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活的天堂和地狱

谈谈富人的财富状况、奢侈生活和穷人的悲惨生活续篇
黄如桐
2006年6月5日我曾发表过《谈谈富人的财富状况、奢侈生活和穷人的悲惨生活》一文，兹根据新发现的情况和材料，作些续篇，供参考。
一、基尼系数持续扩大的状况
根据联合国2004年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高于美国的0、408，法国的0、32，日本的0、249。据世界银行报告，上述基尼系数也高于印度、印尼、埃及及韩国等发展中国家。
2005年9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了《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文章说：“收入差距扩大迅速，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20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从0、2—0、3，提高到0、4---0、5，几乎倍增。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基尼系数将比现在公布的增大20%以上。这些不正常收入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不可小视。
二、富人的状况
（一）富人的财富状况
根据2004年第4期《新财富》杂志公布的材料，2004年中国的千方富翁2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又据由美林证券及凯捷咨询联合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从全球范围来看，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超过百万美元资产的富豪增加到32万人，较上年增加6、8%。香港地区百万美元富豪则增加近一成半，有8万人。
2006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学者潘圆《政协委员称我国成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最快的国家之一》一文。文章说：“有统计说，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6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亿万美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海在接受来报记者时一开始就用数字说话。他说，“这是从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上的统计。这个报告的统计不见得非常准确，但贫富差距拉大，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的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都是不争的事实。”
（二）富人的奢侈生活
2006年8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记者孙丽萍、曹滢的报道。报道说：“一个三口之家，看一场迪士尼卡通音乐剧《狮子王》的消费达上千元。在炎炎夏日中，上海的孩子们争睹狮子王辛巴风采，爱子心切的家长纷纷‘一掷千金’。从上海大剧院的《狮子王》到北京保利院的《小熊维尼》，锁定中高档消费人群的儿童剧在今年暑假显得异常火爆。票价高上座率也高，原因何在？上海大剧院院长助理张笑丁认为，能够负担起看一场演出消费千元以上的观众，也都是经济状况较好、家长对西方文化比较熟悉的家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中高端文化消费群体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都是现出增长趋势。”
三、穷人的状况
（一）穷人的数量有所增加
据2004年《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说，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表明贫困群众在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问题更加突出。
（二）穷人居住的条件十分恶劣
2006年8月5日，新华社记者高路发表了《高温慰问民工，好意思送两瓶汽水？》的报道。报道说：这样的情景，往往是在空调房间里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在室温高达40摄氏度的房间里，一间十四五平方米的工地宿舍中，竟蜗居着14个农民工；另一间屋内的7张双层床要睡16个人，其中有四人不得不“汗贴汗”地挤在两地床板上。记者目睹的上海农民工的炎夏之苦，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发出改善农民工待遇的深切呼唤。在一些地方，高调推出的“高温停工令”有令难行；延长农民工的午休时间更成了一句空话。而有的企业号称为农民工“送清凉”，给每人发了两瓶汽水，成了今年唯一的“高温慰问”，对农民工“安电扇”、“盖浴室”的呼声则充耳不闻。
（三）穷人的作息权和劳动报酬权被剥夺
2006年8月29日，新华社记者陈芳、李柯勇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法定休息遭遇谋生压力，还是显得有些奢侈》一文。文章说：“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平均不超过44小时，我国劳动法明确了这样的工作制度。此外，还规定，劳动者连绩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休息。但是在目前，有相当一批劳动者处在超时劳动的状态，“加班加点”成为一些用人单位的“潜规则”，而担忧“薪水打折”则是阻碍一些人休息的理由。我国企事业单位偏重对加班工作的激励，而缺少对休息权的保障。多数用人单位制定了加班的奖励办法，比如加班费；而“加班加点”经常是评选先进的必备要素。一些领导喜欢卖力苦干的人，如果谁给领导留下了“拼命三郎”的印象，就意味着他在职业前途上有更多的机会。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一种变相侵害。一些国有用人单位职工面临的是有何不能休或者加班加点泛滥，而进城打工的农民，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休息。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家美发店姓刘的年轻理发师几乎没想过他这样的打工仔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每周休息两天。他来北京4年了，换过几家理发店，从没有休过“大礼拜”。与理发师相比，这家店里洗头的小妹休得更少。她们是每半个月休息一天，每天早晨8点半上班，一直忙到晚上快11点。每个月工资只有七八百元。一些农民工遭遇着休息权和劳动报酬权的双重侵害。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达11小时，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未享受过加班工资，农民工超时、超强度劳动现象普遍，休息权利根本没有保证。
（四）高物价压得穷人透不过气
2006年，学者唐勇林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调查显示：85、3%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一文。文章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有7625人参与的调查显示：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比收入增加了，而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为什么人们的收入逐年增加，统计数据显示物价上涨也不大，可公众却感觉生活负担更重了？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通常来说，不是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物价的问题就是如此。据了解，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的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尤其是近几年上海很快的住房消费，计算CPI时，“依照国际惯例”并不包括在内。孙立平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在统计数据显示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的是生活负担的沉重——因为有几类大宗且大家都要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有了几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据《市场报》报道，一般认为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在3---6倍之间比较正常。然而在国内，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0—20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指出，20年前，大学每年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冲上了5000元大关，增长了25倍。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一年的总体医疗费用为143、2亿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亿元，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与此同时，在总体医疗费中，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正如一些媒体在评论中指出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已经成为加重人们生活负担、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新“三座大山”。
（五）高学费压得穷人透不过气
2006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金石、孙海华发表了《国家级贫困是农家十年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一文。文章说：“地处黄河西岸、渭北高原的‘国家级贫困县’合阳县‘最低时1287元，最高时也不过1580元，这是合阳县最近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状况。’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看到过太多因大学生求学带给当地贫困农家的种种困境。他自费走访110户农家，写了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一系列问题。老党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在合阳，这相当于一个3口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家农户不吃不喝奋斗十年，才能供一个孩子读完4年大学。然而，就是这个贫穷的农业县，都是远近闻名的“教育大县”。多年来，该县高考升学率始终在当地名列前茅，每年有四五千人升入高校。今年，全县就有5256人本科上线，4339人专科上线。这其中，80%都是农民子弟。“就是因为穷怕了，农民都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再苦再累，也要供他们上大学。记孩子跳出农门。”为供大学生，一些农家被拖垮。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这是一幅由乡土作家题写的挽联，曾贴在王全胜家门上，年过7旬的王全胜老汉说，自己年轻时因劳动受伤，生活长期不能自理，全家生计全靠老伴一人支撑。为筹几个孩子的学费，老伴种地、干家务，还要拉煤挣钱，最终积劳成疾，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的第二年突然病故。整个家的生活随之陷入困境。在合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家里出了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就会急剧下降。坊镇东富村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63户中有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也是同组里家庭经济情况最差的。一家人家甚至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中。在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全村只有500多人，同恢复高考以来，先后出了100多名大学生。与外村相比，小郭村的房舍状况似乎还停留在20年以前。记者随老党来到和家庄北渠西村党某家。她家的大门令记者吃惊：就在黄土墙上掏了个洞，用破木板当门扇。以前党家在村里算得上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为村里最穷的人家。
四、造成富人过着奢侈生活
穷人过着悲惨生活的主要原因
1、老党员、老领导干部李成瑞2006年在“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作了《历史关头，何去何从》的发言。他说：“我国的经济制度，是要走向私有化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思想大讨论的核心问题。最近，社科院学术委员、国史学会副会长喻权域同志著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现实情况是不少国有企业贱价出卖给私人，或者通过所谓“改制”变成了私有企业。有人鼓吹“人性自私论”、“社会主义公有制违反人性论”、“公有制产权不明、效益低下论”、“股份制即公有制论”、“市场万能论”、“政府作用最小论”等等，为推行私有化、削弱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理论根据。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迟早也要改变，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要变质即使共产党还在领导，也要改变颜色了。对于这样关系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怎能等闲视之，任其发展？这就是说，丧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变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贫富差距就必然扩大，穷人必然过着悲惨生活，富人必然过着奢侈生活。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2、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富人对穷人的残酷剥削。2005年10月13日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紧张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隐患，不时爆发。一些外资、内资工厂，把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压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怎么涨，过量剥削剩余价值，不是初次分配问题？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许多不合理、不合法、不规范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是初次分配中的问题？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初次分配中的社会不公问题难道不需要重视、处理、解决？还要等到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这在中国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的。”
3、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腐败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求是内参》2004年第8期发表了程恩富教授《当前社会信仰危机七个深层次原因》一文。程教授认为，腐败是当前社会信仰危机产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他的文章说：“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分析，腐败、民主制度的缺陷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使一些人怀疑‘共产党一党领导’的制度，进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腐败越严重，权钱交易越厉害，官商勾结双赢，老百姓遭殃。现在不少干部贪污腐败是由私营企业主拉下水的。私营企业主送钱送色，以小利谋大利，权钱结合，把干部拉下水，迅速使自己的钱包鼓起来。
2006年6月25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说：“中国贫富分化的背后，是腐败和垄断行业的非市场化。”
简短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1、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富人的人数增多，财富空前膨胀，我国已成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最快的国家之一，富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是一极。而另一极则是穷人的人数迅速扩大，在高物价、高学费、高医疗费重压下过着住房狭小、素菜淡饭、超时劳动、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
2、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深层次原因，一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或正在改变，私有化泛滥，社会主义制度岌岌可危。二是，富人如私营企业（即资本家）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三是，腐败越严重，权钱交易越厉害，官商勾结双赢，老百姓遭殃。
3、早在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到，“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将近四年过去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愿望没能落实，贫富差距反而持续扩大；对此，人民群众是不满意的，是有意见的。2006年5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动员与落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有的老百姓向媒体反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大好事。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广大人民群众已翘首以待，对这次改革寄予厚望矣！
2006年9月7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