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7-8月

人民币国际化：新的改革开放推进器*?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导读]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如何变危为机？怎样解决中国经济的内外两种不平衡？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坚持“新内涵和新策略”的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了现阶段的中国需要多级推进器。作者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及国际层面的分析入手，认为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是自然和必然选择，也是获取利益、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关键。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担当起新的改革开放推进器？请看作者的 “三步走” 的战略建议。

    一、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变危为机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危机开始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一次“洗牌”。有些国家变得更强；有些金融机构变得更强。只有经过这样的危机，才能看到哪些国家、哪些机构能够经受住考验，哪些只是“裸泳者”。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抓住机会积极推进改革，尤其是那些平时难以推动的改革，变危为机，则可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难免最终成为“裸泳者”。危机中的机遇在于审时度势，寻找新机会。只有坚持改革，才能变危为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以美国为一极，其他一组国家为另一极的商品和资金流入流出，构成了一幅相对稳定的平衡图景。美国在经常账户上有巨大逆差，但在资本项目上却有几乎相同规模的顺差，从而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总体状况接近平衡。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正在积极转型，其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收缩，但第二产业在快速发展。同时，全球经济正在向多极化迈进。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占全球GDP的百分比）将可能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这将对中国过去30年的开放和发展模式带来新挑战。

    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不平衡的特征明显。过去粗放式的、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导致外部不平衡，明显不能适应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新格局；而以消费不足为特征的内部不平衡更具有基础性、恒久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更为严重。内外两种不平衡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甚至相互推波助澜，相互不断强化，形成一个愈演愈烈的格局（郭树清，2007）。

    多极世界的显现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2008年年中以来，全球石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这一巨大的环境变化为中国经济实现结构转型和增长软着陆带来了新机会（黄海洲，2008）。为了抓住并积极利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中的新机遇，中国需要全新的改革开放战略、新的政策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果断的执行力，以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换代，并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提高全民福利水平。改革开放需要有新内涵和新策略，需要新的推进器（黄海洲，2009）。

    二、改革开放需要多极推进器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中国政府和人民适时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顺应时势，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

    改革开放需要合适的推进器。改革开放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如果把这项系统工程比作发射卫星——把中国推到经济繁荣、民族复兴的轨道，则其过程需要像火箭一样的多极推进器（黄海洲，2006）。30年前的包产到户，20年前的招商引资，10年前的加入WTO都是这类起关键作用的推进器。这些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调动积极性，发展生产，解决就业，并让大多数人真心实意地支持改革。从执行策略角度而言，这些政策是重要的承诺手段（commitment device），政策效果至少可延续一二十年，一旦推行，不便后撤。

    1978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形势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之一是生产问题，表现为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工作积极性的制度性缺失。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审时度势，以大无畏的勇气，及时启动改革和开放，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积弊已久的“大锅饭”制度，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开拓了工业品市场，刺激了衣、食、住、行的供给。民营经济初步兴起，民间投资活跃，全国经济走向了繁荣。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经济造成空前冲击。除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保增长之外，中国政府及时启动了住房改革，将住房推向了市场，释放了巨大的住房需求。住房改革对拉动需求的作用超过了财政刺激。同时，中国借加入WTO之际，积极推动金融和国有企业改革，改进公司治理，创造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的上市条件。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和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成为中国经济过去10年高速增长的保证。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实际影响力在1998年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为世界瞩目，尽管当时不少人并未认清这一重要里程碑。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三、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成为新的推进器

    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包括短期的增长速度下滑、出口疲软、需求不足，以及一系列长期性、结构性问题。改革30年之后，主要矛盾之一已从生产不足问题变成了消费不足问题。为了增加需求、保增长，政府及时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最近数月，新增贷款呈爆发性增长，2009年1季度达到近5万亿元。市场预期这些刺激措施，通过过去十几年改革得益的金融和企业传导，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反弹。但如果不及时配套相应的进一步改革措施，真正下大力气解决一系列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则保增长或许只是暂时的效果，信贷换增长难以持续，甚至会变成一场以优良资产换不良资产的空欢喜。这也是斯蒂格利茨所担心的“用现金换垃圾”（cash for trash）。长期而言，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外部经济环境将与过去20年大为不同，难以继续寄希望于过去粗放式的、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

    分析过去成功的改革开放推进器，或许可能帮助我们寻找未来的合适推进器。推进器从以国内为着眼点（包产到户）到越来越以国际为着眼点（从招商引资到加入WTO）。从内部改革到引进来，再到进一步开放，逻辑清晰。下一步自然是进一步走出去，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包括出口、进口、海外并购、建立全球性金融中心、全面提升国际地位等，当然这也面临新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是获取利益、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关键，因此是实施这一步的自然和必然选择。

    在微观层面，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成长壮大。中国外向型企业数量和规模庞大。由于人民币非国际化特征，大量的对外经济交易都是以美元和其他货币计价的，这使进出口企业必须面对美元和相关货币汇率波动的风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对外经济交易可以逐渐增加人民币计价的频率，减少进出口企业面对汇率波动的风险。

    在宏观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汇率灵活性不够的前提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必然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中美两国经济周期不同，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美国的货币政策未必恰恰适合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民币钉住美元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以便获得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稳定和对人民币货币政策的信心；积极扩大出口、增持外汇储备也是正确的政策选择(管涛，2009)。30年后的今天，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导致外部不平衡，明显不能适应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新格局；而以消费不足为特征的内部不平衡更具有基础性、恒久性。人民币国际化使得汇率和货币政策决策变得更加灵活，既有利于中国有效控制宏观风险，也有利于改善外汇资产管理（余永定，2009）。

    在国际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伤害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寻求国际制度的保护，参与国际对话，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壮大和国际权益意识增强的表现（黄益平，2009）。但在本币角色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知情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将相当有限(高海红，2009)。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才能在国际事务中逐渐增加知情权、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而这些相关权力的增加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也有一些风险，包括本币被非居民持有可能导致的投机风险；本币被非居民持有之后导致货币调控难度加大；给金融体系带来的调整的需要，包括逐步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李婧，2009）。这些风险因素只要积极应对，认真研究，都是可以化解和控制的。

    投机风险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之前，风险不大而且可控。货币调控难度是德国不积极推进马克国际化的主要担心。但实际上，德国周边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等，货币政策紧跟德国。德国积极采纳欧元之后，马克国际化议题不复存在。日本也积极地推进过日元国际化。只是由于政策不得力，以及后来的经济、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经历“失去的十年”，机会不再。德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在国际政治上难以有大的诉求。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体系带来的调整需要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中国金融系统必须进一步做大做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积极、稳妥地逐步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但并非完全放弃资本账户管制。

    总而言之，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利益——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成长壮大、有利于国内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增加汇率和货币政策灵活性以及增加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等，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可控的风险。

    虽然加速城镇化、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减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人民币国际化、以香港特区的金融市场带动内地的金融改革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都具有作为推进器的条件，但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统领其他推进器的条件。有几方面的理由支持这一推论。

    首先，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换代，并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更好匹配关系的关键是调整内外经济关系失衡，因此汇率问题是关键性和纲领性的问题。纲举目张。

    对内理顺资源价格，开放服务业和其他过度监管或带有垄断性市场，发展国内大市场，提高全民福祉等政策，和对外理顺汇率价格，支持企业（包括金融业）在海外发展等政策，既与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目标相互兼容，又可以作为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目标的必要前提。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利于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对外的贸易、汇率、货币和国际金融战略，对内的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化、环保、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技术升级等等。

    其次，从执行策略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相比其他可能的政策更强的政策承诺，事关一个大国的国际声誉。一旦推行，不便后撤，不能朝令夕改，具有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前进的必须的政策刚性。因此，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引导和统一认识，推动、甚至倒逼一系列重要的、困难的相关改革，包括增加内需、加速城镇化、理顺资源价格、开放服务业、打破垄断市场、技术升级换代，等等。

    再次，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非一二十年之功不可。在此过程中，需要取得一些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包括积极、稳步地推进汇率改革、资本账户管理，逐渐实现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并最终成为储备货币。在技术层面，何时取得这些阶段性成果、成果规模等变量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从实施策略来看，建议分三步走，逐步、逐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支持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单位，促其成为结算货币；第二步：积极利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换协议，促进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步：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及早成为SDR的一部分，促其成为储备货币。

    “金融海啸”的到来开启了全球金融的“战国时代”。周小川（2009）在G20会议之前建议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扩大IMF的SDR的主要目的是克服主权储备货币的内在矛盾，但实施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可以结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策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事关重大，每一步策略的成功实施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庄重承诺，其背后的基础有赖于进一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成功才能保证承诺的兑现；而每一步承诺的兑现又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鼓舞和积极性。

    在全球格局大动荡时，各国领导的远见、智慧和果敢影响深远，至关重要。欧元破土之前三、四十年，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即抓住时机，进行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和智慧的战略布局。戴高乐总统先是呼吁恢复金本位制，后来命令法国海军军舰跨越大西洋，从美国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运回黄金。恰恰是这些具有远见、智慧和果敢的策略，才有后来的尼克松1971年8月15日宣布放弃美元兑换黄金，并为后来欧元破土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少国家从人均GDP 3000美元继续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甚至危机不断。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几十年在此收入水平上下徘徊。“金融海啸”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中国跳跃这一门槛既提出了迫切性，也带来了新机会。改革开放需要有新方针、新内涵，迫切需要新的推进器，以实现保增长、调结构、改价格、促开放。在全球金融“战国时代”的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三步战略有条件担当改革开放的新推进器的重任。▲

（完稿日期：2009年5月8日）

    *本文系个人观点，文中观点和错误概由作者本人负责。作者感谢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研讨会的同仁们——尤其是余永定、宋国青、汪同三、邵滨鸿、张斌和李婧的建议和批评。欢迎对本文观点批评指正。

高海红：中国在亚洲区域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会议文章，2009年4月。
郭树清：直面两种失衡，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管涛：国际金融危机和储备货币多元化，“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会议文章，2009年4月。
黄海洲：从国际市场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3-4月：5-8。
黄海洲：中国发展的中长期金融政策和策略：来自大金融史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7-8月。
黄海洲：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9-10月：25-28。
黄海洲：改革开放的新内涵和新策略，《比较》，2009年4月。
黄益平：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与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会议文章，2009年4月。
李婧：人民币国际化热潮下的冷思考，“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会议文章，2009年4月。
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管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会议文章，2009年4月。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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