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十年半的鄉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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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十年半的鄉教生涯


2010-09-02 15:34:28   華夏經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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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輟學家居後,自知家貧,升學無望,於是決意在家自學苦讀。未能進入大學繼續讀書深造,雖然在錢穆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遺憾,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消沉頹廢,自喪其志。

    1912年春天,由鴻聲裏遠房親戚錢冰賢介紹,年僅18歲的錢穆離開老家七房橋,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小學教師,由此開始了長達10年半的服務桑梓的鄉教生涯。

    校長秦仲立因與錢穆切磋古文,驚其才思不群,遂成忘年之交,錢穆也因此得以讀到秦家藏書。錢穆在自行摸索讀書門徑與方法的同時,也漸漸開始筆耕。一日,因在報紙上看見《東方雜誌》徵文,題目可以自擬,就撰寫了《論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一文寄去。大意為英、法侵犯我東南海疆,日、俄霸踞我西北、東北陸地,在陸之害,遠甚于海。將來國家大患在日、俄,不在英、法。文章為《東方雜誌》徵文錄用,獲三等獎(共分五等),得獎金25元。他獲獎後編輯部來信,認為文章現實感太強,內容涉及外交秘密,不擬刊出。這是錢穆投寄報刊的第一篇文章。

    1913年,錢穆轉入蕩口私立鴻模學校任教。1914年夏,無錫創辦六所高等小學,梅村一所,命名為縣立第四高等小學,錢穆在鴻模小學兼課一年後,就專門任教于縣立四小。縣立四小第一年只辦一年級,僅一個班,學生皆住校,他與學生同住一寢室,“日夜與學校諸童同其起居食息”。錢穆臥床在寢室門口,靠近窗邊。一天深夜,窗外月光照床而醒,一腳踢在床邊墻壁上,他突然想到臂與壁都是形聲宇,辟屬聲,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凡辟聲似皆有旁義。如此聯想下去,如避,乃走避一旁。璧,乃玉懸身旁。嬖,乃女侍在旁。劈,乃刀劈物分兩旁。躄,乃兩足不正常,分開兩旁,盤散而行。於是悟出凡辟聲皆有義,這就是宋人所說的“右文”。由於心有所得,錢穆在床上興奮不寐,連思得形聲字十數例。如或字,從口乃指民眾,從戈乃指武裝,口下一劃,乃指土地。加一口則為國,增一土旁則為域,實則或字中涵有國字、域字義。第二天講國文課,他不講課文,乃講昨夜枕上所得。恰好縣中派督學來校視察聽他講課,對其善於思考問題大加讚賞,專寫一篇報道在縣署的月刊上刊出,以示表彰。

    錢穆自幼即喜抽香煙,進常州府中學堂後乃有煙癮。歸家後又抽水煙,在三兼小學結交校主秦仲立,又抽旱煙。來梅村四小任教後,一日上課,課文中有勸戒煙的內容。錢穆自思自己不戒煙,何以教誨學生?於是下定決心戒煙,以後數十年不犯。

    錢穆在蕩口鴻模、梅村縣四任教六年,不僅教學有方,讀書精勤,而且在學問研究上也有小成。在梅村縣立四小,他教授《論語》課時,精讀《馬氏文通》,倣其體例,積年寫成《論語文解》一書。這部著作1918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錢穆生平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1919年秋,錢穆轉入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任校長一職,這是他一生中獨立擔任教育行政工作的開始。他在後宅小學任校長三年,改革教學方法,廢除體罰,善導學生,使課程規章生活化,頗見成效,其辦學成績為後宅13所小學之最,他也深受學生愛戴、家長信任。

    在進行實驗改革的同時,錢穆又利用閒暇時間從事撰述。早年留學日本、以《人生哲學》一書聞名學界的李石岑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他每寫一文,皆以大一號字登在頭篇,其餘皆用小一號字排。錢穆喜讀《學燈》上的文章,認為李石岑的文章語簡意遠,的確比他人高出一籌。他告訴後宅小學同事,想撰一文寄去,看是否也能用大一號字刊在頭篇。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同事的鼓勵和支援。幾天后,他寫下一篇名為《意志自由與責任》的短文寄給《學燈》。這篇文章果然用大一號的字頭篇刊出,這是他生平在報紙上刊出的第一篇文章。以後又陸續寫有《因果》、《愛與欲》等文,也登在《學燈》副刊上。

    事實上,在鄉教10年半的教書生涯中,他不僅苦讀舊籍,日求長進,而且也關心時事,對當時的新思想、新學說也頗為關注,多有接觸。錢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一冊的自序中說: “余少孤失學。民國初元(1912年),年十八,即為鄉村小學教師。授課之暇,閱讀每以報章、雜誌為先導。”在三兼小學,遍讀嚴復所譯各書,自謂對斯賓塞《群學肄言》、穆勒《名學》二書,“受感最深,得益非淺”。應《東方雜誌》徵文,撰《論民國今後之外交政策》,提醒世人警惕列強侵略。1919年春,杜威來華講學,錢穆對其教育哲學思想也頗為留意,而他轉入後宅初級小學擔任教職的直接動因就是得與幼童接觸,從頭作一番實驗,以弄清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異同的得失所在。五四運動,上海罷市,梅村縣四高小的師生赴四圍鄉村演講,錢穆對摯友朱懷天“熱血噴迸,聲沼俱下”的演講大加稱讚,表現出了對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支援。當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上狂飆突進之時,錢穆對《新青年》雜誌上的文章悉心拜讀。在1928年完成的《國學概論》最後一章中,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多肯定。錢穆晚年在《師友雜憶》中論及早年讀書與接觸新思想、新潮流的關係時曾有這樣一段論述: “時余已逐月看《新青年》雜誌,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湧來。而余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當年一大幸運也。” 也許人們會去引用錢穆晚年自述的這條材料來論證他早年對當時的新思想、新潮流採取全盤抗拒的態度。錢穆一生思想守舊,實與他早年蟄居鄉村、見聞不廣、排斥新思想大有關係。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從如上的事實來看,與其說錢穆早年對當時的新思想、新潮流採取全然拒斥的心理,還毋寧說他早年對當時的新思想頗為關注,多有接觸、融受。

    錢穆鄉教10年的過程,實際上是他當時在無師友指點環境中自求長進,摸索為學路徑和方法的過程。10年半的鄉教,實際上是10年半的苦讀。在茫茫的學海中,他既無名師指點,又少學友切磋,在一路中摸黑前進。錢穆早年讀《墨子》一書,寫成《讀墨闇解》、《墨經闇解》兩文,自以為心有所得。但讀到孫治讓《墨子間詁》後,有“如初生嬰兒對七八十老人,差距太遠”之嘆,但他對這兩篇少作卻非常珍惜,“常存行篋中,至今未忍拋棄。偶一檢閱,當時孤陋幼稚、獨學無友之艱苦情況,猶涌現心頭。既以自慚,亦以自奮。”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錢穆是從中國鄉村泥土中崛起的學問家,是從鄉土中國走出來的一代學術巨擘。他這種學而不厭的苦讀精神和外絕聲華的生命定力,為以後一步步邁入學術的殿堂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

    如果沒有這10年在茫茫學海中冥思求索的積澱,他要從中國鄉村這塊學術瘠土中掘地而起,要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則是不可想像的。

來源: 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