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莫高窟与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回忆常书鸿

初识莫高窟与敦煌的守护神----常书鸿
（手记）
这就是国家级文物所吗？
说起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世人都会为它的神秘叹服不已。而对与它的保留成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常书鸿先生，能直接接触并有深层了解的人并不多。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
1974年春天，我随不久就要离任的军方的葛组长，受命去敦煌，代表省革委会政治部去解放著名画家，原敦煌文物所所长常书鸿。由于工作需要，在敦煌千佛洞，我则足不出户地住了四十五天。我想，就是专程去体验生活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没有象我们这次能在最近的距离，接触到这离奇神秘的洞窟文化和全面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我们同去的四个人，葛组长，我，还有文化组随行的两个工作人员。名份叫省政治部工作组。
敦煌千佛洞，是我在少年时代从课本上学过的神奇的地方。常书鸿先生，也是因我在学校爱好美术而浅知的。这次一接上任务，我自己先激动得几夜睡不好，我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难得机会！可当我们座火车，乘汽车，碾转一个星期到达千佛洞时，眼前的荒凉让我大吃一惊！常书鸿就在这里吗？！
处在文化革命后期的敦煌，可不是现在人们旅游看到的这样繁盛场面。它孤寂的倦缩在风沙弥漫的戈壁崖下，沙尘环绕，破旧不堪，一片清冷萧瑟景象。
在柳园火车站接我们的是敦煌文物所一辆破旧的测绘车，四五个小时才颠簸着穿过翻浆的沙土路到达县城。从县城出来到千佛洞的几十公里，纯粹没有现成的公路，全凭司机依靠电杆的走向判断，在茫茫戈壁上艰难的行进。葛组长患着胃下垂病，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车吐几口酸水。他悄悄的在我耳边说：“小高，我没想到，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我心里也很彷徨，我们要去的是个在世界上都著名的国家级研究石窟艺术的文物所，省上直管的单位，怎么这样的条件？
天快黑时，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文物所的领导还是军代表，他们安排我们住到一个小四合院结构的招待所，房子全是低矮的土坯房。纸糊的顶棚被风掀的哗哗直响。待客的饭是一盘榨菜，两个杂面馒头，喝的水又涩又咸。那时讲究上面下去的人要坚持“四同”，我眼看面色腊黄的葛组长咽不下去那顿饭，也干急没办法。
第二天，所里领导向我们介绍了文物所的全面情况。总共六十二个职工。单位的业务指导上级是国家文物局，行政隶属原在省文化局，我们到来前不久才移交省政治部文化组。由于距离兰州1200多公里，文革以来的几年，这里和上面中断了联系，县上也顾不上管。纯粹有些与世隔绝的感觉。县上只在文革中派了个军代表负责管理瘫痪了的行政管理。千佛洞的研究保护工作基本停滞。对外参观也在几年前终止。原来的所长常书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正在所里的农场喂猪，接受改造。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常书鸿的妻子）也被罢了官，在所里监督下改造。还有副所长段文杰，也因历史问题被打倒，遣送到敦煌县杨家桥大队农村放羊。一些文革中被依历史，现实问题打倒或挂起来的研究人员，所里意见不一，正在等待工作组来了给下结论。能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剩了没有几个。那位原在一个县武装部任部长的军代表介绍完情况后，无可奈何地说：“就这样一个留守处般的烂摊子，还研究什么文物啊！”

我们的心情一下沉重了许多。再看到职工对工作组毫无表情的木然目光，葛组长无言的摇摇头说：“让我们先走走，看看，再说吧。”
我不由想起了在小学课本上读到的那个敦煌千佛洞,可眼前完全是另外一种苍凉的景象……。
走进常书鸿的历史
如果说，对敦煌千佛洞的破落景象感到寒心的话，那么，一进入常书鸿问题的研究，则让我们受到了难以言表的心灵上的巨大震撼！
 　　我们在葛组长的主持下，开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大家觉得对文物所未来的工作前景都不容乐观。葛组长的压力更大。他主张把这里的复杂情况先向省政治部领导写个报告，必要时，要请更高层次的领导来担任组长。我则建议他再等几天写，等情况基本吃透后，再向部里提要求主动些。我还说，我们会全力支持他的决策，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左右这里的形势。葛组长精神一振，望着我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葛组长给我们四个人分了工，各有工作重点：他管全面，并负责和现在的领导班子对话。让我负责常书鸿的案子的复查，理由是我是搞组织工作的，又从事过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文化组的那名颇有正义感的女同志，分工负责段文洁和李承仙的案子复查。另一名干部负责收集文物所群众的意见。每天一次小碰头会，一个星期集中讨论研究一次进度情况。然后，他向我们交代了工作纪律：鉴于这里情况复杂，未经研究和请示，不准擅自表态；不准代表哪一派的观点；不准传播案卷中的情况。我深深佩服葛组长驾御复杂局面的能力。
我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按组里要求，复查案子要先接触一下本人。可当我要求与常书鸿本人见面时，军代表身份的文物所革委会主任竟一口拒绝。他的理由是，见本人易受当事人申辩的影响而会先入为主。他让我先看定案的材料和相关案卷。葛组长考虑了一下向我扬了一下脸。随后，我接到了他们安排人抱来的十二大本常书鸿的定案案卷，每本足有一寸多厚。在我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垛起了两大堆。就这样，我怀着对这位世界名人的尊敬和公正的心态，背负着很大压力地走进了常书鸿的历史，并且由远到近，一步步地全面地去认识他…….。
　　常书鸿1904 年生于浙江杭州，曾在 印染公司做工，由于天性聪明，被师傅带徒作画。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先后师从法国当时的著名画家 ，朗顿教授等，到1935年前，他的油画已在法国油画界小有名气，成为旅法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法国几家国立美术院校高薪聘请他留法任教。就在这时，常书鸿在参加一个意外的画展时，发现了中国敦煌的莫高窟艺术。原来这次轰动巴黎的画展，展出的竟是法国人伯希和在清朝末年从中国敦煌盗走的珍贵的壁画，佛像，大量的经卷。作为一个有血气的中国青年画家，常书鸿第一次感到了极大的愤怒！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莫大侮辱！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祖国竟有这样伟大的历史文化而振奋不已。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毅然放弃已拿到手的高位聘书，义无返顾地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满怀报国热情的踏上了生他养他的祖国的热土。为了实现他到敦煌保护和研究祖国珍贵石窟文化的报复，他在南京受聘国立美术学院任教，一面与美术界联系取得支持，一面奔走于政府和上层宣传保护敦煌石窟文化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他又到重庆宣传自己的主张。其间，结识了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等著名画家。在美术界的强烈要求和声援下，国民政府同意设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并任命常书鸿为所长。1942年，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常书鸿踏上了西去的征途，终于跨出了实现了他奔赴敦煌保护和研究莫高窟文化这一崇高理想的坚定步子
然而，三十年后，这却成为文革中给常书鸿定案为历史反革命的组织依据。理由是他最早是国民党任命的官员。何其荒唐啊！
案卷中罗列的另一条罪状是，常书鸿在解放前有雇工剥削的罪行，厚厚几本的“罪证”，说明了一个问题。1942年，国民政府虽然同意成立了文物所，但以抗战期间财政困难为由，从来就没给过文物所一个钱的经费，常书鸿聘请来的美术研究人员的生活来源，莫高窟的维修保护经费，都没有固定的来路。只能靠寺院的原有一些庙产，即历来由农民租种的数亩薄田的收入来维持。研究人员自己还得靠种些地和牧羊维持生计。直到全国解放，党和人民政府，才将敦煌文物所正式列为国家文化保护单位，拨付大量经费维修保护，并从根本上解决了文物所研究人员的经费供给。把那个年代的艰难为生的情况说成剥削，至少也是严重的违背了历史唯物论。
我在看案卷时，不时被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在艰苦岁月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不住的掩卷长叹。夜里，窗外狂风怒号，沙粒打的玻璃轧轧直响，这个被称为荒漠中的“明珠”的千年古迹，倘不是他们一批有志之士的舍生忘死的保护，谁知道会落成什么样子！今天有国家的强力支持，尚且如此艰苦，倒退到几十年的解放前，真让人不敢想象！
一天晚上，我正在伏案看卷，同屋住的那位姓刘的风风火火地跑回来，神秘的关上门说：“我听他们一个专案人员说，常的案卷里有一张奇妙的照片哩，说看了会让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昏过去的。”并说是在第几个卷宗里。我不满他这人的轻佻，冷冷地回他一句：“我们是工作组，你可别胡动心思啊！”
　　说真的，我是一卷一卷地仔细查阅的，每一页都不马虎，不少地方还要摘录。心情沉重的复查，几天才看过去两卷，根本就没发现象他说的什么照片。他是工作组的人，我缠他不过，索性翻开了那个卷宗。啊！还真的有一张卷宗大小的黑白照片，全景是一个西方的裸女照。我也给吓了一条，下意识地慌忙合上卷宗。这是什么？我忽然想到给常的定案材料中有一条说，常书鸿在法国画的一幅人体素描，曾受过鲁迅先生的批判。是不是她？那位姓刘的同志已急不可耐了，搬开我的手，吸到很近的地方细细地去看。我再看时，发现是一幅油画的翻拍照片。下角上有一行外文。这确实是一幅水平相当高的人体写生，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不细看，还真以为是张裸照呢！画面上是一个大半身的法国女郎，微斜的仰躺着，神态自如，曲线优美。后一页上附有作者早年谈这幅画创作过程的一篇剪报文章。作者写道：“那是我在朗顿教授的画室里创作的一幅毕业考试的人体写生作品。当那位体态丰韵的金发女郎模特被领进画室时，我眼前一片光芒，创作的激情一下高涨起来。我选准角度，一气呵成。朗顿教授看了我的作品，十分惊喜。他高度赞扬我的成功，并把这幅油画送到国立巴黎美术馆展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这幅作品被巴黎美术馆收藏了。也由于此画的成功，我收到了法国好几家美术机构和学院的聘书。”
可就这幅在国内无法看到的成名之作，竟给常书鸿带来了难以洗请的厄运。文革中，造反派不知从哪里的油印小报上剪下一篇牛头不对马嘴的传抄文章，说鲁迅先生曾发表文章批判这幅画。那油印的小文章说：“目光一触到画面，只能看到的是一双法国女郎隆起的大乳房。是作者有意夸大了视觉效果。”还说，“作者不是真的在搞艺术，是刻意渲染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情调。是在毒害和污染人们纯净的灵魂”云云。这对一个留学西方的画家他的力作来说，简直是一种愚昧的亵渎。
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相当封闭。据说批斗常书鸿后，造反派们却为这张油画照片争斗的不可开交。谁都在咒骂“这该死的资产阶级腐朽作品”，而谁都想把此照片据为己有。并且越看越亢奋！
难怪这位刘同志这样上心！他是刚从支左的军人中转业到地方的，是个穿着便服见了上司还要敬礼的人。初步接触思想够左的，但看到这张被作为常书鸿“罪证”的油画照片时，他那贪娈的目光久久不愿移开。凭他的文化素养，可以肯定他从来没见过人体写生的油画！他心理上的激奋和情绪上的紧张，憋得面色潮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脸贫象！我故意逗他一句：“老兄，小心中毒，防止它亵渎了你高尚的灵魂啊！”他掩不住内心的亢奋，砸吧着嘴道出了他无比羡慕作者的心情：“常书鸿可真有福啊，能亲眼见上这么漂亮的外国姑娘！”
　　对于永远都不能读懂作者精湛艺术表现力的俗人来说，常书鸿的这幅惊世之作被污为“罪恶的证据“，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常书鸿在文物所几十年的保护成就，虽然在案卷中没有一字的正面反映，但我却从阅卷的过程中，反其义地感觉越来越强烈，印象也越看越清晰。定案说，他在文物所招纳重用有历史问题，有旧社会高层背景的反动学术权威。研究工作范围成了他的“家天下”。我看原始旁证时惊讶地发现，被迫写证明的许多人都是我国美术界，文物研究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许多人在中国艺术研究保护事业上创造了卓越的成就。有不少都曾为敦煌艺术遗产的保护发掘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十几位专家，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在这风沙戈壁中的文物保护单位，至今没有离开过一步。这些把自己的青春甚至毕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怎么能说成常书鸿招降纳叛！倘若不是他以自己高超的业务才能，高尚的人格力量，如何谈得到这些人才放弃舒适生活,千里跋涉,由祖国各地甘心情愿地汇集到这大漠古窟里来呢！
我们对文革中给常书鸿先生无中生有的定案,越看越愤慨!就连几十年前为了糊口,文物所的画家们去敦煌赶集卖出的自画的门画,因为年代久远,颜料变色,也成了他丑化劳动人民的罪状。
还有，对常书鸿的第一个夫人不堪忍受大漠生活的艰苦而离异后，常书鸿的大女儿常沙娜，随父亲长年端着羊油灯，在冰冷的洞窟临摹壁画，后被外国友人因同情其年纪小而带出国外求学（回国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曾参加过人民大会堂内的所有装饰图案的设计），也成了常书鸿“崇拜西方，留有后路”的罪证。这种无稽之谈，让人触目惊心！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看完了常书鸿的案卷，我陷入久久的沉思…….那里有这样的“反革命”啊？！
尽管我还没见到常书鸿，一个高大的充满爱国热情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翻然竖起！我倒要感谢当初那位军代表，他的担心，竟为我全方位的了解常书鸿提供了充分的思考和对比的空间。
我把案情系统的向葛组长和工作组作了汇报，并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审查意见，我认为，常书鸿的案子明显属于错案，应该甄别平反。葛组长也先后多次听过我的汇报，亲自查阅过一些重点问题的原始案卷。根据他和我及工作组同志在干部群众中了解到的情况和反映，认为平反常书鸿的错案理由是充分的，时机也已成熟。
工作组会议决定，由葛组长和我直接与常书鸿本人见面，听取他的申诉后，再给省革委会政治部写出正式报告。
我们同常书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文物所农场猪圈旁的一间小屋里。他穿着一身粘满泥污的破旧衣服，个头很高，但背有点驼。戴着一副黑腿宽边的近视镜，牙也掉了几颗。一听说省里工作组要和他谈话，神情有些紧张，囁嗫揣揣的半晌说不出话来。我们心里不由一阵难过。但又不得不强忍住内心的同情与怜惜，平静的讲明来意。可以明显的感到，有人提前给他施加了压力，他的思想顾虑很重。不愿意多说话。只是谦恭的反覆说：“我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要听党的话，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好好改造世界观。”葛组长见此情景，借故引走了同来的军代表，让我和本人谈。经过我恳切的说出工作组来就是要复查他的案子，实事求是的解决他的问题后，他终于老泪纵横的倒成了一句心里话：“我不是反革命，我从来都拥护党和人民。我到敦煌几十年，为的就是保护国家的文明遗产。我是为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事业才在这里坚守了几十年啊……”
葛组长反身回来后，常书鸿竟放声痛哭。我们也被他的情绪深深的感染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好半天他才停止了抽泣，颤颤巍巍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有关给他定案中的许多问题。他的申辩正如我们讨论时所料到的，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纯属莫须有的罪名！
　　这次谈话后，葛组长明确告诉他我们的基本态度。并鼓励他要振作精神，相信党，相信群众，还要相信自己。还说明我们在这里时间很长，直到把他的问题解决好才会走。常书鸿再次老泪汪汪地感谢组织对他的关心。此刻，我心里的复杂程度真是难以言表！
其后，我和常书鸿还单独面谈过几次。终于，否决这一历史错案的结果，踏实地浮出了水面！
意料之中的反覆
常言说，好事多磨。常书鸿问题复查结论进行到同文物所组织见面时，阻力再次出现。
　　军代表，三结合进入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常的历史问题可以否定，但是，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属走资派性质。如果全盘否定，就是对文物所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否定。他们的阻挠并不是没有一点依据，如果他们的事实能够成立，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可是个担当不起的责任！
葛组长召集我们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要尽快向省政治部领导汇报.他挂通了兰州的长途电话。省政治部领导听了汇报，即指示工作组：继续按我们上报的工作思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做细做通群众思想工作，就地解决问题，先解放常书鸿。对文物所的班子调整由工作组提出意见，尽快上报省政治部。省政治部研究后，将派一名主任亲自到敦煌宣布班子。
这消息无疑对我们工作是个最大的支持。我们开始了艰苦而细致的思想工作。首先，我们分析了常书鸿在群众中的基础。对他本人，说老实话，没有多少人很坚决地反对解放他，对文物研究工作的领导，大家也是佩服的。但因为他的夫人李承仙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处理问题也有些左，曾经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人们多把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混在一起看。和群众谈话中，担心常书鸿重新出来工作后，他老婆就会打击报复对他们有意见的人。后来和李承仙谈话中，我们也感到了群众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她和常书鸿的情绪截然不同，说话比较偏激，看问题不够客观，对所里的大多数人有意见。这是解放常书鸿阻力的症结所在。另外有少数年轻一点的研究人员，在运动中多少掺杂了个人利益和欲念的成分，听到要解放常书鸿，便提出要调离文物所。还有现任主任的军代表，常案是在他主持工作中定的，觉得平反了常的问题，就等于自己全错了，思想拐不过弯。www.findart.com.cn
面对这些情况，我们认真的做了个方面的思想工作，在基本上取得大的一致的前提下，工作组作出了三条决定：
1，宣布常书鸿的原来的定案为错案，予以平反。并解除管制，恢复党籍，恢复工作。
2．对李承仙也解除监督，先不参与行政工作。鉴于她也是画家，安排从事业务工作。
3．给省政治部上报调整敦煌文物研究所领导班子的意见。具体是这样几条：
　　一是常书鸿同志拟进领导班子，先担任文物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二是建议将现任革委会主任的军代表调回军队，由现任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原肃北县委书记）任文物所一把手，主持工作，过渡一段。
三是对文革中派性大，至今还不能正确对待干部，对待自己的班子里的少数群众代表，免去行政职务，调离文物所。
四是对李承仙同志先按排一般工作，暂不进班子。视本人表现和群众的情绪容后再定。
五是对段文杰等一批文革前社教运动中定案的人員，由文物所新的领导班子主持并负责尽快平反。省工作组会同敦煌县革委会协助解决。
报告并要求省政治部能对上述问题一起审定，恳请部领导亲来宣布。
常书鸿终于解放出来了。他本人激动万分，我们工作组和文物所干部职工也很高兴。
长达六年的监管改造，虽然在心灵上，肉体上给了他很大的折磨与摧残，但对他终生关爱不已的文物保护事业的热情，却丝毫未减。他一出来工作，就让妻子扶着，花了好几天时间，进到久违了的莫高窟的洞窟里一个个地查看。其间，还邀我随他一道看了好几个被列为重点保护的珍品洞子。他如数家珍的讲解，精深博大的理论，让我大开眼界。他象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停地轻轻抚摸那因经久未护而出现破裂的壁画缝隙，怜惜地不住叹息，这令我十分感慨！
风沙黑暴万佛峡
常书鸿解放后，工作组借等省政治部领导来宣布班子的时机，休整了几天。常书鸿建议我们去看一下莫高窟的“姊妹”遗址——位于安西县境内的榆林窟（俗称万佛峡），我们欣然接受。所里决定让常书鸿夫妇和两名年轻点的研究人员陪我们一道去。仍乘坐那辆当初接我们的测绘车。
那是三月下旬，内地早已春暖花开，这里还是冷风飕飕，沙尘滚滚。汽车开出文物所，常书鸿就激动起来了，不住地给我们介绍这个山那个景。在我们的视线内，眼前仍是一片荒漠，只是天是晴的，气候比我们初来那时暖和了点。可以想到，与外界隔绝多年的失去自由的人，此刻与众不同的内心情感是多么的强烈啊！。
万佛峡距敦煌要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到那里时，已是中午，这是一座形同千佛洞的古老的佛教艺术石窟寺，但规模小得多。因没有专门住人保护，显得外观十分破败，许多洞窟的外形已经坍塌断损，壁画，塑像也露在外边。但整个石窟都是最原始的面貌。常书鸿不住的吸到壁画、塑像跟前观察，并给我们一一介绍是什么年代的，艺术价值多么高等等。我们因忙于前期工作，还没来得及系统地接触莫高窟的石窟艺术文化，所以，对看到的和他讲的都似懂非懂地点头应付。只是对这个珍贵文化遗址还没有列为设点保护，感到可惜。常书鸿的兴趣十分大。他看我们兴致不高，索性让人陪着我们在小河边上休息野餐，他则一个一个地去看洞窟。我们为他的这种执着的研究精神所感动。
下午三点我们开始往回返。汽车刚刚开出位于祁连山中的峡口，漫天的沙尘暴从空旷的戈壁滩上铺天盖地而来。我的天！窗外瞬间一片昏黄，司机慌忙让大家紧关车门车窗，他紧急刹住车，让大家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坐好。车头顶住风暴来向，静待沙暴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惊心动魄地场面：一煞时，天昏地暗，窗外一片昏黑，排山倒海的狂风，卷着沙石在我们的汽车的顶子上，玻璃上，车厢上狂轰滥砸，那情景仿佛是在惊涛骇浪之中，汽车不住地摇晃，十分恐怖！我们从省城来的四个人个个面如土色，紧紧地裹住大衣，看也不敢向外看。常书鸿老两口和所里的其他同志则很平静，一再安慰我们不要怕，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果然，约莫一个钟头的工夫，窗外重新亮了起来，风小了，车子也不摇晃了。司机这才松开紧握的方向盘和刹车器，回头笑着说：“风暴过去了。”
“快下车抓沙鸡！”不知谁喊了一声，车门打开了。几个年轻研究员抢着跳下车，并把我们几个惊魂未定的工作组成员也动员下了车。
真让人难以相信，在汽车背风的一侧，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场景：拥在车下半米高的流沙上，卧着一排麻灰色的沙鸡，猛看和家养的鸡一模一样，它们缩着脖子，紧紧地挤在汽车边，人走到面前也一动步动。大家一场猛抓，十几只沙鸡成了我们在黑沙暴中的战利品。回来的途中，我们全车一片欢乐声。文物所的人说，沙鸡在风暴来时，懂得往背风的地方钻，以求得活命。我们说，那风暴过去了，见人抓为什么也不飞走？常书鸿慢悠的说：“那是被风摔昏了，还没清醒过来呢！”惹的大家哄堂大笑。
　　这天晚餐，我们每人一碗红烧沙鸡肉，文物所还给我们上了酒。这是我们一个月来吃得最好的也是最痛快的一顿饭。全所职工在一起会餐，别提大家有多高兴了！
神奇的国宝——敦煌千佛洞
我本不打算在这里再来介绍千佛洞的情况。因为大量资料早已为人们熟知。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敦煌文化热，把电影电视的注意力纷纷引向敦煌莫高窟和常书鸿、段文杰先生。歌舞剧的创作此起彼伏，敦煌文化的所谓“专家”俯拾皆是。但是。在我们解放常书鸿先生那会，中国还没有真正的一部自己的敦煌文化专著。有的只是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和众多研究人员倾心沥血保护和研究成果的汇集。www.findart.com.cn
我出于对国人历来善于在红火处锦上添花的感慨，多此一举地在这里追述一下我在70年代年时了解的敦煌文化。
我们在千佛洞住了四十多天。除中间为段文杰的平反到过一次敦煌县城，和县革委会沟通过半天意见之外，其余时间全是在千佛洞度过的。
荒漠里的几乎与世隔绝的文物所的日常生活，除了复查常书鸿等案件外，我们的业余兴趣就是跟上研究人员看洞窟，听故事。我当时二十出头年纪，却是工作组里的唯一爱好文学艺术，又愿意心静的一位党政干部。不久就和一批研究人交上了朋友。这些满腹经纶的研究人员，从文革开始就再没有向外界任何人讲解过千佛洞的神奇文化，也没有机会展现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见我对这有兴趣，可算遇上了知音。几位人到中年的研究人员，几乎每天要到我的住处来一趟，并主动邀我常去看洞窟。
就这样，我跟着他们在几十天之内走完了敦煌莫高窟列入保护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有些重点保护的精品洞子还有幸看过多次。同时，把没有列入保护的几十个洞子也都转了个遍。其中最南边的几所被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赶出来流亡的白俄军人寄居过，并因起伙作饭而熏坏的洞窟，使人感到十分的惋惜。至于对洞窟里的佛教经典，藏经洞的发现和屡遭外国列强和文化特务洗劫的历史，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华尔纳、中国的王寂圆道士的罪恶……还有各种古建筑的风格，农耕文化的最早记载等研究成果的领教，使我不经意地进入了神奇无比的敦煌石窟文化的腹地。那可以排成两米高，长度可达到四十里路的壁画；栩栩如生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我敢说，除过身居莫高窟常年研究人员之外，当时的局外人，我可是为数不多的全面接触敦煌文化的侥幸者之一。
与此同时，我还在文物所的图书馆里接触了不少的研究资料。欣赏到常书鸿、段文杰，常沙娜、何鄂、范锦诗、师屏婷等艺术家，古文物研究专家多年来辛勤临摹的壁画、雕塑真品原作和研究文章。第一次看到了日本，美国，法国人对敦煌文化最早的研究书刊。这对我可以说真是一次最难得的中华古代灿烂文明古文化的洗礼。
我在回单位后好长时间里,都对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慨不已。我几欲到省级文化主管或文物研究部门去工作，但都因诸多条件所限而未能如愿。只好把自己亲自领略到的敦煌文化的神奇，在同事中去宣传去“贩卖”。我向朋友们曾不无得意地夸口：倘有机会一起到莫高窟，我绝对是位最好的洞窟文化讲解员。
　　在文物所当工作组期间，我偶尔发现我们驻地招待所的墙角上，立着一个不大的褪色的石碑，上面用工整的魏书刻着两首七言律诗，据说是明代镇守玉门关的一位将军两次观瞻千佛洞后的有感而作。我读了深感有共鸣，便把它抄了下来，权当我四十五天中对敦煌莫高窟文化概貌的印记和情感的写照。原诗是：
一
忆昔髻年庚午秋，追随杖履莅瓜州。
经楼尚记凌云起 画壁曾思秉烛游。 
古佛笑人聊复尔，山林识我再来不？
光阴如昨童颜换，奉旨逃边傀细侯。
二
玉门关外访禅林，树老山空云水深。
古洞藏经多岁月，鸣沙有韵响雷音。
画留北魏传神笔，经译初唐入道心。
卅六年华重到此，莲台旧迹喜登临。
尾 记
我们的工作任务在四十天后，终于圆满完成。
省革委会政治部很快批准了工作组的报告。并委派政治部副主任李磊同志率干部组，文化组负责人，专程到敦煌宣布班子。常书鸿同志正式担任了所行政领导工作。文物所的班子也按我们上报的建议进行了调整。李主任还传达了省革委会对文物所全面恢复工作的几条要求。并承诺在研究保护经费上，在研究人员的充实上，尽力支持。这给沉寂了七年的敦煌文物所工作和千佛洞的重放光彩，带来了新的生机。整个莫高窟里一片沸腾！
　　我们即将返回单位前，常书鸿专门到我们的驻地来送别。他和夫人抬着一幅一米多大的油画，是毛主席的大半身画像。取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咏梅》一词。画中的毛泽东同志神态自如，高瞻远瞩。身后是冰融雪化后的灿灿红梅。他说这是他在被解放后的这十多天用心画出来的主席的意境画像，是专门敬赠给省革委会政治部的，以感谢党组织对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和知识分子的关怀！表示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敦煌的文物研究事业。
他还给我们四人每人送了一个他的油画集子。并说要给我专门画一幅素描。我们都很兴奋，对他表示了衷切地谢意和祝愿！
可惜，因走的太急，没有实现他为我画素描的愿望。但能顺利的解放常书鸿先生，使我的心里已经融满了永难忘却的记忆！
回忆常书鸿
高尔泰　文


常书鸿1992年参加浙大95周年庆典照片
我同先生无亲无故，比他小三十多岁。只是在书报杂志上看到过他从法国回来创办敦煌艺术研究院的事迹，留下印象。1962年，我从劳教农场出来，举目无亲，带一卷破烂铺盖，四处打零工。蓬首垢面的我，走在路上同乞丐没有两样。在靖远县城一家供驴马车歇脚的小客栈里的炕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毛遂自荐，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没想到，先生看完了信后，立即同甘肃省公安厅联系，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又着人找到一些我的画、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和别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后给公安厅打电话，说他想用我，问有什么意见。但我的右派身份，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历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碍。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决心大，争取到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厅给我摘了右派帽子。从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个大弯，前景开阔起来。
先生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那时正在兰州。我去敦煌以前，约我谈过两次，他说，你到那里，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的卡片。佛经深奥多义，要尽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许多经卷文书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气盛，锋芒毕露，怕你急于求成，没这份耐心，你要注意。画画也一样，敦煌壁画有敦煌壁画的基本功，不是用写生技巧画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参透，也得扎扎实实，下几年工夫。功夫是急不来的，你要沉得住气。
一到敦煌，就没有这种同先生谈话的机会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筹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纪念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光是准备论文，就不许从容，何况还要临摹，还要编辑出版《敦煌全集》。形势的发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个开创新洞窟、创作新壁画的任务。先生常年在外奔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文革”一到，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打先生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先生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有个姓孙的人，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
所里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夫妻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为寻找罪证，他家里的地面被挖得孔连孔，顶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说这一派要打，说了另一派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
1968年，先生的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就这样一端一爬的到猪跟前，倒给猪食，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此，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他似乎并不在乎，说喂猪时想起了李白的诗：“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
1969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常的妻子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
后来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也都是他家的常客。
我的妻子在下放时死了，只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我想常书鸿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便请假带着孩子到兰州找他们。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愣，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摆出糖果。她放低声音，问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吗，赶紧烧了。他俩又陪着我看他们的照片，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影。我翻了几下，抱起孩子，说，我们走吧。李拿了一袋奶糖，塞给孩子，说，今天真不巧，马上有客人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我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样，没问我来兰州干吗，也没问我妻子怎么没来。“文革”中我妻子几次到莫高窟看我，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很喜欢她，见了很亲热。
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了先生的一个老搭档，他告诉我，先生处境并不好。他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他一介书生，能玩得转吗？那天要是有人来了，你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怎么个圆转法？
70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面。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先生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
我劝先生算了，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中央有关领导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读书》2002年第9期）
常书鸿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到：导航,搜索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 -1994年6月23日）满族，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中国画家，曾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称敦煌研究院）所长。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目录
[隐藏]
1 生平1.1 1904年-1935年1.2 1936年-1949年1.3 1949年-1965年1.4 1966年-1976年1.5 1977年-1994年
2 贡献3 画作4 著作5 外部链接
[编辑] 生平
[编辑] 1904年-1935年
常书鸿的父辈是清八旗军在杭州的驻防军。据称常书鸿从幼年就开始学画。后在父亲的要求下报考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的染织专业。在校期间参加了由丰子恺等组织的西湖画会，1923年毕业并留校任美术教员。后与陈芝秀结婚，育有一女常沙娜，一子常嘉陵。
1927年携妻子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和巴黎学习绘画。在法国期间，常书鸿曾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获得过法国美术沙龙三枚金奖、两枚银奖，并当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据称是在巴黎看到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对中国存在的艺术大为惊讶，常书鸿决定回到中国，准备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工作。
1934年在巴黎发表艺术宣言《雷诺阿的胜利》。
[编辑] 1936年-1949年
1936年常书鸿先于妻子儿女，只身辗转回到中国。曾在北平艺专任教，由于七七事变爆发，随学校转移至重庆，后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其间受到于右任、陈凌云和张大千的帮助，开始与梁思成、徐悲鸿等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
常书鸿于1943年3月到达敦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1944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据称是由于财政紧张，1945年研究所被教育部解散，莫高窟被移交给敦煌县政府管理。但常书鸿于其他几位同事继续在敦煌从事保护、发掘和临摹的工作。
有人认为是由于无法适应敦煌较为清苦的生活，也有人认为是两人在艺术上、生活上的追求产生了分歧，妻子陈芝秀于1945年4月以“去兰州看病”的理由，留下两个孩子后离家出走。两人先后在兰州的报纸上发布启事，宣告离婚。
1945年到1949年间，常书鸿等人除进行保护、发掘、临摹等工作外，还在兰州、重庆、上海、南京等地举办过几次敦煌壁画临摹作品的展览。还在重庆招收有志于敦煌艺术研究的助手。1947年与助手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后与李承仙育有一女常沙妮（早夭），一子常嘉煌。
[编辑] 1949年-1965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当时政策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还俗，“自食其力”。在敦煌的艺术研究者也被要求开荒劳动，常书鸿等人的艺术研究工作陷入停顿。
据称是常书鸿向时任中央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写信，表明了他对敦煌现状的不满。1950年由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会接管莫高窟，并要求用“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1951年莫高窟归文化事业局管理，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1年4月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其中展出了临摹壁画3655幅。展览受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的表扬。后在印度、缅甸、日本再次举办展览。并对中国西部地区石窟进行考察。
1956年7月1日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甘肃省文联、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
1959年到1962年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担任院长。
1963年到1965年主持加固莫高窟崖壁、栈道加固工程。
[编辑] 1966年-1976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被批判，据称曾在批判大会上被殴打。后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
1969年3月因遭遇车祸赴兰州治病。据称回敦煌后主要进行喂猪等劳动。
据称是1970年，周恩来应到中国访问的英籍作家韩素音的要求，常书鸿被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并治疗疾病。后移居兰州。
[编辑] 1977年-1994年
1978年常书鸿被恢复敦煌研究所所长职务。1979年任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
1982年，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并移居北京。同年10月，与李承仙合作，为浙江大学创作油画《攀登珠峰》。
1983年任东京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1984年5月被检查出患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后在住院期间摔倒导致骨折。
1985年到1988年应邀赴日本访问。其间与李承仙合作，为东京枣寺、奈良法隆寺进行宗教画创作。
1990年赴日本举办画展，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2年再次赴日本访问并进行绘画创作，获得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
回到中国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继续治疗。并在住院期间写作回忆录。回忆录于1993年8月完成。
1994年4月6日在北京进行回忆录首发式。据称当时常书鸿已陷入昏迷。同年6月23日在医院逝世。
据称，依照遗嘱常书鸿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画作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编辑] 贡献
常书鸿在敦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贡献：
清理洞窟 将一部分被沙土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并将洞窟、塑像统一编号，为后人研究提供方便 修复文物 对一部分损毁的壁画、塑像等进行修复，对崖壁、栈道进行加固 发掘文物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如文书、绢画等） 通过临摹、编辑出版画册、撰写论文等方式，向外部介绍敦煌艺术，提高中国在敦煌研究领域的水平
[编辑] 画作
《葡萄》 （收藏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沙娜画像》 （收藏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攀登珠峰》 （收藏于浙江大学） 《玄中寺》 （七扇屏风 藏于日本枣寺） 《丝绸之路飞天》 （障壁画 藏于日本法隆寺）
[编辑] 著作
《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回忆录
[编辑] 外部链接
浙江大学百年发展史之人物篇：常书鸿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zh-cn/%E5%B8%B8%E4%B9%A6%E9%B8%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