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学代表作家邓友梅：老北京骂人都拐弯

邓友梅，祖籍山东省平原县邓村，出生于天津，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烟壶》、《那五》等，是京味文学代表作家之一。
老北京骂人都拐弯
晨报：您当年是如何喜欢上了老北京文化的？
邓友梅：我18岁进北京，那时这个城市还是原汁原味的，虽然经过很多动荡，但文化传统保持得比较好。当时最深的印象是老北京人非常讲文明，熟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定要作揖寒暄，进商店买东西，门口都有店员招呼，特别客气，不像其他城市那么直来直去。老北京骂人都拐弯，比如说“赶快回家吧，你奶奶等着夸你呢”，刚开始不明白，这怎么是骂人呢？后来才明白，奶奶夸，不就是说你是“好孙子”吗？总之，老北京人含蓄、有文化、有幽默感。
晨报：那时的老北京是什么样子的？
邓友梅：首先，传统建筑基本保持了原样，特别是胡同，今天有的胡同也还在，但不是原样了，因为整个环境变了。过去站在胡同里往天空一瞧，是两排绿树，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成盆底儿了。其次，人与人接触方式和现在大不相同。第三，北京是个移民城市，本地人很少，旗人、外地来京官员、各地商人较多，所以老北京善于融合不同的文化，包括北京话，也是融合各地方言形成的，比如胡同，就出自蒙语。
八旗子弟也有不凡的一面
晨报：但也有很多人批评北京文化中懒散、自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邓友梅：这主要是说八旗子弟，因为他们不能务农、做工和经商，坐家里不动也有钱粮，故谋生能力差，清朝一灭亡，他们谋生无门，但传承下来的贵族生活方式又变不了。所以无论多穷，扣子该扣还得扣，袖子该卷还得卷。过去大家开他们玩笑，说好不容易卖了家什买个芝麻烧饼，一定要拿到茶馆里，和朋友边喝茶边吃，芝麻掉到桌子上，不好意思捡，就说我准备新买套房，用手指在桌子上画，这是正房，那是厢房……趁机把芝麻粘到手指上，再假装舔手指，将其吃下。看到芝麻掉到桌缝里，便假装恍然大悟，猛一拍桌子，将芝麻震出来……
晨报：事实真的如此吗？
邓友梅：这是拿人家寻开心。其实接触长了，就会发现，这些人谋生能力虽差，但文化功底深厚，比如一次开会，请多尔衮的后代做记录，他说不会用钢笔，只会用毛笔。大家说，毛笔也行。等开完会，一看记录，大伙儿都惊呆了，蝇头小楷太漂亮了，放现在那是一幅幅书法作品。可他们不知道这是本事，能换饭吃。北京重建昆曲团时，全北京找不到合格的笛师，一家建筑公司的旗人伙夫想试试，这个人很笨，不会做饭，专门负责烧火，领导说你连火都烧不好，还想当笛师？也没当真，就让他去试了，结果一下就被录取了，人家爸爸当年经常请昆曲艺人来家表演，这叫“拍曲子”，他从小跟着听，跟着练，他吹笛子就当是玩，却玩出了高水平。
凯迪是一只鹦鹉，只有它，才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在邓友梅的头上。
“没办法，如果我戴了帽子，它就会用嘴这样、这样……”邓先生一边笑，一边模仿凯迪的动作，“……把帽子拽开。”
谈话的时候，凯迪肆无忌惮地用它的尖嘴，不断触碰着先生的脸，挥手赶开，它很配合地飞起，但像飞去来器那样，在屋中盘旋一圈，很快又重新落到先生的头上。
很多年不写小说了，连散文也写得少了。冬天太冷，只能呆在家里，夏天时，邓先生每天会去地坛公园转一圈，“年纪大了，完全走下来，还真有点累。”
80岁，邓先生的身体仍很健康，只是饱受老花眼的困扰，如今，先生更多是在电脑上看东西，因为那上面的文字可以放大，而普通印刷品，已基本无法阅读。
窗外的城市，正剧烈地变动着，放在20年前，谁会相信那是北京呢？
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五》？还有多少人记得《烟壶》？那是一整代年轻人成长的地标，是他们永远的乡愁。但，城市改变了，记忆在幻灭。
我是谁？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究竟是谁？还有什么，能安慰我们心灵的孤独？我们在现代化中沉浮着，突然发现，自我认同已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危机，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生命的根。
然而，当我们所珍重的美好，已然退潮；当我们所守望的灿烂，渐行渐远；当我们所仰望的文化，寂然无声。我们又能说些什么？一切，真的会有答案吗？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昨日专访了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
写那五是为了警世
晨报：您是在和这些老旗人的接触中，对老北京文化有了深入了解的？
邓友梅：是，解放后政府根据他们的能力，为他们都安排了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就负责这个。比如胡同头一家姓金，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会吃，只要吃上一口，就知道用什么材料，火候如何，做得规范不规范，价格高不高，我就安排他去做食品品尝员，工资42元，老金很高兴。第二家姓李，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说我不行，我连吃都不会，但舞台上弦一弹，演员一张嘴，闭着眼就能分出是哪派，唱得地道不地道，我就安排他去曲艺改革委员会。结果他们干得都挺好的，人家真能说得头头是道。
晨报：所以您把他们的话都记下来，融入了创作？
邓友梅：是记了很多东西，但当时并没想写，直到“文革”结束了，才开始创作《那五》，那五多少有点文化，可清朝一灭亡，特权失去了，立刻生计维艰，而造反派的子弟们连文化都没有，一旦失了特权，他们该怎么办？当时也是为了警世，不自觉地就把过去的那些积累勾了出来。
晨报：看您的《那五》、《烟壶》，以为您翻阅了很多档案资料。
邓友梅：资料查得不多，因为太生硬，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是拼上去的，况且那些记录多是文言，非常简约，只有三两个字而已。
京味文学也许会消亡
晨报：在上世纪80年代，京味文学一度非常繁荣，为什么盛况很快就过去了呢？
邓友梅：那是因为一大批老作家在“文革”中无法从事创作，他们有积累，有创作冲动，一旦条件宽松了，自然喷发了出来。但在这些老作家之后，没有继承者。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比我们小10岁的，解放时年龄太小，记忆比较模糊，而更年轻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京味。当然，北京在发展，成了全国的北京，并逐渐走向世界级城市，这也会造成其个性丧失。
晨报：虽然京味文学是个描述性的概念，不够准确，但它所代表的审美样式，会不会走向消亡？
邓友梅：有这种可能，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鲁迅先生的杂文，后人再怎么写，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
寻找一个城市的精神家园
晨报：在您看来，老北京文化的魅力何在？
邓友梅：那当然是它的温情了。过去胡同里几代人都是邻居，大家彼此关心，彼此照顾。邻居家老太太身体不好，不用吭气，大家就会来帮忙。胡同里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早晨8点卖豆腐的来了，10点卖菜的来了，大家天天碰面，几天不见，就要上门看看，问是不是生病了，需不需要照顾。过去的四合院，正房是老人，东房住大儿子大儿媳妇，西房住小儿子小儿媳妇，关上门是小家，各自为政，开门就是大家，共享天伦之乐。站在四合院里，谁从哪门出来你都能知道。这种踏实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住在单元楼里，谁还知道对门是谁？
晨报：今天年轻人普遍有一种失落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家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邓友梅：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社会文化还没有形成，也许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等社会状态相对稳定下来了，情况会有所改变，现在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创造财富，还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
晨报：北京正努力追寻自己的传统，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前门改造等，您觉得这是否留住了老北京的滋味？
邓友梅：这些和我当年的真实感受有点区别，过去那里不分阶级，是各层次、各行业汇集之所，人们出于生活需要来到这里，而不是为了来旅游，所以装饰性没那么强。（记者 蔡辉　柴春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