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贫困”中走出来

　　中国老百姓穷怕了。

　　2005年9月，李敖在清华大学演讲，先引杜甫《石壕吏》诗句：“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然后他说，中国人没裤子穿，从唐朝就开始了，直到1975年，西部穷困地区还是如此。

　　然而，岂止从唐朝始?《诗经•豳风•七月》就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诗句(布衣粗服都没有，怎能过寒冬)，可见春秋时代，穷百姓就没衣服。就此而言，至少两千年没裤子穿。除了没裤子穿，吃人肉的惨剧也发生过。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中国人穷得太久了。

　　不用怕羞，这就是现实。

　　试想，这么一大群穷惯饿惯的人，突然遇到吃饱肚子的机会，遇到挣钱的机会，会怎么样?中了魔障似地扑上去，急红了眼地“要”：要吃饱肚子，要新衣裳，要自行车，要大立柜，要彩电，要旅游，要汽车，要房子……

　　我们每个成年人都亲身经历了这一波又一波的“要、要、要”。从生存角度看，无可厚非，谁让我们以前那么穷?

　　当然，脱贫挣钱的心太切，也有过头的流弊：在很多人眼里，一条河，只是运输通道和发电能源;一片森林，只是产出木材的宝地;一片山脉，先问有没有矿藏;一小块空地，见缝插针盖楼挣钱;一位专门收养孔雀的北京人抱怨说，一些餐厅老板上门商议，要以高价买走孔雀，炖熟了当头牌菜……人与自然逐渐疏离了。人与人呢?一位女士在电视里声明她的恋爱观：“宁肯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

　　每个人都成了经济人，盘算的都是投入产出。“哪个地段好”，“别留美元了”，“赶快跳槽”，“多少万进重点中学”，“买基金还是买彩票”，“为何不留在外国”……成了千家万户的口头禅。

　　真实情感成了稀世之珍。人们互相漠视，彼此提防，生怕乳品诈骗、电信诈骗、集资诈骗、传销诈骗、文物诈骗……

　　一位学者说，1978年以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斗争讲暴力，导致人的精神偏激、蒙昧、野蛮。“1978年以后，许多人基本上处于‘物化生存’状态。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的需要、能力和关系被物化;人的血液、心灵被污染，精神上焦虑、虚无、痛苦。”

　　为何出现如此过头的怪现状?

　　一个是贫穷还未根除。吃饭穿裤子的问题解决了，新的贫穷又来了。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劳动报酬太低，社会保障不健全，无法应对生活压力。再加上某些“我爸是李刚”式的官员横行，贫富分化，法治缺失，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再一个，光是一个“穷”字有点解释不通了。经济起飞32年，许多人告别了“出无车、食无鱼”的状况，怎么除了“钱、钱、钱”，就没别的?

　　要回答这第二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国人发财的特点了。

　　众所周知，特点主要是一条：莫谈国事，闷声发财。这不但是潜规则，简直是金科玉律。说白了，就是有些官员不让人说话。也有不服气强出头的。比如前些时候，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一个小官，写了一首100多个字的《沁园春》词，对当地政风有所讽刺，用短信传给亲友看看，就给抓起来放进牢里去了，罪名是“影响地方发展”。近日，记者谢朝平撰写报告文学《大迁徙》，描述三门峡移民史，因披露“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一些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中央拨给移民的土地和资金没有用到移民身上”，就被渭南警方抓了起来。谢朝平说，“若不是全国媒体与网民的帮助，还不知道哪一天从牢里出来”。

　　须知，人不可能像动物那样有了饱暖就满足。帕斯卡尔有句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他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异。”“我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然而，我不能想象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头畜牲了。”

　　解决了吃饭和穿裤子问题，新的矛盾却产生了。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于是责备老百姓不知感恩。可是邓小平晚年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不久前，吴敬琏在为一本书所做的序言中指出腐败和寻租猖獗的问题。根据不同学者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最高保持在30%左右。王小鲁最近所作的“灰色收入”研究，也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带有腐败性质的灰色收入大体上占GDP的30%。(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灰色收入课题研究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刊《比较》第48辑)依此推算，2010年腐败额度大约为12万亿元。普通百姓虽然不清楚学者怎样推算出这样的数字，但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却比这还要严重。权力垄断市场、干预市场和代替市场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和谎言犹如巨石压在人们心头。一件负面新闻发生，官员出来说话，可能会越描越黑，人们心头郁积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这就是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大众却感到焦虑的根本原因。

　　形势严峻，本该百家争鸣议论风生，探索救治之道，但却难以听到真话。这样会产生什么后果?一是腐败恶化为腐烂，用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话来说，恶化为全社会的溃烂。二是人们内心的郁闷、焦虑和压力无处释放，扭曲变形，导致鸡鸣狗盗胡作非为，结果是道德崩盘和虚无主义泛滥，加剧人性之恶。

　　换句话说，种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平衡。一个简单的逻辑摆在我们面前：一条腿向前蹦，是健康人的跑步运动吗?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抓紧民生缓解了新的贫穷，社会溃烂的趋势还是无法遏止，人的精神困境还要加剧。

　　怎样走出精神困境，怎样实现精神现代化?温家宝最近的讲话照亮了民众的心。这就是：“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言论自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我经常说，我们不仅应当让人们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批评政府的工作。”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难，但温家宝说：“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地推动我的信念。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温家宝讲话转引自新华社8月21日电文及10月14日《南方周末》)

　　壮哉斯言。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出路，就在于此。

　　作者系政论家、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