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被日军轮奸 侠义兄弟投毒杀日军报仇！

他把致使的毒药投入日本总领馆的酒壶，为此，他忍耐了五年。

把毒药投进酒壶的那一刻，他是怎样的心情？

毫无疑问，那是詹长麟92年人生轨迹中最壮烈、也最沉重的一个刹那。

66年后，詹长麟端坐在南京市迈皋桥居所的一张方桌前。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后，日本总领馆酒宴投毒的一幕幕如电影般重现，清晰如昨。

他还记得，那4坛绍兴黄酒是从老万全酒家买的，就在中华路三山街119号。

老年詹长麟

1　卧底

南京鼓楼旅舍4号房间。两个男人，一张方桌。方桌上是一把手枪。

这是1934年春天的一个夜晚。

这个夜晚改变了詹长麟的一生。在这个夜晚，他只有两个选择：在日本总领馆卧底；或是用那把手枪立即结束自己21岁的生命。

詹长麟选择了前者。与日本人的战争，并不一定发生在战场上。

詹长麟1913年出生在南京，15岁时入国府警卫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府警卫旅被编入当时的88师，詹长麟随军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未几，母亲病重，他回乡探母，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1934年的一天，詹长麟父亲的朋友王老先生主动提议将詹长麟介绍去日本领事馆当仆役，每月8块银元。

这时的中国，正值内外交困，日本已经霸占东三省，图谋着整个中国；而国民党也在加紧对红军的围剿。时局动荡，年轻的詹长麟也一直没能找到好的营生。

虽然去给日本人做事让詹父心存芥蒂，但一则只是仆役，并不为害国民，二则报酬算得优厚，詹父便让小儿子詹长麟前去一试。

当时日本总领馆招收中国仆役有四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不会窃听到日本人机密；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

日本总领事对詹长麟亲自面试，十分满意，便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负责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很快便赢得日本人信任。

就在詹长麟进入总领馆工作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被人叫到鼓楼旅舍的4号房间。

詹敲开房门时，一名男子已在房间里等候，“我叫赵世瑞。”他开门见山，“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其实是我们的安排。”“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詹长麟听了大吃一惊。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外事情报的部门，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情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了你，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在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

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2　刺探

詹长麟从此潜伏了下来。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每碰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悄悄带回家，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他做了个假邮戳，盖在信封上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没露出过破绽。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带回去交给他。

这样的“间谍”工作每日都要冒着极大风险。

一个中午，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在休息，散步的散步，打球的打球，詹长麟就悄悄进了总领事的房间。他先翻了翻废纸篓，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突然，门外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詹长麟一惊，忙关了抽屉，装模作样地拿抹布擦桌子。进来的是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生了疑心，“咚咚咚”走过来，眼露凶光，逼视着詹长麟。“啪”的一声，一个重重的耳光落在詹的脸上。詹又惊又怒，咬了咬牙，直挺着没动。副领事没抓到什么把柄，怒冲冲转身离去。詹长麟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之后的很多天，詹长麟表面上像没事人一样，内心却紧张不已，此后他行事更加小心谨慎。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成了“同志”，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人的情报。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

3　忍耐

沉默的地下工作就这样一天天继续着。

日军进南京城之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悲惨的图景之下，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甚至，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腥风血雨后，六朝古都全城笼罩在日军的恐怖统治下。

日军血洗南京城，仿佛是要刻意告诉中国人：不归顺日军，会有怎样的下场。幸存的南京市民看着日军耀武扬威，敢怒不敢言，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詹氏兄弟还要继续潜伏下来刺探情报，必须回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忍字心头一把刀。虽然身负家仇国恨，詹氏兄弟却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詹长麟明白，自己赤手空拳，如果和日本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1937年8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改设在鼓楼旁之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到1940年11月才“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因此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白天里，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但暗地里却加紧刺探情报。他们心里已经不再满足于日常的情报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给日本人致命一击，报仇雪恨。

4　机会

詹氏兄弟白天默默做工，悄悄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眼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苦等了一年半后，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

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日方计划参加酒会的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秖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军同归于尽。

对于惨遭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人民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这个任务。

“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5　投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詹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他缓缓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按时来到，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馆人员补充。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宴席上众人皆起身，举杯，高呼“干杯！干杯！”一饮而尽。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忙借口肚子疼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从边门推着脚踏车不慌不忙地出去了。出门后，他飞一般地向傅厚岗赶去，在那里与詹长炳会合后，骑车出了玄武门，再雇船，连脚踏车一起摆渡到玄武新村。上岸后，直奔燕子矶笆斗山江边。那里早有人等候，把詹氏兄弟送到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尝出了酒的异味，“不好，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不同程度地中了毒。

酒宴立即停止，日本军医化验发现酒中确有毒。但当时已有多人中毒倒地，日本人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敌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计二十余人。所食黄酒中为以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

6月18日的《中央日报》的报道称，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毒酒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南京市民暗暗地拍手称快，群情振奋。

6　脱逃

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

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

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和刊登告示，画影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从6月10日到7月10日这1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

6月25日，一封以詹氏兄弟名义写的信从上海英、法租界邮寄到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手里，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示对此事负责，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见附件）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詹氏兄弟行动方案，但一无所获。

实际上，詹氏兄弟并没有前往香港，这封信不过是烟幕弹，用来迷惑日军。

詹氏兄弟离开南京后，全家逃到浙江、福建，藏身偏远山区中，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

后来的国民政府为了表彰詹氏兄弟的功绩，授予了他们一只“忠勇杀敌”的银盾，并奖励了5万美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附：给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公使崛公一的信函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