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妙绝千古

周笃文

　　今天重温这部“名士底教科书”仍大有裨益。因为它对于消解物欲膨胀、改善道德观念淡漠的世风，进而陶冶性灵、培植良善崇高的品格都有重要的作用。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下简称《世说》）是六朝志人小说的极品。胡应麟赞曰“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谈，真致不穷。”鲁迅则目之为“名士底教科书。”它不惟妙于文采，亦富于史料。唐太宗撰王羲之、徽之、献之诸传，所引轶事，几乎无一字增减。此书唐时传至日本，大受称赞。江户诗僧大沼枕山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世说》倾倒众生的魅力可见一斑。

　　《世说》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它记录了一大批超脱尘俗、特立独行的风流名士。如谢安幼时随兄谢奕之任剡县。有老翁犯法，奕罚以饮酒，醉而不休，安年七岁，心有不忍，曰：“阿哥，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赦之。后为宰相，一些逃亡士兵仆役，藏于水泽，时出为非。有人主张搜捕法办。安不以为然，说：“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其良善、宽容天性如此。淝水战酣，身为总指挥的他正在山庄下棋。接到战报，“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其镇定从容乃能如此。淝水一战而胜，奠下江左数百年和平，功不在赤壁之下，持较孔明相业，犹有过之。

　　《世说》中的帝王描写亦很出色，如晋明帝。初即帝位，就赶上王敦兴兵谋逆。帝亲往敌营侦察。乃着戎服，骑巴賨马，赍一金马鞭，阴察军形势。有一客姥，居店卖食。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用相觇察，恐形迹危露……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不可及。这真是大智大勇，可圈可点。这里提到鲜卑奴，是因为明帝母荀氏是鲜卑人，故其须发色黄。同例还有阮咸——阮籍之侄，竹林七贤之一。他在为母服丧时与姑母之鲜卑侍女有染。及姑母临去带走鲜卑女。咸乃借客驴穿孝服猛追，说：“人种不可失”，后来生下阮孚。姑母乃据《鲁灵光殿赋》“胡人遥集于上楹”语，给这个有鲜卑血统的小儿阮孚，取号“遥集”。三代风流，留下了一段民族融合的佳话。

　　权臣霸主在《世说》中也有精彩亮相：如大将军王敦每于酒后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如意击唾壶，壶口尽缺。一派文采风流的模样。然其出席石崇酒宴，故意不饮美人敬酒，以致石崇连斩三人，而其颜色如故，尚不肯饮。王导批评他，他说：“自杀伊家人，何豫卿事。”其狠酷之心，乃如此不情。枭雄本色，暴露无遗。另一霸主桓温就与之不同了。他虽也说过：“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复遗臭万年耶”的狠话。但行事温和，不以威刑肃物。令史犯事受杖，乃“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毫发无损。晚年过金城，见前时种柳皆已十围，乃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一往情深如此。据说毛公去世前犹令人诵此诗句。这大概是英雄暮年，襟抱有所相通吧。

　　《世说》中文士名媛涉笔最多，更是风流济楚，令人爱不能置。王羲之淡泊名利，坦腹东床已是人尽皆知。其子徽之“居山阴，夜大雪……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原来他重视的是过程本身而不是目的。这种态度，不正是晋人唯美主义价值观的写照吗？大画家顾恺之为裴楷造像。“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这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做法，能于无中生有，以丑彰美而凸显其强势性格，可谓美的最高境界。又王浑大将军与妻钟琰共坐，其子王济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参军乃其小叔王伦。这样出格的玩笑，竟出自贤媛才女之口，而且还被载入正史，广为流传。其精神自由开放，连今人都难以想象。

　　《世说》语言简洁而余味无穷。如写曹丕送王粲葬，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一驴鸣。仅20个字就将魏晋人通脱情态，形容都尽。王子猷作桓温参军，不理政务。桓提醒说：“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板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竟把桓大将军晾在一边。其傲视权贵，耽情山水之风致，便跃然纸上了。

　　《世说新语》不仅是经典性笔记小说，还是极具思想深度与玄远哲理的文化宝典。这些名士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个人的自由。钱穆以为“魏晋清谈是个人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个人意志的尊重，才出现了异端蜂起，奇才辈出的局面。这是一个文人思想最自由，个性最解放的时代。文学艺术乃得以大放异彩。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刘勰的文论以及向秀、郭象、支遁的新道家玄学等。今天重温这部“名士底教科书”仍大有裨益。因为它对于消解物欲膨胀、改善道德观念淡漠的世风，进而陶冶性灵、培植良善崇高的品格都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