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萧乾先生的两封信

谢泳：萧乾先生的两封信

　　下个月中旬，我要回山西太原主持一个纪念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因为要编一本会议论文集，想搜集一点新史料，就找到了萧乾先生给我的两封信。萧乾先生和常风先生是同龄人，都是1910年出生。在中国现代作家中，1910年出生的著名作家是最多的，大体可以说，1910年最出作家，或者说最出人才。因为这个年代出生的作家有一段非常好的成长期，抗战前后是他们一生最好的创作年华，而且中国现代大学最好的时代，恰好也在这个时期。萧乾先生和常风先生是老朋友，萧乾在《大公报》时期，常风先生是他的主要书评作者。常风先生在世时，我有时候到他府上请益，闲谈中常先生总提起萧乾先生，还特别问到文洁若的家世。有一年，萧乾先生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来山西公干，还专门在剧作家华而实的陪同下，到山西大学看望常风先生，这是他们几十年后重逢，当时常风先生已病多年，已极少下楼，但那一次却执意把萧乾先生送至楼下。

　　萧乾先生去世前，我曾和丁东兄到北京医院看望过他一次。当时我和丁东等几位朋友出了一本谈话集《思想操练》，丁东兄送了萧乾先生一册，萧先生不顾年迈多病，还热情为此书写了篇书评。

　　我和萧乾先生通信，在上纪念九十年代初期，当时我已决定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因为萧乾先生是《观察》周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我想向他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就写信过去，萧乾先生当即回复了我。他来信说：

　　谢泳同志：示悉。我认为你在研究一个真正的空白。有些人也在研究。这题目太大了。我目前实在无力去写（见附件）。因此，我不同意你的判断：我仍认为今天以不写为宜。然而应该研究，至少全部《观察》《新路》均不难找到，望你不要放弃这个课题，而且早晚会大有用场，我已记下你的住址，如有所成，会主动寄上。但在我能看到的未来一两年，我看不到可能。因我还有事在忙，如果你方便把你研究的成果（将来）借我一阅，那很可能会启发我写点什么。《新路》有些人们还健在。他们可能比我闲。望找找他们（可惜大多数已物故或已成植物人了！）

　　我与储无深交，没到过他住所，只有文章关系。写他，不容易。他太迷信英国民主，我不完全同意。我只是他当年一个撰稿人而已。

　　祝

　　好

　　萧  乾         94-3-1

　　萧乾先生在给我的信封背面，还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可以向常风教授请教一下，他是今天几乎仅存的30—40年代北京文化界的权威，最好录音。为常风录音更好，务必让他把当时状况好好谈一下——谈它几天，每次时间不可长。那将是无价之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当年的一些历史，老辈文人还不愿意放谈，萧乾先生当时也是这种心理。他自己不愿意主动去碰那一段历史，有他的苦心，也有他自己沉痛的经历在其中。他当时曾参预过《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负责文艺方面的编辑事宜。但这本杂志在后来受到了批判，特别是参预这本杂志的学者，许多人命运很悲惨，当时萧乾先生好象不愿意让人提起他和这本杂志的直接关系，这此巴金还在一封信中批评过他。而今天《新路》杂志已在台湾重印，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对这本杂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通信不久，我把当时已写就的一篇关于《观察》撰稿人的论文寄他指正，萧乾先生很快给我回了一信：

　　谢泳同志：来件已拜收，谢谢。我十分关心你这一研究，并一定尽力帮助。我认为你宜先同常风（山西大学教授）好好谈谈，他是今天对北平30—40年代文坛及文化界最熟悉的人物。希望研究不停留在表格统计，重点是还放在内容，以及有关人物的情况。湖南岳麓书社出过几本（一二本）储安平的书。我现送你的《红毛常谈》——原都发表在《观察》上。你可看出四十年代，这些（多是留英美或至少受美国影响的）先攻击的是国民党（见我的《法治与人治》）。解放后，大都识大体（中国广大人民生活稳定了），对共产党的治理办法有竭诚拥护的（如我对土改）有心中不满而缄默不言甚至跟着摇旗呐喊的（如胡风）。到了五七年，由于大鸣大放，一下子倾泻出来了。（我在《我的医药哲学》一书中称之为“腹泻“（说那比”便泌“还是好），所以你何不索性先作为追溯反右背景来研究《观察》呢？因为所幸免者无几人。

　　当时储的助手是林元，此人解放后在作协，不知现在何处。北大、北师大似还有些人在世，但已廖廖无几了。所以我建议你一方面从书面材料入手（那只能在图书馆中抓到），更重要是抓住像我这样还活着的人——所以山西大学的常风对你十分重要，可以为他录音录像。最近他还为《新文学史料》写长文回忆朱光潜呢。总之，你需要更抓紧人的方面。

　　我自己从1979年以来，出了十几本书（有时是为重印书写的长序）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未结束，甚至今天在改革开放中，问题更尖锐了。我而鉴于过去的教训，并不表面化。上半年因为译书，不再与你通信了，下半年再写信。匆问

　　近好！                           萧 乾           94—3—8

　　我和萧乾先生就通过这两次信，从信中我能感觉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早年经历的复杂感情。

　　这些年关于萧乾先生的传记时有所见，但我以为他早年的文学创作、报人生涯以及编辑生活还缺少更深入的研究，比起其它中国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来说，关于萧乾的研究现在还不能说很多，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这里，因为萧乾的经历中有相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2010年10月7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