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的相关调查结论中认为,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维护能力差、社会保障现状不佳、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同时,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入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仅为69%,学籍管理制度成为影响大龄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

　　有专家认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流动人口困境这一“城市病”,将可能诱发诸多城市“并发症”。流动人口在医疗、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困难正酝酿着各种社会问题,尽管社会各界已经非常关注流动人口的福祉,但距离解决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居住在北京市的胡必胜说,他现在只要一出门,“‘恼火’二字就挂在嘴边,没有不挤的时候”。人多车多,到处拥挤。他所在的这个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而像他这样的所谓流动人口也已经突破1000万。过去的10年间,这个数字在以每年近40万的增量往上跳动。

　　今年6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报告》,报告披露: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约为27.3岁。

　　据悉,近日北京市委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调控人口”成为两个中心议题之一。

　　但是,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流动人口问题,仅仅是“调控”似乎难以解决当务之急。有学者指出,由于分布、结构、素质复杂,流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对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已提出严峻挑战,已经成为“城市病”中不可忽视的症结。

　　上学太难健康差

　　流动儿童群体状况堪忧

　　胡必胜刚刚30岁出头,安徽阜阳人。他与妻子来北京打工10年,举凡北京城里城外的地方,都能讲出个大致乘车路线。

　　做装修工的胡必胜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不论在工地干到多晚,他都要换乘几趟公交车,返回在北京郊区的租住地,他与妻子约定,晚饭一定要一起吃,每次都是她等他。

　　“孩子送回老家上学去了,在这边没人照顾。”胡必胜说,在北京上学手续麻烦,又不方便,干脆让儿子回老家,“让爷爷、奶奶管”。

　　“把孩子送回老家,你俩舍得吗?”

　　“没办法啊,我老婆最舍不得。”胡必胜很无奈地摊开双手。

　　胡必胜的经历并非个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4年前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北京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中,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者比例很高。

　　浙江省青田县的小陈夫妇也在北京谋生,他们与胡必胜夫妇想法不同的是,小陈放弃在家乡当公务员的机会,在北京相继开了3家美发店,目的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在北京接受良好教育。现在,小陈的女儿在东城区一所中学借读,每天放学后还要去夜校读德语。

　　“这么‘折腾’孩子,为的是让她尽早过语言关,以便赴比利时考取美发师资格。”小陈说,他们夫妻俩将自己的人生规划与儿女的未来捆绑在一起,借北京为“跳板”,一赌未来。

　　不过,更多来北京的打工家庭,即使孩子在身边,也并没有像小陈夫妻那样的人生远景规划和打算。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完成的一项调研显示:北京现有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大多数学生,由于没有北京市教委承认的学籍,不能享受公交、医疗、保险等优惠政策,他们将遭遇一系列亟须解决的生活难题。

　　今年6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入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仅为69%,学籍管理制度成为影响大龄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据悉,此项调查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太原和成都5城市进行。

　　此外,流动儿童的基本身体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江苏省常州市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曾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当地外来儿童约有10万人,这些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条件与户籍儿童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其身高、体重均低于户籍儿童,贫血发生率也高于户籍儿童。

　　据进一步调查,当地有关部门发现,外来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卫生条件差,栖身的临时工棚有不少是违章建筑,潮湿、拥挤,易患病；年幼子女营养物摄取不足,因营养不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流动人口流动无规律、居无定所也给卫生保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维权不易治病难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仍存不足

　　“吃这个就不错啦。”

　　河南省商丘人张金贵蹲在北京鼓楼北大街的马路旁嚼着烙饼,吸溜着搪瓷盆里的白菜汤。身为这伙农民工的头儿,他用手一指身旁蹲着的一溜儿十几个跟他一样大嚼大咽的农民工说:“他们都是跟俺从老家一块儿来的。”

　　张金贵带队干的是改电缆线路入地的活计,为了抢工期,白天晚上都得干活。问一天要干多少时间,回答是“没点儿”,尽量多干,因为“早完早拿钱”。

　　张金贵四十来岁,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干的都是卖气力的活儿。他“自诩”身板不比年轻人差多少,但又说“啥时候生病干不动了,啥时候回家”。

　　张金贵说他最怕的是“带出来的乡亲有谁受伤”。

　　“前不久,有个老乡就从工地的高空吊篮里摔出来跌死了。”张金贵告诉记者,每次出工前他叮嘱最多的就是“再伤胳膊、伤腿也比不了丢命”。

　　张金贵的顾虑并不是空穴来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的相关调查结论中,对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保护状况这样总结道:

　　劳动权益维护能力差,对劳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低,约三成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时；

　　社会保障现状不佳,仍有39%的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只有23.4%的流动人口参加了工伤保险；

　　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异地报销困难。患病后去流入地县以上医院就医者不到70%,近一成选择回老家治疗。仅有26.8%已参加医保流动人口表示可部分报销医疗费,超过六成仍需全部自己支付。

　　关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来自浙江省慈溪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拿出了一组数据佐证:“慈溪市外来人口在十几年里由几千人猛增到60多万人,使本来已经不足的卫生保健经费更加紧缺,卫生保健人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据他介绍,目前,疾病控制和医疗保健的服务对象、机构配备、人员设置、经费安排等都是以本市户籍人口为依据进行规划安排的,尤其以社会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工作并未因新增加的几十万外来人口而增加相应的机构、人员和经费。

　　这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由于部分外来人口集中地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机构人员少、管理薄弱,造成无证私人诊所、游医、个体接生婆猖獗,这些人大多无医师执业资格,有些人甚至根本不会治病,只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乱诊治,导致事故频发。　

　　“症状”多样消除难

　　破解流动人口之困尚待时日

　　有专家认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流动人口困境这一“城市病”,将可能诱发诸多城市“并发症”。

　　今年以来,北京郊区县实行的“封村”管理模式,曾一度被媒体诟病为“挤”外地人出京。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研究人士称,在“十二五”期间,“封村”将推广至全市,他强调,这些行政手段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但会不断完善。

　　率先“封村”的大兴区老三余村常住人口660人,而流动人口数量达到6000人左右。所谓封闭式管理模式,即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此后,大兴区有92个村庄依此推行封闭式管理模式。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如此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倒挂的村庄警情高发、环境和治安秩序差、不安全隐患多。

　　有学者就流动人口进行深入调研后指出,流动人口在医疗、子女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困难正酝酿着各种社会问题,尽管社会各界已经非常关注流动人口的福祉,但距离解决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0年8月,北京市新区合并后的东城区新区长上任伊始,即推出《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社会管理创新实施方案》,这两份文件规定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在子女教育等5个方面同管理、同服务,被视为“基本相当于流动人口在京可以享受到市民待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这应该是北京第一个正式对流动人口采取这一管理模式的区县”。

　　2010年10月,距离北京仅有700公里之遥的河南省郑州市被国家确定为首批49个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试点城市之一。

　　12月16日,郑州市出台《郑州市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表示,“将通过加强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政策与户籍管理、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政策制度的衔接和协调,完善均等化服务的相关政策,使流动人口在郑州获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上则提出了如下建议:“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提高其就业率；加强劳动权益保护,改善就业环境,出台并落实可携带转移的社会保险办法,强化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教育均等化,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益,同时均衡城市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合理引导流动人口到中小城市安家落户,促进城市化进程。”本报记者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