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日剧中的侵华日军：文明威武之师

　　甲午的时候日本人极端残忍，激起国际公愤，于是在庚子年决心重塑国际形象，军官士兵都是最好的最有纪律的。结果到中国一看，德国、俄军等简直是禽兽不如。反倒是日本军队文质彬彬，甚至多有见义勇为的事情。两相对比，各界纷纷赞扬。

　　还是日军有效率，进城直接占领了户部和几大仓，连生锈的积年铜板都没放过。而西方国家的那些军队还做着刮故宫消防水缸鎏金的蠢事。

以下为学者的客观具体分析

　　1900年八国联军中日军“仁义之师”之幕后

　　北京终于沦陷了，却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

　　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遭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当时女性的时尚颜色）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受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刺刀，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子一样令人胆寒。

　　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们相比，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似乎并没有那么穷凶极恶，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刺刀下讨生活的北京人最为向往的和平之地。

　　日军作为“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自此登上国际大舞台。

　　日本人的精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三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

       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顺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洋人们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试图阻止洋兵们的进入。

       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 men”（上帝基督的子民）。而北京老少爷们最端得出手的一句英文口语是：“please do not shoot us. We are good people”（别开枪，我们是好人）。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所有人都将自己打扮成了“万恶的拳匪”的受害者，热忱地探试着新主人，“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用中国人，成为新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日本人的优异表现和巨大牺牲，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在1900年8月28日的紫禁城阅兵中，日军被安排为第一方阵，只是因为俄军的坚决反对，日军顾全大局，主动放弃了这一机会，而让俄军打头阵，自己作为第二方阵。其它国家的一些军官为此相当不平。

　　在占领期间，日军也尽量减少与别国军队的冲突，始终“以礼待人”。美军第14步兵团团长达哥特(A.S.Dagget)在其回忆录中记载道：美军因调动的需要，向管理铁路的俄军要了20节车厢，但却有一节车厢被法军军官占据，并且锁上了门，导致美军35名军官无处安置。管理铁路的俄军无可奈何，在美军被迫采取强制措施前，法军开溜了，腾出了车厢，车厢内还有两位日本军官，此时也“很有礼貌地要退出去，但是，我们没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车厢里还可以有他们俩的座位。”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它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夺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显然，日本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抢掠，都得到了大丰收。

　　日军在北京的表现，缔造了一个“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后世的日本右翼以此为依据，来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所有对日军残暴的指控。同样是占领中国的首都，但1937年日本人何以在南京难以如同1900年在北京所作的那样呢？

　　第二次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中的日军着名将领冈村宁次，在其战地日记中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冈村宁次承认，“在这40 年中（从甲午战争起算），我官兵在战场上的道义，特别是对现地居民的道义，比过去显着降低，则是不应掩饰的缺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北清事变（即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当时的日军，无任何掠夺、强奸行为，被誉为神兵，这是为许多外国人写的材料所证实的。然而，同样的日本人，现在却有不少人对当地居民有虐待行为。嘴上高喊‘圣战’，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今昔对比，使人难以想象。”

　　他总结出，日军的军纪比八国联军时下降的表现是：一、对上级的服从性下降(表现于犯罪统计、言语态度、敬礼等)；二、性道德下降(表现于强奸、随军有慰问妇)；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为图省事，将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弃之路旁；偷盗其他部队的马匹成风；侵占送往前方的慰问品等等)；四、干部有犯强占、收贿罪者；五、有借口处理麻烦而杀害俘虏的野蛮作风。

　　冈村宁次认为：“我们身为指挥官，固然责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从内地社会直接到战场上来的，所以社会的责任也很重大……现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因此，与其说是军队之罪，莫若说是日本国民之罪。” 他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

　　在冈村宁次看来，战争的扩大化、长期化，导致了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官兵得不到及时的培训，军队整体素质大为下降。而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时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养出来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军风纪的涣散，可以说是国民伦理观念下降和忽视教养的反映。维持严明的军风纪，当然主要依靠部队本身严格切实的指导与监督，但与直接掌握兵员的下级干部的素质，有着重要关系。”

　　根据宫崎周一的分析，八国联军及日俄战争时，日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现役兵，各级军官也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保存了团结服从以及军风纪各方面的优良风习”。但在二战中，因为战争扩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多，“传统的优良风气越来越少，新建或改变的部队，有如掺水的酒，军队传统的优良风气丧失殆尽。特别是应征的下级干部，除个别人外，在觉悟、信心及知识能力等方面，多数都不够格……”他甚至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社会风气，认为是日本受到了“资本主义”的严重侵害：“日清（甲午）、日俄之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自卫战争，当时全国军民举国一致，斗志昂扬，成为强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中国事变（七七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缘木求鱼。”

　　平心而论，没有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当日军士兵都敢偷盗司令长官的战马时，冈村宁次也只好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虽然发布了大量标语训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记中感叹：“‘讨蒋爱民’的标语到处张贴，但毫无实效”。

　　其实，冈村宁次所没有提及的是，日本军队在1900年的北京与1937年的南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形象落差，还在于1937年他们并没有观众，而1900年他们必须向全世界汇报演出。

　　早在六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朝野就十分注重国际形象的塑造。战前，日本着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则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这种认识，成为日本思想界的共识，进而在国家宣传工具的推动下，成为全民的共识，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

　　在甲午战争的初期，日本军方还是秉承传统习惯，拒绝西方记者随军采访，但随后就改变策略，接受甚至主动邀请西方记者随军，并且在欧美各国建立了新闻策划和发布中心。这些努力十分奏效，甚至在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后，西方媒体普遍为其进行辩解、开脱，以至于揭发屠杀真相的美国记者倒成了孤家寡人。

       日本人也十分见机，当他们攻陷另一大军港威海卫后，一场日本式的“行为艺术”开始了：日军的战地红十字会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并释放了所有俘虏，还给他们发放了两天的食物，欧美记者们写下了这些感人的细节。对于战败自杀的丁汝昌，日本则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准予北洋军舰康济号在北洋高级军官们护送下，载运丁的灵柩离开威海。

       美国也有记者怀疑，既然日军如此优待俘虏，为何被日军收容的清军俘虏并不多----当时战场上清军投降者很多，但日军多数前线部队为免“麻烦”，实行的是“不留俘虏”的政策，就地处决，这在当时日军官兵的从军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但这些记者的怀疑，被淹没在了如潮般的对日本军队的好评中了。（参阅雪珥着作《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

　　日军参加八国联军行动，甚至细致到了制作和携带有“大日本帝国顺民”中文字样的国旗，整个参战过程，自始至终成为日本向世界展现自己光鲜形象的巨大走秀台。
台湾方面，日本虽然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建设，但抗日运动依然活跃，并且以福建为基地，令日本殖民当局头疼不已。因此，日本此时最希望的，就是在它有力量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中国最好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这也是日本在戊戌年（1898年）对鲁莽、冲动的半吊子改革者们不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的主要战略考量。

　　在北面的朝鲜和南面的台湾之间，日本将对华关系的重点确定在南部，希望能将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而扩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与台湾呼应，获得巨大的战略空间。按照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说法（他在1880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线”和“利益线”），中国东南的这个区域，平时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区和日本的加工区，战时则可以轻易扼住台湾海峡这一“东亚的咽喉”，应对任何敌人的挑战。1898年，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保证，不会让任何列强染指福建，但当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筑铁路时，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随后，义和团动乱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残杀，成为第一个死亡的外交人员。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

　　日本人很沉得住气，不见兔子不撒鹰，当英国表态希望日本出兵2-3万人时，它依然要求英国驻日本公使帮助向列强征询意见。俄国和德国起初坚决反对，但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各国与驻北京使馆的联络全部中断，也只能同意动用日军。英国方面更是起劲，主动表示日本出人、英国出钱，所有军费由英国负责。

       经过这样的千呼万唤，日本才宣布派遣驻扎广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五师团进军中国。在参与八国联军的全过程中，日本人真正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在处理与列强军队、中国政府等各方面关系时，韬光养晦，十分低调，成了个几面讨好的“琉璃蛋”。而保持严明的军纪，展现日本皇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

　　日本在八国联军中表现得十分低调，除了本身在福建的战略考量外，还有被迫韬光养晦的无奈。此时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扬的“黄祸论”的首要攻击目标，除了英国老大哥外，日本其实已经被西方孤立了。而参与八国联军行动，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时机，而关键就在于既要“任劳”，也要“任怨”。

　　日本此前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动下，“黄祸论”在西方甚嚣尘上。

       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国和德国，对中日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八国联军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896年与李鸿章一道参与沙皇的加冕仪式，也先后顺道访问了柏林，李鸿章到处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而山县有朋则只得到一般的接待。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友情攻势，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两国大演双簧，分别夺取了青岛和旅大，伤透了心的大清国，再度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两个浴血搏杀的东亚邻居，突然变成一对“欢喜冤家”，并且在军事领域率先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导其事的正是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日本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调门最高的张之洞。

　　自此，中国与日本开始进入为期10年的蜜月期，而当“戊戌政变”后，重新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慈禧太后亲自拍板，大清国派出了密使，携带专供两国皇室联络的密电码，希望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但是，日本却丝毫没有被蜜月的喜悦所影响，面对西方铺天盖地的“黄祸”论调，对于大清国抛出的结盟绣球，日本最后并没有接受，中日蜜月始终缺乏明媒正娶的堂皇，而只有偷欢的兴奋和惶恐。

　　当义和团动乱给列强们攫取在华利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时，日本却陷入了作为“低调”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日本不出兵则罢，一出兵则必然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而且还是“低调之师”，也因此，日本在厦门虎头蛇尾了一番，只是气坏了那位台湾总督，愤怒地向东京连递辞呈，想撂挑子不干了。

　　果实累累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

　　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和人民的友好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作了真正的兄弟和效仿的榜样。在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而日本则成为中国的第一教父，“学习日本好榜样”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着的“主场”优势。西方也没有被俄国刻意鼓动的黄祸论吓倒，英国人甚至反唇相讥，认为真正的“黄祸”并非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大大帮助日本减少了国际压力。这场中日亲善、血浓于水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嘎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手儿拉拉、手儿握紧”的“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

　　另有算盘

　　义和团动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都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的完胜，获得了朝鲜与台湾，需要时间对这些巨大的战利品进行消化、吸收。朝鲜半岛总是被日本人看作指向自己的匕首，而辽东半岛则无疑是这把匕首的刀把，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下，日本却被迫退还了中国割让的辽东半岛，俄国随后就从中国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夺地“租借”了旅顺、大连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俄国的咄咄进逼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其实只限在朝鲜南部，而在俄国人的鼓动下，朝鲜君臣也时时表现出了桀骜不屈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