办法，这就是在皇帝办公的地方设立内阁，安排内阁学士值班，以备皇帝随时顾问。此时的内阁学士，不论官品(四品、五品的小官)，还是实际权力(只备皇帝顾问，没有任何决策权)都比较小。但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没有他那样充沛的精力，所以逐渐提升了内阁的权力，内阁有了票拟之权，即代替皇帝处理政务，但需要经过皇帝批准之后，才能有效。到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和地位逐渐上升，内阁首席大学士被称为首辅，这个首辅，不是名副其实的汉唐宰相，只是类似。汉、唐宰相对政务是有决策权的，明朝的内阁和内阁首辅则没有，即使做出了决策，也是代替皇帝决策，最终的权力在皇帝;内阁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首辅是皇帝的秘书长。到了清朝，沿袭明制，不设宰相;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康熙朝，又设立南书房，以备皇帝顾问和代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和乾隆年间，设立军机处，逐渐代替了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清朝的宰相。

　　从历史上来看，君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是皇朝中央政府权力关系的核心。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可为皇朝由守成阶段顺利转入盛世阶段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该皇朝的基业长青。因为，这对关系，从根上说是一个组织架构的核心，对应的决策和执行功能也是管理过程的最要。从逻辑上讲，皇权必须由一定的相权来辅佐，这不仅可以使皇帝潜在后台，省却具体事物的缠身，而且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还能腾出力气来保证对执行的监督。拿到当代来讲，其中原因和利害关系，已是十分明了，不再赘述。

　　二、中央与地方:总公司与分公司

　　现代经济中，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分公司是总公司的一部分，作为总公司的派出机构，参与市场活动。分公司在组织结构、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方面都与总公司有相对应的机构。在这种制度下，分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总公司的战略安排。在历史上，这种模式可以视作郡县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无论在法制上，还是在军事、财政上，都受制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对中央政府负责。第二种类型，分公司是独立的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人事管理、财务权力，总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通过分公司的股权结构来进行;总公司是分公司的母公司，但是总公司不插手分公司的具体运营和管理事务。在历史上，这种模式可以视作封建制。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通过分封控制地方。各个封国在自己国内拥有军事、财政和人事管理的权力。封国对中央政府的义务在于封国要宣誓对皇帝效忠，向皇帝纳贡，在战争中，派军队支持皇帝。

　　先说封建制。封建制真正流行于周朝。周朝裂土封疆，在中央政府之外，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名义上是周王的领地，由周王分封给贵族和功臣，实际上，周王对诸侯国没有行政管辖权。各个诸侯国定期向周王缴纳贡赋，在周王出征时，派兵勤王，帮助周王打仗。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取消了封建制，在原来诸侯国的领地上，建立了直属中央的郡县制。刘邦集团创业成功，建立汉朝，面临集团内部的组织构架问题，刘邦集团的领导层认为秦乃亡于舍封建行郡县。便分封了一批异姓王，这些异姓王实际上就是诸侯国，以期避免秦亡之祸。诸侯国同周朝时期一样，在民政、财政和军事上都独立于中央。后来刘邦看到异姓王将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因此，刘邦铲除了各个异姓王，并于诸将杀白马起誓，约定非刘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是，刘邦却又大封同姓王，企图以同姓王的诸侯国来屏藩中央，保证刘氏王朝的统治。这些同姓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独立于中央的权力。事实上，同姓王也一样不能保证王朝的稳定和统一。刘邦在去世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分封吴王刘濞时，刘邦拍着刘濞的后背说:五十年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果真被刘邦说中了，景帝时，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刘濞。从历史上看，汉以后，凡是实行封建制的朝代，都不稳定，且深受其害。西晋初年，晋武帝大封同姓司马氏为王，其本意是让这些同姓王保卫中央政府，但是，迎来的却是八王之乱。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分封诸王的封建制，逐渐被郡县制所代替。

　　第24节：君权与相权：董事长与总经理

　　唐朝的柳宗元曾专门写过《封建论》，来论述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他指出，封建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秦朝实行郡县制而在短期内灭亡，不在于实行了郡县制，而在于秦朝的暴政，在秦朝末年的战乱中，有叛国而无叛郡。

　　在秦汉之后，虽然郡县制成为各个朝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封建制并没有彻底消失。前面所说的西晋大封诸王，就是一个例子。封建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到清朝，虽然封建制已经不是主流。在唐、宋、元、明、清诸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的事例一直存在，但这种分封却没有把王的领地的行政管辖权划给诸王;诸王只是衣食租税，对于自己的封地，没有实际的管辖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分封自己的子侄三十多人为王。这些王都有兵权。因而也出现了燕王朱棣的起兵造反，夺取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而朱棣称帝后，赶紧削减了诸王的权力。诸王一旦被封为王爷，按照明朝的规定，必须立即到封国去。但在自己的领地上，这些王爷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权力，而且还受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到了清朝，除了八旗旗主被封为王爷外，每一任皇帝都封自己的一些儿子和兄弟为王，但这些王只是亲王，不仅没有自己的领地，而且还得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活动，严格受制于皇帝。

　　但是，郡县制也有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地方政府严格受制于中央，没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力，一旦遇事，需要层层上报到中央，然后等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命令，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自由处置权。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上报至中央，再等待中央的指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造成了地方事务的拖沓和无效率，严重损害了政府行政的效率。在宋朝，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军权，又通过分割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势力。地方政府在路这一级被分为四个衙门: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提举常平司，即所谓的帅、漕、宪、仓四司。各路内的使司任职有交叉又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这种做法，虽成功建设监察网络，防范了地方长官专权，却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滞后、迟缓的弊病。有宋一代，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致使经济繁荣，但军事上羸弱，倍受其他政权的压制，不能不说与这种地方势力衰微的特征有紧密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各有利弊。郡县制将地方政府当作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有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政令和法律，提高总体行政效率;其弊端则在于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具体事务上的自由处置权，增加了信息交通的成本。封建制将地方当作中央的藩国，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个诸侯国的藩王可以根据地方特点，自主、充分地发挥地方优势，提高效率;而其弊端则是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形成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势力。

　　在现实中，到底哪一种模式更好，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就现代企业集团而言，则须按照行业特点和面临的市场形式具体进行选择。

　　三、考核与监察:监事会与管理层

　　守成坐天下的君主要想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开万世之基业，必须建立一套控制和激励人才的制度，也就是历史上的课考、监察制度。创业阶段，对于人才业绩的考察和监督，是较为直接的，这与当时面临的环境和设定的战略目标有关。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战败对手。对于人才而言，能否在战场上战胜对手，能否给集团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和谋略，一目了然，较好评断。因此，在创业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考察和监督制度，是很自然的。但是守成阶段，统治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变成稳定和长治久安，就需要衍生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业绩考察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组织的激励作用。这种考察和监督制度，一是对任用官员的业绩考察，即课考制度;二是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即监察制度。

　　课考制度，关键是如何有效衡量官员的业绩。对官员勤务和功绩的例行考察，也是皇朝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在秦汉时期，地方官在每年年底，都派出所谓的计吏携带计簿前赴中央政府上计，向总部报告生产、税收、财务、户口、刑狱等情况，并接受考课。这种考课制度是最高统治集团了解官员勤务和业绩的主要手段。因此，皇帝常常亲自受计，丞相负责考课内容，御史大夫则负责按察虚实。考课时需要对官员按照业绩进行排序，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此后的各个朝代，基本承继有这种考课制度。

　　现代企业集团在占领了一部分市场之后，也需要派出经理人员来具体管理和负责各个市场的运营。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总公司通过考察这些分公司的业绩，并按照业绩来对分公司经理进行奖惩。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总公司控制分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人才使用做出的制度安排。这种课考制度越是严格和客观，公司的运作就越良好，越有效率。从历史的经验看，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的王朝，在经常性课考制度方面就坚持的比较好，而那些短命王朝，课考制度就比较松弛。

　　守成阶段有作为的皇帝，是比较看重课考制度的。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对课考较为严格:一如他对空印案的严厉处置上。按照规定，每年各地方的布政使、府、州、县等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筹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由各府将本府情况报到布政使司衙门，布政使司衙门再报到户部，这样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审核数目是否完全相符;如果数目不符，则需要驳回重新填造。各地的布政使司有的离京城比较远，重新填造不方便，因此为了避免麻烦，上计的官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书，遇有被驳回，就随时填报。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弊政，立即下令严办。

　　通过课考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的业绩，从而间接监察官员的努力程度。在古代中国的皇朝史上，课考、监察体系一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前面讨论的课考是户部的责任，而监察机关主要是御史系统和都察院。

　　监察制度比较严密的首推明朝，而明朝监察制度的完善，主要还是朱元璋的作为。朱元璋在创业阶段，东征西杀，统一了全国;在守成阶段，高瞻远瞩，他的一些制度设计，基本都着眼于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监察制度方面，从明初开始，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明确体现了分权和制衡的精神。在中央，六科和都察院共同行使纠举百官的职责;在地方，中央派出的巡抚、巡按，以及地方按察司共同承担对外省各级官员的监察，纵横交错，多管齐下，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组成一张严密的监察网。课考和监察制度，是在正反两面着眼，对于一个希望稳定发展、基业长青、大有作为的组织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成长阶段，重在建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又是王朝初建阶段的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王朝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守成之主对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态度、理念，以及作为，在这个王朝发展的全部阶段打上深深的烙印。是短命而亡，还是长期生存;是积贫积弱，还是迅速鼎盛;是乌烟瘴气，还是清平向上;是僵化不变，还是与时俱进，都在其中。近视的眼光、静态的观点，也许会取得一些成效并勉强支撑下来，却带不来任何长期的优势，更不用说基业长青。长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来自于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进一步讲，只有这样，组织才能有效，也才具备战略转轨和根据环境提早采用最新战略的素质和能力，才会逐渐使之完善、定型，从而跃居巅峰。刘邦为着屏藩中央，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后来的七国之乱;晋武帝司马炎不见前车之鉴，分封诸王，导致后来的八王之乱;北宋重文轻武、削弱地方势力，造成北宋王朝的疲敝与软弱;朱元璋废除宰相，导致了明朝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得之于皇朝的守成阶段成长时期，很值得现代管理者们注意，毕竟组织不是一个由只需加油的机器、自顾而立的场所和僵硬不变的体制堆砌起来的无生命物体，而是类似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不加以剖析结构、无所谓解构功能，将无法逃避衰亡期的迅速到来，甚至与鼎盛时期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