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一晤黄宗英

上周，黄宗英寄来她的新作《百衲衣》，她在扉页用毛笔写着:“丁弘同志一瞥，2010年9月于上海华东医院”。这本书就是在病床上、膝盖上、小木板上写的。她因脑梗、脊柱病已住院3年。86岁高龄了。我虽没有见过她，但又十分熟悉她。几十年了，对她的形象，她的气质，她的思绪，她的道路，特别是她的人格，不断有所了解。 

9月25日看上海世博会，24日上午到达，下午如约去医院。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志前来作陪。他们说：“在医院楼下大厅见面，一块去，不见不散！”真是太好。 

走进病房，远远看到她坐在病床前。就是她，一点不错，就是早在心目中的黄宗英。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头发是白了，但面部没有老态，没有老人斑，没有皱纹，她安祥地坐在那儿，我想，她真是白白净净，安安静静！ 

我向前致意，说：“第一次见面呀，其实早熟悉了。”一见如故。 

面对她，情不自禁地想到赵丹。赵在建国前后两次入狱，还乐观地写道“两次囹圄发尚乌”。我问：“他当年在盛世才那儿出的事，你知道吗？”她说：“我和他到1948年结婚，过去的事不太清楚。”文革中不堪回首的事（牙齿也被打掉了），我当然是避而不谈了。 

我问：“到南通去过吗？” 

她说：“当然去过。也很久了。” 

“什么时候？” 

“记得是在文革之后，狼山广教寺要重塑十八罗汉……”当时找范曾。范曾说：“还是塑十八高僧吧，他们在历史上对文化的发展，甚至对国际文化交流作出过大的贡献。” 

“是的，我们从上海去了许多人，看狼山‘法乳堂’上范曾画的十八高僧作品的落成。我对南通的印象很好。” 

我们谈到南通的赵丹故居。有人说还没有开发，还是老样子。我说：“历史文化景点保持原汁原味，实在是最好的。一开发就破坏了。这种纪念性的历史景点是不可再生的！”我告诉她，几十年，我家也住在那西南营小巷里，和赵家是邻居呀。 

为了告慰宗英同志，我告诉她，南通主干道南大街上有一个纪念赵丹的雕塑：“赵丹卖艺”。这是雕塑中不多的写实性作品。他在拉小提琴，旁边一个女孩，谁呀？王丹凤吗？周璇吗？拉着自己的长辫子在唱。在唱什么？《天涯歌女》？还是《十字街头》呢？一个天真的小孩，一个小狗在旁，很有生活气息。 

我告诉黄：“有朋友来，我都带他们去瞻仰赵丹故居和在这个雕塑前留影。 

这些年，南通变化很大，值得重游！” 

她说：“好，看身体情况吧。” 

在她的床头上钉有一个小木条，上边有七八个饰物，都是牛。黄宗英看我仔细端祥，她解释：“我属牛。”怕我误解她自诩当孺子牛。她很低调。床边有个小木板，这就是书桌了。《百衲衣》中的一篇篇就是在这上面写的。她告诉我：“寄给你的那一本，是我刚收到的样本。”我说：“这几天，我很快就看完了，容易看，流畅、亲切、是个性化的语言，也不乏警语和煽情之笔。”她一般不谈政治，但是有政治干预，所以也不免触及。 

《百衲衣》为散文集，第一篇题目即为《百衲衣》。全文不足百字，叫人想到《陋室铭》和韩愈的《杂说四》，都是短而影响大的。 

此文短，画龙点睛，不妨存于此，以见她潇洒隽永的文风： 

“民间有个风俗，谁家生孩子，当姑的要为将生的孩子缝一件百衲衣，衣面是向一家一家讨来的花布头拼缝而成。有了百家的呵护，孩子会结结实实长大。 

我现在就给自己缝件百衲衣，自娱自遗，并以之谢我知音。  2006年11月18日”                     

她说这些话，是要讨一个吉利吗？实际上“百衲”者，是髦耋老人一篇篇，不是三五篇，不是三五十篇，而是整百篇地写下来，这是艰辛地跋涉呀！这些文章，逐步在报上发表，最后“文汇出版社”精选结集成册。她这是在病床上，继续发扬三下藏南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而写出《小木屋》的精神。 

听说她的脊椎病就是高原反应落下来的。她在病床上的工作，不失为脑力锻炼。这样的工作成果就是一个青年能做到也不简单，何况她的病痛，断续发作。 

这些文章是多彩的，波澜起伏的，有亲情、友情，有童趣、雅趣，有艺坛轶事，有运动中的泪痕和血痕…… 

黄宗英曾经是毛、周的座上客，也就难免介入了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些重要事件。在场的朋友有人忽然提到罗稷南这个名字。他是因为斗胆在毛的面前，当众设问求答而出了名。作为毛的湖南老乡吧，在上海的座谈会上，他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时在1957年那个启动反右的年代，毛回答：“鲁迅吗？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也不说。”（据宗英文）此话叫全场惊骇。毛在时，没有人敢重提此事。在他身后，鲁迅的儿子海婴说了出来，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也有一些人，详加论证，说毛是不可能讲这话的，肯定是误传，因为毛对鲁迅推崇备致，甚至说和他思想相通。有些学者是不理解什么是“政治家”的。黄宗英最后撰文证实此事，她有传神、生动的笔触，并提供出照片。在座谈会上，她和赵丹就坐在毛的不远处。这样，那些为毛开脱的好心人，偃旗息鼓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假如鲁迅活着》一书出版，反映那一次高层文化人的论战，是富有戏剧性的。

更为震撼的是，黄宗英写了《赵丹演自己的死》。过去只知道赵丹离去前，曾向党进言，以至身后亡灵还长期受到压抑。这次，始知其详。1980年，在赵丹弥留之际，党中央华国锋主席到病房前来看望。“这样一来，许多中央领导人，自己没有时间，也派子女和秘书前来，病房里热闹了，摆满了鲜花。”赵丹对党最后提出的意见，由于健康情况，不得不由黄宗英在床前代为陈述，胡乔木（他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听了说：“很好，很好，请宗英同志整理出文字稿发表。”

这个所谓遗言，中心意思说了什么呢？黄宗英在《百衲衣》中写着：“对具体文艺工作来说，党到底要怎样领导？党领导国家计划的制定，领导对工业、农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党大可不必领导具体怎样种地，怎样做板凳，怎样裁衣服，怎样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样写文章，演员怎样演戏。文艺是文艺工作者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这使我想到大戏剧家曹禺。这几天，北京正在纪念他，演的还是建国前他的《雷雨》、《日出》等。曹禺在去世前作这样的忏悔：“我一生最大的教训是太听话了！”这是说，具体领导使他失掉了创作的自由，丧失了自我。人们为这个大戏剧家感叹：“他从大江变成了小溪。”

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10月10日赵丹去世。

赵丹文章不过说明一个朴素的真理，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这是希望摆脱专制主义，争取创作自由的诉求。不料，一位领导人说话了：“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这话讲得太粗，显然有些失态。但是，政治体制还维持着“唯上”，“凡是”仍在。宗英同志提到此事，还不便写领导人的名字，是照顾面子吧。30多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可以如实讲？所以这样气急败坏，正因为赵丹遗言揭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是人的本质。”“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指斥赵丹那一句不雅的话，作用很大。它最好地证明了那一时代的政治生态。许多年，有些地方，包括赵丹的家乡，想对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所纪念和缅怀，还有顾虑。在他去世十周年时，南通想举行纪念活动，受阻。理由是：“开会总要讲话，主持人不好讲呀。”于是，一切活动免去。这就是说，服从是绝对的，而是非是无从谈起。这就是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水平。在无可奈何时，我和曹从坡同志（一位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相约每人写一篇纪念文章，见于晚报一角，他的题目是《赵丹和南通》，我的题目是《赵丹十年祭》，聊表故乡人的心意。

对赵丹遗言惹出的事，宗英同志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参与者，代言者，执笔者，是“个案”小事吗？不！是划破长空的巨响，虽然赵丹和指斥者都已远去，但赵丹遗言最近仍是报刊上热议的话题……

真是“人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因此，请容我略为赘言。

上世纪六十年代，另一伟人也有惊人之语，诗曰：“不许放屁，试看天地反复！”以“屁”入诗，不雅，亙古未有！这是辱骂性的语言，当时只能视为反映伟大领袖的革命豪情。实际上“辱骂不是战斗”（鲁迅语），理拙而已。当时批苏修，批“三和一少”，有《九评》宏文，历史证明，完全错了，是非颠倒了。1989年，婉转向人家打了招呼。

不幸，到2006年，又有《风云侧记》一书的风云。这本书，反映袁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书中有《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吧。一时仍被查禁。据说是有人告密，遂有此决定。反映中国社会进步得太慢了。马克思为此感叹：“中国真是活的化石。”

宗英同志坐在病房中，不会再为这种浅薄的话题辨析绕舌。我看，她现在是微笑着而已。

一篇《我喜欢孤独》，最感人。她说：“子女都在国外，常打电话来。我就问，你们在哪里呀？”他们常是抱歉地说：“也不能到医院来陪陪你。”黄说：“你们忙着吧，忙着我就高兴，我不觉得寂寞，我还不懂什么叫寂寞。”

她说：“欣赏孤独的人，是有福的。”

她说：“孤独是创造性活动的重要环节，孤独有助于思维的内在整合，有利于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她认为：“偏居一隅，依然能听到群众的心声和脚步。”是的，《百衲衣》这本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她说：“亲人们、朋友们，不要为我个人在这儿住院，感到孤独而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