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10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表看新中国教育的沦落[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2:51:08
从10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表看新中国教育的沦落[图]
为什么“新中国”的教育水平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新中国”再也获不了诺贝尔奖？
——从10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年表看中国教育的沦落
到目前为止，有10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按获奖时间顺序为：1、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2、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3、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祖籍山东日照，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4、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中国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5、达 赖：1935年生于青海，中国国籍，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6、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
7、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
8、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作家、翻译家、编剧，1987年出走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奖前的几个月刚刚加入法国籍，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获奖代表作《灵山》原是作家出版社的一部约稿并预付了3000元稿费，；
9、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6岁。
10、高锟： 1933年生于上海，美英籍华人(同时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2009年获得诺贝物理学奖，时年76岁。
从此表可以看出：在这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除两位（朱棣文和钱永健）接受的是纯美国教育外，有8位（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高锟、达赖、高行健）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民国时期“旧社会”的教育，而且大都处于战争年代，而在49年至今的60年中，“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人，这说明了什么？！
须知：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只有约四亿，而在这60年中我国的人口已翻了3.5倍之多！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请不要再酸溜溜地胡说什么“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偏见”！
诺贝尔奖章
1、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2、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3、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祖籍山东日照，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4、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5、达 赖：1935年生于青海，中国国籍，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6、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
7、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
8、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在大陆读完中学和大学，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
9、钱永健：1952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6岁
10、高 锟：1933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2009年获得诺贝物理学奖，时年76岁
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真是旁观者清！（全文附后）
中华民国培养出众多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成就斐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49年前后的对比充分证明：高素质是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条件！
民国时期的清华、北大培养了多少世界级的名人大师、而你们这60年来又培养了几个世界级的名人大师？有一个吗？！清华、北大还不是在挟民国的余威在自欺欺人？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 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真是旁观者清）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