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如何"科学地"胡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2:34:07

没有经济学家不讲“效率”的。但主流的经济学在社会层面讲“效率”没有不是胡说的。不过,不是直接了当地胡说,而是“科学地”胡说。也正因为此,主流经济学即使被少数人看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也仍然威严地屹立在那里——毕竟,“经验”啊,“科学”啊这样的幌子对于大多数来讲,确实唬人。

用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四川人有灌香肠的习俗。每到冬天大家感觉季节合适时总有很多家庭会灌制香肠。过去每家每户都是自己操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家庭都把这个事情交由市场来做了。灌制香肠需要的机械比较简单,也不贵,但是,拥有这样设备并向市场提供灌制香肠服务的人并不多。市场上因此灌制香肠的价格(就价格与生产成本的关系而言)并不便宜。现在据说是2元一斤。设想一个家庭需要灌制20斤,费用则为40元。虽然这个费用本身算不上什么,但是,如果与这种服务的提供所需要耗费的成本相比,从经营者的角度看应该是一桩特别划算的生意。

假设有人学了点课本上的经济学知识,知道经济学上对于效率的定义以及如何改善效率的一些主张,他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认为这个灌制香肠的市场严重偏离有效率的均衡位置,因此,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改善这个市场。现在,政府向经济学家请教,经济学家该作何回应?

庇古以及受到庇古传统影响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说,“看来这个市场确实偏离了有效率的均衡位置。让政府管制一下吧,限制一下这个市场上的定价。”

后来逐渐了解到管制(更普遍地,政治市场)本身也不是完美的、也是有缺陷的人们,典型的如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会说,“还是现实一些吧,政府管制可能带来的好处还不及它带来的坏处呢。”

再后来,强调经验朝向(empirical-oriented)以及比较制度分析的科斯的答案就显得更成熟(sophisticated)了,他会说:“判断现实是否有效率,你得看是否存在某种可行的改善方案啊。如果没有,存在的就是有效率的了。”进一步,如果有人明确提出要求政府管制或者采取一些别的方式来改善这个市场的话,科斯会说:“这个问题得务实地看。如果政府管制能够做得有效率,不排除说让政府来管制。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管制都是问题多多的。不过,这个呢,并不能作为在个案中反对这样做的理由。总之,你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先验地认定管制在某个个案中就一定不能降低交易成本。”

如何看待这些经济学家的回应?如果你只有一颗经验的脑袋,没有一些必要的哲学感觉,很可能你会被上面这样的朴实而“科学的”言辞给绕进去。科斯的经验主义尤其让人难以找到破绽。不过,一旦你认识到我们能够改善这个世界的唯一渠道就是改善有关的过程(在灌香肠的例子中就是去了解这个市场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善其运作)、我们能够得到的可能的最好结果就是当过程已经不能改善的情况下呈现出来的结果,那么,你就会发现上面经济学家一套套冠冕堂皇的言辞根本就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思考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方向,直白地讲,就是拿思想中的可能性与现实进行对比并基于此对现实开出药方(它表现为对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如政府管制的效果与现实进行对比,这表面上看是在做所谓的经验分析,实则是头脑中的想象,且只能是头脑中的想象。这一点,并不为因为经济学家确实经验地了解了政府管制的实际情况然后再来作这样的对比就改变。)。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思考问题?这个错到底有多难纠正?它的根扎得有多深?这些问题不是只盯着经验现实就可以明白的。从哲学上讲,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思维定势可以追溯到从柏拉图到笛卡儿这一系的哲学的主客体二分法思维,那就是:先对客体进行对象化的认知,然后,基于这样的认知来讲怎么做。而这,对经济学来讲,恰恰使之有了“科学地”胡说的基础:前半截对客体的对象化认知就是经济学作为科学家要干的事儿,后半截无非就是执行的事儿了。

除非哪天经济学家们能够充分地明白,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盯着过程、只考虑过程的改善”,否则,他们就只能“科学地”胡说。

(对于本文中涉及到的例子,如果按照科斯的思路,我们就应该问:“是什么样的高交易成本阻止了可能的更好结果发生、因此市场上灌制香肠的价格才没有足够的低?”,而这个问法,本质上都是错(wrong-headed)的,因为它把“可能的更好结果”作为思考问题的指引——谁也不知道可能的最好结果是什么样的,拿这样的“锚”来观照并要求现实就是为某些主体的主观恣意留下了空间。过去这里说的主体是哲学家,现在是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