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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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三字经》是古代蒙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它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古人称它是“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三字经》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因为它用了最简单的形式,讲述了最丰富的内容,所以古人说:“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意思是说若能将《三字经》的每一句都读懂讲通,那么对国学中的经学、史学、子学就已经融会贯通了。《三字经》既是儿童的最好启蒙教材,也是现在成年人学习国学的极好启蒙读物。
    《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大学者王应麟。王应麟生于南宋第四个帝王宋宁宗二十八年(1223),死于元朝第二个皇帝元成宗二年(1296),活了73岁,今浙江宁波人。字伯厚,号深宁居士。9岁即通晓《五经》,18岁中进士,官迁至礼部尚书。王应麟中进士后曾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钓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意思是说当时求科举的人,都是沽名钓誉,得到了功名就将一切学问荒废,不是真正国家所需要的通儒大才。于是闭门发奋,广求旁搜,于天文地理、经史百家、制度掌典无不研究,成了一位极渊博的学者。王应麟做考官时,读到文天祥的考卷,称赞道:“是卷古谊若龟镜,忠肝如铁石。”后文天祥被取为状元。王应麟忧时爱国,学问广大,治学严谨,著书二十三种,最有名的有《困学纪闻》、《玉堂类稿》、《玉海》等。《宋史·儒林》有传。王应麟也是所有蒙书作者中最有名的一位。正由于《三字经》出自一位渊博的大学者之手,才使得它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也才能产生这么巨大深远的影响。
    《三字经》以三字为一句,二句押韵。语言平易浅近,无艰深、古奥、勉强拼凑之弊,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其内容则广博丰富,堪称“传统文化小百科”。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做人和为学的关系,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第二部分讲一个人应该了解的道德、自然、社会、人生基本常识,从“为人子,方少时”到“此十义,人所同”;第三部分讲读书治学的次第,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第四部分讲中华历史的沿革,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第五部分以古圣先贤的故事及自然界的事物来勉励儿童读书成人,从“口而诵,心而惟”到“戒之哉,宜勉力”。王应麟是宋朝人,讲历史的部分只讲到宋朝,后世则屡有增补,直将历史写到清末。《三字经》以其灵巧活泼的形式、广博丰富的内容在宋朝后的七百多年间广为传诵,几乎是所有读书人的启蒙书与劳动大众屈指可数的必读书。以前很多劳动者对于历史文化的知识就来源于《三字经》。民国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意思就是说如果用以教育儿童,今天的教科书都远不如《三字经》。
    《三字经》自编定后,历代都有为其注释增改者,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明末清初的学者王相著的《三字经训诂》、清朝学者贺兴思著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民国国学大师章太炎著的《重订三字经》。王相字晋升,也是一位著名蒙书作者,著有《五言千家诗》,流传甚广。另有《尺牍嘤鸣集》,教人写信的;《女四书》,教女子道德学问的。他的《三字经训诂》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注解了《三字经》的内容,阐发了《三字经》的深义。贺兴思生平不祥,但他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则内容详赡繁富,旁征博引,可以增广许多知识,也足见其学问的渊宏。章太炎是民国时有名的国学大师,学问精深,著作繁多,倾倒一时,门生众多,鲁迅先生也尊其为师。他甚推崇《三字经》,但认为明清以来的增补都很鄙俗,遂亲自编写了《重订三字经》。此次重订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改了百分之三四的内容,可以说是宋朝以来最好的重订本。王相注解的《三字经》是较通行的版本,以此本为例,《三字经》共1128字。我这部《三字经讲义》即以王相本为准讲解。
    《三字经》的形式易于朗读记诵,被中国人所喜闻乐见,故而效法《三字经》,以三字编写的各类蒙书时有出现,如《弟子规》、《改良女儿经》、《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医学三字经》,太平天国时还有《太平天国三字经》,洋务运动时有《时务三字经》,辛亥革命时有《革命三字经》,土地革命时有《苏区三字经》,建国后有《新中华人民三字经》等。改革开放后还有不少人在自己的领域也编写了一些《三字经》。在众多蒙书中只有《三字经》称经,经就是经典,是最具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书。各民族都有自己全民性的经典,《四书五经》是传统中国全民性的经典,《圣经》是西方全民性的经典,《古兰经》是伊斯兰民族全民性的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离骚》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三字经》则是蒙书的经典,这也无怪传统的诸多蒙书无不在内容和形式上受到《三字经》的影响。
    《三字经》不愧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李里于四川成都天人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句看上去很浅显的话,但它蕴含着深邃的哲学道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哲学与中国传统读书人人人有关,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会用哲学启蒙。非但《四书》是哲学,就是作为识字课本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也是谈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冯先生说:哲学就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锻炼人的理性思维,一个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就要探讨人性善恶的问题,故人性善恶就成了中国哲学中一个讨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对此,历史上各家各派都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有孟子的人性善论、荀子的人性恶论、苏东坡等的性无善恶论、老庄等的性超善恶论、董仲舒等的性有善有恶论、王充等的性三品论、朱熹等的性二元论、戴震等的性一元论。为真正弄明白性善论,我先将这些观点的主要精神作简要介绍。
    荀子所谓性恶,是将人生下来就有的本能当作人性,他举例说,人生下来眼睛就喜欢看好看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嘴巴喜欢吃好吃的,心好贪图利益,身体喜欢安逸舒服,若顺着这些本能发展下去,就会生出争夺、残贼、淫乱等丑恶行为。所以荀子认为作为人的本能,人性是一切恶的根源,并得出结论:善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在后天习得的。故荀子特别强调后天教化的作用。
    无善无恶论,是说人的天性本无善恶,善恶都是后天的改变。性如白纸,善恶都是外力染色的结果。教善则善,教恶则恶。
    性超善恶论是道家顺其自然思想在人性论中的体现。他们认为人性本来圆满,无所谓善恶,一切善恶的辨别改造皆是乱性。人无知无识,不作任何善恶辨别,顺其本性生活就是至善。
    性有善有恶论认为,人性中既有善的要素,也有恶的要素。人只要克服性中之恶,就能彰显性中之善。这一论调下有一部分人主张性善情恶论,以董仲舒为代表,认为性中有情,情是恶的,去掉情,本性中之善便显露出来。
    性三品论则认为,人分善人、恶人、中人三等。就是说有些人天生至善,有些人天生至恶,有些人则天生不善不恶,或可善可恶。性三品论也主张改造恶人,引导中人。
    性二元论起于宋代。其理论认为人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宋朝哲学家朱熹。朱熹认为宇宙由理与气二者构成,理即事物的规定性,亦“天地之性”,气则是事物的物质基础,理与气结合即“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事物的共性,“气质之性”乃事物的个性。气有清有浊,清浊之气分别与理结合则表现为事物之善恶。从人来说,人的理即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即人之共性。每个人的规定性都是一样的,但构成某一特定的人的物质基础不一样,有的人气清,有的人气浊,当清气与人的规定性结合时,这个人就表现为善性;当浊气和人的规定性结合时,这个人就表现为恶性。人想要向善,就要不断地去认识、乃至穷尽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性,并在生活中以此共性要求自己,努力达到共性,也就是不断朝人之理努力。当人的个性与人的共性合一时,人就达到至善。
    性二元论出现后,人性学说在此后数百年相对统一,不像以前那样众说纷纭。明朝以后又出现了性一元论。性一元论认为理与气是一体的,“天地之性”与“义理之性”也是相同的。性一元论的集大成者是清朝的哲学家戴震。戴震认为,作为人的物质基础的血、气、心、知就是性,除此之外无所谓性。血、气、心、知包含欲、情、智,故而欲、情、智就是人的性。性中有智,智可辨义理从而向善,所以戴震讲,人性是善的。而人要善,就必须靠性中之智来约束性中之情和欲,如此方能为善。
    以上诸多关于人性的学说,其核心都是希望人能够向善。《三字经》一开篇就讲“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是儒家的亚圣孟子提出来的,也是所有人性论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家。孟子所说的性善,不是说人生下来一切都是好的,而是说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孟子也承认人身上还有其他成分。这些成分本无善恶,但若不加以控制,其中有些就会转向恶。这类成分人与动物共有,它代表着人的动物性。对这部分,孟子并不认为是人性。孟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异于禽兽之处,是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那么人与动物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孟子认为,这就是一切人都具备的“四端”——四种善的萌芽,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羞恶之心就是羞耻心,辞让之心就是推辞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辨别善恶之心。孟子说,没有这四种心就不是人,有了这四种心,便有了仁、义、礼、智四种常德的发端。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就是指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人只有将人的四端充分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既然人都有善的四端,为什么有些人又变成了坏人呢?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将人性的这四端发展扩充起来,而是发展了人身上动物性的部分。一般人,只要将天生的四端发展起来就是好人,发展到极致就是圣人。“性善论”为儒家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的主导思想,人性善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关于人性的主要学说。蒙书是儒家思想最初的传播载体,因而《三字经》一开篇就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论。
    人读书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完善自己。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全部儒家哲学的核心就是将自然人变为理想人。那么,自然人怎么才能变为理想人呢?关键就是将人的四端扩充培养起来。小孩子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的道理,才能懂得发蒙读书的意义。小孩子读了第一句,就应知道人有同情、羞耻、礼让、是非四心。在生活中要随时想到这四心,同情弱小,同情孤老病残,同情受苦的人,尽量去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做了不好的事要感到羞耻,要让自己坚决不做不道德的事;在自己喜欢的好东西面前知道谦让,把好的让给别人,次的留给自己;在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能够辨别是非善恶,而不会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小孩子做到了这几点,也就有了做人的基本品格。小孩子如果发蒙读书读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也就先入为主,根深蒂固地相信人是善的。如果他一生都不改变这个善的信念,那么他一生都会是幸福的。我们的祖先正是首先用善来给民众启蒙,才培养出我们中华民族善良的民族性格。这正是《三字经》的伟大之处,也是传统蒙学的伟大之处。
    “性相近,习相远”出自《论语》第十七篇《阳货》。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孔子是中国第一个讲人性的圣哲,但孔子没有谈善恶,只说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后来所以有不同,是习惯使然。人的习惯又是在环境中形成,所以人的性格的形成与环境有极大关系。孔子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的重要性。《三字经》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放在一起,就是说人生下来都有善的四端,这是相近的,后来所以各不相同,乃是习染的缘故。这样一来,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便被连成一体。既然性格的变化与后天的习染关系这么大,那后天的教化就显得格外重要。就如宋朝的大儒朱子所说:“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这也说明了先天的善根固然重要,而后天的教化更为重要。而对于儿童来讲,首先对他的性格形成发生作用的就是家庭,所以家庭在孩子的教育中是最重要的。人的很多习惯、品行乃至性格都在家庭中养成,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培养完美人格的摇篮。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苟当如果讲,迁指迁流往下。此句是说如果儿童不接受教育,性情就会流于污下。人身上的动物性本能,如吃、喝、拉、撒、睡等,是不用教都会的,但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则都必须教而后能。吃不需教都会,但吃饭端碗、拿筷子则需要教才会。拉屎撒尿不需教,但进厕所拉,男孩进男厕,女孩进女厕则需教。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从动物性中解放出来,让人真正享受人的快乐。人不接受教育就会顺着动物性发展。顺着动物性发展是往下走,顺着人性发展是往上走,往下容易,往上难,所以俗话说:“学坏容易学好难。”比如对待父母,顺着动物性发展,则长大了不认父母,顺着人性发展则要孝敬父母。不认父母不需教,孝敬父母则需教。我们祖先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教育:小孩子有母教,在家有家教,读书人有名教,七十二行,行行有行教,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有邦会的邦教,这五教合起来就叫文教。西方社会的安定靠宗教,我们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则靠文教。小孩子读了这一句就应该知道受教育的重要性,然后认真接受家长师长的教育,努力读书,好好做人。
    “教之道,贵以专”,这句是说教育的原则,是贵在使小孩子能够专心。专心即是让心集中于某一件事情上,而不三心二意。人要想将任何一件事做好都需要集中心智。读书学习也如此。专心对人的一生来说都是重要的,人的心不能专注于一境,则随时会受到外来的影响,终至一事无成。人一生有太多的诱惑,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事业和理想追求,方方面面随时都会受到外来诱惑的影响。当每样东西都可以影响你时,你的心就已经被外物牵引进而迷失。所以孩子从小修炼专心,他定会逐渐让自己的心守得住。在外来诱惑前不动心,这个人就能入圣进贤。专心是心不为外物所动的基础。要做到心不为外物所动,必须先从专心做起。心不为外物所动,正是圣贤的境界。颜回吃着粗茶淡饭、住在破旧的巷子里,仍不改变快乐的心境,即是心不为外物所动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三千弟子,唯独最称许颜回的原因。非但读书写字如此,如果将这种专心的品格用于人生,努力完成自己,不受名利情色等外物的诱惑,就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就可以成为圣贤。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昔当过去讲。孟母即孟子的母亲。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邹国在今山东曲阜邹县,邹县今尚有孟庙、孟府、孟陵。孟子是儒家亚圣,先秦著名哲学家,著《孟子》七篇。孟子父名激公宜,母仉(zhǎnɡ)氏。择邻处就是选择邻居相处的意思。孟子很小即丧父,母亲为守节而迁居墓地边,孟子就跟着那些上坟的人学哭丧。孟母说:“此非所以居子也。”意思是说这里不适合儿子居住。于是孟母搬家,搬到了屠户隔壁,孟子又跟着学杀猪。孟母说:“此非所以居子也。”孟母再迁,这次搬到了学宫旁边,从此孟子就学着作揖行礼,进退跪拜。孟母见了很高兴,说:“此真可以居子也。”从此就定居于此。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出环境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意思是说居住在民风仁德的地方才是美好的事,不选择仁德的地方居住,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杼(zhù),指织布用的梭子,机杼代指织布机。“断机杼”,是将织布机上的布砍断。这句也是讲孟母教子的。孟子稍稍长大,跟随先生读书。一天厌倦逃学回家,孟母正在织布,见孟子逃学回来她很生气,拿起刀将正在织的布砍断,孟子惶恐,一下子跪在地上问母亲什么原因。孟母责备说:“子之学,犹吾之织也。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今子学为圣贤,乃厌倦而求归,犹吾织布未成而自断其机也。”意思是说:儿子你的学业就像我织布,一丝丝积累起来定成寸,一寸寸积累起来定成尺,尺寸积累不止,定成丈匹。你现在求学做圣贤,而半途回来,正如我织布还没织成就将其砍断一样。孟子听后,很是惭愧,从此发愤勤学,终成为一代大儒。孟子的成就与孟母的教育是全然分不开的。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在邹县孟庙中有一块碑,上书四字“母教一人”,就是称赞孟母是中国母教的第一人。宋朝史学家司马光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意思是说做母亲的人,谁都不会担心她不慈爱,担心的是她只知道慈爱而不懂得教育孩子。世间很多母亲对孩子百依百顺,看到孩子有不良行为却不教育,听之任之,甚至姑息纵容,这样的母亲是很不称职的,也不可能教出优秀的子女。孟母真正是既慈爱又懂得教育的母亲,所以被奉为千古母教的典范。母亲是儿女最亲近的人,也是子女第一位老师。儿女在母亲体内孕育,又吃着母亲的奶生长,母亲的性情、思想情感、道德品行都直接影响着儿女。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把母教放在第一位。明儒吕坤更说:“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本。”可见母教的重要性。
    王相与贺兴思在注解《三字经》时都特别强调母教的作用,还特别说到胎教。所谓胎教,就是母亲怀孕时的言谈举止、精神情绪对于胎儿的影响。古人讲,胎教就在一个正字,母亲行为端正了,子女定能培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怎么正法呢?那就是睡不能侧,坐不能偏,站不能偏伸一足,饮食茶饭不能乱吃,目不能斜视,耳不能淫听,口不能恶言,诵诗听音乐,心气平和,这就是胎教养正之法。《三字经注解备要》中讲:“妇人怀妊之时,乃形生神殿之初。感于母气之正者,则为善为美;感于母气之邪者,则为恶为不肖。”意思就是说妇女怀孕的时候,胎儿形体开始生长,精神开始发育。这时候胎儿感应到母亲身上的正气,那么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善良的、美好的;胎儿接收到母亲身上的邪气,这个人以后就是恶人、不好的人。这便是胎教在母教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从生命的角度来讲,女性最大的价值就是培养优秀的后代。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窦燕山,五代后晋人。原名窦禹钧,因家住在古燕国之地,故号燕山。“有义方”,就是说窦燕山这个人教育子女有很正确的方法。义当应该讲,应该的也就是正确的。
    窦燕山有五个儿子,分别叫窦仪、窦俨、窦侃、窦偁(chēnɡ)、窦僖(xī)。因为教育有方,五个儿子都考取功名,皆是宋朝初年的名臣。窦燕山年轻时家境极富有,但心术不正,骗财欺贫,丧失天良,三十岁还没有儿子。忽然有一天,他的父亲给他托了一个梦,说他坏事做得太多,将无子短命,要想挽回,必须广行善事。从此窦燕山改过行善,做了许多好事。一次在客店中捡到了一袋银子,窦燕山等候了一天,直到失主寻来;有贫苦人家的儿女嫁娶,窦燕山则出钱为他们置办聘礼、嫁妆;他还资助贫苦人家的子弟读书上学。忽然一天,窦燕山的父亲又给他托了一个梦,说他广行善事、功德浩大,将来生的五个儿子都会金榜题名,他自己则会活到89岁。后来窦燕山果然生了五个儿子,他教育极严,以身作则,家庭温馨和睦。当时有诗称赞窦燕山:“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一株灵椿(chūn)老树上面长出了如丹桂似的五枝美好的花,比喻窦燕山一个老父亲生出了五个优秀的儿子。椿是古代的一种长寿树,用以比喻长寿,后也代指父亲。讲了孟母,再讲窦父,这是中国文化中父母教育的典范,说明家庭教育对人的重要意义。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结合前面两句,我们应该明白,“养不教,父之过”是对孟母、窦父教子的总结,而不仅仅是指父亲,这里的父是指代父母亲。父母亲只生养而不教育子女,就是父母亲的过错。养主要是对身体,教主要是对心灵。现在的父母大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但多重智力而轻德行。把子女送入学堂读书,只要成绩好,什么都可以不管,还送去参加各种培训班,以考级得奖为能事,至于小孩的行为规范、礼乐性情、品德修养则较少注意。所以现在不少小孩虽有一技之长,但生活习惯极差,娇生惯养,自私任性,这都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父母之教,首在培养品德性情,要特别注意使子女养成善良、敦厚、孝顺、勤劳、克己、爱人、乐观、开朗、热情、向上的品性。有了这些良好的品性,再去学习其他的技艺才是有意义的,才是锦上添花。否则便是本末倒置。父母要在品行性情上教育子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自己要以身垂范。希望子女做到的,自己首先一定要做到,并给子女营造一个祥和的家庭环境,所谓“身教胜于言教”。若父母长期不和,家庭成员你争我夺,相互攻击,则很难培养出好的子女。更甚者,有些父母分居离婚,不管子女,那就真是“养不教,父之过”了。
    前面讲了父母亲教育的重要性,接着强调老师教育的作用。子女进学堂读书,教育不严格,那人们就会指责这老师懒惰,不负责任。古人说“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的老师才能教出高明的徒弟。师严不光是对学生有好处,还显现了道业学问的尊严。古之名师没有不严格的。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除了颜回,孔子很少全面称许哪个弟子。问他某个徒弟怎样,孔子总是回答“不知也”。并不是说孔子真的不知道,他是要让弟子明白,你虽有这样那样的长处,但仍然存在不足,还需要不断努力。真正的好老师让学生既不沾沾自喜又不灰心丧气,既能受到鼓励又能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过严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扬州八怪之一、清朝画家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就写到做先生的困难,诗云:“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功课少了学生家长嫌你这个老师懒惰,功课多了学生又觉得你这个老师讨厌。所以小孩子读了这一句后应该明白,老师严格是为你好,不要再埋怨老师。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共和国五十八年暮春李里绘于天人轩。子指为人之子,即年少时。年少时不学习,是不应该的。前面讲教育,这里开始讲子弟的学习。小孩有了父母和师长的教育,自己却不认真学习,那就是自我伤害。小孩只有学才能明理,才能应事。其实学习的目的是让自己得解放,人不学习,面对很多事情就会困惑,学习以后才可能解决这些困惑。一个人明白的道理越多,得到的自由就越多。当他将人世间的道理都弄明白了,那么人世间的烦恼就不会再来缠绕他了;当他将宇宙的道理都弄明白了,那他就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做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了。人生有限,时间有限,就是活到八九十岁,在历史里也只是一刹那;空间有限,走得再远,在天地之间也是很小的范围。而人的血肉之躯更是约束着人的自由。为了维持血肉之躯,你必须求生,参加到社会的大齿轮中去循环;为了延续血脉,你必须追逐异性,置身于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当中。人如果不通过学习读书明理以得到觉悟,就会“莫名其妙地来,无可奈何地生,稀里糊涂地死”。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完成对生命的超越,从有限的人生中解放出来,以达到无限。这种无限就是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达到同一,而这种同一不是指身体的同一而是指精神境界的同一。当一个人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时,他所学的知识技能才能更好地贡献于社会。有机会展现自己才能时便尽力去奉献,绝不矜夸自傲,没有机会展现时也能坦然面对,从容自在,不消极颓废、愤世嫉俗,正是孟子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宋儒程子所谓的“富贵不淫贫贱乐”。人达到这种境界,心就不再为外物所动,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小孩子读了这一句,应该明白学习虽然辛苦,但那却是苦中有乐。特别是学圣贤之道,那是通向光明幸福快乐自由的必经之路。
    反之,幼年时若不学习,到老年时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人要有成,必须从幼时就开始努力。齐白石老人是近代无人可比的大画家,白石老人幼时即酷爱画画,一部四卷本《芥子园画谱》临摹了十六遍,这是多么深的功夫啊。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像梁启超、陈寅恪、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诸先生,无不是在幼年就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非但学者如此,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都有从小的学习积淀。孩子们读了这句话就要从小立志发愤读书,有所作为,以免等到年老一事无成才来后悔。古诗有云:“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琢读zhuó,表示琢磨之意。玉本是世间最珍贵的石头,但再珍贵的石头,如果不经过雕刻打磨,就不能成为精美的玉器。没有打磨过的玉石叫璞,打磨过的才叫玉,玉经雕琢后才成为玉器,如玉碗、玉观音、玉壶等。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出自《礼记·学记》。《三字经》为押韵,将“道”改成了“义”。《礼记》中这句话是用“玉不琢,不成器”来比喻一个人天资再高,如不经过后天的学习,也不能明白人生的大义。这就说明了不管是什么人,都需要学习,才能够有所成就。世间有不少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不认真向学,他也许能凭一己之聪明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但这些道理终究是片面的、矛盾的、零散的,很难连成人生的大道,只有通过向圣贤前人学习才能真正把握全面的宇宙人生的道理。所以越是天赋高的人,越应该勤奋向学,只有勤学才不辜负天赋,才能将天赋真正利用好,发挥好。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亲师友,习礼仪。孝于亲,所当执。四川崇州上古寺有一百零五岁高僧灯宽老法师慈悲祥和,每有众生请教,则执其手谆谆教诲: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言父母养育生命,师长开启智慧,深恩厚意,无以回报。彼虽百龄,每年清明必至父母师长坟前叩拜。言谈之时必老泪纵横,感人至深。五十六年春圆寂,深可哀哉,又失一大德导师。为人子即作为子女,方当正讲。这句意思是说为子女时,正是年少的日子。这一句是为了引出下文。其实人只要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儿女,岂止是少年时呢。你哪怕80岁了,只要父母健在,你仍然是父母的儿女。《二十四孝》里的老莱子,已经70岁了,还穿上五色花衣,头上梳着小辫,做孩童状,来换取父母的欢心。我们四川国学泰斗刘克生先生103岁了,儿子刘香鲁虽83岁了,在父亲面前仍是毕恭毕敬。四川另一位国学大师杜道生先生97岁了,儿子杜厚忠先生76岁,在父亲面前也是同样恭敬。
    再回到本句的主题。这里是说孩子们在年少时就应该亲近良师,结交益友,学习礼节规矩,这会使你终身受益。唐朝大文学家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只有良师能够做到。传道,即传授圣贤指引的通向光明之路,其实就是指引人生的道路;授业,就是教授各种专门知识;解惑,就是解答人生、学业上的各种困惑。亲近良师对人生会有极大的影响。鲁迅小时候在私塾受教于人品方正的寿镜吾老先生,这对鲁迅先生日后人品的形成大有影响;齐白石年轻时拜在清末湖南文坛泰斗王闿运先生门下学诗,最终成就了可与他的书、画、印并称四绝的诗歌造诣;章太炎少年时从学于清代学者俞樾先生,后来成为国学大师;毛泽东少时受到恩师杨昌济先生极大的影响……当然良师不是每个人都遇得到的,但只要是老师,总有他的长处,如果能将每个老师的长处都取来,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年少时亲近了许多先生,受益无穷。亲近这些师长,是让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超越,让自己的学问不断丰富。小时候无法自己选择老师时,就尽量学老师的长处,当十来岁自己可以主动选择老师时,就可以去多访有道德有学问有境界的老师。不要管他有没有名,许多高人隐士不一定有名。古人说“拜师学艺”,好老师有时候确实是要自己去拜的。我的这些老师有很多都是我自己找上门去的。
    人在年少求学时,除了良师,益友也是重要的。什么叫友?有共同志向的人叫友。孔子说:“以友辅仁。”朋友是来辅助自己的仁德的。因为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看到朋友身上有比自己贤德的地方要向他靠拢看齐,看到朋友身上有不好的地方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朋友都有自己的长处,而且朋友大多是同龄人,更知道同龄人的感受,有时候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朋友反而可以解决。
    和良师益友在一起,自然就能学到各种礼节与做人的规矩。礼节对一个人也是很重要的,它其实是让一个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不至于任意妄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仪,一个人站都不会站。从小学礼,才会变得文雅,有礼貌;反之则粗野,低俗。《弟子规》就是专讲小孩应有的礼仪与日常行为规范的。只要自己肯学,何止学点礼仪,老师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学问境界都可以学。以前弟子跟随老师叫跟师,跟师就是跟着老师全面地学习。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香指东汉的黄香,江夏人,著名的孝子。黄香的事迹收在《二十四孝》里。黄香九岁时母亲去世,就更孝敬父亲。夏夜炎热,黄香用扇子将父亲床上的席子扇清凉,才让父亲去睡;冬夜寒冷,黄香先睡在父亲床上,将被窝捂暖,再让父亲睡。黄香的孝行当时名播四方,号为“天下无双,江夏黄香”。黄香九岁即知道如此细心周到地侍奉父亲,确实是千古典范,值得所有小孩学习。黄香后来才德兼备,官至尚书令,《后汉书》有传。现在很多城里的青少年到20岁还被父母无微不至地照顾,而且还觉得理所当然,根本没想到作为子女应该孝敬父母,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照顾父母。读了这句后应该大受启发。
    执当做、从事讲。“孝于亲,所当执”的意思就是孝顺父母是儿女所应当做的事。汉朝以孝治天下,《孝经》流行,孝子众多,所以出了黄香这样的少年孝子。而后来中国历史上很多优秀人物也都是既忠于国家又孝顺有德。“百善孝为先”,小孩亲师友,习礼仪,首先要学的就是孝。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继而哺乳喂食,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孩子。从父母抱之在怀直至长大成人,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有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心血,从报恩来说首先就应当尽孝。而孝又是从敬老文化中延伸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率先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农耕要靠经验,经验在哪里?在老人那里,所以要敬老。再则农耕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靠什么凝聚?靠老人,因此也要敬老。在家庭中父母就是老人,敬老其实就是孝敬父母。孝字从文字学来讲,其本意即是以子承老,孝字的上半部就是老字的缩写。敬老孝亲的观念在中国有很深厚的民众基础,而这种敬老孝亲的思想推广开来,就形成中华民族尊重过去、重视传统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使得中华民族延绵不绝,既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又有生机勃勃的现在与光辉灿烂的未来。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就将我们民族“既古且今”、“亦新亦旧”的品格展现到了极致。孩子们读了这一句后应该知道,孝是一切高尚品德的基础,做人要先从尽孝开始。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融指孔融,三国时诗人,字文举,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二十代孙,与陈琳、徐干、阮瑀(yǔ)、应玚(yánɡ)、刘桢、王粲并称“建安七子”。因对曹操为人行政多有讥讽而被曹操所杀,寿五十五岁。孔融很小就懂得了谦让,将大梨让给兄长,将小梨留给自己。
宜当应该讲。这一句是以“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来说明做弟弟的应该比兄长们更先明白谦让的道理。弟弟谦让哥哥的根本就是一个“敬”字。尊敬兄长就是尊敬长者的延伸。从小知道尊敬兄长,那么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尊敬年长者,长幼有序的观念也就培养起来了。而且谦让是礼的发端,懂得谦让,人与人之间就和谐有序,社会充满温暖。没有谦让,社会则争端不息,混乱无序。学习这两句就是要让小孩子知道尊敬哥哥姐姐和年长的人,在和小伙伴玩耍时,也要懂得多谦让。

    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首指首先,次指其次。弟通悌(tì),表示弟弟要尊敬兄长的意思。见指眼之所见,闻指耳之所听。“见闻”泛指对世间知识的了解。“首孝弟,次见闻”意思是说小孩子为学读书首先要学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然后再学知识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贯主张,首先是立德,其次再是学知识,立德又以“孝弟”为根本。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意思说孝悌这种品行,是做人的根本。做人的根本都忘了,怎么还能成其为人?现在的教育虽然也教孩子们这些道理,但却把学知识技能放在首位。在评判一个孩子学习的优劣时,首先是看其知识技能学得怎样,至于孝悌等德行,更多的却只说在嘴上。这就是本末倒置。一个人的品行都成问题,知识学问再好,对社会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其知识学问也易流于表皮,很难有扎实的功底。孩子们读了这句后一定要明白为学的次序是从做人开始,而做人的根本就在于要懂得孝亲敬长,谦虚辞让。
    “知某数,识某文”,这是接着“次见闻”说的。某当一些讲,某数即一些数理,某文即一些文化。小孩子在懂得孝悌之道以后,就要学见闻,见闻就包括一些数理和一些文化。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一些简单的数学,比如记账,换钱,丈量土地、收购粮食等。旧时的私塾先生也会讲一点数学常识,主要教小孩子打算盘,算盘学会了,生活中常见的计算问题就解决了。算盘是元朝时发明的,盛行于明清两朝,在中国的实用数学中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文化包含的内容就广了,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典故等都是。文学、艺术能陶冶情操,历史、地理能丰富知识,哲学能提高人生的境界,对于培养人的综合素质都很有好处。《三字经》就将这些数学与文化的基本常识编纂起来,让孩子们读后能够学习和掌握一个人必须懂得的常识。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学数学必须从识数开始,孩子们首先要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基本数字,然后再学习个十百千万亿兆,等等。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很有些独特的地方,中国文化中将一三五七九这些单数称为阳数,又叫刚数,将二四六八十这些双数称为阴数,又叫柔数。古人有一句话叫“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谓刚日就是逢单数的日子,柔日就是逢双数的日子。中国的传统建筑,其柱头台阶的数目都分阴阳。如紫禁城中,皇帝君临天下的前殿,柱头台阶一般都是九根九级,皇后起居生活的后宫,柱头台阶一般都是六根六级。古代给天子磕头规定为九个,给孔子磕头八个,给父母磕头一般是三个。《易经·系辞》又将一三五七九称为天数,二四六八十称为地数,天数相加是二十五,地数相加是三十,天地之数合起来是五十五。而一是万物之始,故而中国第一部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就将“一”字放在第一。《说文解字》讲:“唯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意思就是说万物形成之始,道建立了一,就是这个一,分出了天地,变化成了万物。“道立于一”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十是数的终结。“十”字的一横表示东西,“十”的一竖表示南北,东西南北贯通就表示圆满。
    十个十相加就是一百。十个百相加就是一千,十个千相加就是一万。千和万都是数之大者,万以后还可以推衍至无穷。世界数学的发展,在西方以古希腊数学为代表,在东方以中国古代数学为代表。古希腊数学重逻辑演绎,形成公理化特色;中国古代数学重计算,形成算法化特色。中国古代数学核心就是算数。算数之术,故名算术。算术之学,即为算学。中国数学起源甚早,在商朝的甲骨上就有从一到十的数字,而且有百、千、万的大数名,最大的数有三万。周朝的金文上就有最简单的计算。春秋战国时乘法九九表已成了最普遍通用的常识。汉代出现了中国最伟大的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该书是对先秦算术的归纳总结,以计算为中心,列出246个应用题,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方田主要讲土地的计算,粟米主要讲谷米的换算,衰分主要讲分配问题,少广主要讲给定面积求长方形边长的问题,商功主要讲开渠作堤、堆粮筑城等工程的计算,均输主要讲赋税、徭役的计算方法,盈不足主要讲盈亏问题,方程主要讲方程的演算,勾股主要讲直角三角形的理论。《九章算术》分含了分数运算、一般比率算法、组合比率算法、开放算法四大算法系统和面积公式系统、体积公式系统两大求积公式系统,四大算法系统合两大公式系统构成了《九章算术》的理论体系。《九章算术》奠定了中国数学领先世界一千年的基础。《九章算术》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数学框架的建立,此后中国算学著作基本就是两种方式:一是为《九章算术》作注解,一是仿照《九章算术》的样式编纂新的算学著作。
    此后,中国算数学家李淳风注释了自古以来的十部算经,分别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统称为《算经十书》。十书中除了《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是汉朝的著作,《缉古算经》是唐初著作外,其余七部都是魏晋南北朝的著作。《算经十书》的整理与注释保存了数学史料,促进了数学发展。
    到了宋朝元朝,中国的算学极大地发展,北宋时出了著名数学家贾宪,其所著《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标志着传统算学在代数方面的飞跃。其创造的开方作法贾宪三角比欧洲早六百年。到了南宋金元时期,出现了算学四大家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杰。秦九韶、杨辉是南宋人。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组解法方面都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被数学史界誉为“秦九韶程序”和“中国剩余定理”。杨辉著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等。《详解九章算法》突破了《九章算术》千余年的分类格局,提出了“因法推类”的新法。李治、朱世杰是金元人。李治著有《测圆海镜》、《益古演段》等书,在天元术上有巨大成就。天元术即半符号代数,即以符号引进方程表示未知数,早于欧洲三百多年,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天元术也是宋元数学的突出成就。朱世杰著有《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书。《算学启蒙》是一部很好的启蒙算书。《四元玉鉴》创立了“四元术”,即高次方程组的解法,在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与高阶等差级数方面都领先世界三百多年。宋元数学的发展高峰与宋朝朝廷重视数学教育有极大关系。
    元明以来珠算出现并普及,而传统算学却走向低谷。明朝数学较沉寂,有名的算学家只有吴敬、程大位两人。吴敬著有《九章算法比类大全》,第一次提到算盘。程大位著有《算法统宗》,此书可以说是珠算学集大成的一部著作,问世以来,风行宇内,无数次翻印,直到民国,成为中国数学史上流传最广的算书,并远播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由此也奠定了程大位珠算宗师的地位。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传教士涌入而带来西洋数学,也由于康熙皇帝对天文历法算学具有浓厚兴趣,算学兴盛。明末有大教育家徐光启翻译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李之藻编著的介绍欧洲笔算的《同文算指》,有康熙皇帝御制、梅瑴(jué)成编纂的全面介绍中西方数学的巨著《数理精蕴》,里面包含三角、集合、代数及古代算学的各种知识。这时还出了一位集西方数学之大成的大数学家梅文鼎(梅瑴成的祖父),被清朝人称为“历算第一名家”、“国朝算学第一人”。随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许多大学者又开始发掘整理古代算学著作。像大经学家戴震、焦循、阮元,史学家钱大昕,文学家孔广森等都在古算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阮元主持编纂的一部著名的《畴人传》,记载历代天文、算学人才事迹,成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史略的专著。
    晚清出了两位大数学家,一位叫李善兰,一位叫华衡芳,他们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洋数学著作。李善兰在二次平方根、三角函数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而且还开启了中国人开展微积分学独立研究的先河。华衡芳则全面介绍了西方的代数学、三角学、微积分学、概率论。同治元年清廷开设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内设天文算学馆,李善兰任总教习,中国传统数学遂逐渐融入世界数学的发展潮流之中。
    民国以后,学习西洋数学成为主流: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一方面将西方数学引入国内,在国内开办学校。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数学家有冯祖荀、郑之藩、秦汾、胡敦复与胡明复兄弟、姜立夫、何鲁、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华罗庚、陈省身、吴大任、程民德等。冯祖荀是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开创者,1916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成立时任系主任,最早按现代数学理论设置课程。郑之藩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是北大数学系名教授,研究近世代数,编写过中学数学教科书。胡敦复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是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时的首任主席。胡明复是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姜立夫是继胡明复后的哈佛大学第二位中国数学博士。何鲁是法国里昂大学数学硕士,抗战时任重庆大学数学系主任。陈建功是现代数学史上重要的学者,他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发表的论文表明中国的数学研究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华罗庚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教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在数论方面取得杰出成就。陈省身和吴大任、程民德是我国自己独立培养的数学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是30年代清华大学研究生,程民德是40年代浙江大学的研究生。陈省身与吴大任在几何学上都有卓越的贡献,陈省身也是20世纪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伟大数学家之一。
    以上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大致情状。中国古人对天文、历法、算学的研究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四库全书》将天文算学列在一类。从整个国学经、史、子、集范畴来讲,天文算学属于子学的内容。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古代的科学以“天文算学”最为发达。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才当能量讲。才字的一横表示大地,中间一竖表示草木,一撇表示草木长出的根须。《说文解字》讲才指草木初生。草木初生时便有了能量,故“才”引申为能量的意思。三才即指三种能量。将天地人并称为三种能量,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天地有能量,很好理解。《中庸》讲:“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这是讲天的能量。意思是说这个天,看上去只不过一点点光亮,但它那无穷无尽的整体,却悬挂着日月星辰,覆盖着天下万物。《中庸》里又讲:“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这是说地的能量。意思是说这片大地只不过是一撮土组成的,但它那厚重的整体,承载着崇山大岳却不嫌重,收容了江河湖海却不漏掉一滴水,还承载着万物。人凭什么能与天地并称为三种能量呢?就在于人有一颗能够觉解万物的心。如果没有心的觉解与认识,天地万物的存在都没有意义。人对天地规律的觉解产生出科学,对天地德性的觉解产生出哲学,对天地间的美好的觉解产生出艺术。科学家认识、发现天地的性质规律,并据此创造发明,推进人类的物质文明;哲学家觉解体悟天地的精神品德,以此指引人类的道德,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艺术家发现捕捉天地的风神异彩,据此创作缤纷的艺术作品,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古往今来,人类一切的发明创造、学术著述、文艺作品,无不是人觉解的产物。
    中国古代有一部专门觉解天地之道以指引人间生活的书,就是《易经》。《易经》六十四卦,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上经开篇于乾坤两卦,结尾于坎离两卦。乾坤指天地,坎离指水火。上经讲天地水火,就是谈天道。下经开篇于咸恒两卦,结尾于既济、未济两卦。咸恒讲恋爱婚姻,既济讲一切旧的矛盾都得到圆满解决,未济讲新的矛盾又开始产生。咸、恒、既济、未济都是讲人间的事情,即是谈人道。《易经》上下经合起来就是推天道以明人道,其实就是对天道的觉解,并以此为标准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易经》乾坤两卦中特别谈到了人所应学习的天地的品德。“乾卦”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就是说天体的运行刚健不止,君子立德,就要做到像天一样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便成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精神,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华民族又一次集中地体现了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但人光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不够的,只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人就只能完成自我的发展,自身一旦强大,就很容易去欺侮别人,侵略别人,唯我独尊。所以“坤卦”中又讲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就是说大地平坦舒展,她的品德是柔顺宽厚,君子效法大地的德行,则应该以宽厚的品德,包容承载一切事物。有了这种品德,人才能不自私自利,事事为他人着想,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见解,以及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中华民族正是有了厚德载物的品德,即使再强大,也不去侵略欺侮弱小国家、民族,而且再大的苦难也能默默承受。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民族精神。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给人题字,最爱写的就是这两句。这两句话也就是中国人对于天地精神觉解的极精彩的描述。冯友兰先生讲:一个人对于人生越有觉解,那么生命对于他也越有意义。对于一个收破烂的文盲,一本线装明刻《文心雕龙》,其意义最多就是能卖几角钱,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本书就是稀世珍宝。为什么同样的事物,其意义在这两人眼里会有这样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两人对于这本书的觉解不同。人具备的觉解天地万物意义的能力有高下,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能力发挥出来,或发挥到极致。冯友兰先生根据人不同的觉解能力,将人分成了四种境界,最低的叫自然境界,高一级的叫功利境界,再高的叫道德境界,最高的叫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对人生没有什么觉解,就是自然而然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结婚生子;功利境界的人对人生的觉解就是看到利益,他们做任何事都是为利益而做;道德境界的人对人生的觉解则着眼于道德,做任何事都以符合道德为原则;天地境界的人,则以天地为父母,以天地间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为兄弟姊妹,做任何事都力求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在天地间做一个天人。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即是觉解最高的人,这种人可以算是圣人了。
    那么同样是人,为什么觉解的能力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这就是教育使然了。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觉解能力就越强。学点普通的知识,只能觉解一般的道理;学习圣贤之道,则能觉解人生、社会、宇宙的根本大道。而圣人之道都保存在经典中,所以要提高自己的觉解能力就要读圣贤的经典,读经典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佛家也讲:“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四书五经,故而应深入研读。一个人能觉解人生、社会、宇宙大道,才是能与天地并称为三才的人。中国文化之所以将天地人并称,是因为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了天地对于人类的决定作用及人对天地这种伟大决定作用的透彻觉悟。
    光指光辉,三光即三种光辉:日光、月光、星光。三光这个词出自东汉儒家典籍《白虎通义》:“天有三光日月星。”天地间有三种能量,天有能量,地有能量,人有能量;有三种光辉,日有光辉,月有光辉,星有光辉。这三种光辉于人类生活都有重要作用。古人认为,三种光辉中日光是最根本的,月亮和星星自身都是不发光的,它们的光辉都是反射太阳光而成。日为阳气凝结所成,故叫太阳。《幼学琼林》第一篇便讲道:“日为众阳之宗。”即是说太阳是一切阳气的中心。那么太阳对人类有些什么作用呢?没有太阳,天地间就一片死寂,没有一切生命;没有太阳,天地间就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光明;没有太阳,天地间就终年寒冷,没有一点温暖。不仅如此,人类文化的不同品格也是太阳决定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说世界有三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西洋文化体系。这三大文化体系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华文化的品格是致中和,追求中和的境界;印度文化的品格是超生死,追求永恒的境界;西洋文化的品格是主斗争,追求我为大的境界。那么这三种文化品格与太阳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处于北温带,太阳的照射既不太强也不太弱,四季分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和谐运转,气候温和,最适合人居生息。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地区,就认为宇宙的精神是和谐的,既然宇宙的精神都是和谐的,人就应该效法宇宙的精神,追求和谐的人生境界,即中庸。印度的地理位置主要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太阳光照射太强烈,热带地区的特点就是一年四季阳气都处于释放中,阳气放得快,人就生长得快,生长得快自然也死得快。古印度人八九岁就差不多性成熟了,十一二岁结婚生子,三四十岁就死了。生命的短暂成了印度人最大的困惑,所以印度人希望超越生死,这便是印度盛产宗教的原因。在佛教诞生以前,印度就有九十六种宗教。这九十六种宗教都是围绕生死问题展开的。佛教集其大成,提出涅槃的境界,涅槃就是不生不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永恒境界。这便是印度人的最高追求。西方主要的国家都在北寒带,北寒带地区,太阳光照弱,一年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寒冷的冬季度过,而且西方诸国陆地面积少而海洋面积多,粮食不够吃,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西方人必须和自然斗争才生存得下去,所以斗争便成了西洋文化最主要的品格,和自然斗,和人斗,和其他国家民族斗,斗争的目的是征服,征服别人,征服其他国家民族。由此看来,世界三大文明的品格根本上还是由太阳决定的。太阳光照射的强弱决定一个地区的气候,一个地区的气候决定这个地区人的风俗习惯、思想文化。
    月亮对于人类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她的阴晴圆缺、朦胧含蓄、澹远孤高却给人间增添无穷的诗情画意。中国古典文学中,月几乎是最重要的意象,历朝历代抒写月亮的文学作品简直汗牛充栋。比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人散后,一钩星月天如水”,真是无处不见月。月已经化到中国文人的血液中,可以说很难找到没有写过月、没有用过月这个意象的诗人。诗人们在写月时,对月亮赋予了丰富的情感。残月多寄托离情别绪,圆月多寄托团圆美满,新月多寄托孤怀忧思,月亮的阴晴圆缺则多寄托对岁月流逝、人生易老的伤叹。不同的月亮形象和相应的情感结合,便形成了文学中的不同意象。
    太阳、月亮对于人类的作用正是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太阳带给人类能量、光明(有用之用),月亮引起人类诗意的遐想(审美作用,无用之用)。对于人类来说,这两种作用都是不可少的。往深里说,太阳和月亮的作用就是物质与精神的作用,两者缺一不可。人类离不开物质和精神就像离不开太阳和月亮。
    天空中发光的除了太阳、月亮,还有星星。我们中国人讲,星星是万物的精华分列在天空中。《说文解字》就是这样解释的:星为“万物之精”。小篆星字是生字上面三个日字,像众星分呈天空之形。这里与日月并称的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金星又叫明星,它的光银白明亮,又叫太白,故而有太白金星之说。金星黎明在东方出现时叫启明星,黄昏在西方出现时叫长庚星。木星又叫岁星,古人根据木星的运行以纪年。水星又叫辰星。火星又叫荧惑,古人将火星当作灾星,认为火星运行到哪个地方的上空,那个地方就要遭灾。土星又叫镇星或填星。这五颗星是天上最重要的行星,而古人为了观测行星的运动,又设定了二十八星宿,星宿不是一颗星,而是几颗星的结合,二十八星宿是基本不动的,叫恒星。恒星是行星运动的参照物。二十八星宿分别排列在天空的东南西北四方,东方七星宿名为角、亢、氐(dī)、房、心、尾、箕,西方七星宿名为奎、娄、胃、昴(mǎo)、毕、觜(zī)、参,南方的七星宿名为井、鬼、柳、星、张、翼、轸,北方的七星宿名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这些星宿在天空中分别组成了四幅图案。东方的图案是一条龙,东方属青色,故名青龙。西方的图案是一只虎,西方属白色,故名白虎。南方的图案是一只鸟,南方属红色,故名朱雀,朱就是红色。朱字小篆就是一个木字中间加一横,这一横表示树的中心,树剥开皮,树心是红色的,所以朱的本义就是红。北方的图案是一条蛇缠着一只龟,北方属黑色,故名玄武。我们中国文化中常出现的这四种图案即是从天文星宿中来的。道教是泛神的,所以天上的星宿全成了道教中的星官,也便全是神仙了。《西游记》里太白金星还是两次到花果山游说孙大圣的重要人物。星星在中国文化中被神化,被赋予许多浪漫色彩。在宗教、术数里,其地位也很重要,术数中专门有一门占星术,就是占天上的星象来预测人间的吉凶祸福。日月星在中国文化中都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所以中国人将其称为三光,与三才并列。

    三纲者,君臣义,义子亲,夫妇顺。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共和国五十八年暮春李里绘于蓉城。纲字本义是渔网中的大绳,拉这个大绳渔网就被提起来了;目是指渔网中的小绳。有一个词叫纲举目张,意思是将渔网的大绳拉起,细绳就张开了。这里纲就指纲领。所谓纲领就是提纲挈领,把纲提着渔网就拉上来了,把衣服的衣领提起,衣服也就整个舒展开了。纲和领都是指事物最重要的部分。那么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维护社会的安宁和平,社会有序了,才能国泰民安,长享太平。《孟子》七篇的最后一篇讲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当常讲,意思是说君子要做的事,就是要将非常变为正常,要将无序变成有序。其实先秦诸子做的事,都是希望以自己的学说来给春秋战国这个无序的社会建立秩序。最后,儒家学说被统治者采用,据此建立的秩序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三纲”。
    三纲理论的具体提出者是汉朝大儒董仲舒。三纲是什么呢?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说国君是臣子的纲领,父亲是儿子的纲领,丈夫是妻子的纲领。那么这三纲的具体原则又是什么呢?就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和顺。所谓君臣有义,就是说君臣各自都应做自己该做的事,君敬臣忠,国君敬重臣子,臣子忠于国君。国君为什么要敬重臣子?因为国君把臣子看做是辅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臣子为什么要忠于国君?因为臣子把国君看成治理天下的代表,忠于国君就是忠于国家。要是国君不敬臣子呢?孟子讲了:“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就是说如果国君将臣子看得像草那么轻贱,那臣子就可以将国君看成敌寇仇人。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并不是儒家圣贤的思想,而是后世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加上去的。这需要区别对待,前者值得肯定,后者应该批判。
    父子有亲是说父子之间应该相互亲爱。怎么亲爱?就是父慈子孝,做父母亲的要慈爱子女,做子女的要孝顺父母。慈爱与孝顺根源于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血亲感情。至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并非圣贤的意思,而是统治者后来附会上去的。父母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圣贤也是叫子女态度温和地给父母指出来,劝其改过,而并不是叫子女对父母的任何行为都必须盲目地绝对服从。
    夫妇和顺,就是指夫妇间融洽相处。怎么融洽相处呢?就是夫敬妇爱,丈夫尊敬妻子,妻子爱护丈夫。夫妇的爱敬建立在理性和感性两者的基础上。理性就是夫妻双方要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对方的性情、习惯、喜好,赞美对方的优点,包容对方的缺点。感性就是夫妻双方相互爱怜,彼此心疼体贴,为对方着想。
    君臣之间靠的是道义,父子之间靠的是亲情,夫妇之间靠的是爱情。君臣、父子、夫妇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几种关系,将这几种关系处理好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有序了。大家要注意,儒家提出三纲的前提是要人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所以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要安于国君之位,尽到国君应尽的职责;臣子要像个臣子,安其位,尽其职;父子、夫妇都是同理。其实这就是孔子正名的思想,大家都做到这个名下应有的实,这样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爱都顺理成章了,由此延伸的其他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和谐有序。五四时期批判三纲思想,实际是将圣贤的思想与帝王的统治术混为一谈了,现在我们冷静理性地再来看这个问题时,就应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类帝王专制统治思想是应批判的,而圣贤的“君敬臣忠,父慈子爱,夫敬妇爱”的思想是应该继承发扬的,也正是这种思想使得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延续了几千年。现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离不开“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和顺”的思想。这就说明圣贤的思想是有超时空的永恒价值的。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共和国六十年清荷月渝州芳园子李里于蓉城川师东篱居。曰当说讲,此处也可理解为句首语气词。谈到春、夏、秋、冬四季,它们是运行无穷的,每年都会有这四季。地球本来自己在转动,同时又围着太阳公转,地球上的不同位置受到太阳光照射强弱不同,就形成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季节。中国是全世界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上最重要的是气候,判断气候则离不开对天象的观测,所以中国古人极重视天文。清代学者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朝。战国时齐国人甘德著的《星占》与魏国人石申著的《天文》合称《甘石星经》,是全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其中记载了百余颗恒星,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恒星表。古人通过对天文的长期观测,推断北斗星斗柄的指向与季节变化有关:北斗星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人以农历的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古人又分别称一月、二月、三月为孟春、仲春、季春,四月、五月、六月为孟夏、仲夏、季夏,七月、八月、九月为孟秋、仲秋、季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孟冬、仲冬、季冬。
    中国古人是极富诗意的,看到春夏秋冬四季花草果木的变化,又给十二个月分别取了一个诗意的名称,在写诗、题画上经常用到,如果不知就里,看到这样的题法就很茫然。一月叫端月,二月叫花月,三月叫桐月,四月叫梅月,五月叫蒲月,六月叫荷月,七月叫瓜月,八月叫桂月,九月叫菊月,十月叫阳月,十一月叫葭月,十二月叫腊月。端月就是一年开端的第一个月,也叫正月。二月桃花、李花、梨花、樱花、海棠等许许多多花都开了,二月十二还是百花的生日,故叫花月。每年这时候,我住的天人轩外的田野里,这些花竞相开放,美丽极了。三月桐花开了,故叫桐月。桐花开的时候,往往是倒春寒,格外寒冷,已脱下的冬装又要穿上,老百姓常说“冻桐花”。四月梅子成熟了,故叫梅月。这个时候雨水最多,而且都是绵绵细雨,所以又叫梅雨季节。《千家诗》里有首诗叫《有约》,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写的,就写这梅雨时节的事。诗云:“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五月天气就很热了,人们纷纷扇起了蒲扇,故叫蒲月。五月的端阳节还有个习俗,就是送蒲扇,儿媳给公公婆婆送,女婿给岳父岳母送。我在乡下当农民的时候就看到,到端阳节,凡是谈了亲的小伙子,都要买着蒲扇到女方家去送,女方家有多少人,就要送多少把扇子,很有趣。到了这一天,赶场的时候,卖蒲扇的生意最好。六月盛夏,荷花开了,故叫荷月。这个时候,稀饭快要煮熟的时候,人们顺手摘一片荷叶盖在上面,到吃饭的时候,清香扑鼻,惬意极了。《千家诗》里有一首名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著的。诗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正是写这荷月的景象。七月各种瓜都熟了,黄瓜、南瓜、丝瓜、苦瓜、冬瓜、西瓜,乡下房前屋后到处结着,故叫瓜月。齐白石老人有许多画瓜的画,有一幅画了几根丝瓜,画了几条小鱼,并题有小鱼煮丝瓜,只有农家能谙此味。八月桂花香,故叫桂月。八月十五中秋节,人们摘桂赏月,别有一番诗意。九月菊花开了,故叫菊月。这个时节人们最爱喝菊花酒,吃肥螃蟹,所谓“菊黄蟹肥”。十月,按一年中阴阳二气的消长,到了全阴之时,所以古来的术数家用坤卦来表示十月,坤卦六根阴爻,全无一点阳气,那为什么十月又叫阳月呢?因为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极致的时候,则向它的反方向转变,阴气到了极致的时候则要向阳转变,这就是阳之极为阴之始、阴之极为阳之始的道理,故而十月又叫阳月。十一月蒹葭茂盛,故叫葭月。蒹葭就是芦苇。《诗经》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的正是这个时候。秋末冬初,天地间一片苍凉,蒹葭在霜露中飘摇,想象到这种场景,《蒹葭》的意境也就不难体会了。腊是十二月的一种祭祀活动,于十二月初八这一天泛祭众神,喝腊八粥,就是在稀饭中煮上花生、核桃、枣子之类的东西。后来这一天又称为腊八节,故而十二月又叫腊月。最早的腊肉,就是用来祭祀的肉。
    古人又将十二地支与十二个月配合:十一月叫子月,十二月叫丑月,一月叫寅月,二月叫卯月,三月叫辰月,四月叫巳月,五月叫午月,六月叫未月,七月叫申月,八月叫酉月,九月叫戌月,十月叫亥月。从十二生肖的角度来说:十一月是鼠月,十二月是牛月,一月是虎月,二月是兔月,三月是龙月,四月是蛇月,五月是马月,六月是羊月,七月是猴月,八月是鸡月,九月是狗月,十月是猪月。古人看生辰八字不仅看你生年的属相,还要看你出生月、日和时辰上的属相。
    我们的先民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还制定了二十四节气,每月两个节气,每季六个节气。一月孟春有立春、雨水两节气,二月仲春有惊蛰、春分,三月季春有清明、谷雨,四月孟夏有立夏、小满,五月仲夏有芒种、夏至,六月季夏有小暑、大暑,七月孟秋有立秋、处暑,八月仲秋有白露、秋分,九月季秋有寒露、霜降,十月孟冬有立冬、小雪,十一月仲冬有大雪、冬至,十二月季冬有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对农民来说至关重要,基本上一年的耕作都是根据这些节气安排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些节气。二十四节气中二分二至最重要,即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这二分二至就是春夏秋冬最明显的标志。二分二至又以二至为最重,因为二至是一年中阴阳二气交替的时候,冬至这天,天地间的阴气达到了极致,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然而阴之极为阳之始,阴气达到极致的时候,阳气便开始生长,所以冬至以后阳气开始慢慢生长。到了夏至,阳气达到极致,白天最长,夜晚最短。阳气达到极致的时候,阴气也就开始生长。中医里有一句话“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就是说夏至的时候阴气开始生长,冬至的时候阳气开始生长。春分、秋分两天阴阳二气相等,故白天、夜晚一样长。
    二至天气的重要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人体,因此中医也极重视这两个节气,让人们在夏至喝玄麦甘桔,就是玄参、麦冬、甘草、桔梗四味中药熬成的汤,以清热解暑;在冬至喝四逆汤,就是附片、甘草、生姜三味药(最好加上羊肉)一起熬,驱寒扶阳。我们成都扶阳派的名医卢崇汉先生,祖孙三代(祖父卢铸之、伯父卢永定)都是名医,他们家在民国的时候,每到冬至就用大锅熬四逆汤炖羊肉,凡是来客都喝一碗,作为待客的上品。夏至在五月,而冬至在十一月。十一月按术数家的说法属复卦(),复卦有一根阳爻,五根阴爻,这一根阳爻就是冬至一阳生的道理。冬至节有个风俗,即送袜子,晚辈给长辈送袜子。寒从脚下生,送袜子其实也是保暖扶阳的意思。喝四逆羊肉汤、送袜子都是要帮助人把那一点阳气生起来,因为阳气对于人体的健康太重要了。
    春夏秋冬四季由于阳气的消长不同,各有各的特点。春季阳气生发,万物开始生长,所以春天的特点就是生。不过春天虽然阳气生发,但冬天的寒气还未散尽,阴阳二气经常交战,因此春天的天气是时热时冷。到了夏季,冬天的阴气散尽,天地间全是阳气,万物茂盛地生长,所以夏天的特点就是长。秋季阳气逐渐收敛,万物凋零,所以秋天的特点是收。秋季跟春季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阴阳二气又开始交战,夏季的阳气还未散尽,阴气开始生长,故而秋天的天气也是时冷时热。老百姓常说“二八月乱穿衣”,就是指的这两个时节。冬天阳气散尽,阴气全盛,万物闭藏,所以冬天的特点是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讲人养生必须符合四季运行的规律。《黄帝内经》中有一篇《四气调神大论》,就讲了四季的养生。春天应晚睡早起,早晨披上宽松的衣服,到宽阔的地方散步,让人的身心像春天一样生发。夏天也要晚睡早起。春夏两季可以多做事。秋天则应早睡早起,逐渐减少各种活动。冬天则应早睡晚起,等太阳出来再起床,要尽量保持情绪平和,使人的身心像冬天一样收藏起来。人只要照这样去做,就能祛病延年。这也就是中医顺其自然的预防医学理论。中国人自古对时令就很重视,《尚书》第一篇《尧典》开篇讲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就是说尧帝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教授百姓掌握季节时令。《礼记》中有一篇《月令》,专门讲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及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在不同季节的情况。五天一种变化,一共讲了七十二种变化,叫七十二候,异常详细。这也可以看到我们古人对大自然认识的精细准确程度。国学大师杜道生先生给我说到《月令》篇的时候,总是无比自豪、赞叹不已地说我们的古人真是太伟大了,两千多年前就对自然研究得这么透彻,谁能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不发达呀!《四库全书》史部里特别列了“时令”一类,将专门写季节、节日、与民间风俗的书《岁时广记》、《月令辑要》等编到一起,也足见其对季节时令的看重。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上一节讲天时,这一节讲地理。天时为时间,地理为空间,时间空间是分不开的。时间上有春夏秋冬,空间上有东南西北。东是太阳升起的方向,阳气生发,故而东方跟春季相配。南离赤道最近,日照强烈,气候炎热,阳气最旺,故而南方与夏季相配。西是太阳落下的方向,阳气衰落,故而西方与秋季相配。北离赤道最远,日照微弱,气候寒冷,阳气最弱,故而北方与冬季相配。东南西北四方相对应的就是中央。“应乎中”的“乎”当于讲,意思就是对应于中央。哪个季节对应于中央呢?古人以夏秋之交这个时节对应中央。
    方位都是相对才产生意义,并无孤立的南北东西。我们来看看早期中华民族的中央及东南西北四方。我们祖先是极重视地理的,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地理著作是《尚书》中的《禹贡》篇。所谓“禹贡”,“禹”就是指夏禹,“贡”就是贡赋。贡即贡品,赋即赋税。“禹贡”是说夏禹时各地收的贡赋。这篇文章记载了我们国家在夏朝时的疆域、山川、土壤、贡赋。夏朝时,国家基本形成,夏朝的疆域大致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疆域。我们中华民族也叫华夏族,那个夏就是夏朝的夏。夏朝时,周边的少数民族称夏朝人为夏人,后来就一直沿袭下来。按《禹贡》记载,夏朝的中心就在现在的山西南部和河南的西部。华夏文化圈东到海边,西到甘肃、青海一带,南到湖南,北到黄河河套地区。而华夏文化圈以外的地方,则称为东夷、西羌、南蛮、北狄。华夏民族在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的中央,故称中华、中国。中国就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后来我们民族逐渐扩展,昔日的夷狄蛮羌都融合进来,成了中华民族。当然这时东南西北的概念就更大了,把印度称为西方,所以唐僧是到西天取经。再后来,发现印度这个西方以外还有西方,就是西洋诸国,于是又把这些地区称为泰西,而西洋人也称我们中华为远东。不过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民族确实一直是处在世界的中央,汉以后我们国家就是亚洲的中央之国,唐以后我们更成为世界的中央之国。唐朝有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大学,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留学生来留学。从北宋到清乾隆年间,中国的GDP一直稳居全世界第一位。
    《禹贡》记载了我们国家最早的九州,分别是冀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相传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定的。这九州之名在历史上曾长期沿用。按今天的疆域来说,兖州、青州包括山东、辽宁东部、安徽北部,冀州在山西、河北、辽宁一带,徐州包括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扬州包括江苏、安徽南部,荆州包括湖北、湖南、江西西部,豫州包括河南、湖北北部,梁州包括陕南、四川,雍州包括陕西南部、中部,甘肃及其以西区域。《禹贡》还记载了我国的三大山脉、九大水系。一道山脉在黄河以北,包括太行山、王屋山、北岳恒山等;一道在黄河长江之间,有华山、大别山、中岳嵩山等;一道在长江以南,岷山、南岳衡山、庐山等。九大水系分别是黑河、澜沧江、黄河、汉水、长江、沇水、淮河、渭河、洛水。山沉稳不动,所以古今变化不大;河流不停运动,改道又多,故而古今变化甚大。九大水系中,黄河、长江是最重要的河流,是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国疆域的形成与这两条河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祖先最早在黄河流域的上游生息繁衍,相传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氏就是甘肃天水人,炎帝葬在陕西宝鸡,黄帝葬在陕西延安。三皇都主要在黄河上游活动。炎帝、黄帝打败了黄河下游的蚩尤,华夏族才慢慢向黄河下游发展,直到周公才把东夷逐渐融入华夏。此后,华夏族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春秋时南方的楚国都还被当作蛮荒之地,经过秦的统一,长江流域也成为中华的疆域,最后才发展到珠江流域。唐宋的时候广东、广西都还是流放贬官的瘴疠之地。韩愈就被贬官到广东潮州,苏东坡还为他著了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收在《古文观止》里。柳宗元被贬官到广西柳州,并最终死在那里。到了明朝,广东一口通商,再到清朝几百年间,广东慢慢繁华起来。到了清朝末年,著名历史人物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出自广东。所以中国的疆域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形成的。
    古人关于地理的著作相当多,《四库全书》史部列有地理类,其中还分了十个小类。第一类是宫殿疏,专讲古代的宫殿。第二类是总志,统记天下山川风物名胜。第三类是都会郡县,专讲一地的风物,相当于现在的地方志。第四类是河防,专记天下河流及河患预防。像北魏著名的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收在河防类中。《水经》本是魏晋时无名氏所作,记载水道137条,郦道元亲身考察,广采前人地理著作之精华,注解《水经》,记述一千余条水道的源流及沿途山川风物历史人物及传说,比原书文字多了二十倍,自成巨著,语言优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于柳宗元、苏东坡的山水游记散文有深远影响。苏东坡曾说:“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第五类是边防,讲边疆的防守。第六类是山川,专讲各地山川风景。第七类是古迹,记录各地名胜古迹。像北魏时杨炫之著的《洛阳伽蓝记》就收在古迹类中。伽蓝是梵文音译,即寺庙的意思,此书记载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大修寺院及寺院的盛况。第八类是杂记,主要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第九类是游记,记录旅途见闻,像著名的《徐霞客游记》即收在此类。《徐霞客游记》是明朝后期徐霞客26年间游历考察各地之日记,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内容。第十类是外纪,记录外国的风物。像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就收在此类。玄奘法师西行,向西最远走到伊朗及地中海东岸,向南走到印度半岛及斯里兰卡,向北走到阿富汗东北部。《大唐西域记》是玄奘法师历时19年取经,回国后,于贞观二十年奉诏修成。该书为玄奘法师口述,弟子辨机笔录,记录了玄奘法师亲历的110个国家、城邦及听闻的28个国家、城邦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物产气候等情况,是研究我国西北历史、地理,中亚、南亚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为各国学者所重视。四时四方和五行配合起来,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就更丰富了,因此谈了四时四方后紧接着谈五行。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五行学说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中国古代科学的核心。五行学说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尚书·洪范》。到战国时候,诸子百家中又出现一家,叫阴阳五行家,又称阴阳家或五行家。这一家以阴阳五行理论建立起了一套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的世界一统的天人感应学说。这套学说在汉朝极兴盛,即使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也深受影响。他著名的三纲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源于阴阳家。董仲舒说阴阳是天道的根本,阳主生,阴主杀,所以阳气是天地之正气,阴气是天地之邪气,邪气必须服从正气,故阴必服从阳,故而属阴的臣、子、妻要分别服从属阳的君、父、夫。可以说汉朝人的学说没有几家是不受阴阳家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阴阳五行学说是解开汉朝人学问的钥匙。
    汉以后阴阳家的学问虽然不像在汉朝那样流行,但也一直在中国文化及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医、建筑、术数、道教中,阴阳五行理论已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像中医,离开了阴阳五行理论就无法看病。不过这里需要说明,阴阳和五行本是两种思想,阴阳学说主要解释宇宙的起源,五行学说主要解释宇宙的结构。《易经》讲阴阳,《洪范》讲五行,后来阴阳家才将这两种思想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哲学流派。阴阳家认为宇宙由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构成,而且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以促成宇宙的平衡。这五种物质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中,故称五行,行就是指运动。五种物质各有各的特点。《洪范》篇讲水的特点是“润下”,火的特点是“炎上”,木的特点是“屈直”,金的特点是“从革”,土的特点是“稼穑”。也就是说凡具有寒凉、滋润、向下特性的事物都可归属于水,具有湿热、向上特性的事物可归属于火,具有生长、升发特性的事物可归属于木,具有肃杀、收敛特性的事物可归属于金,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特性的事物可归属于土。五行因超越了具体物质而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阴阳家就根据五行的特点将自然、社会的一切现象和物质分别配属五行,从而构成一个集自然、社会、人体为一体的广阔的宇宙模式。
    万物与五行的配合不可尽说,这里举一些最主要的配合给大家讲讲。比如方位、季节、气味、色彩、音律、干支、虫兽、山岳、家庭及人的腑脏、躯体、情绪、体液、五官等与五行的配合。以方位来说,东方配木,南方配火,西方配金,北方配水,中部配土。季节则春季配木,夏季配火,秋季配金,冬季配水,夏秋之交配土。气味是风配木,暑配火,燥配金,寒配水,湿配土。酸味配木,苦味配火,辛辣味配金,咸味配水,甜味配土。色彩是青色配木,红色配火,白色配金,黑色配水,黄色配土。音律是角配木,徵配火,商配金,羽配水,宫配土。天干是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壬癸配水。地支是寅卯配木,巳午配火,申酉配金,亥子配水,辰戌丑未配土。虫兽是毛虫配木,羽虫配火,介虫配金,鳞虫配水,倮虫配土。毛虫就是长毛的野兽,羽虫就是长羽毛的鸟类及可飞的昆虫,介虫就是长甲壳的动物,鳞虫就是长鳞甲的可以游水的动物,倮虫就是不长毛的动物。山岳是东岳泰山配木,南岳衡山配火,西岳华山配金,北岳恒山配水,中岳嵩山配土。家庭是兄长配木,父亲配火,弟弟配金,母亲配水,祖父母配土。人体的腑脏是肝配木,心配火,肺配金,肾配水,脾配土。胆配木,小肠配火,大肠配金,膀胱配水,胃配土。心肝脾肺肾是五脏,胆、小肠、大肠、膀胱、胃加上三焦为六腑。三焦就是人体的上焦、中焦、下焦。上焦即人体胸腔以上,中焦即人体胸腔以下到小腹以上,下焦即小腹以下。形体是人体的筋配木,脉配火,皮配金,骨配水,肉配土。情绪是怒配木,喜配火,悲配金,恐配水,思配土。体液是泪配木,汗配火,涕配金,唾配土。五官是目配木,舌配火,鼻配金,耳配水,口配土。
    这些和五行相配的事物,同属一类者,彼此之间又相互有联系或共性。比如说属木的东方、春季、风、青色、毛虫、泰山和肝、胆、眼泪、怒气、眼睛等,相互之间都有关系。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春天就先到,春天的风大,春天也是草木生发的季节,野兽就生活在草木茂盛的森林里。泰山阳气充足,自古就是帝王祭天的地方。肝阳气足,能生发人体的血液。肝开窍于眼睛,眼泪则为肝上的分泌物,肝气躁动则容易发怒,就是人们常说的肝筋火旺。所以中医对于人体的眼病、情绪烦躁易怒、睡眠不好等症都要从肝上论治。其他火金土水各类也都是如此,这样万物的同类都有了联系。不仅同类有联系,不同类的事物因为五行的生克也有了联系。五行的相生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草木有水才生长,木柴能燃烧,东西烧了变成灰,灰积多了则成土,金属都是出自土里,金属熔化了则变成液体(水)。五行的相克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能灭火是孩童都知道的常识,火能熔化各种金属,金属则能刺砍树木,树木的根能牢牢将泥土抓住,所以有树的地方水土就不会流失,发洪水的时候总是以泥土去堵塞,这便是五行生克的道理。有了五行的生克,万物便形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阴阳家的学说深刻地揭示了宇宙的本质: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宇宙是运动的,宇宙是平衡的,而且是动态平衡的。前面讲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目的都是要为春秋战国的乱世建立一个统一的秩序。阴阳家讲万物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从哲学上为统一找到了理论根据。
    战国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邹衍,他通五行之术,各诸侯国的国君都对他礼敬有加,所到之处,皆奉其为上宾。其周游各国的待遇比同时代的孟子要好几十倍。邹衍著书十余万言,都已失传,但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其学说有详细的说明。邹衍用五行的生克建立起了一套历史进化的循环论,叫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就是讲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都受金木水火土五德中之一德支持。金木水火土各有其德,且自有盛衰。当它的德盛的时候,它所支持的朝代就盛,当它的德衰的时候,它所支持的朝代就衰败灭亡,就像春夏秋冬各有盛衰一样。而一种德衰败的时候,取代它的必定是能克它的另一种德。按这个理论,阴阳家讲黄帝是占了土德,夏朝取而代之是占了木德,商朝取夏而代之是占了金德,周朝取商而代之是占了火德。五德终始这套理论记载在《吕氏春秋》中,到了秦朝,这个理论在实际政治中产生了作用。秦朝统一天下,认为自己是取周朝而代之,周朝占火德,克火者必水,故而秦朝是占水德。水主冬季,有肃杀之性,秦朝循水德,实行严刑酷法,刻削无恩。然而也正因如此,秦朝很快就灭亡了。汉朝建立后也奉行这套学说,只是对于汉朝该占何德,颇有争议。一派说秦朝残暴短命,不能算合法的朝代,汉应继周朝为水德;一派说汉应继秦朝为土德,因为土克水。到了汉武帝才正式宣布汉朝继秦朝,以土德坐天下。
    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很大,西汉的董仲舒又对此加以改造,建立了“三统说”。“三统说”讲历史更迭以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进行,每个朝代各正一统,董仲舒讲夏朝正黑统,商朝正白统,周朝正赤统,周朝以后的朝代依此循环下去。“三统”最主要的不同是岁首。董仲舒认为一年有三个月可作岁首:子月、丑月、寅月,也就是旧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以子月为岁首是正赤统,以丑月为岁首是正白统,以寅月为岁首是正黑统。一个朝代的服色要与此匹配,正黑统的衣服应是黑色,正白统的衣服应是白色。董仲舒建“三统说”的目的是要说明,每个朝代建立后都要有一些形式上的改变来与旧朝区别,如改正朔、易服色,另外还有迁都城、改名号等。虽然有形式上的改变,但也有不变的,那就是道。每个朝代只有有道才能存在,如果无道了,就会被另一个朝代取代。道为什么不变呢?董仲舒说道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三统说”的根本是要警告统治者必须奉天行道,如果不行道,就有亡国灭身、被奉行天道的新朝代取代的危险。这也就是儒家在皇权无上的情况下用天道来限制皇权的办法。现在很多人批判董仲舒,其实是不了解董仲舒学说的深义及良苦用心。
    西汉末年的王莽又以禅让改造了五德终始说。王莽改造的五德终始说是为自己得天下制造理论根据。王莽说自己是以禅让得天下,而非靠武力征讨,武力征讨是相克的关系,禅让则是相生的关系。王莽将以相克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改成了相生为基础的五德循环说。王莽据此推导的古代历史系统更详尽,将三皇五帝都排进去了。王莽的学说讲,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炎帝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黄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皞(hào,又作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颛顼(zhuān xū)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帝喾(kù)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尧帝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舜帝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大禹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朝以水德王,水再生木,故周朝以木德王,木再生火,故汉朝以火德王,火再生土,王莽朝以土德王。王莽因此说自己是黄帝、大舜之后,因为黄帝、大舜都是以土德王。既然是黄帝、舜帝这样的圣王之后,那么王莽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天子了。在王莽的这套学说中,汉朝属火德,故后世也有称汉朝为炎汉、炎刘的,炎就表示火。如果不知道这些学说,读到炎汉、炎刘之类,自然也就莫名其妙了。在王莽的学说中,秦朝叫闰水。闰也就是闰年闰月的闰之意,不属于正常情况,属于非常情况。所谓闰水,就是扰乱了五行正常相生的次序而多出来的,既然是多出来的,就不是正常该有的,就该夭折,所以秦朝短命。按照王莽的学说,秦朝是个不合法的多余的朝代。五德终始说在后代虽不像在汉朝那么流行,但直到民国前,皇帝诏书的开头都是“奉天承运”,就是承五德终始之运。
    最后谈一谈“本乎数”的问题。本当根本讲,乎当于讲,数当数目讲。“本乎数”就是讲五行的根本是从天数地数中生出来的。古人占卜是用蓍草来进行的,将五十根蓍草经过十余次组合,根据所得到的数字来画卦。占卜是泄露天机的,而占卜所用的卦又是根据蓍草的不同数组合后画成的,因此古人相信数和天机是有关系的,或者说天机在于数中。《易经》中就讲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并说天数有一三五七九五个,地数也有二四六八十五个,天数相加为二十五,地数相加为三十,天地之数相加为五十五,有了这五十五个数则可以生化万物。阴阳家根据《易经》的这个说法提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一二三四五是生五行之数,六七八九十是成之之数。这就是阴阳家讲的“五行本乎数”的道理。数目可以表示物质的数量,在阴阳家这里,数却有另外的神秘作用,它不但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而且有生发万物的作用。后世术数家讲的数都是这种神秘数学,与通常所说的数学无关。后者,中国古人称为算学,《四库全书》列在子部天算类里。神秘数学,则列在《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里。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社会当中最重要的五种德行是仁义礼智信。按照阴阳家的学说,五德和五行也是相配合的,并且汉儒都这样主张。仁与木相配,义与金相配,礼与火相配,智与水相配,信与土相配。仁有木的温润生发之德,义有金的刚毅勇猛之德,礼有火的光艳美丽之德,智有水的灵动通达之德,信有土的敦厚诚实之德。“常”当不变讲,五常就是五种不变的道德。紊当乱讲,不容紊就是不容许混乱的意思。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是人不容紊乱的五种根本不变的道德。这五德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共同生活劳作中表现出来的人性最美好的品质。这些品质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光辉,而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高度赞扬,身体力行,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又对这些品质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把它们概括成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名称,使人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民族的美好道德是哪些,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然后以此来要求自己,教育子孙。孔子本人也是实践这些道德最完美的楷模,被称为至圣先师。孔门弟子传人又不断地阐述赞美这五常,到了汉代,这五常就已深入人心,成了从天子到百姓都认可并努力遵行的道德标准。汉以后近两千年中国社会的秩序基本就是靠这五常来维系的。就是在现在,具有五德的人都是大家所尊敬喜爱的人,反之则为大家所讨厌唾弃。可见五德在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所以称其为“常”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来看看五常的具体含义。在《论语》里,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名词都出现了,孔子还对其作了不同的阐释。后世儒家的阐释就更丰富了。清朝人贺兴思著的《三字经注解备要》中说得好:“仁者,爱之理;义者,事之宜;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智者,知也;信者,诚实也。”仁是爱的道理,爱是一种情感,仁是对爱这种情感作理论的阐述。孔子说仁者爱人,知道了爱的内容是爱人,那为什么人要爱人呢?这就是仁这个概念要回答的问题了。仁字一个人旁一个二字,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两个人表达什么?表达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人离不开人。人是群居动物,必须群居群处,这是人必须爱人的原因,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互相体谅,这是爱人的内容,这样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仁是爱之理。仁这个概念是孔子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是孔子哲学中最核心的精神。为什么孔子会提出仁这个概念,因为孔子是第一个对人是群居动物有自觉的人。现在觉得人是群居动物简直就是常识,但常识在成为常识前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而能率先认识这些常识的人就是圣哲。人本来就和人生活在一起,但要从人和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中自觉到人是群居动物,并总结出群居的原则“仁”,这就是非常伟大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易经》里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等到圣哲总结出来,又恍然大悟。
    所谓“义者,事之宜”,就是说做事做到应该的状态,“宜”当应该讲。什么是应该?就是人生活在人这个群体中,总是有不同的角色。人在每一种角色中都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些责任和义务就是你该做的事。你在你的角色中做了你该做的事就叫义,你没做你该做的事就是不义。人为什么要尽义务责任呢?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而且是有思想的、建立了社会的群居动物,要想共同有序地生活下去,就必须如此。不同角色中的责任义务都是爱人的不同体现而已。父的慈、子的孝、兄的友、弟的恭,无不是爱人的体现。
    什么叫“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呢?“节”当节制讲,“文”当形式讲,“仪”当礼仪讲,“则”当规范讲。天理、人事就是自然社会。就是说礼是自然社会的各种事物应有的形式和规则。比如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春天就该做春天的事,夏天就该做夏天的事,秋冬亦是。春天该做什么呢?春生。生养万物是春天该做的事,比如草儿变青了,树枝发芽了,花儿开花了,猫儿叫春了,这些都是春生的具体表现。春生是春天该做的事,这是义的范畴。而具体展现春生的这些花开猫叫的形式就是礼的范畴,就是表现春生的这些形式还有自己的规则。比如草木发芽要多少天,长叶要多少天,长花骨朵要多少天,花开多少天,都有一个基本固定的规律。春天将自己该做完的事做了,到时间就走了,让夏天来做夏天的事。这些花开花落、春去夏来的具体规律就是一种节制。春天的各种形式连同这些形式的具体节制共同完成了春天该做的事,展现了春生的精神,这就是“天理之节文”。
    再拿人事来说,比如做儿子的就应该尽孝,尽孝就是儿子该行的义。怎么体现孝呢?孝需要具体的形式来表达。《弟子规》里讲:“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早晨起来要给父母请安,晚上睡觉之前又去问候父母,出门前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告诉父母一声,这些都是孝的具体形式,这些形式就是礼。但每个人在表达孝的时候很不相同。有些人,父母刚死几天就兴高采烈,涂脂抹粉,四处吃喝玩乐;有些人,父母死后,余生悲痛。这两种表现都有偏颇,所以就需要对孝的形式制定一个标准。比如说父母去世后,守孝三年。为什么要三年?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意思就是说子女出生后,头三年基本都是被父母抱在怀中的,因此,父母去世了,子女也应守孝三年来回报父母之恩。守孝三年就是礼,没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也就是不孝,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也就是过头了。所以礼就是要求人们做事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不“过”也不“不及”。《礼记·孔子闲居》篇里讲:“夫礼所以制中也。”所谓制中,就是制定一个中庸的恰到好处的标准。礼的规则是很丰富详细的,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不同职业的人,礼是不同的,不同场合的礼也是不同的。所以按不同身份、地位,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大夫之礼、士人之礼、庶人之礼等。按照场合,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按礼的内容,有冠礼、婚礼、祭礼、丧礼等。不同的礼皆有不同的形式和规则,这些礼共同维系社会的有序和谐。
    我们国家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种礼的形式及规则为什么要这样制定,它的意义是什么,这就属于智的范畴了。智者,知也。知什么?知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一个人对这些道理知道得越多,他就越有智慧。比如婚礼,要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三拜之礼的意义:一拜是要感激天地给予人类生命的恩德;二拜是要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父母的养育,哪有今天的成人成家;三拜是要夫妻相互礼敬,以后人生的长路就要两人彼此相携相扶了。知道了拜的意义,拜起来就是虔诚地、心甘情愿地、清楚明白地;不知道意义,拜起来就是莫名其妙或者三心二意地。那么智慧从哪里来?从学习中来。所以《论语》一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学习为什么会喜悦,因为学习让人开智慧,孔子说“智者不惑”,智慧的人是没有困惑的。比如写字,不懂字的内涵,字就只是工具,明白它的内涵后,你会觉得每个汉字都那么有趣。就拿“子曰”、“诗云”的曰字和云字来说,小篆曰字()下面是个口字,口字上面一个竖弯,人说话的时候,口中要冒气;小篆云字()就像云的形状,人说话时口中冒的气就像云一样,所以“曰”和“云”就引申为说话的意思。再比如疾病,你如果知道些医理,就不至于一生病就恐慌。拿小便来说,一些人看到自己小便里泡子多,就以为是有肾病,恐惧得很。他如果懂得只是泡子多,没有其他症状,很可能是人体的气化功能差引起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然不会瞎恐慌了。
    人需要学习的东西是相当多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最起码要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做人的道理。要做一个好人,首先要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就是根本的智慧。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是智的范畴,而要终生追求、奉行真善美则是信的范畴了。一个人要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一辈子奉行真善美,就需要有信念。什么叫信念?就是对自己的信仰念念不忘,时时都想到它。唐玄奘能历经千难万险,花十九年时间到西天取经,靠的就是信念,是对于到西天追求佛法真谛的念念不忘。信念的力量从哪里来?从信仰中来。什么叫信仰?就是对敬仰的东西坚定地相信。为什么会坚定地相信?因为深刻地知道敬仰的东西的好处,这种知道又是来自智慧。比如敬仰圣贤的学说,那是因为深刻地知道圣贤学说的伟大,因为知其伟大,所以坚定地相信。坚定的信仰必定是诚实的,故曰“信者,诚实也”。圣贤之道都是真的、善的、美的,所以信仰圣贤之道也就是信仰真善美。一个信仰真善美的人,他一定会相信别人,并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待人。民国时候著名作家杨振声先生说:“你猜疑人有那种卑污的人格,便是你心中先存了那种卑污的榜样。”如果一个社会人与人相互猜忌,那这个社会离崩溃就不远了,大家生活在其中,也是非常痛苦的。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这里孔子虽然是说老百姓如果对统治者丧失了信仰、信任,就无法立起来,其实推而广之,就是人如果没有了信仰就无法健康快乐地生活下去。有的人就会问了,我相信人是善的,但我却被人骗了,此后我还敢相信人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认识,我相信人是善的,首先说明我自己是善的,至于别人不诚信,那只能说明是他不善,我怎么能因为他不善而改变自己的善呢?我只能用我一以贯之的真诚信任去感化他,使之弃恶向善。而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坚定地相信善。儒家学说最光辉的地方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性是善的。就像《三字经》一开篇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实这一句话是整个圣贤之道的基石,也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基石。我们一般理解的信,都是诚信、守信,这只是小信,真正的大信是信仰,有了真善美的信仰,诚信是自然而然的事。
    知道了五德的具体含义,再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五德的根本基础是爱,爱是人最天然的感情,所以五德不是强加给人的,而是顺应人的天性情感而建立起来的。根据爱建立起来的理论就是仁,仁的具体表现就是义,义的形式与规则就是礼,对礼的意义的认识与理解就是智,对智慧所分辨出的真善美的坚守就是信,以智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信永远不会是迷信。在过去,五常与三纲是连在一起说的,叫三纲五常,也叫纲常,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纲常连在一起就表示普遍的社会道德律。有了这个社会道德律,社会的和谐稳定秩序就建立起来了,而正是这个稳固的秩序使得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延绵不绝,而未像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断代灭亡。任何一种很好的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都可能会出一些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怪这种理论不好。好比一个结巴去朗诵《桃花源记》,读出来很难听,你就能因此说《桃花源记》这篇文章不好吗?我们评判一个事物,要看它的主流,不能因为一点瑕疵,就将其全盘否定。对待历史上的问题,也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看它究竟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三纲五常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予以肯定。而且就五常来说,对于今天的人、未来的人仍然有重要意义。特别对我们当前这个信仰缺失、价值混乱、物欲横流的社会,意义就更大了。其实一个人只要按照五常去做,他的生活一定是和谐有序、光明美好的,心情一定是祥和快乐的。仁让人的心中充满爱;义让人在每个角色中都问心无愧;礼的形式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礼的节制让人做什么都能恰到好处;智让人明白无惑;信让人充满光明。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这里紧接着讲人生存最重要的物质——粮食。稻就是大米,分无黏性和有黏性两类。我们通常吃的大米都是无黏性的;有黏性的叫糯米,端午节的粽子、腊月的糍粑、元宵的汤圆都是糯米做成。中国传统的风俗中,腊月廿三祭灶王菩萨的时候就要打糍粑。相传灶王菩萨是天上的耳目神,每年腊月二十三要上天汇报各家的善恶情况。人们为了封住灶王菩萨的嘴,就用糯米做的黏黏的糍粑来祭灶王菩萨。稻的幼苗叫秧,春天要插秧,根据各地气候不同,插秧的时间大致在农历三四月间。而谷种要先撒在一块小田中,让其长成秧苗,待农历三四月时拔起秧苗,再一行行整齐地插到耕好的水田中,一块秧田中的秧苗要插进好几块水田里。齐白石老人就画有一幅耕犁图,将烟雨空濛中的春耕美景表现得异常动人。到了秋天,田野一片金黄,谷子成熟了。这时正是农历七八月,烈日当空,农民们却该割谷了。割好的谷子在场坝中晒干后,再把谷粒从稻秆上打下来,最后碾去壳而成米。打谷子的时候,谷灰漫天,呼吸很难受。所以,我们吃的大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粱就是北方产的高粱,长得很高,人藏在高粱地里都看不见,有青、黄、白三种,可以用来酿酒。因其性凉,故名粱,古来同音字可以互相解释,叫同音相训。
    菽是豆类的总称,豆类也是人们重要的食物。豆类有黄豆、绿豆、黑豆、青豆、白豆、豇豆、扁豆、胡豆、豌豆等。黄豆是用途最多的,可以做成豆腐、豆腐干、豆花、豆浆等。豆浆是世界卫生组织评选的五种最佳饮料之一,营养价值很高。豆子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僧人不吃肉,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就是豆类,庙里吃得最多的就是豆类食品。素席里“鸡鸭鱼肉”俱全,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但一吃才知道,都是豆类做的。大白豆形状像人体的肾,所以白豆是补肾的。豌豆磨的凉粉最好,我们四川著名的川北凉粉就是豌豆做的。绿豆有清热的作用,绿豆汤可以解暑,绿豆稀饭清香可口。豆类食品的做法,一般都要用石磨子来磨,将豆子碾烂再过滤,过滤后的汁就是豆浆,豆浆又可用盐卤或石膏点成豆腐,过滤剩下的渣还可做菜。豆子一般在栽秧前后种下,能开出红的、黄的、白的、紫的漂亮的花。根据品种不同,豆子分别在农历七、八、九月成熟。胡豆和豌豆是农历九十月间种,第二年三月收。
    麦就是麦子,主要有大麦、小麦。大麦可酿酒,制成麦芽糖。小麦则可磨成面粉,做成面条、馒头、花卷、饺子、蛋糕、面包等多种面食。我国北方以面食为主,我重庆家乡的老邻居李爷爷、尹婆婆就是北方人,小时候我看见他们几乎每天用面粉换着样地做各种饼子、馒头、面条等。北方人的面和南方人的米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两种粮食。麦子是农历九十月份种,第二年四五月份收。麦子收割方法和谷子差不多,只是最后要用磨子将麦粒磨成粉。
    黍也是稻谷中的一类,又叫黄米,性黏。《说文解字》里讲,黍因大暑时成熟,故名黍,也是同音相训。《说文》又讲黍字一个禾字,一个入字,一个水字,就是禾入水的意思,说黍也是可酿酒的,入水即是酿酒。
    稷是最古老的一种作物,因易于栽种,适应能力强,故被先民广泛种植。其实稷也就是今天的小米。稷在古代非常重要和普遍,被尊为百谷之长,受帝王奉祀而为谷神。古代帝王都要祭祀社稷之神,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疆土和粮食,因此古时以社稷代表国家。古代人吃的粮食种类还有很多,六谷的六只是虚指,并不是特指,古时也称五谷,五也是虚指。关于六谷到底包含哪六种,历来说法不一,也有说六谷里面包含了麻的,麻在古代也是充饥的粮食之一。在商周时候六谷已尽有。
    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还有几种粮食:玉米、甘薯、花生、马铃薯。这些都非我国原产,而是从外国引进的。玉米又叫包谷,原产美洲墨西哥,是墨西哥人的主要食物,影响很大。古代墨西哥的玛雅文明被称为“玉米文明”,到处能听到有关玉米的传说,还有许多黄金、陶土制成的玉米神像。古美洲人还用玉米壳来占卜,祈求玉米带领他们进入来生。明朝中期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航海到美洲,将玉米种子带回欧洲,再传到世界各地。大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四十年后,玉米传到中国,据说是由葡萄牙人传到南洋,再由南洋传到中国的。到明朝末年玉米已在中国广泛栽种。玉米的种植时间大概是在农历二三月份,六七月份收成。夏天最热的时候,就是玉米成熟的时节。
    甘薯又叫番薯、红苕,原产地也是墨西哥,由哥伦布带出美洲传播全世界。甘薯传入中国与玉米传入的时间差不多。据明朝广东福建的县志记载,甘薯是由越南和菲律宾传入中国的,现在广东电白县还有纪念甘薯从越南带回的名医林怀兰的“番薯林公庙”。相传这个林太医医术很好,治好了越南国王女儿的病,国王为酬谢他,宴会上即以甘薯款待他,他吃了觉得非常美味,便打听了栽种方法,又要了几个甘薯生吃,咬了一口悄悄藏起,偷偷带回国。越南法律规定偷带甘薯出国者处死,林太医出关时,遇到的守关将领曾是他的病人,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遂放他出关,而自己自杀了。回国后他在广东家乡试种成功并推广,人们为纪念他而修了林公庙。甘薯是自外国带回,故又称番薯,番就是古时对外国、异族的称呼。福建也有纪念从菲律宾带回甘薯的华侨陈振龙的“先薯祠”。陈振龙带回甘薯也很费了一番周折,是冒着生命危险将甘薯涂了机油,捆在海船缆绳上躲过检查带回的。所以这些看似很普通的粮食,它们在传入时都经历了千难万险,我们在吃这些粮食的时候就应该感恩缅怀最先种植和引进这些粮食的祖先,而且应倍加珍惜,不要随意浪费。孔子说:“虽疏食菜羹,瓜祭必斋如也。”意思就是说即使吃蔬菜瓜果,在吃的时候都要将每种菜夹到一个空碗里,虔诚地祭祀最早耕种制造饮食的人,以表示不忘本的感恩之心。甘薯适应性强,耐旱、耐湿、耐风雨、少病虫害,山坡、沟壑都能栽种,所以我国栽种普遍。在稻麦等粮食匮乏的时候,甘薯是最好的救荒食物。甘薯味甜,故名甘薯,甘就是甜的意思。甘薯在农历四五月份栽种,九十月份收成。甘薯依着地生长出藤子,甘薯就结在藤子上。四川人将这种藤子叫红苕藤,嫩的部分拿来炒、凉拌、煮都好吃,粗的老的一般就割来喂猪。包谷、红苕对人体健康都极好,对通畅大便很有益处。
    长生果就是花生,原产美洲巴西、秘鲁等国,也是在哥伦布去美洲后逐渐被欧洲人带回国,又被殖民者带到南洋,最后从南洋传入中国的,时间也是明朝中后期。现在我国已成了生产花生的大国,技术与规模都在世界前列,而原产地美洲的秘鲁、巴西的种植面积都很少。花生一般三四月栽种,六七月收成。果实为花落土中而生,因而又名落花生。花生煎炒、油炸、磨成花生浆都很好吃,香甜可口,深受欢迎。
    马铃薯又名土豆,原产也在美洲,因从外国传入,也称洋芋。西洋殖民者对土豆的传播并不如对玉米、甘薯那么热心,最初在亚洲传播也受亚洲人歧视。直到近百年才受到世界诸国重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时,有一句名言叫“土豆烧牛肉即是共产主义”。山西又把土豆称为山药蛋,现代文学史上将具有山西风格的作家如赵树理等称为“山药蛋派”。土豆一般农历二三月栽,五六月收成。
    我们中国传统的六谷连同外来的包谷、红苕、花生、洋芋现在都是老百姓重要的食物。现在城里的人对农事不了解,有很多人真是“五谷不分”,学了《三字经》就应该对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粮食和农业知识有所了解。中国是全世界率先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大约在炎帝神农氏时代我们就逐渐告别游牧而进入农耕。最早的农耕是游耕,所谓游耕就是选择一块从未开垦过的土地,择吉日占卜,看是否良地,如果是,就放一把火将上面的植物都烧了,烧了的灰即是肥料,用简陋的工具浅翻,然后播种,靠天然的雨水肥料,从不人工浇水施肥,这样几年下来土地就不能再种了,种了也没有收成,于是又选一块没耕过的地再耕种。游耕需经常迁徙,但游耕与游牧不同,游牧是逐水草而居,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迁徙放牧,一年要迁徙数次。游耕一般数年迁徙一次,已是大大的进步。游耕属于原始农业,到了商朝中期以后,耕作技术改进,人们就不再迁徙了。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器农具,战国后期出现了牛耕,人工施肥,并大量修建人工灌溉的水利工程,这样成熟的农业生产便出现了。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后,从秦汉一直持续到明清,使我们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农业大国。可以说我们几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文明也培养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所谓安土重迁就是说安于自己土地上的生活,不愿随便迁徙,把迁徙看成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愿离开家乡,离开家乡就叫背井离乡,即使被迫离乡的,到晚年仍要落叶归根,如果死在异乡了,也要让亲人将其归葬故乡。对土地故乡的深情眷恋已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浓浓的化不开的乡土情结。
    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大量反映农耕的作品。《尚书》中的《无逸》篇就是记载早期圣王对农业的重视的,文章内容是周公告诫成王要无逸。所谓无逸就是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要做到无逸,首先就是要“知稼穑之艰难”。稼指栽种庄稼,穑指收割庄稼,合起来则指农事耕作。意思就是一个君王要想永保天下,就要知道百姓种庄稼的艰难。《无逸》是《尚书》的名篇。《诗经》中也有许多描写农事的诗,当中的《七月》是最有名的农事诗,将一年四季农民的耕作劳动及生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后来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形成了专门写农村生活及风光的田园诗派。晋朝的陶渊明就是这一派的创始人,唐朝的王维,宋朝的范成大、杨万里都是这派的著名诗人,他们创作了大量表现农村祥和、宁静、恬淡意境的佳作。另外还有详细记载农业技术、工具、经验的著作,这些著作都被收在了《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中。农家类里最著名的有《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齐民要术》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完整农书,为北魏时贾思勰所著,全书九卷,系统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像粮食、蔬菜、瓜果、树木的种植,家禽牲畜的喂养,酿酒制酱的方法等,无不尽有,被称为古代农业生活的百科全书。《农书》是元朝农学家王祯写的,总结了中古以来农业生产的经验,可与《齐民要术》并称为农书双璧。全书二十二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农业耕种、生产、养殖各方面问题,第二部分讲粮食、蔬菜、瓜果、树木种类情况,第三部分专讲各类农具。《农政全书》是整个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的著作,为明朝末年进士、大学者徐光启所著。徐光启因向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学西洋天文、算学、火器,成为中国系统了解掌握西洋文化的第一人,平生著述甚丰,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农政全书》六十卷,分农本、田制、农制、水利、开垦、树艺、蚕桑、收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荒政十二部分,对农业理论、技术、政策、资料等均有论述,确实是整个古代农业不可多得的总结性巨著。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共和国六十年桐月渝州李里于外祖父故乡洪州青堤顶顶庙。这里讲人们饲养的动物。饲当喂养讲。被人饲养的禽兽就叫畜。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人类有三大文明的演进: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商业文明。三大文明中游牧文明最早出现,所谓游牧时代就是人开始懂得驯养禽兽的时代。游牧时代之前是原始时代,这个时候森林众多,人烟稀少,天然的动植物足够人生存。《韩非子》的《五蠹》(蠹,dù,蛀虫)篇讲的“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食足也;妇女不织,禽兽之衣足也”,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后来,男子在打猎中发现有些动物是可以驯养的,女子在采集中发现有些可食的植物是可以耕种的,前者演进为游牧文明,后者演进为农业文明。逐渐驯化的禽兽,最后变成了和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六种牲畜,即马牛羊鸡犬豕。人们结束游牧进入农耕以后,虽不再以专门放牧马牛羊为生,但在安定的农耕同时仍然饲养这些动物。直到今天,农村里边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家畜。六畜之名很早就普遍使用了,在儒家十三经的《尔雅》中有《释畜》一篇,这篇中特别有一类叫六畜。
六畜中的马在古代是最受重视、地位最高的。因为马善于奔跑,能负重致远。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人们出门或骑马或坐马车,至于宗庙祭祀、战争、打猎,都离不开马。汉代大将军马援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由于马的重要,历代帝王及贵族对马都异常喜爱,故而有了专门的相马术、相马经、养马经。《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相马方法的记载,对良马的各个部位都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还指出根据马的口齿可以鉴别出马的年龄。人们根据用途,对马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类。马因产地、形体、毛色、公母、长幼、足力、习性的不同,都有专名,所以以马字为偏旁表示不同马的字非常多。《说文解字》里马部一共带了114个字。比如马一岁叫()(huán),马两岁叫駒(驹),马八岁叫()(bā);高六尺的马叫驕(骄),高七尺的马叫騋(lái);马突然受到刺激叫驚(惊),马受到刺激后叫骇;深黑色的马叫驪(lí,骊),浅黑色的叫騩(ɡuī,)……不可尽说。人们之所以这么喜欢马,一是因为马善于奔跑,春秋时善于相马的伯乐说,良马能日行千里,奔跑之处尘土不飞,足不留痕。二是因为马威武健美。《说文解字》里讲:“马,怒也,武也。”就是说马是昂首怒目、勇武的动物。三是因为马忠贞重情。古时打仗,如果一匹战马的主人战死了,战马会守在主人身边嘶鸣,久久不肯离去。鸦片战争时清军的一匹马被英军抓去,不管喂它什么它都不吃,还用脚踢英人,最后冲破马栏,逃回清军营中。所以《易经》的“坤卦”就说马是“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意思是马善于在大地上奔跑,没有止境,而且生性温和忠贞。《易经》以龙来比喻天,以马来比喻地,是大有深意的,天地的精神合起来,就是龙马精神。
    古代传说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后来人们就把精于识别马匹优劣的人称为伯乐。历史上最有名的伯乐是春秋时秦国的孙阳和九方皋。孙阳是第一个被称为伯乐的人,《战国策》里记载了他的故事。楚王命孙阳为他寻找良马,孙阳在路上见一拉盐车的马气喘吁吁艰难地上坡,孙阳上前,马则对他哀鸣,似有所诉,孙阳认出这是匹良马,将其买回。楚王不高兴,说这样的瘦马哪是好马。孙阳说这马确是良马,只因喂养不佳,只要精心饲养,不出半月,必能显其精神。果然这匹马经过良好的喂养,成了助楚王建功立业的千里马。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因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马说》,以讽刺唐朝中期当权者不识人才、压抑人才的现象。孙阳年老后又推荐了一位相马高手,就是九方皋。《列子》中记载九方皋相马能忘却马的形色表现,直见精神,连孙阳也为之叹服。
    中国古代有很多名马。西周时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各怀绝技,各有名称: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野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扶翼,身似有翅。相传周穆王驾着八骏拉的车西巡到瑶池,会见了西王母,事载《穆天子传》。西王母本是传说中的神仙,但据推测,她应是中亚一个部落的女王。秦始皇有七匹名马,统曰七追风。汉文帝有九匹名马,统名九逸。楚霸王项羽的马叫乌骓。被韩信围在垓下的时候,项羽看着自己的爱姬虞姬和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神马乌骓,伤心地唱起:“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悲怆的楚歌后来成了千古名篇,被人传颂。项羽在乌江自刎前,还特意将乌骓送给乌江亭长,说这马跟我多年,所向无敌,不忍杀,以送公。关羽的名马叫赤兔。赤兔本是吕布之马,是马中极品,当时人们有传言“欲杀吕布,先杀赤兔”,足见赤兔的作用。后来吕布被杀,赤兔归曹操,曹操为笼络关羽,遂将赤兔送他,关羽得赤兔,如虎添翼,后来关羽走麦城被杀,赤兔竟绝食而死。刘备的马叫的卢,刘备逃难檀溪,前有深渊,后有追兵,急难时,刘备对的卢说:“今日急,不可不努力。”的卢似明白了刘备之意,一跃三丈,超过檀溪,这便是著名的马跃檀溪的故事。古来名马及其故事真是不可胜举。古人对名马的迷恋就像今人对名车的迷恋,帝王将相往往不惜各种代价去寻求名马。
    由于马的地位崇高,故历来以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也很多。秦始皇的兵马俑里有大量的陶马,汉代的画像砖、唐代的唐三彩都有很多造型各异的马。特别是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铜雕,一匹四肢舒张、一脚踏在一只飞燕上奔跑的马,其造型之美,堪称极品,现在成了全国旅游城市的标记,凡看见有马踏飞燕雕塑的就知其为旅游城市。汉代年轻将军霍去病的墓旁有马踏匈奴的石雕。一匹肥壮的大马神奇地踏在惊恐的匈奴身上,也是极有价值的艺术品。唐太宗昭陵六俊石雕也有很高艺术价值,可惜被西洋列强抢去不少。唐代大画家韩干以画马驰名。近代大画家徐悲鸿更是以水墨画马著称,他还由此创作了《八骏图》。
    牛在六畜中是仅次于马的动物。牛的最主要作用是耕地,牛耕代替人耕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原始农业变为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春秋时我国已出现牛耕,到战国牛耕就已非常普遍了,汉墓壁画上已出现了二牛三人的耦耕图画。直到现在,牛仍然是农村里的重要生产工具。在贵族那里,马的地位崇高,马的优劣是主人身份高低的象征,而牛则在农民那里占据重要地位,有没有牛直接决定粮食的产量。《说文解字》里牛部的字虽不如马部的多,但也有44个。古人对牛的分类还是比较细的。比如二岁的牛叫()(pò),三岁的牛叫犙(sān),四岁的牛叫牭(sì);白黑杂毛牛叫牻(mánɡ),毛色不纯的叫犖(luò,荦),有虎文的黄牛叫(tú);等等。《论语》中有“犂牛之子骍且角”一句,犂牛就是指杂毛牛。马是属阳的,牛是属阴的,马卧地是后脚先曲,起身是前脚先起,牛卧地是前脚先曲,起身是后脚先起;马蹄圆,牛蹄方。牛和马比较起来,马更张扬,牛更内敛,而且牛比马更具有耐性,所以圣人爱骑牛,老子就是骑青牛,孔子周游列国也是驾牛车。牛也是很通人性且重情的,牛被宰杀的时候,往往会伤心流下眼泪。家畜中的牛有黄牛与水牛之分,黄牛只能在旱地上行,水牛可以游水。历史上以牛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不少。《千家诗》里宋朝诗人雷震的一句“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最是有名。唐朝大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以工笔画了五匹形神各异的牛,栩栩如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千古杰作。韩滉而后的大画家戴嵩画牛更在韩滉之上,《唐朝名画录》称他“画山泽水牛之状,穷其野性筋骨之妙”。
    羊在六畜中是最吉祥的动物。《说文解字》里讲:“羊,祥也。”羊本身就表示吉祥的意思。为什么羊表示吉祥呢?因为在六畜里面羊是专主祭祀的。《说文解字》里讲:“羊在六畜主给膳也。”《论语》第三《八佾》说:“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的弟子子贡想废除祭祀时杀羊的制度。因为当时诸侯在祭祀周天子颁发的历法时已不诚心,甚至根本不亲往祭祀,只是保存杀一头羊的形式,子贡就认为诸侯既然不诚心祭祀,白白杀一头羊太可惜了。孔子则说,子贡只是爱惜一头羊,我则是爱惜祭祀这个礼,有礼这个形式,内容还有恢复的可能,没有了形式,内容就难恢复了。从这件事也能知道羊是最主要的祭肉。那为什么祭肉要以羊为主呢?因为在五行中,羊是属火的,火又是主礼的,礼的起源在祭祀,羊自然就被用作最主要的祭肉了。羊肉是热性,属火,所以冬至节要吃羊肉,以补充人体的热量,扶人体的阳气。正因为羊主祭祀,祭祀旨在求平安吉祥,故而羊也就代表吉祥,凡与羊相关的文字,大都有吉祥美好之意。如最常用的善字、美字,都以羊为字头。善字的小篆()是上面一个羊字,下面一个誩字,意思就是大家竞相说吉祥的话,做吉祥的事。美字(),一个羊,一个大,清朝大文字学家段玉裁讲“羊大则肥美”,也可以说大吉祥就是美。另外羊生性温柔和群,所以群字也以羊为偏旁。而狗生性不合群,所以独字以犬为偏旁,反爪旁即犬字。这里再说一说,马牛羊三字非常形象,牛羊都有角,故牛、羊二字强调角的特点,马有鬃毛,马字(馬)即强调其鬃毛。
    鸡是六畜中飞禽类的代表。《说文解字》里讲:“鸡,知时畜也。”就是说鸡是知道时辰的家畜,会打鸣,给人报时。《三字经注解备要》讲了鸡的五种德行:鸡头上有大红冠子,是其文德;鸡脚有锋利的爪子,是其武德;鸡见到食物要相互呼唤,是其义德;鸡能拼敢斗,是其勇德;鸡每日清晨要鸣叫报晓,是其信德。鸡原本是能高飞的,被家养以后,翅膀退化,久而久之就不能高飞了,但飞个一人高还是没问题的。按十二生肖的五行分类,鸡属金,而器官中肺属金,肺开口于鼻,嗅觉以鼻主管,这就形成了鸡独特的嗅觉。鸡对有毒气体的敏感远远超过其他动物。刘力红先生的《思考中医》就谈到,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人为预防伊拉克的毒气弹,就带了很多鸡去。家畜的五行分类和十二生肖的五行分类不同。关于家畜的五行分类,《黄帝内经》中有记载。按家畜的五行分类则鸡属木,羊属火,牛属土,马属金,猪属水。早晨是一天里的春天,而木属春,鸡报晓于晨,故鸡属木。土有忠信宽厚之德,故牛属土。金有义德,马最重义,故属金。至于猪为什么属水,后面我们讲到猪再说。家畜的五行分类里面没有狗。
    家禽里除了《三字经》中讲到的鸡以外,还有鸭和鹅。鸭鹅都是水禽,都能在水中游,故鸭鹅的脚和鸡不同。鸡有爪子,能站在树上;鸭鹅脚趾之间有薄薄的一块肉相连,像两块可以划水的桨,故鸭鹅能游水。苏东坡的《春江小景》题画诗里就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句。初唐四杰之一、诗人骆宾王七岁写的一首咏鹅诗,可谓千古绝唱:“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杜甫的诗中也有:“休怪儿童延俗客,不教鹅鸭恼比邻。”四川作家李劼人先生故居有幅对联就是化用此诗,叫“敢使文章惊天地,莫教鹅鸭恼比邻”。历来文人雅士都特别喜欢鸭和鹅,唐朝诗人韦应物特别喜欢养鸭,而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则特别喜欢鹅。相传一道士送给王羲之一只白鹅,王羲之喜欢之至,就挥毫为道士写了一部《黄庭经》。明朝画家陈洪绶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幅有名的画《羲之爱鹅》。民国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丰子恺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散文,记叙抗战时在重庆沙坪坝小屋里养鹅,还为此画了一幅画。
    犬即狗,古人把大狗叫犬,小狗叫狗。《说文解字》讲,犬即猎狗。犬字作部首时写作反爪,《说文解字》中以犬为部首的字共有82个。六畜里除鸡是个形声字,没用作部首,其余五个字马牛羊犬豕皆可作部首。其中,犬部的字仅次于马部,马部带了114个字,牛部带了44个字,羊部带了25个字,豕部带了21个字。为什么带马和犬的字那么多呢?因为马和犬都是最忠诚的动物,古人常用马和犬来比喻人的忠诚。清末古文家、翻译家林琴南先生民国以后以衰老之躯十一次去哭光绪皇帝的崇陵,哭陵诗中就有“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两句,即以犬马来比喻自己的忠心。狗可以看家,可以守夜,可以打猎。狗忠于主人,狗救主人的事古今中外举不胜举。汶川大地震中,一只狗每天去舔路边一个被压在石下的老人的嘴唇,使她因水的滋润而活了下来。此事被人们传为美谈。广东雷州有崇拜狗的风俗,雷州人以狗为祖先,故雷州的寺庙、民居屋前不是两只石狮而是两只石狗,家家皆然。现在,狗已成了人们最喜爱的宠物,六畜中,被大家饲养得最多的就算狗了。狗和猫比较起来,狗对人热烈,表达感情外向奔放;猫对人较平和,表达感情含蓄内敛。主人从外回来,狗必又跳又叫,抱住主人,摇头摆尾,恨不得亲吻主人。猫则不然,悄悄走到主人身边,轻轻叫两声,最多以头擂擂主人的脚。所以我常说狗表达感情像西洋人,猫表达感情像中国人。
    豕即猪。豕字像猪形,上一横像猪头,下面四画像猪脚,最末一捺像猪尾。猪原本是比较凶猛的动物,叫野猪,野猪有獠牙,獠就是凶恶的意思。野猪力气大,以小动物为食。野猪经人长期驯养而变成家猪。家猪无獠牙,比野猪体形大且肥,性情也温和得多,所以自古被人们养来食肉。一般农村喂来吃的猪都是被阉割了的,阉猪长得更肥。猪要繁殖后代,也需公猪,所以农村有一种人专门养没有被阉割的公猪。没有被阉割的公猪叫角猪,养角猪的人叫角猪客,角猪客一般就喂一头角猪,然后牵着角猪到喂有母猪的人家去配种,配一次收一些钱,以此谋生。角猪一般都很瘦。清朝的民间风俗图中就有角猪客。
    猪在五行中属水,水是主智慧的,但猪看起来憨憨的,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为什么会属水呢?其实猪是很聪明的,猪鼻子长,耳朵大,听觉嗅觉都好,判断力极强,也很通人性。《易经》里解释卦义的辞叫彖辞。什么叫彖(tuàn)?彖表示判断的意思。彖字的本义即猪,引申表示判断,可见猪的判断力是极强的,智慧的根本就是分析判断,猪即善此道,故猪属水、有智慧也就好理解了。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就写了一个人喂了一头猪,他和猪的感情很好,和猪同宿同吃。吃饭时,他坐一椅,猪坐一椅,各自有碗碟。出门时带着猪,进舞厅也牵着猪去跳舞。这猪也极通人性,完全明白人的一切意思。这也可见猪的聪明。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猪的形象莫如猪八戒了。猪八戒身上既有猪的好吃懒惰,也有猪的憨厚聪明,充分展现了猪丰富的性格特点。古代最隆重的祭祀要用牛羊猪三牲,三牲都有的叫太牢,只用牛羊的叫少牢。只有天子才能用太牢之礼,诸侯只能用少牢之礼。《礼记·王制》里讲:“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这说明我们古人对这些家畜都是很爱惜的,不会轻易宰杀。我们中国人还给六畜设定了生日,正月初一是鸡的生日,初二是狗的生日,初三是猪的生日,初四是羊的生日,初五是牛的生日,初六是马的生日。这也表达了我们中国人对六畜兴旺的美好祝愿,也说明了六畜在中国人心中的重要地位。这里顺便说一句,正月初七是人的生日,也叫人日节。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集》六卷,画了许多动物的可爱忠贞伟大和被人宰杀的残忍与可怜,值得大家好好看看。
 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

    六讲完了,开始讲七了。七情六欲是我们常说的词,所谓七情具,就是说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与生俱来的七种情感。《礼记·礼运》讲:“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弗学而能”即不需要学习就会。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人有欲望、有感情、有理智,这三者相互交错,相互制约。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学派对这三者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很多宗教或哲学都蔑视人的欲望和情感,认为情与欲是人堕落的根源。西方的基督教、印度的佛教都是禁欲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只要理性不要情感,理想国的国王必须是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被认为会煽动人的情欲,要戴上桂冠给赶出理想国。戴上桂冠只是肯定艺术家、文学家确实了不起。佛家的最高境界涅槃也是没有情感的。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则充分肯定情感,在肯定情感的基础上又强调用礼来约束人的情感,对人的欲望既不禁止也不放纵。儒家认为禁止人的欲望是违反天道的,因为天地间只有阴阳二气相交才有万物的生生不息,不相交则万物死寂。对于欲望,儒家也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强调节制。在对情和欲的态度上,中国文化追求恰到好处的中庸精神。
    中国文化将人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感情归纳为七情。《三字经注解备要》讲:“喜者,心之乐欢也。怒者,心之烦恼也。哀者,心之痛切也。惧者,心之惶恐也。爱者,心之贪恋也。恶者,心之憎嫌也。欲者,心之思慕也。”动物也是有情感的,只是人的情感比动物更丰富细腻,有七种之多。其实将这七种归纳一下,也就是五种,爱是更强烈的喜,喜是爱的原因。对一个人或一件东西的爱,往往是从喜欢开始的,比如吃一道菜,第一回吃了觉得好吃,便产生喜悦的感情,下回便又想吃,久而久之,越吃越喜欢,便爱上这道菜了。怒和恶也是同理,恶是怒的原因,怒是更高程度的恶。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发怒,肯定是因为长期对其厌恶。这样归纳以后,五情又和五行配合起来了。《黄帝内经》讲怒配木,喜配火,思配土,哀配金,惧配水。木又和肝相配,故肝主怒;火又和心相配,故心主喜;土又和脾相配,故脾主思;金又和肺相配,故肺主哀;水又和肾相配,故肾主惧。各种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释放发泄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过了则会反过来伤害身体。所以医书上讲:怒伤肝,脾气太大,过于愤怒是要伤害肝脏的;喜伤心,太过高兴则会损伤心脏。思伤脾,思即欲,人的各种各样的思虑也就是人的欲念,思虑欲望太多则损伤脾胃。一般思欲太多的人都长不胖,就是因为脾胃受了损伤,脾是主肉的。哀伤肺,悲哀过重则伤肺,林黛玉成天以泪洗面,肺痨越来越重,19岁就死了;恐伤肾,恐惧太过肾就严重受损,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士兵,很多都丧失性功能或性功能衰退,就是因为对战争的恐惧伤害肾脏所致。
    要想健康就要尽量调节自己的情绪。怎么调节法?根据五行相克的理论,五种情绪也可以相互制约。怒属木,木克土,思属土,故怒胜思。一个老在那里胡思乱想的人,你去激怒他,他一发怒就什么也不想了。喜属火,悲属金,火克金,故喜胜悲。一个悲哀的人,你给他讲一些高兴的事,他的心情就会好起来。思属土,恐属水,土克水,故思胜恐。恐惧往往源于无知,恐惧中的人,给他讲明道理他就不恐惧了。以前的人不知坟上发光是磷火,以为是鬼火,恐惧得很,现在知道是磷火,就不怕了。哀属金,怒属木,金克木,故哀胜怒。一个正在发怒的人,你去给他讲道理是没什么用的,但你去给他讲一个悲哀的事,比如说告诉他他的儿子出车祸了,他马上就怒不起来了。恐属水,喜属火,水克火,故恐胜喜。正在高兴头上的人,你吓一吓他,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比如一个小孩正在教室里大笑不止,你突然告诉他老师来了,他马上就不敢笑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五种情绪来进行自我调节,在某种情绪特别强的时候,就试着用相克的情绪来抑制它。
    身体的疾病也会引起情绪的反常。如果这段时间你突然感到特别爱发怒,你就要检查是不是肝出了毛病。如果突然感到成天都很悲哀,又没什么缘故,你就要检查是不是肺出了什么问题。现代社会的人处于高速度、快节奏、紧张忙碌压力大的生活中,往往情绪上容易出问题,这些问题又引发疾病。现代医学证明,现代人的很多疾病都与情绪有关。癌症就是典型的情绪性疾病,凡是性格压抑、内向,什么都闷在心里,不愿向别人倾吐,异常坚强,什么都要自己扛着的人就容易得癌症。癌症里最严重的就是肝癌。为什么?因为肝是人体的解毒器官,人情绪上的毒素都淤积在肝上,到肝这个解毒的器官都解不了的时候,问题自然就大了。其他有些癌症还有痊愈的可能,但是肝癌发现后,最多三个月,一般都没救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想不得癌症,要想健康,就一定要调整好我们的情绪,使心情保持舒畅平和。舒畅是很重要的,是平和的基础,只有畅通了才能平和,不畅通,情绪上的毒素就要淤结,淤结久了,就会形成一个包,你身体哪一个部位器官弱一点,包就长在哪里,这个包就是肿瘤。淤结越来越多,到这个包都装不下的时候就爆炸了,爆炸就是癌症扩散。癌症又叫细胞增生性疾病。什么是细胞增生?恶劣情绪形成的毒细胞增生,而且这种细胞是光生不死。为什么不死?因为恶劣的情绪没有释放宣泄出去,是积在体内的。情绪舒畅了,不良情绪能够自我排遣,毒细胞也不会淤积,心情也就平和了,身体也就健康了。故而古人说:“心君泰然,百体从令。”
    要知道情绪怎么调节,就要看情绪从哪里产生,为什么产生。情从哪里来?从心来。七情里的字基本都以心为偏旁,情字本身也是竖心旁,可见情和心的密切关系。为什么人的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感情呢?那是受外界事物的影响所致。遇到顺心的事物就喜爱,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怒恶悲,遇到好的东西就欲想,遇到可怕的就惧恐。这就是心随境转。而人生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果事事都被外物牵引,我们的心情没有几天能舒畅快乐。怎么办?只有提升我们心灵的境界,心灵的境界提升了,什么都能坦然面对,寻常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使我们的心情真正保持平和,不大悲,不大喜,不大怒。因为外在客观世界不是容易改变的,也不可能让外部世界都来迎合你的心意。自己的心灵境界提高了,什么事都想得通,这便是境随心转。所以人的情绪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境界,境界高的人情绪就恬淡平和,境界低的人情绪就变化无常。
    七情说了,再附带谈谈六欲。六欲是指的人的眼欲、耳欲、鼻欲、舌欲、身欲、意欲。眼睛喜观看美丽的东西,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鼻子喜欢闻好闻的气味,舌头喜欢尝好吃的味道,身体喜欢安适的姿势,意念里老想得到喜欢的东西,这便是人的六种欲望。这六种欲望又直接引起人的七情,因为心的反应必须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来传导。六欲满足的时候人就喜爱,六欲不满足的时候人就恶怒哀。所以六欲和七情是紧密联系的。六欲本来是人的正常欲望,但一过头了就会给人带来烦恼痛苦。比如耳朵喜欢听好听的,这本是正常的,但你如果一天到晚专想听好听的,听一点反面意见或批评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那只能“损友来,益友却”,最后众叛亲离。所以对欲望要有所节制,不能放纵。孟子说:“养心莫大于寡欲。”欲望少了,情绪也更易平和了。

    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

    七情讲完了,又讲八音,二者看似毫无联系,其实这其中有很深的内在关联。古圣先贤制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调和人的情感,故太史公曰:“乐以发和。”人的情绪除了自我调节以外,音乐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乐教,用音乐来正人心。孔子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在音乐中完成的,故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用诗来引起人向往真善美的感情,用礼来约束人的情感,用乐来完成情与礼的和谐统一。乐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因为乐是由人的内心发出来的。人有七情,不同的感情所发出的声是不同的,当人高兴的时候,发出的声就爽朗明快,当人恼怒的时候,发出的声就粗猛凶狠,当人心中有爱恋的时候,发出的声就温柔细腻。在声对情绪的反应上,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动物高兴、恼怒、恐惧的叫声是完全不同的。但人能将清浊高下不同的声按一定的规律组成音,这就是动物所不能的了。音再用乐器来演奏,配上舞蹈,就形成乐。音乐是出自人心之天然,不同的音乐也会引起我们不同的情感。高昂激烈的音乐教人振奋,低沉悲凉的音乐教人忧伤,明快欢悦的音乐叫人高兴。所以让人听美好的音乐,就能调和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情操。反过来,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也反映出他的精神面貌和性格。个人是如此,时代也是如此。一个时代的主流音乐也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汉儒说得好:“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思就是治理得好的时代音乐安适而欢乐,反映政治祥和;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反映政治混乱;将要亡国时代的音乐,悲哀而忧愁,反映人民的困苦。汉儒将先秦儒家论乐的资料综合起来作了一篇重要的阐述音乐理论的文章《乐记》,收在《礼记》中。前面所述皆《乐记》中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古音有宫、商、角、徵、羽五个,相当于今日的do、re、mi、sol、la。后来又增加了变宫、变徵两音,变宫为si,变徵为fa,则与现在的七音相同。《乐记》中讲宫音为君,商音为臣,角音为民,徵音为事,羽音为物。五音协调,奏出的乐曲就优美。宫音乱了,整个音乐便显得荒散,反映国君骄纵;商音乱了,整个音乐就显得颓废,反映政务败坏;角音乱了,整个音乐则显得忧愁,反映人民怨恨;徵音乱了,整个音乐就显得悲哀,反映国事劳苦;羽音乱了,整个音乐显得急迫,反映物资匮乏。如果五音都乱了,叫慢音,慢音是极端放肆的音乐,如果出现这样的音乐,离国家灭亡就没几天了。另外前面已讲了五音也和五行相配,角配木,徵配火,商配金,羽配水,宫配土。五音只有相对音高,故古人又发明了十二律来定音高。律就是竹管,十二律就是十二根长短不同的竹管所发出的高度不同的十二个标准音。十二律分别有自己的名称,叫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xiǎn)、仲吕、蕤(ruì)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ì)、应钟。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这奇数六律叫六律,为阳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这偶数六律叫六吕,为阴律。这就是古书中常说到的十二律吕。有了十二律,五音的音高就可以确定了。比如黄钟所定的宫音就比大吕所定的宫音低,前者叫黄钟宫,后者叫大吕宫。宫音既定,其他各音随之而定。古人常用黄钟大吕来比喻美好的文章或言谈,称其为黄钟大吕之音。古人还将十二律与十二个月相配:一月配太簇、二月配夹钟、三月配姑洗、四月配仲吕、五月配蕤宾、六月配林钟、七月配夷则、八月配南吕、九月配无射、十月配应钟、十一月配黄钟、十二月配大吕。古人写文章时爱用律吕来表述时间,比如陶渊明的《自祭文》开篇即:“岁惟丁卯,律中无射。”意思是说现在正是丁卯年的九月。相传十二律是黄帝时的大臣伶伦发明,伶伦是中国音律之祖。
    《三字经》里讲的八音,其实就是我国传统的八类乐器。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匏是葫芦的一种,可以制成笙、竽等吹奏乐器。笙是用十三至十九根竹子做成的笙管插在葫芦中而成,笙吹出的音乐给人一种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感觉。竽也是以竹管和匏制成的乐器。《韩非子》里载,战国时齐宣王喜欢听人吹竽,每回必三百人吹,南郭先生混在人群中吹,还得到赏赐。宣王死,湣王立,湣王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吹,南郭先生只好逃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吹不来,只好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陶制成的乐器(土类)代表是埙(xūn)。埙像鹅蛋那么大,上方略尖,下方圆平,像个秤锤。埙有六孔,吹出的声音是“呜呜呜呜”的,比较低沉。埙常和用竹做成的叫箎(chí)的乐器一起吹,其音和谐,故古人爱用“埙箎”来比喻兄弟和睦。革是用皮制成的乐器,有毛之皮叫皮,无毛之皮叫革。用革制成的乐器最主要的就是鼓,鼓声咚咚,浑厚沉雄,能激励士气,鼓舞人心,古来打仗进攻都击鼓助威。寺庙里边进门都有鼓楼、钟楼,晚上击鼓,清晨敲钟,叫暮鼓晨钟。我的老家四川蓬溪常乐寺有幅对联就是:“闻古刹暮鼓晨钟惊凡梦,入禅林春花秋月问自然。”木是用木头制成的乐器,主要有柷(zhù)和敔(yǔ)。柷像方桶,上面一圆孔,使用时以棰先撞底部,再击左右。现在常见的木制乐器主要是木鱼,敲出的声音朴拙,僧人念经就要敲木鱼。石就是用玉石做成的乐器,最主要的就是磬。磬的形状像人鞠躬的样子,古代形容人鞠躬叫“磬折”。磬一般有很多,按从小到大的次序一排排挂在木架上,敲起来声音清脆悦耳,一般祭祀大典上多要击磬。金即金属制成的乐器,像钟、锣、唢呐、喇叭、铃子之类的都是。金属乐器的声音很响亮,古来打仗收兵的时候,就要敲这类乐器,叫“鸣金收兵”。寺庙里初一、十五要敲大钟,敲钟时要念敲钟偈,念三遍敲完,其声深邃悠远。丝是用弦发出声音的乐器,像古筝、古琴、琵琶、二胡、扬琴之类皆是。丝类乐器大多用于弹奏或拉奏,音域广,音阶变化多,声音美妙悠扬。古琴、古筝、琵琶、二胡都是适合独奏的乐器,特别是古琴,深受古来文人喜爱,琴棋书画的琴就是指的古琴,“手抚五弦,目送归鸿”写的正是文人弹古琴时的状态。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对琵琶弹奏时美妙的声音作了精彩描写,其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已是千古名句。竹是用竹管穿孔制成的乐器,笛、箫之类便是。笛是横吹,箫是竖吹,故有“横吹调子竖吹箫”的俗语。笛声清扬,箫声低婉,欢快时可吹笛,忧伤时宜吹箫。《千家诗》里宋朝诗人雷震的“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最是笛声悠扬轻快的一幅美景。苏东坡的《赤壁赋》将箫声的幽怨描写得很充分:“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巴金的小说《家春秋》中,悲苦的大哥觉新一到伤心的时候就独自一人跑到后花园吹箫,觉新的箫声已成了小说中重要的忧伤意象。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昭明文选》中还有专门描写笛、箫的《笛赋》、《箫赋》。
    乐器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三字经》将其列出。《四库全书》经部乐经类的序中讲音乐可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也就是说音乐能渲发人心中的烦闷,导引人趋向平和,并且能感动神人,沟通天地,作用大到极致。“厥”当其讲。音乐有这么大的调和作用,而对于社会来说,首先应该调和的就是家庭,故而讲了八音接着讲九族。

    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

    在过去的中国,家族是个人与社会最重要的中介,家族在整个社会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社会的维系就靠皇权、神权与族权。为什么家族在中国社会中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这也与中国是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有关。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家字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豕字,宝盖头表示房子,豕就是猪,房子里有猪则是家。怎么讲?就是说人成家以后就要开始养猪,养猪即是家庭生产的代表。既然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家庭在社会中的位置就十分重要。家庭成员不断繁衍增加,然后形成族。族字是一个旗字一个矢字组成,旗是家族的标志和象征,矢表示箭,箭表示家族是有武装的组织。后来很多朝代的许多家族仍有自己的武装。
    《尔雅》里专门有一篇《释亲》,对中国古代家族及亲属进行了详细解释。其中把所有的家族关系分为四类: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宗族即父党,也就是父亲家的亲属,而九族也就是父党。母党即母亲家的亲属。妻党即妻子家的亲属。婚姻指由婚姻关系而结成的亲戚关系。现代人家族关系淡漠,亲戚搞不清楚,认不得,或者认得也不知该怎么称呼。所以学习这部分对我们增进亲族之间的感情有很大益处。每个人都有家,家扩大则是族,与他族一通婚,则有姻亲关系,再加上母党、妻党,几乎大家都是远近亲戚,正是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爱家是爱族的前提,爱族是爱国的前提,要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就要从爱家爱族开始,要爱家爱族则首先要对家族亲属有所了解认识。
    先看九族,即父党。由自己开始,往上推是父亲,父亲的父亲叫祖父,祖父的父亲叫曾祖父,曾祖父的父亲叫高祖父。最早父亲又称考,依次上去叫祖考、曾祖考、高祖考。后来考专指死去的父亲,父亲还活着就不能称考了。最早母亲都称妣,后来专指死去的母亲。我们常看见墓碑上刻着故显考某某、故显妣某某,意思就是死去的显赫的父亲某某、死去的显赫的母亲某某。很多人其实生前极穷苦,死后仍称显考显妣,这只是为了满足活人的一种心愿。以前形容人悲痛,爱用“如丧考妣”,意思是说像死了父母一样难过。如果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自己都健在,并住在一起,就叫四世同堂。如果高祖父也在,就是五世同堂。以前的人结婚早,生育快,五世同堂也是有的。一般四世同堂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梦想了。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就反映了传统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人生追求。讲了从自己往上延伸,再来看从自己往下延伸,自己的下辈是儿子,儿子的儿子是孙子,孙子的儿子是曾孙,曾孙的儿子是玄孙。从自己到玄孙又是五世同堂了。传统中国人向上看,看到自己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受儿孙尊重孝顺,其乐融融,希望自己以后也如此,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像《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看着儿子经商,孙子教书,重孙子陪着自己在院子玩,便觉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尔雅》里边还讲了玄孙的儿子叫来孙,来孙的儿子叫昆孙,昆孙的儿子叫仍孙,仍孙的儿子叫云孙。如果从自己算起,到云孙也刚好是九代。但一般人大都不可能看到六代、七代、八代、九代了,所以来孙、昆孙、仍孙、云孙之名很少用到,大家自然也就不熟悉了。向上推还有母亲、祖母、曾祖母、高祖母。祖父母也就是现在通常叫的爷爷奶奶,曾祖父母也有叫太爷爷、太奶奶的。但各地风俗不同,叫法也有些差异。向下推还有儿媳、孙媳、曾孙媳、玄孙媳等,这是父系直系的九代亲属。另外还有旁系亲属,比如父亲的兄弟姊妹、祖父的兄弟姊妹等。父亲的哥哥叫伯父,父亲的弟弟叫叔父,伯父叔父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堂兄弟姊妹。祖父的哥哥叫伯祖父,祖父的弟弟叫叔祖父,伯祖父、叔祖父的子女就是父亲的堂兄弟姊妹,伯祖父、叔祖父的孙子孙女就是自己的从兄弟姊妹。伯父、叔父、伯祖父、叔祖父的妻子分别叫伯母、叔母、伯祖母、叔祖母。父亲的姊妹通称为姑母,其夫叫姑父。祖父的姊妹通称为姑祖母,现在也叫姑婆,其夫叫姑祖公。姑母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姑表兄弟姊妹,姑婆的孙子孙女就是自己的从表兄弟姊妹。
    知道了父党,再来看母党、妻党。母亲的父亲叫外祖父,母亲的母亲叫外祖母,现在也叫外公、外婆,北方叫姥爷、姥姥。母亲的祖父母就叫外曾祖父、外曾祖母。母亲的兄弟叫舅,母亲的姊妹叫姨,舅和姨的子女叫姨表兄弟姊妹。祖母、外祖母的兄弟叫舅祖父,今又称舅公。祖母、外祖母的姊妹叫姨祖母,今又叫姨婆。妻子的父亲古称外舅,妻子的母亲古称外姑,今天叫岳父、岳母。另外妻子称丈夫的父母古叫舅、姑,今天叫公公、婆婆。古书上称舅姑都是指公婆,与今日舅姑之意大不同。妻子的兄弟叫内兄内弟,妻子的姊妹叫姨。妻子的兄弟姊妹及姑、舅、姨的儿子通称甥,女儿叫甥女。甥字的本义表示异姓所生。
    最后谈一谈由婚姻建立起的亲属关系。妻子称丈夫的哥哥为兄,其妻叫嫂,称丈夫的弟弟叫叔,其妻叫弟媳。丈夫的姊妹通称姑,如大姑子、小姑子之类。女儿的丈夫叫女婿。女婿的父亲称姻,儿媳的父亲称婚,今俗称亲家,就是常说的亲家公、亲家母。女婿与女婿互称连襟,媳妇与媳妇互称妯娌。父亲的亲属、母亲的亲属、妻子的亲属及婚姻建立起来的亲属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亲属人伦关系,人人皆生活在其中,将这些关系都处理好了,那么一个小社会就安宁祥和了。人人都能和谐地生活在这种亲属关系中,社会自然就有条不紊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家族人伦关系的原因。其实能将复杂的家族关系处好的人本身就很有道行了,因为儒家修道就是要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去修。首先是家族关系。你想,你能将婆媳、姑嫂、妯娌、弟兄、公婆、叔侄、姨舅等各种复杂关系都处好,要有怎样的德行与智慧呀!这也就是儒家讲的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清朝末年东北的大善人王凤仪先生有《家庭伦理讲演录》一书,其中将各种家庭关系应怎样相处讲得十分详细明白,大家如果仔细读了,依此去行,必定大有受用。

   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家庭关系一推洐开来则为社会关系,中国人称其为五伦。五伦即五种人与人的关系: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五种关系,前三种属于家庭关系,后两种属于家庭关系洐生出的社会关系。夫妇关系是五种关系的根本,有了夫妇生儿育女才有父子兄弟。父子关系一推洐则为君臣关系,兄弟关系一推洐则为朋友关系。所有的人基本都生活在这几种关系之中,每个人在这几种关系中都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就叫义。义者,宜也,宜就是应该做的事。十义就是五种人伦关系中人所应做的事。那么“十义”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讲:“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义就是人应该做的事。做父母的要慈爱自己的儿女,做儿女的要孝顺自己的父母,这就是父子恩。父母对子女有生育之恩,所以子女对父母应时时怀有感恩之心。做丈夫的要敬爱保护自己的妻子,做妻子的要听从丈夫正确的意见,不正确的应私下给他提出,不要当众责难,所以古人说“堂前教子,床头相夫”。教育儿子应在堂屋,显得庄重,帮助丈夫则要在床头,显得亲爱,这就是夫妇从。做兄姊的要友爱弟妹,做弟妹的要尊敬兄姊,这就是“兄则友,弟则恭”。做国君的要仁爱敬重他的臣子,做臣子的要忠于他的国君,这就是“君则敬,臣则忠”。《礼运》中只讲了长幼没讲朋友,刚好是十义。《三字经》中又加了朋友,实际就是十二义,说十义不过是泛指而已。长幼关系也是从父子关系洐生出去的,做长辈的要宽厚,做晚辈的对长辈要恭顺,这就是长幼序。朋和友之间要彼此诚信,互相帮助,以友辅仁。
    对于怎样才能做到十义这里还需略略讲一下。《中庸》里将五伦称为五达道,将实现这五达道的方法称为三达德。所谓达道,朱熹夫子解释为“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在这五种人际关系中生活。三达德即将这五种人际关系处理好的方法,也就是做到十义的方法,那就是智、仁、勇。朱夫子讲:“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智让我们知道每个人应该行的义是什么;仁让我们身体力行去行这些义;勇让我们在行义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坚强地继续下去,而不动摇退缩。所以要行十义,必须具备智、仁、勇三种德行。关于十义,就谈到这里。
    从“首孝弟,次见闻”到“此十义,人所同”是《三字经》的第二大部分,这部分讲的虽是旧闻常识,但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国学的诸多方面。三才、三纲、五常、七情、九族、十义都属于经学的范畴。三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概括,就这一句就奠定了一切学问的思想基础。三纲、五常、七情、九族、十义把我们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包含在里边了,它浓缩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赖以维系的人伦道德准则。四时、四方属于史学的范畴。四时讲的是史学时令类的内容,四方讲的是史学地理类的内容。三光、五行、六谷、六畜、八音、数字都属于子学的范畴。三光与数字是子学天文算学的内容,五行是子学术数类的内容,六谷、六畜是子学农家类的内容,八音是子学艺术类的内容。这些常识不仅涉及广泛,而且组织到一起又自成体系。《说文》讲:“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所以这部分从“一”开始,《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了一接着讲三。三才首先点出天地中最重要的三种东西,建立起中国人的宇宙观。三才中天是第一。《易经》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所以讲了三才再讲天上的三光。人是要效法天的,天有三光以普照万物,人则有三纲以维系社会,所以讲了三光遂讲三纲。人要生存在天地之间,则离不开时间空间,时间有春夏秋冬四季,空间有东南西北四方,故讲了三纲再讲四时四方。人本与天地一体,中国人叫“天人同构”,人与天地怎样联系?就靠五行联系在一起,所以讲了四时又讲五行。自然界有五行,人间则有五常,五行讲了则讲五常。人除了安身立命的五种常德外,最重要的则是饮食了,故而讲了五常讲六谷、六畜,从《三字经》的这种排列我们也能看出中国文化是将精神看得比物质更重要的,一个有道的人是可以安贫的,而一个无道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会百无聊赖。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讲了六谷、六畜则讲七情。要调和人的感情莫过于音乐,故讲了七情讲八音。音乐不仅可以调和个人的情绪,更可以调和各种人的感情,而各种人最亲密聚集的地方莫过于家庭,是以讲了八音讲九族。家庭推衍开来则为社会,故而最后终结到社会中所有人应该尽的义务——十义。大家看看《三字经》的编排多么体大思精!没有渊博的知识与深邃的思想是难以写出来的。表面看写的都是些浅显的常识,但这些常识有序地组织起来,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系统,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所以蒙书虽是给儿童看的书,但其水平并不让于给成人读的书,而像《三字经》这种蒙书中的精品更是可以与圣经圣传媲美。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上一部分讲了儿童应该学习的中国文化常识,这部分讲儿童应学习的经典及为学的次第。
    训当教诲讲。蒙当蒙童讲,蒙本指初生之草,比喻儿童还处于蒙昧不明的状态。讲究即是讲解考究。凡是教诲蒙童,必须讲解考究。蒙童即刚刚开始启蒙读书的儿童。启蒙是将儿童从蒙昧状态中启迪开来。这里强调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一定要重视,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易经》讲:“蒙以养正,圣功也。”就是说用正确的东西启蒙儿童,是圣人的功德。那么,用什么去启蒙教诲儿童呢?当然是圣贤之道,只有圣贤之道才能指引人生的光明之路。《论语》一开篇即“学而时习之”,指出了学习的关键是学什么,向什么人学。孔子的学本身就是指学圣人之道。我们传统教育的最好之处就是始终以圣人之道教人,从启蒙之时就这样。四书五经是圣人之道,蒙书虽不是圣人亲撰,但其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圣人之道。现代教育的最大失败就是远离圣人之道,只教技能知识。
    教诲蒙童的内容是圣贤之道,那具体教蒙童读圣贤书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详训诂,明句读”。训诂是什么?就是蒙童读懂古书的一套学问。要读书首先要识字,一个字有字形、字音、字义,这都是蒙童需要掌握的。广义的训诂是指研究字形、字音、字义的学问。后来这三者各自发展为独立的学问,对字形的研究发展为文字学,对字音的研究发展为音韵学,对字义的研究发展为训诂学(此指狭义训诂学)。文字学专门研究每个字的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兼及造字法与文字之演变。这里以“文”、“字”两字为例来说明字形和字义的关系。“文”的小篆()就像个花纹的样子,文的本义就指花纹。汉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就像花纹一样,故而“文”又引申为文字的意思。文只表示一个花纹,所以文代表汉字里的独体字。“字”的小篆()上面的宝盖头像母亲的乳房,下面的子是指儿子。字的本义即“孳乳也”。孳即滋生、繁殖,“孳乳”本指儿子吸母亲的奶越吸越多。汉字的独体字只有不到四百个,而独体字与独体字组合又成为新的字,这样发展到四五万个,就像奶越吸越多,故“字”又引申来表示文字,不过是特指合体字。这就是文、字两字的字形和字义的关系。
    东汉有位大学者叫许慎,他编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在这部书中,他第一次分析了中国9353个汉字的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堪称文字学的巨著。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专门研究这部书,清朝还有四位大学者叫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号称说文四大家。现在我们读古书要查一些字的本义,都离不开《说文解字》。在这部书中,许慎第一次根据汉字结构总结出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即根据事物形体直接画出的文字,如日、月、牛、羊、水、火等。指示即抓住事物的某些明显特征,用符号标指出来,如上、下、寸等。上字金文就是一横上面一点,一横表示大地,大地上一点就表示上,大地下面一点就表示下。寸字小篆就是一只手下一点,人的手腕是一寸粗,在手腕这里点一点就表示寸。会意则是将两个字的意思合起来组成新的字,如武、信、休等。武字是一个戈字一个止字的组合,止戈就为武,意思即真正的武功是制止战斗发生。人说出的话要兑现,就是人言为信的信字。一个人走累了靠着一棵树休息就是休字。形声即是取一个字的意,取一个字的音,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字,如江、河、歌等。江、河皆是以水表意,以工、可表音,在古代,工、可的读音与江、河的读音完全是一样的,由于在历史长河中语音发生变化,现在略有差异了。歌字的哥表音,欠表意,欠字小篆就像一个人打哈欠口中冒气之形,唱歌时口中也要冒气,故以欠表意。假借即本来没有这个字,将其他的字借来表示这个意思,借久了,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反而没有了,只有借出后的意思了,如难、令、长等。难字本指一种鸟,借来表示难易的难后,鸟的意思则没有了。令的本义是发号,长的本义是长久,汉朝人借来表示令长(即县令)之义,其本义也发生了改变。转注即将意义相同的字建立一个部首,这个部首下的字虽有细小的字形字音差异,但意义基本一样。如老、考、耆等。老、考、耆皆是以老为部首的字,耂分别加到了匕、丂、旨之上,就成了老、考、耆,而这三者意义完全相同。转注字之由来,多因同一名称而各地方言叫法不同,老、考、耆即不同地域对老之称呼。
    关于文字之演变,有甲骨、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之别。甲骨文为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商朝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用来占卜的文字。金文乃周朝人铸在钟鼎等上的文字。大篆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诸侯各国用的文字,小篆即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通行的文字。小篆通行后,民间又出现一种简便文字,因其为奴隶贱民所用,故称隶书,隶书流行于两汉。隶书出现后,又有了隶书的草率写法,即草书。东汉章帝喜欢草书,下令臣子上奏章皆用草书,故草书又称章草。三国时出现楷书,盛行于唐朝,一直用到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工整的印刷体汉字都是楷书。楷书的简便写法即行书,行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篆书瘦长,隶书宽扁,草书潦草不易认,楷书最方正,行书易写易认。汉字之演变有两次重大转折,篆书变为隶书是一大转折,是图画向文字的转折。隶书变为楷书又是一大转折,是汉字规范化的转折。楷书通行以后,其他字体都多只在书法中运用了。以上都是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下面说说音韵学。
    音韵学主要研究字的声、韵、调、注音及语音的古今之别、地域之异。声是对字音声母的研究,古人将声母称为字母。字母的出现较晚,到唐朝末年才有三十字母之说。三十字母即三十个声母,即不、芳、并、明、端、透、定、泥、知、彻、澄、日、见、溪、群、来、疑、精、清、从、审、穿、禅、照、心、邪、晓、匣、喻、影。这是唐末僧人守温根据双声字归纳出来的。后经宋人增改为三十六个,即所谓的传统三十六字母。按照声母发音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唇、舌、牙、齿、喉五音。五音则根据一个音主要靠口腔的哪个部位发出来分别。唇音靠嘴唇发音,如不、并;舌音靠舌头发音,如端、知;牙音靠大牙发音,如见、溪;齿音靠门牙发音,如精、禅;喉音靠喉咙发音,如晓、喻。所谓双声即两个字的声母都相同。
    韵主要是对字音韵的研究。古人对韵的研究从魏晋开始,早于对声的研究。韵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分韵部,所谓分韵部即将同韵的字取一个作为这一韵的代表,建立一个韵部,一个韵部里的字韵母都相同,比如东部里的东、空、虫、弓、宫、红、翁,韵母都发onɡ音。历朝音韵学家根据各自的研究所分的韵部各不相同,并著了大量韵书。宋朝以后通行的韵书一般是一百零六韵。叠韵即几个字的韵母都相同。
    调即研究一个字的音调,音调研究的时间略晚于韵研究的时间,大概是在南朝的齐梁之间确立了汉字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称为四声。平声又分阴平、阳平两类,阴平就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一声,阳平为二声,上声即三声,去声即四声。入声在现代汉语中已没有了,分派在一二三四声中了,叫入派四声,所以现代汉语的四声字中都有入声字。入声字发音短促急速,像骨、吃、竹、学、乐、一、六、七、八、十都是入声字。《康熙字典》里载的一首歌诀对这四声有精要描述:“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古人认为四声是从音乐的宫、商、角、徵、羽五音推衍而来,声调虽说只有四声,但平声中有阴平阳平,实际还是五声。五音和五行相配,五声又和五音相配,那么五声就也与五行相配了。这样每个字根据它的声调,就可以判断它在五行中的属性,所以字与字之间也有生克制化的关系,后世的姓名学也就由此建立起来了。
    语音的古今之别是研究不同时代语音的差异变化。音韵学将语音分为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现代音。上古音指先秦两汉的语音,中古音指南北朝到唐宋的语音,近古音指元明清的语音,现代音指以现代标准普通话为准的语音。语音的地域之异是研究古代各方言区语音的异同。注音即是研究古书中字的注音问题。古人注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音法,一是反切法。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注音,比如荇字,直音法下面注:“音杏”。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来给生字注音,取上字的声母与下字的韵母合成一音,声调取下一字的调。如東字,反切法注音即:“都冬切”,用都的声母与冬的韵母相拼。反切法大概出现在东汉末,它为声与韵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反切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发现了汉语的音节是由声母、韵母两部分构成的规律。以上就是音韵学研究的内容。
    训诂学主要研究古书中字词与名物掌故的意义及注释古书的种类、方法、名称、术语等。训诂二字的训当解释讲,诂通故,故就是旧的、过去的,训诂就是解释过去的字词名物。训诂的产生就是为了读懂古书。训诂出现在汉代,到汉代的时候,先秦的古书已有许多读不懂了。因为先秦到汉代许多字词的意义、读音及事物的名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解释就读不懂。所以训诂的作用主要是通古今,兼四方。通古今则需研究词义的古今变化。词义的古今变化有三类:扩大、缩小、变异。词义扩大如江、河二字,古代“江”只指长江,“河”只指黄河,现在意义扩大,泛指一切江河。词义缩小如宫、朕二字,“宫”古代泛指一般的房子,后来词义缩小只能指宫殿。“朕”在古代当我讲,每个人都可以自称为朕。到秦始皇以后,“朕”的意义缩小,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词义变异如虽、色等。“虽”现在表示虽然,古代当即使讲。“色”现在当色彩讲,古代则当脸色讲。兼四方则要研究各地方言的差异,用通行的标准语去解释方言的意义。比如“怃、、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
    文字学、音韵学也通过形、声探讨字词的意义,故而被训诂学吸收作为解释字词意义的方法,分别叫形训、音训,即是以字形解释字意,以字音解释字意。另外还有以通语、常言去解释不易知的文语、古语或方俗语的叫义训。至于考证名物,一是解释事物不同时代的名称差异,二是解释事物的特征、性能、作用等。比如对《诗经》、《楚辞》中鸟兽草木虫鱼的解释。
    训诂有两种:一种是随文释义,一种是通释语义。随文释义即根据一部书的内容,逐字逐段解释。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对四书逐句逐段解释。通释语义就是将许多词语归纳起来统一解释,写成一部新的著作。像《尔雅》、《方言》。《尔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训诂专书,成书于西汉,乃汉儒注解儒经汇编而成。该书分为解释普通词语与解释名物两大部分,共十九篇,也是我国第一部词典。《方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方言的训诂专书,为西汉末年四川大儒扬雄所著。训诂的名称有传、注、诠、释、笺、疏、正义等,如《尔雅注疏》、《周易正义》、《毛诗传笺》、《诗集传》等,看到这些名称就知道是解释古书的书。训诂的术语甚繁,清朝人列的训诂凡例有四十类之多。“某,某也”即是用此字解释彼字,如“师,众也”、“元,始也”皆是。还有“某,今谓之某”,即是以今意释古义,如“奄,今谓之宦人”;“某,某貌”是解释形容词,如“莫莫,成就之貌”;“某,某声”即解释一词所表示的声音,如“坎坎,击鼓声”;“某,辞也”即解释虚词,如“居,辞也”。再有标“衍文”、“脱文”、“未闻”等。“衍文”指本不该有而多出来的字,“脱文”指本该有又掉了的字,“未闻”指连注者也不知道的,书“未闻”表示存疑。这些都是训诂的一些常用术语,读古书随时都会遇到。
    古人将文字、音韵、训诂合起来称为小学,认为小学是一切学问的根基,没有小学的基础就读不懂古书,连古书的字面意思都不能明白,更谈不上领会圣贤的微言大义了。蒙童了解了一些常识道理后,开始正式读圣贤经传前,必须学一些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才能认得经传里的古字、古音,明白它们的古义。《三字经》说要“详训诂”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训诂的水平会越来越高,反过来训诂的功底越深,阅读古书的能力也就越强。这里的训诂是指广义的训诂,也就是整个小学。一般研究国学的大学者,小学功底都很扎实。《四库全书》将小学列在经部内,一是因为小学是为解读儒家经书而兴起的一门学问,另外也是因为要研究经学就离不开小学。所以小学本身也属于经学的一部分。
    最后谈一谈“名句读”的问题。一句为句,半句为读。古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要靠阅读的人自己将其读断。能正确地断句,表示你将书读懂了。蒙童读古书,第一是认字,第二是断句,断句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训诂又是断句的基础,你能明白一些虚词,如者、也、已、矣、焉、哉、邪、乎等,断句就容易多了。古文是有规律的,一般一句话的末尾常会用到这些虚词。一句话的开头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虚词,如夫、盖、窃等。当然也有的句子不出现虚词就要断句的,那就要靠对整个句子意思的理解了。以前的私塾先生教蒙童读书,他读一句,蒙童读一句,他在哪里顿,蒙童就在哪里顿,他在哪里停,蒙童就在哪里停,久而久之,在长期的教读中,蒙童也就体会到一些语感,读到这里自然就觉得该停顿了。书读得越多,这种自发的语感就会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语言认识,断句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教蒙童发蒙读书,一开始便应教读书所应具备的基本功:训诂、断句。从《三字经》讲的“凡训蒙,当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这一句就可以看出我们传统的蒙学教育很重视儿童对经典的理解,并不只是死记硬背。以前以死记硬背来批判传统教育,现在儿童读经又提倡只死记硬背,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背诵和理解皆不能偏废,只背不理解儿童就会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只理解不背,那经典就永远不是你自己的,书只有背得了,才是你自己的,你才随时能拿出来用。理解的深浅没有关系,但蒙童有一些理解后就会产生兴趣,像文字学里的象形文字形象生动,符合儿童的形象思维,给他们讲一讲,最易引起兴趣。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能引领他们不断深入,将书读得深读得好。如果没有兴趣甚而反感,以后没有了师长的督促,儿童再也不问津昔日所学,不理解的还是不理解,而且与圣贤之道再无关系,岂不是被不理解的死记硬背所害,断了蒙童的慧命?此不能不为当代只讲背诵不讲理解的倡导儿童读经者戒。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讲了治学的基本功,接下来讲为学的次第,也就是读书从哪里开始,依次该读些什么书。为学就是求学的意思,初当开始讲。就是说求学一定要有开始之处,也就是《中庸》里讲的“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尔”,要登高山必须从最低的地方开始,要行远道必须从最近的地方开始。这个简单的道理很重要,因为教育蒙童不从最基本之处开始,往往会事倍而功半。比如一开始就教蒙童很深奥的典籍,不仅不能将蒙童引入为学的正道,有时反而让蒙童因畏其艰难而丧失信心,厌学惧学。还有蒙童求学之始不以儒家圣贤的经典教授,而去教其他诸子之书,如现代很多搞经典教育的同志,刚开始就让蒙童读《老子》,这不但不能让蒙童得到老子的智慧,反而会给儿童以错误的人生观。因为儒经讲的是人生的常道,道家却讲的是非常道,蒙童连正常的情况该怎样都没搞清楚,就学非常情况下的道,这只会让儿童的思想产生混乱。《老子》应不应教?应教,但应是在学完儒经的常道以后,这时儿童建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再去学《老子》,那就会大增智慧,更加豁达。所以圣贤常讲为学不能躐等。躐(li),当超越讲,躐等就是超越等级。那么为学从哪里开始呢?从小学开始。小学在传统文化中有两种意思,一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是儿童启蒙之学。这里说的小学主要是指蒙学。古时儿童八岁入小学,也就是八岁始发蒙读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孝亲事兄敬长之理。朱夫子综合三者内容编了一本《小学》,专教蒙童。《三字经》说的“小学终”,“小学”就是特指朱熹编的这部《小学》。
    《小学》分为内纲外目两部分。内纲有立教、明伦、敬身三部分,外目有稽古、嘉言、善行三部分。内纲中的立教即立言以教蒙童,明伦是使蒙童明白人伦之理,敬身是使蒙童敬爱此身、不敢怠惰。外目中的稽古即考察古人立教、明伦、敬身之法,嘉言是将古人讲立教、明伦、敬身的言语汇集起来,善行是古人立教、明伦、敬身事例的汇集。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小学就是儿童基本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与人生常识。对现代儿童来说,《弟子规》、《三字经》是最好的小学教材。《弟子规》是讲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的,分为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学文七部分,每一部分都详细讲了儿童应做到的具体内容,蒙童学了就可以在生活中去实践。《三字经》主要讲人生常识,德行常识、文化常识、历史常识、治学常识、常用典故等,可说是蒙童的百科全书。《弟子规》重在行,《三字经》重在知,蒙童读此二书可为知行合一,另外再读一部《千家诗》,陶养一下蒙童的性情就更完美了。
    小学读完了,就该读《四书》了。《四书》由南宋大儒朱熹编注,是宋朝以后八百年间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儒家学说从汉武帝开始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学说,从汉武帝到北宋神宗,历朝帝王共钦定表彰了十三部儒家经典,称为“十三经”。《十三经》是朝廷认定的儒家最重要的十三部典籍,分别是《诗经》、《书经》、《易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647500字。朱夫子认为《十三经》内容太多,高深难解,一般人读了也不容易领会精神,故从《十三经》中抽出了四篇书,认为这四篇书内容虽少,但读了收获大。这四篇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语》、《孟子》本是两经,《大学》、《中庸》只是两篇文章,是从《礼记》中抽出来的。《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中庸》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论语》15917字,《孟子》35377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这样《四书》一共56615字,不到6万字,只是《十三经》64万余字的零头。
    朱熹还专门为《四书》作了注解,叫“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所谓章句,即将一篇文章分为很多章很多句,然后对每章每句一一解释。《大学》、《中庸》就是用章句体注解的,故又叫“大学中庸章句”。集注是针对要注解的书中的某个问题,先集录古人的解释,再加上自己的判断。《论语》、《孟子》就是用此种方法注解的,故又叫“论语孟子集注”。朱熹一生著书甚多,但用功最多、成就最高的还是他这部《四书章句集注》,朱夫子到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他的《大学章句》。在朱夫子生前,《四书集注》并未得到朝廷认可,到了元朝的第四个皇帝元仁宗才正式将《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将《四书集注》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即使到了民国,私塾的主要教材还是《四书》。这里说的“小学终,至四书”的“四书”,其实就是指的《四书集注》。蒙童读《四书》就算是真正直接学习圣人的思想言行,正式读圣人的经典了。《大学》反映了儒家整个学问的规模气象,《中庸》反映了儒家学问的精神义理,《论语》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孟子》是儒家哲学中的政治哲学。蒙童将《四书》读完,就建立起了整个学问基础,安身立命的支柱也就有了。当然有条件的还可以继续深造,再读《五经》,没有条件深造的,《四书》的学问也足够用了。现代人能将《四书》读完,就算是颇有国学根底了。对于《四书》的注解,朱熹而后也有许多,但其简明精要、深入透彻都不及朱夫子,所以初学《四书》还是以朱夫子的《四书集注》为最好。
    现在很多人都对朱熹及其学问有偏见,这里顺便谈谈朱熹和董仲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几个帝王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儒家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使儒家的学说能满足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需要。而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的有两个杰出的代表,一个是汉朝的董仲舒,一个是宋朝的朱熹,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两个大转折的时代对儒家学说都作了适应时代需要的调整。董仲舒使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为中华民族建立起两千余年长治久安的思想理论。朱熹使儒家的圣贤之道变得简明易晓,再一次从佛道二教中脱颖而出,为元明清三朝八百余年的繁荣建立理论基础。可以说,儒家文化的广泛深远影响与这两个人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最渊博的学者和第一流的思想家。很多人对他们有偏见,原因一是没有全面认识理解他们学问的精神,二是觉得他们对儒家学说作了调整。但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儒家学说或许就黯然不彰,不能发生它本应发生的巨大积极的社会作用。任何学说都需要发展,董、朱的调整本就是一种发展。还有一些人批判朱熹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因为朱熹有指责佛教的地方。但学术上的争论原也正常,无可厚非,况且还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最后还要谈一点,《四书》体系的建构者是朱子,但《四书》的被推崇则是从唐朝就逐渐开始了。《四书》中最早受推崇的是《大学》,推崇《大学》的人是唐朝大儒韩愈。唐朝佛教太过兴盛,大家都爱空谈佛理而不务实,韩愈则选出切实可行的《大学》加以表彰,以反对佛教的专务空虚。韩愈的弟子李翱认为佛教在理论上爱讲性命之学,故而专门选出儒家经典中讲到性命的《中庸》与之抗衡。到了北宋,二程夫子程颢、程颐认为《论语》、《孟子》是最直接展现圣人言行的经典而大加表彰,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当然他们对《大学》、《中庸》也继续推崇,称《大学》为“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则是唐代以来研究《四书》的集大成者。《四书》中有一个圣人之道相传的传统,也就是道统,即孔子将道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记录孔子言行的有《论语》,曾子著《大学》,子思著《中庸》,孟子著《孟子》,二程夫子认为他们是接了孟子的道统,朱子又认为自己是接了二程夫子的道统,他的《四书集注》就是这个道统的最好体现。《宋史·道学传》有一段对朱子的评价讲得好:“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意思是说朱熹接了二程夫子的正传,让被秦始皇焚烧的儒经,被汉儒支离破碎注解、在魏晋六朝沉寂的儒学,重新焕发了光彩。而这个工作主要是靠《四书集注》完成的,由此大家也就知道朱子《四书》的分量了。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前面讲正式读经从《四书》开始,现在开始分述《四书》的内容。 “论语者,20篇”是讲《论语》这部书共有20篇。《论语》每篇的题目都是来自该篇第一句话首二字。比如“学而”,出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前两个字;“为政”即是出自“为政以德,譬诸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前两字。“群弟子,记善言”是讲《论语》这部书是谁编的,其主要精神是什么。《论语》是孔子的门生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的孔子的言行。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私家教师。孔子以前,学问都在朝廷,只有贵族才有权利受教育,孔子是第一个在民间讲学,并且有教无类,将教育向民众普及的人。“有教无类”即教育不分类别,无论贫富、贵贱、高低、长幼,只要愿意来学的他都教。从孔子以后,才有民间讲学之风,平民百姓才有可能受教育,所以后世都称孔子为“万世师表”。以前文庙的正殿大成殿里都悬有“万世师表”的匾额。正因为孔子向广大民众讲学,所以他弟子众多,史书上都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用以教人的教材是六经,后面还会讲到,但在讲学之余,弟子们还有许多人生、社会、学问上的疑问请教,孔子有问必答。平时孔子看见弟子们有什么问题也随时给予指点。弟子们把老师的这些言语记录下来,对于老师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细节,弟子们也作了记录。等到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为纪念先师、勉励自己与后来,遂将老师的言行编辑起来。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们都将自己的笔记拿出来编排,第一次编了前十篇。前十篇编完后,许多远方的或未能参加编排的弟子们看了,就认为编得不全,各人那里还有一些先师的言行未编入,就又编了第二次,即后十篇。前十篇因是专门编辑,所以系统性比较强,篇篇都有主题,而且篇与篇也有联系。后十篇因是补编,相对说来不像前十篇编得那么严密。大致来说前十篇是孔子哲学的体,后十篇是孔子哲学的用。分开来看呢,前后十篇又各自体用具足。宋朝丞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就问是哪半部?是上半部还是下半部?清朝人就说“上半部也可,下半部也可,但凡读半部则可”。这虽是笑话,也足见《论语》的作用。
    将《论语》前十篇的体系搞清楚了,对《论语》的思想也就更清楚了。“学而”开篇便讲人生天地之间学的重要性。学了做什么?学了以后治国平天下,为苍生做事,故第二篇即是“为政”。要为政首先就要找出社会中最该解决的问题。“八佾”第三即找出了天下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混乱无序,礼乐崩坏。找出问题还要开药方,治理无序的方法是建立仁德,故第四篇是“里仁”。有了治理天下的方法,还需要有实施方法的人才,“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便是孔子的人才论。“公冶长”是对人才的现实评点,“雍也”是人才观的理论总结。人才从哪里来?从教育中来,“述而”第七便是孔子的教育论。教育需要理论做指导,“泰伯”第八则讲了孔子的教育理论是对历代圣王思想的继承与总结。继往还要开来,“子罕”第九则是孔子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思想要用于实践才能发生作用,“乡党”第十则是孔子实践其中庸思想的具体行动的记录。前十篇以学开端,以学到后落实于人生行常结束,周详完备,体大思精。后十篇主要记录孔子的政治实践与周游列国的情况,最后一篇“尧曰”则点出了儒家历代圣王相传的道统,以此作结。这便是《论语》的编辑体例与全书的结构。至于“记善言”记的什么善言,归纳起来有六个方面,一是孔子其人,二是孔子论人,三是孔子论成人,四是孔子论治人,五是孔子论教人,六是孔子弟子的言论。这六个方面便是《论语》的全部内容。
    孔子其人通过《论语》的记录全面地展现了孔子的精神气象。这个部分又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孔子自道,即孔子的自我评价;二是弟子称道,即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价;三是时人论道,即孔子同时代的其他人对孔子的评价。孔子论人是孔子对别人的评价,对别人的评价反映出孔子的价值评判标准。这部分也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评论历代圣贤;二是评论弟子;三是评论时人,即评论同时代的人。孔子论成人是孔子论述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这其中又有两方面,一是孔子论君子,一是孔子论仁者。君子是孔子做人的第一个标准,做人就应该做君子,君子是有道德有学问而尊贵的人。君子的根本即孝。在论君子这部分中孔子往往是将君子与小人对比起来论述的,使人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仁者是孔子认为做人的最高标准,这部分往往将智者与仁者对比起来,使人知道要成为仁者,必须先成为智者,但成为智者还不够,还应成为仁者。孔子论成人是《论语》中最核心也最重要的部分,它为中国人的人格制定了标准:人应学成君子,最好的是要成为仁者。孔子论治人则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也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礼治,二是德治。孔子认为治天下就是要大家各守各的本分,各尽各的职责,这就是礼,大家都讲礼,社会就和平有序了。德治是孔子的最高政治理论,后来也成为儒家的一贯追求。所谓德治即统治者必须是一个有崇高德行的人,他以他的德行来感召周围的人和天下人,所以为政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完成自己的德行,自己的德行就是榜样的力量。孔子论教人是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身教,二是异教,三是诗教,四是天教。身教即凡是自己说的,都要身体力行,以此来真正教育人。异教即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因材施教。诗教体现孔子非常重视以诗来教人,因为诗形象有情,比空洞的说教更易打动人心,更有感染力。天教即孔子用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道理来教人。孔子弟子言论即孔门弟子对各种问题的讨论与论述。
    《论语》的全部内容,无论孔子其人、评人或论成人、论教人、论治人,都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的,所以孔子的学问就是人学,孔子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孔子关注人,尊重人,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意义和价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孔子的全部学说即将自然人变为理想人。理想人即仁,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又是由普通人修养而成的。《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用到仁字的有109次。《论语》的核心精神大抵也就在此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论语》就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可以说人生中几乎各方面的问题,《论语》都讲到了,大家细细学了,是可以帮助解决各种疑问从而获得心灵真正的快乐的。
    读经必定要尊圣,读《论语》自然要对《论语》中最重要的圣人孔子有所了解。历代帝王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对这个封号有所了解,对孔子也就有所认识了。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称赞,孟子说“夫子之学,集大成者也”。集什么大成?集历代圣王智慧之大成。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整理总结他以前的历史文化的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思想都在孔子这里汇集,孔子的智慧是历代圣王集体智慧的结晶。至圣即是圣到极致,圣人中没有比他更圣的了。何以故?因为孔子以前的圣人是实干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都创造了一个个治世,但他们没有理论总结,只有孔子将历代圣王的思想做了理论的总结,使后世有所遵循。旧时孔子像的赞语中有“百世而上,以圣为归;百世而下,以圣为师”一句,意即百代以上的圣人都在孔子这里做了总结,百代以下都以孔子为老师。先师前面已讲了,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最伟大的老师。国民党的元老、活了102岁的陈立夫先生说:“孔子是中国文化人格化的象征。”中国文化若要以一个人来代表,只有孔子。以前文庙中有一块匾叫“斯文在兹”,意思即孔子在这里,中国文化就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前县县都有文庙,文庙即祭祀孔子的地方。大家了解了孔子的伟大,对学习《论语》是有帮助的。反过来,读了《论语》更能深切体会到孔子的伟大,也就知道历代帝王及圣贤对孔子的褒赞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家要详细了解孔子和《论语》,可以参看我写的《论语讲义》。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里少时从外祖父母好友周公汝森习骈古对联,周公每告里,作古文必自孟子入手,朝夕涵咏,必有所得。里获益匪浅。惜公未足八旬则骤然而逝,伤心哉。绘以悼之。共和国六十年清明于清平渡寺。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人,邹是鲁国旁的一个小国。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到孟子才将孔子的学说全面继承发展,成为孔子的嫡传。孟子与孔子相距百余年,孟子是孔子的三传弟子,孟子之上有子思,子思之上有曾子。孟子说自己平生“志在学孔子”,故他一生的经历与他的太老师孔子很相似,即读书、游历、教书。但孟子的遭遇又要比孔子的好得多:孟子少年读书有孟母良好的教育,后又从学大儒子思,不像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少年贫苦,靠干许多鄙贱事为生;孟子周游列国20余年,所到之处都受到上宾的礼遇,被尊为大儒,孔子周游列国经常饥寒交迫,好几次差点被人杀掉;孟子65岁回到老家讲学著书,84岁才去世,孔子68岁才周游列国返乡,73岁就去世了。但在政治追求上,孟子和孔子同样不得志。虽然孟子周游列国皆受礼遇,但诸侯国君都认为孟子学说迂腐,不予采用。不过孟子身后却不像孔子幸运,秦始皇坑儒主要就是针对孟子一派儒生,宋代以前孟子一直被视同诸子,不像孔子在汉代就被尊为大圣人,享有崇高的地位。孟子开始受尊崇是在唐代,大儒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原道》,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列出了儒家的道统,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是被孔子传承,孔子的道是被孟子传承,孟子死了,圣道就不传了。韩愈的表彰对孟子地位的提升有很大影响,到了宋代,孟子更得到朝廷重视,第一次被加爵封号,列入文庙,与孔子同享祭祀。宋神宗时《孟子》才正式被列入经书,成为《十三经》之一。至元朝孟子方被封为亚圣,从此孔孟并称,孟子成了孔子以后的第二位大圣人。
    《孟子》的成书也与《论语》不同。《论语》是孔子死后,孔门弟子辑录孔子言行而成;《孟子》是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一起将自己的言论编辑而成,编成后,孟子又作了审订润色。《孟子》一共有七篇,分别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这便是“孟子者,七篇止”的意义。止当终结讲。“讲仁义,说道德”是对《孟子》其书内容的概括。孟子的学说是对孔子学说的全面继承和发展。孔子谈仁,孟子便谈仁义;孔子谈德治,孟子便谈王道;孔子以人为本,孟子以民为本。孟子对儒家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为孔子仁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这个基础即性善论。人天性善,才有爱人行仁的可能,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皆是善端,将此四端发展开来即为仁、义、礼、智四德。四德发展到极致便可以成为圣人。人人天生皆有善性,故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而统治者以尧舜之道来治天下,即是行王道。所谓王道即是以德服人,和战国时诸侯竞相以力服人的霸道形成鲜明对比。王道也就是仁政,统治者以仁义之心行政即仁政。仁政的核心则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颇不喜欢孟子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对孟子“民贵君轻”的学说十分反感,说“这老儿如活到现在,非严办不可”,还下令将孟子的牌位搬出文庙,将《孟子》书中有这些方面思想的地方删去150处。当然这正反映了孟子学说以民为本的宝贵性。
    孟子不光提出以民为贵的王道政治,还具体勾画出这王道政治的理想蓝图——井田制。井田制即国家将土地划成许多小块,每小块一百亩,九块一组排列成井字形,然后分给八家农民耕种。八家人各耕一块,收的粮食自己享用,中间一块公田,八家人共耕,收的粮食归公,国家则用这些收入来办学校、办养老院。每家农民在自己的百亩地上以五亩修房居住,在屋周围栽上桑树,这样5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穿绸子了;再养些鸡、猪,7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食肉了。百亩地按时种庄稼,八口之家的人都能吃饱了。这样百姓都可以“养生丧死无憾”,这便是王道的开始。当百姓的物质生活都有了保障,再教之以孝悌礼义,这便是王道的完成。
    在精神修养方面,孟子提出了重要的养气说。孟子说人应该养浩然正气,浩然正气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动心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至大至刚”,无所畏惧,其根本则来源于人的问心无愧,就是孟子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抬头无愧于苍天,低头无愧于他人。也即是孔子所说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心反省,没有愧疚,又有什么可忧虑畏惧的呢?而养气的方法则是“配义与道”,即“明道”和“集义”两方面。“明道”是对自己行为正义性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则可“理直气壮”。“集义”则是长期坚持做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比如坚持孝亲敬长,坚持助人为乐,坚持见义勇为等。坚持既久,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这时你心中的浩然正气便油然而生。文天祥面对蒙古人的威逼利诱能够毫不动心,是长期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所形成的浩然正气所致,他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懂得了浩然正气这个词,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所以说孟子直接承接了孔子的道统,孟子是孔子的嫡传,就是因为孟子真正继承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理想主义精神。理想主义是儒家最光辉的品格,永远为人类指引光明。孔子为人类描绘了理想的人格,孟子则为人类描绘了理想的社会。
    从文章来讲,《论语》的文风温柔敦厚,雍容典雅,《孟子》的文风雄强刚毅,辩说无碍。《论语》见出圣人的博大宽厚,《孟子》见出圣人的正气凛然。《论语》如春天发育万物,《孟子》如夏天炽烈火热。《论语》与《孟子》共同铸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