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后中国走向何处？

在炎热的7月，胡锦涛和温家宝以及代表“后胡温时代”的两个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到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以及上海，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四省一市是牵引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占中国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三。此次，领导考察的目的是调研“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全国今年上半年超过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主要原因据说是“融资难、成本攀升，人民币升值”。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石油涨价等导致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出口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高涨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寻求解决之策成为各方当务之急。四位最高领导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付出宝贵的时间与精力，这事实本身象征着问题的艰难性、复杂性、长期性。
冷静想一想，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问题虽然比较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治还是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物质还是精神，类似的带着艰难性、复杂性、长期性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这一“潜在的超级大国”要肩负的历史使命很长远，奥运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环节而已。
“奥运会结束后，中国走向何方？”这才是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所在。至少在日本的舆论界，大家关心的对象已不是奥运本身，而是奥运给中国带来什么以及奥运使得中国人如何地改变。
一、中国经济还能按照“世界工厂模式”走下去吗？
“低成本的劳动力”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动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引进外资，促进出口，重视公共设备投资，谋求发展的。廉价的劳动力是一个大前提。不过，这一点近年来却越来越不现实。今年3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不少日本企业正在考虑并实施“China+1”政策，即寻找越南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驻山东等韩国企业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大规模地“撤出”中国市场。除此之外，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取消、全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涨价以及人民币的升值等因素也将削弱中国出口竞争力。在此情况下，中国还能按照“世界工厂模式”走下去吗？
二、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吗？
从外国人的眼光看，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形容中国社会的“代名词”。沿海与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城市里面；农村里面等众多“差距”至今依然掩盖着整个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收入的差距为3倍以上，上海与贵州之间人均GDP差距为10倍左右。贫富差距之存在对国内社会的稳定来说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因此，政府为了缩小这些差距而努力。不过，贫穷群体对现状的“不满”随着食品等物价的上涨而加剧，不能否定，那些不满今后有可能成为所谓“政治风险”。此外，富人与穷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也似乎越来越疏远，互不干涉，互不关心。社会也明显正在两极分化。中央政府正在深刻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瓶颈”，也正在制度与观念之间徘徊着。
三、中国人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了吗？
谈到中国，就想到人口。中国是人口大国，给人的印象就是“永远不缺人”。不过，“不缺人”并不等于“不缺人才”。中国的人口分布或结构今后将面临“挑战期”。中国的劳动人口（15岁-64岁）以2015年为止就达到“高峰”，2020年后正式进入老龄化时代。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采取的人口政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计划生育”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后奥运时代”，中国将如何对待人口因素，如何把“人”变成“人才”？能把“人口过剩”这一坏事变成好事吗？在劳动人口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如何支撑社会保障体制？“人口”将成为衡量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要素。
四、中国人的价值观走向何方？
中华文明包括很多伟大的思想。仁爱、兼爱、中庸、和为贵、天人合一等都给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牢固基础。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社会，依然能看到许多以古代思想为准则的现象。不过，与此同时，当代人对传统思想的忽视，甚至抛弃也随处可见。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如今，不重视社会秩序，不珍惜和谐相处，不疼爱弱势群体的中国人实际上不少。诸子百家跑到哪里去了？不少中国人带着笑容主张，“今天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纵观历史，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基督教社会。16世纪所谓“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伦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核心理念；上帝面前人们都平等，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劳动则是天职。上帝与人类之间建立了默契，社会则产生了“规范”。后来西方社会进入经济飞跃时期。可见，“规范”果然是酝酿资本的基础，谋求发展的动力。而在“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规范”究竟从何来？儒家传统、毛泽东思想还是其他主义？无论中国是“姓社”还是“姓资”，中国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对未来走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五、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接轨，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中国举办国际盛典奥运会，本身意味着中国已经与国际社会接轨。中国也正在努力推动着“走出去，引进来”这一改革开放的根本理念。无论是市场经济、国际金融还是文化传播，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不过，从今年围绕西藏暴力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圣火风波”也不难发现，中国与外国之间还是存在着深刻的距离。比如，在“3?14事件”的处理问题上，中国政府认为那是和平、节制的，部分西方政府则声称那是暴力的；在奥运圣火传递问题上，中国媒体报道其顺利完成，西方舆论则强调其遭到阻碍。这些截然不同的理解或思维方式为何存在？从何而来？我们能简单以“谁对谁错”的角度解释这一差异吗？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和隔阂，绝对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存在的。就像中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先生昨天在2008国际新闻中心特别举行新闻背景吹风会上提出的那样；“中西之间沟通有改进余地”。
六、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到何处？
西方人，包括日本人最感兴趣的中国问题（China Issue）之一便是政治。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到何处？不少人认为，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人们开始渴望政治自由，国家则走向民主化。中国人是否相信这一模式？或者说，这一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明天？应该说，这一模式无不道理。中国人正处于提高生活水平，满足经济要求的时刻，任何国家在这一时刻都认为“发展”比“自由”更加重要，更加现实。不过，从长远来看，为了谋求发展，忍住自由，是否理性的抉择？今后，随着所谓“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崛起”,人们对参与决策过程的渴望与要求有可能会增加。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是否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民主成分？这还是未知数。不过，假设经济增长达到高峰，并开始滑坡后，社会将面临何样局面？经济陷入无序，社会陷入动乱，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将如何？中国悠久的历史能否告诉我们答案？还是我们需要重新寻找？
这些问题都是颇有挑战性的。在进入2008年以后的8个月里，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带着大家谨慎应对了无数挑战，有过天灾，也有过人祸。正是因为领导人对那些挑战坚持不懈的奋斗，此时此刻，中国人才能在等待奥运开幕式倒计时，等待“中华梦”的实现的过程中，感受到欢乐。但对领导们来说，在2008年牵挂的问题却有两个。首先，如何安全地度过“奥运期”？；其次，如何处理“后奥运期”？也许，后者更为迫切而深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