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重返夹边沟：“右派”劳改营50年 之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21:14:56
重返夹边沟：“右派”劳改营50年
2010年12月03日10:06南都周刊我要评论(13) 字号：T|T[导读]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是集体创伤，亦是古拉格式极端处境的中国叙述。
周惠南和老伴安度晚年。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我没有反党，我冤枉嘛。周惠南听说有人这样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来了，但回来后并无进一步惩罚，周惠南解释原因—因为“奔向党的怀抱，你没有抛弃党”。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