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韬光养晦与东山再起 “兄弟阋于墙”（１）－（７）

    第四章　韬光养晦与东山再起   “兄弟阋于墙”（１）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共产党人革命功利主义立场的突出表现。它最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时时处处把阶级革命的大目标放在第一位，和以党的利益为一切政策及策略根本出发点的政治特性。毛泽东几年后对此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说明。他宣称：人都是功利的，共产党人同样是功利主义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８６６页。毛泽东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道理。具体到如何抗日，如果只顾局部的和眼前的抵抗而牺牲掉革命长远的利益，那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处处着眼于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最终的胜利，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了。   
        但是，面对日军大举入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抗战之际，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能够始终把党和阶级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那样一种时刻，尤其是在日军节节推进，国土大片沦丧，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发挥榜样作用的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要让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能够时时处处想到要确保党的长远利益，而不受舆论、情感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的干扰，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毛泽东这时在保存壮大自己武装实力的问题上不受任何干扰的坚定立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了他超出常人之处。   
        毛泽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中俄革命的历史经验，他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既不能指望国民党，更不能相信与日本有深刻矛盾，但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政府会为中国人火中取栗，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虽然只有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才有实现自己革命目标的可能性，但是，以两三万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去正面抗击上百万连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的日本军队，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相信中共的力量一定能够壮大，也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兄弟阋于墙”（２）            当然，高度重视群众工作的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巨大号召力和形象感染力。平型关战斗当天，在前方只报“数百”，具体歼敌数还不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对外宣布“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其目的也即在此。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此一策略虽然在客观上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显示了相当的宣传效力。１９４４年春，即抗战结束一年前，中共中央才开始指出这一做法存在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因而电示各部队改变“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要求“以后我军公布战果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１日。   
        苏联援助的作用越大，中共政策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也越大。当然，相信统一战线策略效力的毛泽东，不会不懂得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与意义。他很清楚，苏联为避免德、意和日本东西两面的威胁，向英、法、美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示好，提出所谓集体安全条约，本身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谋略。但这种谋略如果运用得当，未必不会产生出对苏联有利的效果来。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也乐于看到有英、美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展开一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因为“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列宁早就教导过共产党人，“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７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４３－１４５页。   
        因此，还在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就同样作过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示好的宣传。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曾表示说，中共愿意把那些“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做自己的朋友。中共愿意和苏联以及所有反日反侵略的国家一起，“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见《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６－１２７页。到１９３７年５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等中共主要负责人也明确告诫那些历来习惯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丘之貉的共产党人说：目前绝不是和帝国主义算总账的时候，必须注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善于利用它们，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尽管英、美帝国主义各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暂时的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共产党人仍应努力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共同反对日本。他们相信：列强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从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制定内外政策的依据。国民党抗日与否及其抗日的程度如何，多半也会取决于英、美等国政府对日本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因此，国际反日及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能否形成和巩固，也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好坏。    “兄弟阋于墙”（３）            由于在日本侵略和中共力量还十分弱小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关系对于中共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努力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也就不能不成为中共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一旦有条件独立自主地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事实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独立地走上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了。这时的中共自然还不具备引起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重视的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日本１９３７年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事实上也并没有立即引起远东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美等国虽然感受到相当的威胁，并不时地作出某种姿态，发出一些有气无力的警告，但他们并不真的打算要改变以往建立在《华盛顿条约》基础上的，以对日关系作为维持远东均势的主要环节和战略重心的基本政策取向。因此，它们一方面试图遏制日本扩张的势头，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以维持对日关系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尽力避免对日关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就成为这些资本主义大国最愿意作的一种尝试。由于英、美政府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全力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一直以来积极向中国和美国提议缔结太平洋和平条约，甚至有意与中国政府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苏联，也无法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走得太远。很显然，苏联很愿意把英、美都拖到共同援助中国，牵制日本的国际条约行动中来，因为这是能够确保苏联远东安全的最理想的一种方式。但英、美的态度，最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不论中国各界，尤其是国民党当局如何热切地寄希望于苏联能够出兵援助中国，七七事变之后，苏联政府只是同中国政府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承诺当中国作为缔约国中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日本侵犯时，作为缔约国的另一方，苏联绝不会给予第三国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和帮助。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第１７－１８页。斯大林此后曾明确表示，苏联参战必须在英、美参加反日阵营，至少英、美明确表示赞同，或当日本进攻苏联时，才是可能的。转见《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补充报告》，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    “兄弟阋于墙”（４）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指示显然从国际大背景，亦即从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国民党突然加紧“防共”、“限共”活动的情况，作出了有力的解释。它不仅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此前的种种判断和做法，而且还使中共中央不必太多地顾虑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可以大幅调整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和对国民党的策略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备感自豪和自信。他随后即热情洋溢地撰文歌颂苏联和斯大林，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此时的心情。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讲过这样的话，说他一生写过三篇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唯有１９３９年这篇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８３－５９１、６５１－６５２页。   
        从此，中共中央对于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改变了，开始突出强调国际国内的妥协投降危险；他们对于英、美等民主国家及其正在发生的战争性质的看法改变了，开始左右开弓地痛斥英、美和德、意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本性；六中全会确定的“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宣传国民党有“光明前途”的方针也改变了，他们开始强调“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认定“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主张“要指出国民党的坏处，多加批评”，对蒋“不要诚心诚意”，“也不要无条件的拥护”，要准备应付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准备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１９３９年６月７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卷，第８０－８１页；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见《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１９６－２３７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反摩擦斗争，无论是在河北、在晋西北，还是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的强硬态度和果断的打击行动，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连王明都承认：“我们最近的经验表明，采取强硬态度，我们能取得胜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布说：国民党投降日本也绝不会全部投降，那时反而可能“形成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９年６月８日。   
        几年来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极大发展，使毛泽东明显增强了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和决心。他公开告诉各级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如果再在这些混帐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如果这些人再不改进，不进步，中国一定要亡。”但要改造“这些混帐王八蛋”，只能靠我们共产党。因为“从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共产党这样“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的干部和军队。他断言：国民党的干部和军队只会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打麻将，抽鸦片，娶小老婆。国民党的县长一个月１８０元还不干好事，共产党的县长一个月２元却能廉洁奉公。这样的党，这样的干部，哪有不受欢迎的道理?毛泽东：《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２日。故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只要能长期坚持这样做下去，共产党必会成功。毛泽东：《为蒋灿题词》，１９３９年７月等。    “兄弟阋于墙”（５）            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当然，真的注意到国民党可能投降时，毛泽东反而变得冷静了许多。他很清楚单靠共产党的力量这时远不足以同时应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当６月初日军开始攻占陕甘宁边区河防对岸的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安全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除了每个省要准备一块到几块根据地以防万一外，我们过去的自卫立场“现在要和缓一下”，“我们要努力争取友军，以免孤立”。因此，毛泽东讲反对投降，不怕投降，同时也仍在强调：要“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９年６月８日；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见《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１９６－２３７页。   
        但是，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丧城失地越来越多，八路军利用日军大踏步推进，后方空虚，尤其是对山区与广大农村鞭长莫及的情况，紧随日军之后，从山西发展到了河北和察哈尔，进到了河南和安徽，这时又大举开进了山东。新四军也从皖南进到苏南，并渡过长江，进到了苏北。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共产党的军队就已经从三四万人的武装，扩展到有２０余万兵力，同时建立了大批敌后根据地和地方政权。这种“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使国民党惶惶不安，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１９３９年，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８册，第３２５－３２７页。，因而不得不加紧抑制，以免战后天下成了共产党的。国民党为战后的统治地位着想，必欲限制共产党；共产党相信抗战和革命都不能指望国民党，必须自己成为抗日的主力。双方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已成水火关系，而共产党方面相信国民党可能投降，这就使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紧张了。   
        １９３９年６月初，日军全线推进至位于陕甘宁边区从佳县到延川对岸的黄河边，侦察并修筑工事，有大举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迹象。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国民党这时在安定、延川、定边和盐城大量任命县长、专员，组织保安队，与中共地方政府冲突的情况，中共中央明显怀疑国民党与日本有勾结的可能。在６月７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领导人的看法非常一致。王稼祥认为：“此次敌人之进攻，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有可能是汪精卫进行投降的方法，首先要打击边区作投降的准备。”张闻天表示相信：日寇可能“企图进攻我们，对国民党实行诱降”，而国民党则可能以此为借口进兵边区。     “兄弟阋于墙”（６）            王明也担心情况可能恶化，说：日本企图消灭中共根据地的目的与国民党的意图不谋而合，此次不是日本进攻，就是国民党进攻。“目前的紧急问题还是要有新的根据地，共产党不能没有根据地。”   
        毛泽东显然同意上述分析。面对日军可能进攻的严重威胁，他实际上考虑的却是如何应付国共破裂的问题了。他提出：此次“有国共破裂的可能。如有这种危险，经费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后方共四万八千人，对河防必须坚守，延安机关学校必须打破现状，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随后，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相关机构合并和搬家的问题，决定延安女大、工校、陕公、青训等各留百余人，其余各校学生５０００余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与抗大５０００人一同转移去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另党政、中央机关，连同边区政府和军事机关精简出３/５，约５５００人，也转移到华北各根据地去，以降低国民党突然停止接济和发动军事进攻所带来的困难局面。   
        为加强河防，中共中央这时还作出决定，将这时在晋东北的八路军一二Ｏ师三五九旅调回陕北。一方面加强河防，另一方面也用于驱赶国民党委派的绥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及其各县政府与武装，一举改变了陕北地区各县存在的国共双重政权的情况，以巩固内部。   
        严格说来，这一次由日军向黄河边推进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并非国民党高层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和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中共中央却非常紧张，６月上旬、中旬接连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原因，讨论应对办法。与会者几乎都同意，党内要“大大的进行阶级教育”，但围绕着国共关系与阶级关系的问题，还是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如刘少奇就强调：“要说明国共的长期合作，不等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长期合作，也不等于与蒋介石的长期合作。”而王明则认为：“国共合作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同时国共分裂了也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裂。”因为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是要抗战的，国民党内也并不都是资产阶级，它只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民族的党”，即使国民党大部分叛变了，还会有许多派别会抗战的。    “兄弟阋于墙”（７）            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第一，“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为“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第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抗战进入了低潮，日本改取诱降政策，英、美加紧策动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第三，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其“叛变的必然性”。“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其“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第四，地主资产阶级叛变不等于亡国，其叛变必定是逐渐的，而且是部分的，留下来的各种力量还是会抗战的，因此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仍是需要的。第五，为了尽量阻止和放缓其投降的危险，策略上我们“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只要蒋介石仍在抗战，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   
        当然，毛泽东相信，国民党投降或叛变再严重，也不会损害到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他断言：“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见《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２０７－２２１页。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斯大林一旦认定欧洲正在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狗咬狗之间的战争，苏联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府就再也不会寄予任何期望了。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出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和祸水西引的目的，苏联政府与它一向以来最为担心的战争贩子——法西斯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由于相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和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生死斗争的观点，斯大林自然也不会受到任何道德的困扰。他一方面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帝国主义；一方面则与德国达成秘密协定，利用德国大举进占波兰的同时，乘机把自己的西部边界推延到过去曾经在沙皇俄国统治下，这时则是在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随后，苏联又吞并了１９１８年从俄国独立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即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进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它又乘机向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获得独立的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不惜冒着被国联禠夺会籍、驱逐出会的代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为芬兰边境距离俄国第一大城市列宁格勒只有不足４０公里，它在芬兰湾上的几个小岛更对列宁格勒海上防卫极其重要，故苏方要求芬兰割让列宁格勒以北及摩尔曼斯克以西的卡累利阿地区给苏联，并将芬兰湾入口处的汉科半岛和芬兰湾内的一些岛屿租借给苏联做军事基地。苏联表示可以将东卡瑞立亚约４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芬兰作为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