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的三个隐喻

　　我觉得西南和西南族群，就是一个明证。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戎夷蛮狄的分类，基本上以中原为中，中央之国为核心，想象一个为四面八方尚未开化文明所包围的治国语境。这些在体质、人种、文化、语言等方面迥异于汉族和中土的“未开化”文明，时常被看做一种威胁和焦虑。它形成中国文明交融史、政治更迭史、文化生成史的深层焦虑。然而，西南的独特性在于，它通过跨国、跨边境、跨境、跨族群等阈限概念，联系了人口非常丰富的国家集团和族群集团，相比较东北、西北、东南而言，西南在中国文明生成史和亚洲政治史的地位特别关键。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围绕这个文化冲突、融合、粉碎区，产生了一大批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奠定了人们看待这个区域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基础。

　　历史上西南中国一直是一个“化外之区”，中央王朝虽然对这个区域有过好几次的征袭、归化、规训，但是直到现在，这个区域仍然是一个变动不居，政治稳定性弱和国际地缘政治敏感区域。回到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化的四面八荒的蛮夷恐惧和焦虑，它构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重隐喻：“中土人”对边疆族群的认知，由于一直将其视为一个离心、排斥、背叛、异质的力量，同时通过一系列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政策堆砌，客观形成了一种弹弓效应。治国者一直试图通过一种政治张力，将这些族群和文化区域（至少是某些威胁性因素）远远地撑开，一如一个满弦的弹弓。当羁縻柔远、合同一家、经济互动出现，这个弹弓可以稍微松弛；但是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政治范式冲突、民族意识冲突，弹弓瞬间撑开，并通过这种认知的离心力，形成强大的打击能力。

　　此外，由于中国西南、西北、东北等民族个性“烈度”较高的族群所居处的地理环境、文化、精神特质，它构成了中国民族问题隐喻的第二重：山坡巨石。在中国语境之下，“统治之外”的族群聚居区，多是中国在水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人类学等学科架构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区域。由于现代性造成的后果，中国传统汉式文明区域发生了严重的道德、环境、生态、社会危机，现代中国对这些民族传统聚居区和原生地的资源和文化具有刚性的需求，而不是相反。所以，虽然这种蛮夷戎狄的四野认知，形成一种表面上的文化次级和势能下级，但是事实上，西南这类民族区域，实际上处在一个穹顶和巅峰区，正是因为这种认知惯性，造成西南的山坡巨石隐喻。

礼失藏诸野

　　简单的物理常识就可以解释，若西南等民族区域果真如中土所理解的落后、次级、欠发达、欠发展，汉人为何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上，强烈依赖这个区域的资源和战略纵深，同时在精神上自然而然对这个区域的自然神、泛灵崇拜、民间宗教、主流宗教形成强烈的皈依感？（我在研究中发现，大量“汉族”和大城市的人，每次游历一次西南之类的地方，都遭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召唤，形成宗教感意味十足的暂时和永久性皈依）。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南不仅不是“文明不上山”，他们某种程度上，是保存中国文明的缓冲区和化石区，中国文化的暗河，它地理的相对封闭性以及高级文明样态，客观上为中国留守了一种未来的可能。但由于第一重隐喻与之叠加，它有可能被视为一种从喜马拉雅、昆仑山、横断山上滚下来的巨石，以及一只依据高山势能所支起的剑拔弩张、开弓如满月的弹弓（catapult）。

　　一些西方学者，如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更从他们的学科训练和研究视角，将西南地区所属的广阔区域，认知为一个“佐米雅王国”。他生造了佐米雅人（Zomia）这个词，基本上意义是山地里的人。这些人生活在海拔三百米以上的高地，从越南的中央高地到印度东北部，横亘于五个亚洲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四个省份之间（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局部）。佐米雅人生活区域达到250万平方公里，包括1亿少数民族人口，其民族身份之多元，语言之多样令人惊异。

　　从地理概念上，这个区域也就是东南亚大陆的山地，因为这个区域处在九个国家的边缘地带，并非任何一个区域的中央；它所横亘的地理区间，涉及常规的几组地理定义（如东南亚、东亚、南亚）；同时因为这个地域独特的生态多样性以及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这些因素使得它们完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对象，一种跨国的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编按：美国东部山区，有其特定的地理与文化形态），一种思考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中国和“西南观”认知惯性的顽固、现代中国人的高度物质性和道德沦丧、全球政治的诡谲、现代性对包括都市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精神裹挟，使得许多匍匐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人成为将这个弹弓撑满，将巨石推往山顶，以防滑落的希绪弗斯（Sisyphus）。

　　可悲的是，弹弓时常周期性的弹回，巨石偶尔轰然滚下，损失的是普通公民的生命代价和山川地理的蹂躏。我们如何收起弹弓，卸掉头顶上的巨石，不再做无益、无用的希绪弗斯运动，也许答案在国民的心理和认知转型，及其现实的政策、国民心态的“形变”当中。

作者是人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