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带领政治局委员搬出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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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带领政治局委员搬出钓鱼台

陈永贵(1914—1986)曾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大寨精神。他是一位极具传奇特征的政坛风云人物。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大寨成为红极全国的农业……


              陈永贵生活照

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他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见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纪登奎一听,支持他说:“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

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

爷爷相继兼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区地委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外出开会也多了起来。加上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安排给他的接待任务也比较繁重,劳动时间相对就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有一次,省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点出席省委会议。从昔阳县到太原市有300多里远,山路多,又坑坑洼洼不好走,坐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他接到通知后并不急于动身,而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儿。吃完晚饭后,他先安排了村里的工作,再到县里安排了工作。开完两个会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才坐车赶往太原,在夜行车上打了个盹,就算睡了一觉。有人说:“永贵这是一不误劳动,二不误工作,就是误了睡觉。”

他却幽默地说:“一误换了两不误,多合算呀!”

多年来,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再告诫干部:“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从懒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干部变坏的一条规律。因此,干部必须不搞特殊,不自私,积极参加劳动。”

1973年上半年,爷爷参加中央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当时还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十大代表如吴桂贤、倪志福等人也参加了学习,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个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按照座次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后。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爷爷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由各小组进行酝酿讨论。在华北组,有位中央领导首先发言:“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按照周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他具体解决山西问题,要求他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他认为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根本,所以对山西动枪动刀的事看不惯。面对周总理,他长时间没有开口,左思右想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对他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原则。他含泪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

爷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起来了。一般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毛主席,有几次是毛主席叫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同他交换意见,有时也征求对政治局委员的看法。爷爷不随便讲话,但一旦说起话来,对所谈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周公。6月1日,周总理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毛主席让王洪文安排人事工作。爷爷知道中央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在一些问题上不随便表态。他对政治局的同志都很尊重,特别是对周总理。9月30日,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坐在前面的爷爷站了起来,使劲地带头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张春桥对此看不惯,话里话外总是讽刺他:“永贵同志鼓掌举得高啊!”对这种说法他置之不理,可在他的举止中还是表现了出来。开会时张春桥坐在一边,他就把脸扭到另一边。有人问他,他说:“脖子扭了嘛!”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爷爷发言完后,张春桥不指名地攻击他,说他拍手都爱出风头。爷爷顿时翻了脸,站起来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其他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气氛很紧张。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

爷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系很好,在政治局开会时总坐在一起。一次去广西南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韦国清和许世友接待了他。许世友坐在沙发上拍着膝盖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他就谈起了张春桥的事。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去当过几天政委,跟许世友也合不来。许世友就向毛主席发电报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上书后,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周总理在医院得知情况后,连忙召见爷爷,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

爷爷和张春桥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主席80寿辰时,江青设了一桌酒席,宴请部分政治局委员。当江青谈到妇女坐天下和批宋江时,张春桥举起杯,笑着说要和爷爷碰一下。那笑容让爷爷不舒服,他使出了牛脾气,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酒端来了,一杯又一杯,一共24杯,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委员们见状一齐鼓起掌来。会后,他跟纪登奎在车上聊了起来:“哼,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

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高层的矛盾却不比大寨,不是他的开山之力能够左右的。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爷爷一见总理,就询问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瘦了许多。

周总理招呼他坐下,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他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周总理对他说:“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总理在报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这项提议被通过。于是,爷爷成了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爷爷进北京了,他没有带家属,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休息时才能说会儿话。虽然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但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把守,里面设有岗哨,谁几点几分进了大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警卫都清清楚楚。由于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难得一见。

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当地官员担心在自己辖区内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保护起来。有一天,他提出要到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但由于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去成。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生气地说:“我是个种地的,谁还能杀了我?”

爷爷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立足于基层,立足于实践,立足于调查研究,在下边做些实际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还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指导全国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主席也不满意“四人帮”的一些活动,在会上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江青跑到爷爷住处,质问他:“你倒是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儿?”爷爷笑笑说:“我就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江青走后,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难道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不回去嘛!”

从那以后,除了“四人帮”外,政治局委员全部搬出了钓鱼台。

1975年8月,爷爷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此处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还是副总理级待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爷爷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爷爷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后,把年轻时与他一起吃糠饼的一位昔阳弟兄叫来,为他做些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应当再配一名服务员,可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警卫班住在前院,后院的接待室和卧室供他用,其他房间由秘书、炊事员和司机住。

独门独院,人们来找他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望他;昔阳、大寨的一些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老乡走了,他又感到闷得慌。居住在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有时他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他从农民中来,十分理解农民的难处,经常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他不愿意在北京生活,出门不自由。有一次,他想一个人到街上转转,就穿了件黑布衫,戴了顶旧草帽出了门。走到安定门大街上,看到有一家专门为老头剃头的理发店,他就把帽檐往下一拉,不露声色地走了进去。剃头匠为他刮胡子时认出了他,问:“这不是陈副总理吗?”他赶紧说,你认错人了。可一大群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都围过来看他,警卫维持了半天秩序才护送他离开。

还有一次,他与纪登奎、吴桂贤等人吃过饭后想顺路到北京百货大楼看看。不料,刚下车就被人们围住了,多亏跑得快,才算脱了身,商场也没逛成。

为了给大寨幼儿园买玩具,他坚持亲自去商场挑选,警卫张银昌劝他别去,自己保证能买好。他笑着问:“你知道大寨的娃娃们喜欢什么玩具?我知道你银昌手里没银子,我是想少花钱多给孩子们买些玩具。”没想到,到了街上,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叹口气说:“唉,成了活商标啦,不能出门啦,媳妇去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出门不自由,他就想方设法在院子里找点活干。他亲手栽了四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两棵葡萄树和两棵风景树。第二年,树上就挂了果,他把摘下来的果实分给警卫班的战士吃,也给来家的客人吃。看看四合院挺大,空着怪可惜的,他就开出了一块小菜园,种上了苦瓜、豆角和西红柿,种出来后经常送给警卫班的食堂。每天一有空,他就到了地里,松松土,拔拔草,干些农活。

从他的办公室到餐厅有一条专设的走廊,他不用,给门上了锁。即便是雨雪和刮风天气,他也要走院子通过。一到夏天,他餐厅也不进了,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圆桌,坐在小板凳上吃饭,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之类的,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了。

他一生离不开土地,离不开阳光,更离不开大寨。在那些日子里,到了春天下种季节,他晚上就爱做梦,经常从梦中醒来,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梦见回村里下种了,阳坡地种什么,背阴地种什么,可给他们安排了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