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什么是幸福仍然值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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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什么是幸福仍然值得追问

2010年09月03日 01:4221世纪经济报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讲座教授)

什么是幸福?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深究。现在人们谈幸福,是因为不满传统的经济发展指标,比如GNP、GDP。HDI(人类发展指数)是一种矫正,但人类发展指数是把GDP、健康和教育合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传统经济指标的一种综合,人们还是有理由不满意,还想发展新的指标。因此,不丹的GNH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媒体的注意,媒体的注意可能远远大于学界的注意。一些北欧人也出了一个幸福指数,但数据是汇总别人的,都不是他们自己调查来的。这些东西有意义,但并不完善。正如大家都同意GDP这个指标有问题,HDI有意义,但这还不够,所以还要找新的指标。

GNH只是对幸福的

诸多想象之一

沿着这条思路往前走的人就很多了,GNH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类似的,比如很有意思的两个指数,一个叫Qulity of Life Index,一个叫Life Qulity Index,译成中文一模一样,就是生活质量指标,还有生活满意度指标、繁荣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一大堆指标。大家都想改善传统指标,最重要的动作应该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二十七人委员会,但每一种都有它的问题。

因为Happy这个英文词和中文的“幸福”不一定对应,中国老百姓会觉得幸福跟Happy好像不是一码事,但要是讲成快乐指标,又没有多大意义。你可以说哪个国家穷人很多的话,它的快乐指标肯定不高。但是,不快乐的人恰恰是发达国家多,经济越发达,不快乐的人越多。我们可以批评每一个新指标,但发展出一套可替代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人们福利的改善,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中国需要自己组成一个27人小组,研究几年,才可能有结果。

最近有几类实证研究,一类是以个人为单位做研究(比如美国就有这类调查与研究),它先弄清楚每个人的收入是多少,然后再问他幸福不幸福。另一类是跟以国家为单位,看一群人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幸福的平均时间,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同一类研究,但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在一起。萨科齐他们不可能把数据深入到全世界每一户人群中,它是以国家做平均的,但其中很多支出实际是公共支出,需要区分公共与私人收入,公共与私人支出。

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希望让市民幸福,一些民调机构也在做这种调查,但如果不对GNH这套外来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思考、批评和反思,就直接拿来用,会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效果也很值得怀疑,年轻人也很容易质疑这种指标体系。大量研究表明农村人比城市人幸福,有些地方农民工比城里人幸福,年轻人就不信。但人们是否幸福,跟他的参照系有关,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参照的是美国人,还是父亲那一辈?参照系不一样,幸福程度就不一样。

GNH不一定会激励或者约束政府行为,因为如果幸福的定义只是一种主观感受,那么政府也可以弄出一套东西来满足主观感受。比如,如果中国对外国的报道,不讲第一世界,只讲第三世界糟糕的情况,中国人的主观指标马上就会提高,因为参照系变了,这并不难。主观指标最重要的是参照系,人的参照系是受信息量、受信息来源决定的。而且也可以有一套价值指标,告诉人们收入高不一定好,你可以很幸福,这是可以深入人心的。

客观指标难以测量主观感受

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曾经写过一本《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看了这本书可以知道,幸福因人而异,在某些人看来,一边喝酒,一边看世界杯比赛让人幸福死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浪费时间。这是因为,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是:“就你本人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从60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近五十年的幸福感数据。

但是,主观幸福的确会引出很多问题。比如不丹感觉幸福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会批评不丹政府,说它把一些不幸福的人赶走了。还有更具讽刺意义的,泰国政府也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每个月公布,希望打造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但人们知道泰国现在比较不幸福,不可能幸福。

国家幸福指数最早是美国做的,问题在于人们是不是幸福,或者怎么幸福。莱恩当时用的就是主观幸福数据,莱恩本人是一个政治心理学者,他讲的幸福跟不丹国王讲的不完全是一码事。莱恩的结论是,好的家庭生活是幸福最重要的决定条件,金钱并不重要,民主也不重要。

有一个小故事,莱恩曾经问罗伯特·达尔:“关于民主制度的好处,你讲得很系统,也很深入。不过,如果民主制度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它应该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对吗?”“那当然,”达尔答道。莱恩接着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先不说别的国家,近几十年来,咱们美国人中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了。”达尔无法回答莱恩这个问题。

某种意识形态也可能会影响幸福感。印度觉得幸福的人很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个电影表现的就是,贫民窟里也有很多人觉得很幸福,他们不是百万富翁也很幸福,但很多外人会觉得这种生活不是人该拥有的,连最基本的正常生活都算不上。现在有一些国家,尤其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巴西,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但马上就有西方人讲,这完全是为集权社会辩护,虽然你们的人感到很幸福,但你们的国家不怎么样。

的确,很难用客观的东西来衡量主观的幸福感,萨科齐的27人委员会想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但也是以客观指标为主,尽可能缩小主观成分,这跟不丹那一套很不一样。如何把可持续问题也变成指标的一部分,这也比较难,因为这是生态指标,不是幸福指标。

所有这些努力,听起来好像互不相关,但整体上是一场颇具规模的运动,就是修正GDP。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实践GNH的时机还不成熟,在把GNH直接拿来衡量中国各级政府的表现,来衡量中国的表现之前,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考察GNH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指标。不能本末倒置。

如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也许会增加幸福感;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增加幸福感。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basic needs) 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比如两个人住200平方的房子跟住500平方的房子,对福祉的改善实在没什么太大区别,你可以把洗澡盆弄得跟游泳池一样大,幸福感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太大改善。而对不太富裕的人来说,把一家的住房从30平方米增加到70平方米,他们的幸福感一定会大大提高。

这个发现对政策设计具有很大意义。如果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会逐步递减,政府在分配政策上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这样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消除不平等非常重要,这是个客观指标。不平等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很多是单向的。我以前研究过,不平等跟健康标准是有关系的,整体收入可以提高,但不平等程度提高以后,整个社会健康指标可能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或者上升幅度越来越小,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有些国家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比较大,在容忍度比较大的社会里,降低不平等会不会改善人们的幸福感,会不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这需要中国学者做出独立研究,不仅仅是看别人的东西。

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公共开支可以改善人的福祉,比如中国很多人家从房间内部看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家庭并不差多少。但你出门以后空气质量不好,你的福祉就会大打折扣。以前有位美国同事向我抱怨,台湾人家里布置得很舒适,但一出楼道的大门可能就踩到一脚泥水,感觉很不好。中国人生活质量不高的很多问题都是公共开支问题,其它第三国家很多问题也是公共开支问题,比如基本教育、交通、环境等,都不是个人可以改善的,只有政府才能改善。但这些跟幸福也不一定是一回事,实际是我讲的福祉,是生活质量。

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想问题的方式。即,如果我们想改善大多数人而不是生活最好的那些人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要先从哲学、社会学意义上思考他们的生活、诉求、生理和心理状况如何,先要思考这类不可测量的东西,思考应该怎么做。我们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以后,再来找可测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