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上市让我感觉更安全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的故事，本身就如同一部商业大片：揣着10万美元归国的海归，创立华谊兄弟，然后凭借擅长资本运作的优势与广泛的朋友圈子，将华谊由一个广告公司构建成一家影视帝国。由此，中国娱乐业一哥以及中国市值最高的娱乐公司被托出水面。

当这个故事的男主角王中军坐在记者面前时，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阿玛尼带帽T恤，施施然的点起了一只雪茄，在缓缓升起的烟幕中说：“华谊为什么通过十几年做大？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有着运气色彩。”

他一再强调运气与机缘，他说遇上冯小刚做电影是一种运气，“人是有缘分的，如果我没有认识冯小刚，我现在可能就不做电影这个行业了。”

而这种“偶然”的运气背后，是王中军自身的历练与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带来的“必然”。

1994年,王中军拿着10万美元的创业资本回到北京，由王中军领头兄弟3人共同投资100多万元创立了名为“华谊兄弟”的广告公司。到了1998年，王中军在一个电视剧圈的朋友介绍下，投资拍了第一部电视剧《心理诊所》，从此走上电影电视制作之路。1998年华谊兄弟广告公司一口气就投了《没完没了》、《鬼子来了》和《荆轲刺秦王》3部影片。与此同时，王中军与冯小刚结缘，冯小刚在华谊兄弟建工作室，从此成了华谊的重要品牌。冯小刚当年拍摄的《没完没了》以3300万元成为当年冠军；后来连续几部大片都是当年冠军，《手机》5400万元，《集结号》2.7亿元；《非诚勿扰》3.6亿元，再到今年的《唐山大地震》，都一次次地刷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纪录。

在华谊发展的路径上，“贵人”众多，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等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曾为王中军打通金融思路，华谊的股东中更是冠盖云集，阿里巴巴的马云、分众传媒的江南春和万向集团的鲁伟鼎皆座上有名。

而在华谊上市之后，这出大戏开始渐入高潮，“我觉得上市后其实更安全了。”王中军说，“现在我的脑子里头没有资金问题，我们只关注产品，产品最重要。有好的产品就一定会有回报。我们有好导演，好剧本，好概念，还会担心没有收益吗？”

告别了资本焦虑的王中军开始将梦想画得更大，他开始与史玉柱(博客)合作成立华谊巨人游戏公司，并设想建设一个类似迪士尼乐园的华谊主题公园。

跑马圈地的同时，华谊兄弟也不能回避和旗下明星、公司股东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

对此，王中军很看得开，“我的心态就是谁往高处走都可以。”“股东解禁抛售是很正常的事。我从来不认为人家把股票卖了是对公司的不忠诚，或者不看好公司。”

与此同时，华谊也在培养自己新的创作力量，通过华谊强大的创作团队，培养新的导演与明星，王中军称其为华谊“实验室”。他说，“华谊一直非常强调拍摄中小片发掘新人，比如我们拍《可可西里》、《卡拉是条狗》、《李米的猜想》这些戏的时候，最大诉求就是发掘新导演。”

而出身侦察兵的王中军，与他带领的这只中国娱乐产业急先锋，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就此，王中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从广告公司到娱乐帝国

《21世纪》：可以回顾一下华谊兄弟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吗？

王中军：我们最开始是做广告公司的，因为我自己是学美术，算是艺术家出身，但当时在从事广告行业时，我觉得自己对于创意的开发还是很不错的，每一个广告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从事广告公司时也比较顺利，公司上了轨道。

然后华谊往电视电影业务上发展是因为把握住了一个机遇。我有电视圈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开始投资电视，由此就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把公司变成公众公司的过程，则是在一些周围朋友的影响下产生的想法，就像好演员需要导演发现他一样，有一些朋友跟你聊一聊后觉得你还不错，公司经营上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会引导你，给你做一些扫盲教育，或者是投资你。

在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们大概在5年前，开始做第一次股份制改革，从当初较为模糊一个家族公司往公众公司的道路上走。而公司的成长也赶上中国文化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这些经历背后，运气固然重要，也与性格有关。我的性格是遇到新鲜事物时容易激动和兴奋。当人家给我讲新的项目的时候，我就特别容易接受。我觉得自己优点是听得去别人的理念，这样就能学到别人的东西。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挺有韧劲的。我的执行力比较强，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不见得发展得特别好，但从发始到收尾，我能把它越做越完善。

好电影是华谊的立家之本

《21世纪》：华谊兄弟上市已一年，可以回顾一下公司的上市之路吗？你觉得比较关键几个节点在哪里？

王中军：我觉得华谊在资本运作的几个环节都遇到比较好的人，最早启发我的是中金的朱云来和美林的刘二飞。他们是我在资本运作方面的启蒙老师。我记得当时给我进行的上市扫盲课，就是朱云来专门在国际俱乐部给我上了半天课。比如公司的结构建设，公司为什么要融资，为什么要吸收战略投资人等。

2007年马云加入投资，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除了带来资金这个表面的现象外，实际上马云无形中带来一个更好的东西——鼓励我们发展企业的信心。因为马云那个时候也是成功人士，他投资一个公司证明这个公司还是很有潜力的。

2008年底，江南春、虞锋等就成为了我的股东，从社会关注等方面，都给华谊带来了帮助。

我们公司这几个股东的引入都是很自然的过程。在与这些股东洽谈时，他们也没有过多关注在价格方面的问题。

马云他是一个更浪漫的人，他是觉得虽然天下难事特别多，但是华谊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前中间所有吃的苦都不需要在乎，他带来的这种公司文化也是潜移默化的。

上市让我感觉更安全

《21世纪》：上市对公司运作，还有你本人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变化？

王中军：其实我们公司在上市之前从法律结构，从财务制度，都是按上市公司的要求来做的，所以华谊上市后的经营格局、方式上没有巨大变化。最大变化就是上市公司必须按季度披露业绩，但是现在华谊走过一年已经习惯了这种季度披露制度了。

当然我觉得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心态变化，从资本能力、品牌能力和未来目标来看，我觉得上市后其实更安全了。第二是华谊的目标更远大了，这个目标的远大首先是我们自己愿意立下更远大的目标，其次是社会鞭笞华谊有更远大的愿景。

《21世纪》：上市后对华谊的融资运作，特别是电影项目的运作带来了什么改变？

王中军：我们上市以后，有募集资金在手，投资压力就不大了。

上市前《集结号》的拍摄资金就是我以个人资产担保的，虽然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拍《集结号》会赔，我觉得我们公司也能够承担这个风险。但当时我们的财务还是比较有压力，财务经常会说，老板，你下一段时间用多少钱。

现在我的脑子里头没有资金问题，我们只关注产品，产品最重要。有好的产品就一定会有回报。我们有好导演，好剧本，好概念，还会担心没有收益吗？

今年的《狄仁杰——通天帝国》很成功，我们明年有计划继续拍摄，但是这依托上市后带来的融资，如果没有现在这么通畅的资金链，我也不敢遐想了。

依赖冯小刚不是软肋

《21世纪》：外界目前仍担忧，知名导演、艺人的流失会引发华谊兄弟公司风险，还有就是随着解禁潮的来临，一些股东也开始抛售公司股份，这点也给市场带来一些担忧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王中军：前段时间小刚在微博发表那条消息，我觉得写得很正确，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这样来解释。小刚说，人人都说华谊对我有依赖，所以成了软肋。为什么对我有依赖就有软肋，没有依赖的人没有软肋吗？我们中国有了原子弹反而说是有软肋，没有原子弹的人倒说他是优势了，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华谊确实对一些人和团队有依赖，比如像冯小刚、陈国富那么好的团队。如果我没有认识冯小刚，我可以说我现在可能不做电影这个行业了。

还有艺人方面也是如此，我觉得华谊艺人很多，一些一线明星的离开其实对华谊的影响并不大，他们的离开对我们的商业经营没有明显的影响。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确实走了部分一线明星，但他们已经为你服务六年了，到了合约期了，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空出位置培养新人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向新人倾斜。其实新人的利润相对更高，如果留下一个一线明星但是只能分成5%，而空出一个位置培养二线明星，却能收30%代理费，哪个更合适呢？我的心态就是谁往高处走都可以，不然人家跟你创业最后追求的是什么呢？

除了艺人之外，今年我们到了解禁期，有股东抛售，这引来了市场的一些议论。这个我就想得开。创业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财富吗？财富是人追求的目标中很重要的环节，光有梦想没有财富，是不成立。我从来不认为人家把股票卖了是对公司的不忠诚，或者不看好公司，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对于电影行业，我脑子里都是清楚的

《21世纪》：大家还是觉得电影业是高风险的行业，投资下去，票房卖的好，会有比较好的收益，票房卖得不好就黄了。有一些研究员把华谊与上市公司獐子岛进行比较，它们是做海参养殖的，向深海撒下种苗，三年之后长出来，原来是5分东西后来变成50块到100块。华谊是否也是这种低投入高回报、风险大、回收期长的形式？

王中军：别人说电影有风险，其实我们电影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项目论证的过程。我们对于一个电影的票房是有预期的，具体到决策讨论阶段，我们是通过倒推来预算电影投资的。

对电影这个行业，我脑子里都是清楚的，所以做起来也是比较有信心。影视制作，以有经验公司来讲的话，从看剧本，定导演，定格局，定预算，再到最后预期回报与实际收益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比如我们现在的电视剧制作，我们预期与实际回报之间只有不到5%左右的误差，比如单集你预计卖100万，最后实际的回报最多只差2万左右。

《21世纪》：今年以来，华谊又有多部大片上映,就电影业务来说，从确立什么题材内容、投入多少资金,到最后确定,在华谊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哪个环节需要你拍板？

王中军：我们每部电影的创作周期比较紧密，节奏也把握得比较好，总体来说是比较高效的。比如冯小刚近几部电影都是平行启动的，在冯小刚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其实《非诚勿扰》已经平行启动了。我们对小刚的设想就是，拍一部大的，再拍一部轻松的，下一步有相对再大一点，做更有探索性的尝试。

具体到电影的决策流程，其实每个电影在刚开始都是一个概念，我们会有一个电影决策班子先审读剧本。我们决策班子非常简单，比如冯小刚、陈国富、我，加中磊就组成一个决策班子，有A、B、C三个剧本，我们同时阅读，当大家对其中一个剧本达成共识后，电影就立项了。此外我们还有顾问班子，两个班子看完了剧本后，电影的大体方向就定下来了。我们定了方向后，就跟财务谈预算。因为我们的决策团队都是有经验的人，每个人脑子对电影的场面，演员方向都有清楚的概念，比如冯小刚说给我多少天多少资金，我可以把这个戏拍成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戏最后票房达到多少能够持平。另外我们还有国内、国际发行团队来参与研究决策。

华谊实验室

《21世纪》：华谊是个智力型企业，导演、制片人等创作团队的创造力是这个企业的重要价值。假如冯小刚未来创作力透支了，你接下来如何推出新的产品？此外，观众欣赏水平不断进步，你们如何应对这点？

王中军：新的人才一定会出来的。我就不相信，难道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这一批导演之后，中国就没有电影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

新人一定会出来，只是什么时候出来。所以华谊一直非常强调拍摄中小片发掘新人比如我们拍《可可西里》，《卡拉是条狗》，《李米的猜想》这些戏的时候，最大诉求就是发掘新导演。其实中小片赚钱真的是不容易的，像《疯狂的石头》那样机会是八百年一遇的。作为公司不能这样出发来想，因为这是带有赌博性质的。但是我觉得从社会责任出发来看，华谊挖掘新人是个很重要的义务，所以我们也一直坚持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这几年冒出来的新导演，除了宁浩一个人不是华谊做出来的，剩下年轻的陆川、高群书等两个人都是华谊培养的。

《21世纪》：但这种“新产品”的研发成本很高，很多生产型企业的新产品是在实验里做的，他们成本是可控制的，华谊如何控制这方面的成本？

王中军：我们也是实验室，但这个实验室是有一定把握的实战实验室。首先，我们的可控性体现在我们监制系统的可控性上。华谊的监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像《风声》，监制陈国富就为公司带来最大的把握，《风声》的整个创作团队是公司的优秀力量，剧本也是公司把握好的。

比如前一段媒体说我们要拍《太极》，会找冯小刚来导，李连杰来演。我们就会考虑是否由李连杰主演，冯小刚监制，袁和平动作指导，配合找一个新导演。培养一个新导演不是简单的事情，一个有潜质的导演原来拍过小片了，但没有拍过大片，他的叙事能力，对文化的感受都需要经历考验。

此外这个产品还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能找到新的一代武打明星。

大传媒概念

《21世纪》：华谊宣布将与巨人网络成立合资公司“北京华谊巨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华谊巨人未来产品的定位是什么呢？

王中军：这案子其实是年初的时候我跟史玉柱(博客)谈起来的，当时大家就觉得，不管从什么角度，这个合作都是双赢的。

我们这回整合主要目标还是建立一个团队。我们把一个大概70人的团队从巨人公司整个移植过来的，注入到新公司里面。这个团队现在已经有一个规模不大但是发展相对稳定的产品——万王之王3，这个产品已经开始运营，并已经盈利。这次史玉柱带来的是一个已经整合了三年的比较成熟的团队，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原来金山的副总经理，他到巨人已经有两三年了。

华谊以这种方式进入游戏行业是比较稳健的，因为我们不是去收购一个还处于初始研发阶段的公司，而是一个已经上线的中小型公司，我进入到游戏领域的目标是最终建成500人左右的比较好的团队。

《21世纪》：3G等新移动网的发展迅速，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它的发展是从设备商，到光纤光缆，最后到内容供应商的，华谊作为内容供应商未来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王中军：华谊作为内容提供商，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拍好作品。但我们也有投资掌趣科技这种手机游戏公司，我们将来还有别的动作往渠道上的发展去实验。

我是看好新媒体的，以互联网为例，在10年前大家能知道互联网能够做出像百度、腾讯这种企业吗？我觉得三网融合未来肯定是让内容提供商越来越有优势，我们一定要有想法，只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好了，我们就有很大的空间了。我们影视作品的主流收入（影院票房、电视台播出版权）来源占95%左右，这个情况跟美国是倒挂的，美国大概主流收入30%，70%是其他后续授权（网络授权等）收入。如果我们其他授权收入也能够成长起来，比如《唐山大地震》主流收入卖了一亿美金，后续收入带来10%，就等于卖了一千万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