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怎样的商业文明

“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把苏联学垮了，后来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被我们学得不行了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说，学美国，现在把美国也学出了问题。”

2009年10月的上海，周其仁对着一群听众这样讲。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转变。

一

不去理会它的错误与简化，周其仁的概括是此刻中国情绪的精妙总结，160年过去了，不管受到多少外界的影响，中国还是中国。自嘲的语调背后，有一种说不清的骄傲——一定存在着某种独特的东西，令中国与众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令它挺过重重危机，还让它在此刻脱颖而出。

但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张之洞的年代，是制度与文化的优越性——我们只是向他们学习技术，不需要改变制度，而在文化与道德上，我们则更是领先。事件的发展冲破了最初的期望，学习很快从技术层面，进展到制度层面，从军事进入到经济与政治，又不可逆转地进入文化与道德。张之洞的“自强运动”变成了康有为的“百日维新”，仅仅购买军舰、修建钢铁厂、派遣留学生已不行了，我们还要改革政治、教育、与商业；10年之后，又变成了“五族共和”，自我改革又过时了，我们要推翻帝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中国慌张的四处寻找榜样，英国的功利哲学、德国的军队、日本的教育、美国的共和制，都是学习的对象，到了鲁迅的时代，甚至中国人的性格都成了批判对象。即使如此，仍有一种东西给予很多人安慰，倘若中国在军事与物质竞争中输给了西方，它道德上的优越，让中国卓尔不群。翻译了《天演论》的严复在1918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300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中国则变成了梁漱暝笔下的爱好和平、重精神、轻物质的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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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种受挫自尊的反弹，你越是感到溺水的危险，越要紧紧抓住“独特性”这根救命稻草。但在过去几年中，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防卫式的“独特性”正转化成一种进攻性。30年前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模式”。新一代中国人对独特性的信心，转移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正是这种独特的政经模式，让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抵御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而经济上的成功，又让它获得了政治、文化、传统上的自信。“中国模式”迅速而有力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它缓解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自我解释的焦虑症”。温州人的海外拓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莞的制造业，联想收购IBM，百度战胜了Google，国有企业在非洲与拉美购买矿山、油田，中国垄断的通信业与银行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拥有了统一的解答——它们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变成了“东北的乱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它热气腾腾，让人分不清虚实。它也变成了另一个庞氏效应：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显得可信。但它真这么独特吗？

二

在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著名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的1994年，日本经济的奇迹正在褪色，但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与香港的崛起则让人惊呼。“亚洲系统”、“亚洲价值观”、“东亚奇迹”的论调四处迷漫。很多人开始相信，东亚正在创造一种和美国与欧洲都不相同的增长模式。经济上的成功被归咎于文化与政治上的独特性。人们广为相信，亚洲人更注重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人权观念并不重要；一个威权的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它更适合于亚洲人。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克鲁格曼首先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1957年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尽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70年代超越美国。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还宣称要埋葬西方。

“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源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这种没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会伴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

克鲁格曼感慨于人们的健忘。当人们在形容日本奇迹和东亚的奇迹时，再次使用了同样的思维方式。“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像很多作家宣称的那样为西方提供了学习的模式，而这种增长的未来前景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有局限”，克鲁格曼写道。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模式，要比苏联有效得多。但这其中并没有特别的秘密，它们只是遵守了人所共知的法则，他们有比西方更强的储蓄意愿，愿意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来贡献于未来的生产。当经济增长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们也会遇到西方同样的增长缓慢。

克鲁格曼的预言被3年后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印证。倘若东亚奇迹中存在着某种秘密的话，那就是它的腐败和裙带交易一直被更好地隐藏。

三

倘若日本、苏联与东亚的例证过分遥远，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个更微观的例证。在精彩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经济学家黄亚生分析了联想集团的成功。这家公司被视作中国模式的缩影，当它在2004年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时，更被视作中国模式的胜利，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的到来。但是在经过仔细调查之后，黄亚生发现，联想集团甚至不是一家中国公司，它的注册地是香港。“如果我相信联想是一个香港与香港体制的产物”，黄亚生写道，“那么联想的成功将是法治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的成功。”

没人怀疑柳传志的个人能力，他的灵活、坚韧、有创造力、对中国社会的透彻理解，都是联想成功的关键力量。但倘若没有香港公司的背景，联想的奇迹很难发生。这像是一个引人遐想的悖论。联想像是双重能力的结合，它在中国市场能够战胜IBM、戴尔、HP，是因为它更了解中国顾客的喜好，更强有力地建立起销售与服务系统。但同时也因为，它香港公司的身份，为它提供了一个正常市场系统的融资渠道。

当管理学家们纷纷要在联想发现独特的“中国基因”时，柳传志却比任何人都坦诚地说明了这一切。2002年8月，他作为首位获邀的亚洲企业家在国际管理科学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发表年度演讲。演讲平淡无奇，制定战略、管理队伍、缔造核心价值观，就像柳传志自己所说的：“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形成的很多管理理念，都是从西方企业的实践中学来的，是从西方的管理学著作中学来的。”

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的理解赋予联想以竞争力。台下西方世界的听众们或许很难理解，为何及时收账突然成为了优势，而一键上网又成为技术优势。中国是一个尚未建立起基本规则的丛林，消费者则参差不齐，就像柳传志说：“外国企业好比是兔子，中国企业好比是乌龟。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又不肯睡觉，那么乌龟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如何向兔子学习，培养兔子基因；第二如何利用赛跑的环境，比如在沼泽地赛跑。”

柳传志的胜利正是常识的胜利，而令他焦头烂额的则是常识的失灵。柳传志与联想的经验，是中国发展的缩影。黄亚生发现，其中毫无秘密可言，它是自由市场的成功。这样的评价也可能忽略现实的复杂性。

理解此刻中国的经济成功，海外华人的坐标也不容错过，它们展示了不同制度下的中国人的经济表现。20世纪50年代之后几次来到香港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被这个拥挤的城市的生命力惊呆了，感慨说从内地逃来的懒散难民在几个星期内就被变成了勤奋、自制的技术工人。在这座典型的中国人城市中，创业精神到处弥漫着，小企业兴起与死亡的剧目不停地上演，在闷热的天气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汗流浃背地工作，以至于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香港人拥有创业魔力；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一块岩石上创造了工业城市；给他们另一块岩石，不管是在苏格兰还是澳大利亚，他们将再次成功。”

香港是海外华人经济的缩影。种种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实用性传统与双重规则。中国知识分子表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念，但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直遵循着更为实际的准则：不存在形而上的东西，唯物主义深入骨髓，追逐实利是恰当甚至值得颂扬的。过分拥挤的人口，使得对基本生存资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在踏出自己的国门时，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明显高人一等，节俭变得必不可少，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始终难以从心头去除。而中国历史上周期性进行的大规模战乱，则常将中国人的生活推入绝境，使他们对于政治关系、社会网络丧失了信心，除去依靠家庭积累的物质基础，他们什么都不敢相信。而在海外的城市里，中国人很难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唯有在经济上证明自己，获得成就。倘若富人是经济成功的体系，在海外城市涌现出李嘉诚、郭鹤年、霍英东这大批的企业家，他们令中国所有的富豪们相形见绌。

缘何在经过如此多的动荡和压迫之下，中国人总能随时开始新的物质创造，保持如此惊人的弹性和灵活性。倘若你经历过70年末的转型，会吃惊地发现中国人昨天还在满口政治口号，今天就头也不回扎进了赚钱风潮，就像《时代》当时的追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倘若真的有某种“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的话，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某种核心。

四

在对商业发展的问题上，我们都或多或少是启蒙思想家们的追随者。“商业精神带来的是节俭、经济、适中、工作、智慧、安静、秩序与法治的精神。“孟德斯鸠这样写道。而托马斯·佩恩则回应说，商业”是一种和平体制，是为了人类和善而作为商业的文明是达到全面文明的最伟大的方法，它是任何不遵守道德的原则的方式所不能达到的。“

对这些18世纪的人物来说，对商业的赞赏也意味着对于战争的厌恶，商业为一个社会提供了获得财富的新手段。

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也有相似的情感。人们欢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是因为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的意义来源。对利益的角逐，取代了无处不在的革命与暴力。

比起18世纪的欧洲，中国人对于商业还有着另一种期盼——逐渐成长的商业力量，能制约官僚权力。市场空间将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商业机构则提供另一套价值系统，加入全球化浪潮，中国再不可能走向封闭。

这些期待已经部分成真，中国再不是铁板一块，经济自由带来了个人自由的极大扩展。比起计划经济、阶级斗争的年代，你也感觉到一种契约精神的兴起。

但历史的发展比人们想象得复杂。倘若没有对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财富也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扭曲力量。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如何掉入了“市场社会”的陷阱。商业变成了对个人自由、社会进步的异化力量。

我们正变成一个推销员的国度，人人急于卖点什么，或是将自己展示出去。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经济人，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成为了公司，每一个机构都以盈利为导向，甚至大学都是如此，他们将所有的能量释放出来以创造物质财富，而没有价值观、伦理上的探询。它的代价是如此高昂，仍旧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新生商业利益达成联盟，变成了对个人自由与创造力的新的压迫者。权力与金钱成为社会运转的中心，没有别的价值观念作为补充、或者相互制衡，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感受到焦虑、迷惘、愤怒、不安全，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自身的独特意义与价值，除非你挣到更多的钱或是出了更大的名。

“经济人”的身份，给我们带来了30年活力、自由，它比更之前的“政治人”要愉快得多。但是，我们终究是想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而不是“一家公司”里，一个社会需要的是信任、安全感、仁慈、文学、艺术、诗歌，而不仅是股票经纪、程序员、推销商、流行歌手我们也越来越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多元的价值体系，我们难以培养出真正的创造性人才，也难有技术与商业上的创新，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同质化、低水平、却高强度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