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回忆录（前九章）

作者：李敖    横睨一世、卓尔不群的李敖，其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犹如一则现代传奇。 
    从文坛彗星到人人口诛笔伐的大毒草，从论战英雄到十四年牢狱之灾，被查禁的书有九十六种之多，李敖始终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倨傲，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坦然面对、顽强对抗。 
    本书是李敖和时代颉颃最忠实的自述，更是一部关于现代知识分子觉醒与幻灭的悲歌。 1　哈尔滨（1935—1937　一到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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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一年在世界上，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阿比西尼亚了、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德国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张军力了、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这一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大力“剿共”，逐共中原；但外斗外行，对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权，瞪眼旁观、无能为力：在长城以内，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在长城以外，溥仪头一年就称帝于“满洲国”，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贯彻“不抵抗主义”后两年半，1935年到了，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满洲国”使中国东北变成了“遗民”地区，而我，就是“遗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满洲国”。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3月23日辰时（上午七至九点），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属猪，3月23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岁的时候，二姊从大陆来，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3月23日而是3月3日，二姊的记忆力一向过人，所言如不虚，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不管怎么算，我生在1935年4月间，这年四月前后，世界上也生了不少“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猫王”普莱斯利、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亚兰德伦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中国的女明星尤敏、妖僧达赖喇嘛、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也都生在1935。当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自属不肖之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自“司法院”施启扬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单属猪，根本一窝猪耳！
　　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但我的籍贯，却源远流长。我小时候，每见过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谱”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归我保存。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来台湾，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台湾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比起高山族来，其实是假台湾人，或是喧宾夺主的台湾人。
　　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做小百姓，虽在潍县五百年，但是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也一直安土重迁，直到我爷爷（祖父）出来，才有了大变化。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民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他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爷爷和奶奶（祖母）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丑妇刁民”！“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的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二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锋头人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姊李峥，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玻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妹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并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二岁的年纪，离开了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2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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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京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生活的艰苦很快伴来了时代的艰苦。——北京也不对劲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东北南下，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有能力南迁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后方去，其余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威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作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这时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员，因为极有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真的“参加敌伪组织”了。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愈来愈远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京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常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京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在局里的一个同事婚礼上，在喜棚中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于秘书带二姊和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侨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条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记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姊姊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姊姊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姊姊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爸爸的禁烟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一天晚上，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同爸爸说了几句，就由两个日本宪兵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于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于是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整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尝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作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吴焕章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那是沈铭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爷，我们晚辈叫他二太老爷）租给我家的房子，我们前后住了十年。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登登的，每只都在尧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像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敷，结果愈敷愈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我是1942年七岁时候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地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稚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地报告了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1943年八岁进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就是人力车。
　　1944年九岁进三年级，改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个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呵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薰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遥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像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分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清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事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日本体的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势”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势”。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岁进小学四年级，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过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杰。詹永杰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杰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头，久思报复，今逢詹永杰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杰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看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斜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
　　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　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日

　　十二岁是旧式算法，从怀胎起算，所以生下来就多一岁。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颖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颖。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大人，在共产党围城前夜，曾先开溜。原来围城前，国民党在当地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但是还没截回，傅作义就投降了。国民党在大陆，经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戏，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来不及跑出来了。后来到台湾的衮衮诸公，都是当年绝对不相信自己发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独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宣慰。全北京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像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1946年十一岁进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斜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愈来愈多，成绩已脱颖而出。1947年十二岁念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像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京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48年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毕业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对张敏英和其他同学都在意料之外没有再见了。直到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棣和随中央交响乐团来台，他是团中的首席双簧管，带来了詹永杰的问讯，我才跟永杰恢复了联络。永杰初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做到大学教授，我看到他们和鲁老师的合照，顿觉往事历历、恍然如昨。我侧面打听张敏英在哪里，但是没有答案，也许他们不愿把答案给我，朦胧下去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学毕业后考中学，我考了四中和师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还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从榜尾看起，愈看愈心凉，没想到状元当头的，竟是自己儿子。事实上，我的家人并不完全知道我的实力，我从小酷爱读书，并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顾均正《少年化学实验法》一书的启迪，在小学六年级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我刻了一个木营—“李敖实验室”，保存至今，藏书中还有《化学仪器吹制法》、《儿童实用科学大纲》等，也保存至今。后来离开北京，实验室没经费了，我的兴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学六年级时候，我开始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这是我发表文字之始，从十二岁到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六十二岁，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发表资历了。
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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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件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姊、二姊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接去当兵了，弟弟在共产党军队里当兵，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姊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矗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的锋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的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姊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一，滚成一比十·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做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教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尝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做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姊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台湾当局！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可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淹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品》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作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主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玻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二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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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王争)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本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斤
　　共计台币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屯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屯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馇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　　足一年之用
　　食油　　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屯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石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锋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走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并妈妈又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面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原来那一半改由音乐老师郑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地成长。辛勤地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矗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我初二时候，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同学就推我去干。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我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也许不是他们三位，记不太清楚了），我声明我根本不会炒菜，可是同学不由分说，硬拉鸭子上架。好像那天烧的是一盘鸭子，好像由我主厨，不料烧出来，整盘菜都像锅巴一样乌漆妈黑的，如果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捏住盘子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我升初三上甲后，中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投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四十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十六岁。
　　1953年我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
　　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
　　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
　　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
　　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
　　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
　　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
　　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
　　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别的。初中时施启扬编在初二戊班，很讨厌，以致被陈士宽他们用拳头修理——揍了一顿。到高中后，化学老师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为人鹰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启扬，施启扬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说，他相信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三十年后回想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今丹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台湾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他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自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
　　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
　　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
　　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
　　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
　　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
　　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
　　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
　　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
　　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在台中一中的同学，转成我好朋友的颇多，高我三班的有张世民、何同纹、周春堤；高我二班的有李天培、金嘉锡、陈钦铭、蔡希灼、陈世熙、黄容；跟我同班的有陈正澄、张育宏、赵天仪、吴铸人、杨尔琳、赖宪沧、韩毅雄、王新德、黄显昌、施启扬、朱广诚、刚华民、熊廷武；跟我同届的有张光锦、孟祥协、吴文立、何西就、胡家伦，何铠光、李耀祖、张仁龙、庄铭山、赵秀雄、林益宣、李仁、谭伟力、李述古、李华竣章含精、任建园、马安国、宋世源、李咸林、姚嶂、江合祥、程国强、徐武军、胡业纯、陈振威；晚于我的有李文岳，丁善奎、吴杰人、陈瑞洲、张宏谋等。最有趣的是林正方，他在一中，以留级出名，从高我几届到低我几届，算也算不清了，他是个有趣的人，只是太粗线条了。
5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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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明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后，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绩足以分发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此班的（如陆啸钊等人）；有的是因入学成绩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并且知道我们这班是第二届，头一年还有一班第一届（苏秋镇那班），两届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当时考大学是四校院联招，四校院是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师范大学前身）、省立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前身），我们这一百五十人考试成绩都在后面三个学院学生之上，却不能如他们那样念四年。戴方帽子，当然群情愤激，认为无异上当。班上同学谢世闻，以“陋闻”为笔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谈台大的法律专科》，就指出“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以上种种，经同学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们“刑法总则”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我们“中国司法组织”的徐世贤（李无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从善如流，赞成改制，于是，法律专修科决定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原有的法律系改为法学组，一百五十位同学闻讯欢喜，一两年的怄气，顿时一扫而空。
　　我个人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由于胡家伦为我恶补数学，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从此我告别了法学院，但是并未告别法学院的许多朋友，朋友中陆啸钊者，此中之尤也。我初与陆啸钊长谈，在念法律专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书，他走过来聊天，并拿他写的一篇署名《青鸟》的文章给我看，我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他颇为折服，从此成为好友。陆啸钊又精明又聪明，对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赶回台中，全班同学捐了一大笔钱送我，捐钱时人人都捐，唯独陆啸钊不肯，理由是：“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史静波、邵显章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钱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岁生日后两天死的，死于脑溢血，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李华俊在等我，告诉我死讯，并陪我到停灵处，因为天热，当时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我为之泪下。晚上我找谭洁力，她有照相机，我请她为棺材拍了两张照片存念（谭洁力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我暗恋她，她生病住院时还去看过她，可是一言未发就走了）。
　　爸爸当时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为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教过谭洁力等几十人，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当时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还目击李鼎彝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丧礼改革！那时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我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干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
　　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
　　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
　　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
　　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
　　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
　　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
　　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出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热心教学，
　　他在校中教两班中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而薪俸
　　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
　　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强得到解决了，
　　但时仅三年，却由于操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子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子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头子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子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做子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即去一中做职员，在训导处掌管全校操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宽操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爸爸留给我二项有形的遗产：一、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残缺不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爸戴的，最后留给了我。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入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原来中文是叶庆炳教的，第一次缴作文，他虽在班上公开夸奖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讨厌他，认为他没有学问却装腔作势，后来我拒绝背书，他声言给我不及格。他的老师——中文系的郑骞在旁讲了一句话：“李敖的中文不及格，谁的中文及格呀？”叶庆炳有所顾忌，给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只七一·三一分，第二学期只六五·四五分，成绩之烂，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始终自喜我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我在中学时，偶尔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学生，清纯无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视出一片灵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里很穷，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就读的学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课极好。我高三时休学在家，写了很多情书给她，每封都称呼她叫“罗”，都等她在放学经过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说一句话。我进台大法学院后，情书改由我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每封都谈天说地，都很长，有一封长达八十三页，后来因故中断。爸爸死后，她写信给我，于是重续前情。我重考进台大文学院时，她考入台大理学院化学系，住女生宿舍，我却没去找她，还在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约我在入夜的校园相见，从此陷入热恋。碧潭泛舟、傅园过夜、图书馆双进双出。……到处是两人的身影。有一段时间我送报。送全台大各单位的报纸，早上未明即起，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再赶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时候，她一定等候在门，双手奉上为我冲的热牛奶。感情好到这种程度，不但同居，并且在大二时，她干脆转出了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在她转出时，有一个化工系的学生转进化学系，就是李远哲）与我同班了。不过，相恋得太满也就是晴阴圆缺的开始，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并且态度坚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以为女人改变我的信仰，这下子构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对我的借口，当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这对开小店的她的家人说来，诚属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诉我：“1949年刚来台湾时，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我沿街去卖，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得我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她的脚踏车丢了，她痛苦极了，写了一大篇文章，题目是“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文章哀婉、凄楚感人。家境的艰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的敌忾，我和她有一对石印，她父亲发现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颗印，磨去名字退还给我；而她的母亲则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使我对虔诚的基督徒的作风，有了极深的印象。“罗”的功课各科都好，考大学时，中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告诉我：那届中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见“罗”在中文上的功力。以那种功力，与我互写情书，内容精彩，可以想像。不过这些信都烧掉了。“罗”送我一个本子，原来整本抄的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学时没钱买书，那时代也没有影印机，所以她就手抄了整本书。她的字迹秀丽、思路敏捷、聪明过人，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论眼神、论才气、论聪敏、论慧黠，无人能出其右。两人分手之夜，她把内裤送给我，纵《红楼梦》的花袭人亦不若也。
　　“罗”的离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那时我年轻，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被同房的翁松燃发现，强拉我去台大医院洗肠。在我《大学札记》、《大学后期日记》甚至《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怎样励志自勉，度过那最大的困境。其实，度过的根本方法不在励志自勉，而该赶紧李代桃僵、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一如桃子没了，解决之道不是励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赶紧吃起李子来，有李子好吃，自然对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恋。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达成这一转换。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复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做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竣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做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
　　在台大时期，除了结识同学外，前辈人物结识了胡适。我跟胡适的关系与胡适的学生——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北京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逊，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台湾当局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第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玻殷海光吸收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做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订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眩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6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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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南下，在台中的好友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送行，张光锦还特别送我一支圆珠笔，我用那支圆珠笔做起点，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一共一年半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日记。
　　我编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
　　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活，这种东北人孙玉华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
　　入伍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于建业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刘勤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虽在军队，我仍展示出我又守原则、又粗犷、又狡猾的一面，我曾声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二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周旋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工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路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六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军俘虏，女干部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子弹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官长部”以外，“士兵部”更是形形色色。年轻的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还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阿兵哥的程度如此，阿兵哥的岳父大人也不后人。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至于老兵班长更妙，我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郑金海性好训话，部队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另有老兵说：“耶稣是玛利亚人。”老兵如此，老军官亦不后人。我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当时军中硬性规定：自大陆随军来台的战士即所谓老兵，不准退伍，也形同不准结婚，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也。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老兵——张永亭。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尝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多又杂乱，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零炮。排长以下，有排副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零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副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的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分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像张永亭因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佯骂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止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沿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欲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潘毓刚非国民党，被分发到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六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四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九点三十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零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远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援，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大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馊事，我终身难忘。因我影响了“连测验”成绩，对连长俞克勤，我至今愧疚。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蔽姨苏饣埃肫稹毒稍肌ぴ疾恰贰拔页嗌沓鲇谀柑ィ脖爻嗌砉榛亍敝铮罡姓庞劳ざ匀松刮蛑睿挠泄湃ぁ?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赔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罗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荔拔林。第一天由五点二十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大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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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
　　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
　　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
　　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
　　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
　　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
　　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
　　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
　　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
　　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
　　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
　　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
　　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
　　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
　　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
　　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
　　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
　　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
　　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
　　“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
　　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
　　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
　　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
　　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
　　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
　　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
　　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
　　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
　　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
　　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
　　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
　　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
　　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
　　“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
　　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
　　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
　　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
　　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
　　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
　　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
　　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
　　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
　　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
　　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
　　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
　　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
　　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
　　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
　　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
　　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
　　弃了。
　　　　台中十一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竣方印
　　（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
　　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
　　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
　　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律
　　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
　　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
　　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
　　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
　　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
　　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
　　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
　　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
　　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
　　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
　　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
　　“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
　　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
　　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
　　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
　　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
　　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
　　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
　　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
　　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
　　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
　　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
　　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
　　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
　　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
　　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
　　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
　　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
　　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
　　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
　　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
　　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
　　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
　　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
　　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
　　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
　　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
　　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
　　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
　　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
　　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
　　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
　　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
　　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
　　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
　　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
　　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
　　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
　　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
　　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
　　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
　　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
　　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
　　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
　　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
　　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
　　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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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祝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上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台湾当局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当局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当局”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玻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卜。……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产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产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
　　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
　　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
　　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
　　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
　　“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
　　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
　　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
　　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
　　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
　　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
　　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
　　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
　　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
　　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
　　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
　　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
　　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
　　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
　　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
　　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
　　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
　　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
　　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舰陈般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他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馐枪呕八档摹捌都呓救恕保≌馐且桓鲇腥伺趼钗奕烁仪氲某粑娜说囊坏愠艏茏樱……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部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先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梦一常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雹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圣长得小眼方脸，面似京戏中的曹操，讲话深沉多伏笔。是我所见过的城府最深的人物。在他把我请走以前，他对我一直不错，有历史上的疑难杂症，就把我请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盼我解决。有一次，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陶希圣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我不知道最后陶希圣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离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声请，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荫祖作证，要高荫祖证明我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我遂写一封信致高荫祖，信中主题很明显，就是声明我立场的坚定。那场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叶明勋都和解出局了，萧孟能在亲朋父执辈的压力下几度想和，高荫祖承陶希圣之命也一再劝和，我写这封信，就在塞劝和者之口，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了他以文献会执行秘书名义复法院的信，并非他矫命所为，而是陶希圣亲笔起草，叫他抄好发出的，原信是：

　　一、1963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大函敬悉。
　　二、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
　　三、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阅。凡此皆不发生所谓窃取或盗用问题。
　　四、特复请关行照。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执行秘书　高荫祖
　　　　　　　　　　　　　　　　　　　　　　1962年7月4日

　　法院同时也收到“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复信：

　　“国史馆”函1963年7月2日（“五二”）台史总字第一七二号受文者：台北地方法院一、贵院本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函敬悉。
　　二、查本馆库藏史料及档案文书，萧孟能与李敖并未亦无从窃取或盗用。
　　三、复请惠察。
　　　　　　　　　　　　　　　　　　　　　　 馆长　罗家伦

　　以上两封复信，证实了胡秋原所说，全是疑神疑鬼，他“以为”我窃取，盗用“国家机关”档案文书掀他的底，其实那些资料只是旧报纸，学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为”李敖公布的闽变叛国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有，由情治机关提供用来打击他，其实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国的旧杂志上，只要博学用心就可查到。不过他这一疑神疑鬼，对他倒有一个好处：情治机关为了避嫌、为了打击文星，倒也乐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总政治部王升、曹敏等的关系是不简单的，从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看出跟其他情治单位的暗盘，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只不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到于与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郑学稼，也同样犯了疑神疑鬼的赞美。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在笔仗当时，郑学稼发表《我控诉》说：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栽，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和胡秋原的“以为”一样，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零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像》哪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关系匪浅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去“以为”去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功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死后，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我举这些例子，意在说明，当时发生那么多的纠纷，都祸起胡秋原他们一念之差，他们不相信刚出道的一个青年人在独来独往的写文章，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有幕后人在打击他们，若他们真的知道这青年人全无后台、全无背景，也许他们就不会那么介意了。四百年前，特立独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说：“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为“不知我者”的疑神疑鬼，最后，你万古留令名，他们千秋挨臭骂。他们辛辛苦苦地“毁”人不倦，其实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脚卵石而已。“毁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多年以后，胡秋原回忆说陶希圣和他前嫌尽弃了，又是好朋友了，我得知后，为之一笑。我笑陶希圣空在李敖头上做了一场好梦，最后撇清李敖，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太小看了李敖。李敖是要举行最后审判的，他难逃李敖的最后笔伐。陶希圣在开革李敖二十五年后－－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岁。死后，他的儿子陶龙生写了一篇《陶希圣先生秘辛》，发表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透露陶希圣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龙生说：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要我记下来，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我现在写出一二。”“写出一二”的内容原来是：陶希圣去做汉奸，是蒋介石秘密派他去卧底的。换句话说，他去做汉奸，是暗中得到钦命的，所以别人做汉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圣却是例外，仍得蒋介石重用。其实这些说词，是站不住的。因为在我们得知的秘件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例如陶希圣出走香港后，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适，说：“希‘圣’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此后希［圣］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可见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回中央讨赏领奖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况，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明说“脱离战地，背叛国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在“总统蒋公”诔词中又明说“不杀之恩，愧无以报”，可见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因卧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该杀之有哉？结论是：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固然有的汉奸是钦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圣却不在此类。他死前犹欲以玄虚自清欺人，临终授命，教儿子扯谎，结果被我拆穿，适见其加倍无耻而已！
　　因为陶希圣城府最深，所以同他办事，也得“阴险”一点。文献会同仁以夏天太热，想呈文陶希圣买电扇，我说你们呈文买电扇，陶老板是不会同意的，你们要高抬价码，呈文买冷气机才成。他舍不得买冷气机，觉得抱歉，就会给你们买电扇代替了。——这个故事，显示了我的“阴险”，可以智胜陶汉奸。他临终授命最后被我拆穿，真可谓“生诸葛走死仲达”了！
　　至于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三年，枯燥中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称我之名，而叫“李匪帮”，我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叫我“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成“李匪帮”，所以吓人倒怪。还有一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他律师，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疯卖傻、两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说我好话，并代我辩护起来，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他了。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三十五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已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王企祥（李远哲的老师）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我听了大笑，我说：“你终于学到了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学不到跟李敖做敌人的窍门，以致被我没完没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货公司碰到台大老同学卢华栋，十多年不见了。上次见他是他出狱后，我去看他，并小送金钱。此后“一别音容两渺茫”。卢华栋出狱第二年即已经结婚生子，洗手不涉及政治，对党外活动，亦所知茫然。我劝他写一点狱中回忆，他说他已专心从商了。我说：“就这样的不干了？”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干了。”我说：“这样被国民党欺负了，就算了？”他说：“就算了。”我在牢里听黄毅辛说，特务们整卢华栋，甚至把万金油涂在他眼珠上，其凶残可想，可是卢华栋统统“就算了”。我的人生观绝不如此，我从来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万里追”，这一性格，最像犹太人。陶希圣、胡秋原这些湖北佬，如今死的死、老的老，仍难逃我们东北人的斧钺，惟我李敖，毋太犹乎？
9　《文星》（1962—1966　二十七到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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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在台北开了文星书店；五年后，1957年，这对夫妇又创办了《文星》。1958年，二十三岁的我写信给马宏祥，谈到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的构想，我构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思想的传布”。我在信中举“台北文星书店及敦煌书店的主持人”为例，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文化商人”。这封信中所构想的“文化商人”，其实我们那些穷大学生是没能力做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有钱的老子可以资助。所以，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升别的“文化商人”，使他们少一点商业，多一点文化。这一构想，我在新店山居时付诸实行了。1961年冬天，我写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杂志发起人之一陈立峰那时做主编，看了我文章，对我极为倾倒，他介绍萧孟能认识了我。至于萧太太朱婉坚，我倒早就认识，因为我们到衡阳街逛书店，都会看到她。她亲自照顾店面，每天十二个小时，既能干又肯为理想吃苦，早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
　　《文星》创刊在1957年11月；被封在1965年12月，共出了九十八期，它前后八年两个月的生命，乍看虽不算短，细察却并不长，因为它的生命，不是从第一年开始的，而是从第五年开始的。杂志半年一卷，第五年开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从这一期开始，李敖出现，《文星》改观。
　　在李敖出现前四年的《文星》里，就是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的这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虽然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大体上说，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杂志，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我进《文星》，首先以三篇文章定乾坤。在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又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只凭三篇文章，就带动了思想界文化界的高潮。当时正值胡适摔死，加上胡秋原等人对我疑神疑鬼等因素，于是不但高潮，且高潮迭起，形成了文化论战。胡秋原等人在文化论战中被“李敖之流”打败了。因而迁怒《文星》，但《文星》在处理双方论战文字上，当时其实是偏袒胡秋原他们的。我在1962年4月，曾写信给主编陈立峰（小鲁）有这样的话：

　　　　最近听说有人批评你们偏袒“李敖之流”。我想，这些批评你们的人
　　的心眼儿一定长在胳肢窝里！据“李敖之流”看来，你们偏袒的对象正好
　　相反。“李敖之流”深觉“陈小鲁之流”在偏袒“他们”。盖陈小鲁萧孟
　　能似绝舍不得拿六万字的篇幅，让李敖登篇“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
　　——但却让胡秋原空前绝后地开了例！同时你们似乎也绝不答应李敖写篇
　　破口大骂的十二页长文，直骂到别人的爹妈。——但却让郑学稼毫无忌惮
　　地开了风气之先！
　　　　唉！小鲁尼！你不公平！

　　《文星》当时所以偏袒，因为主持人跟胡秋原他们有私交，跟李敖却只是初识。胡秋原当时跟《文星》过从之密，已到了从小儿学费到房子押租到支票贴现，都要向萧孟能伸手的地步（有三封他亲笔信为证）。他翻脸后，对萧孟能百般丑低，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胡秋原的密友郑学稼也参加一份。郑学稼说萧孟能如何如何，但他为什么不感谢萧孟能为他砸招牌印他翻译的《自由论》？这本书，译得错谬连篇、笑话百出，文星书店竟出版这种程度的书，真丢死人！（这样子胡乱出书，直到我进入《文星》后，才替《文星》稳住水平。）又如徐高阮在胡秋原的杂志上痛诋《文星》利用胡适，殊不知他早就肯定“《文星》对得住胡先生，只有《文星》对得住胡先生了”（有一封他亲笔信为证。）……如今我翻出这些底牌，目的就在说明，《文星》本来未尝不是胡秋原他们的园地，只是这块园地，最后被李敖“优胜劣败”了而已。
　　早在1963年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后来陈立峰离职，萧孟能找我帮忙，我不拘形式，替《文星》稳住水平。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麻烦是他的人事关系太好，因人情而来的稿件太多，所以清除起来，颇费口舌。萧孟能很容易被我说服，但是要一一说服，并把他的人事关系一一破坏，也太累太没必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文星》只要稳住水平就好了，那是萧孟能的杂志，可怜可怜他吧！”于是，就在这种互相迁就下，《文星》一期期杂志办了出来，一本本书印了出来，严格地说，它不是李敖水平的产物，只是就原有水平，经李敖提升的产物而已。
　　有一次，萧孟能受了压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出“内政部”来函，函中要求“嗣后注意改进”不要攻击医师法及“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我就大为不满，在次期里，我就登出“李敖的两句话：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在10月8日的札记里，我写道：“我极为这封窝囊的复“内政部”函恼怒。傍晚很不客气地指责孟能。孟能夜来寓，谈到清早五时，”在《文星》共事的日子里，我和萧孟能从没吵过架，但为了维护立场，我也颇为坚持我的信念。那时萧孟能极能表现礼贤下士的大家风度，我还是继续替《文星》稳住水平，直到大祸临头为止。
　　《文星》在我的带头下，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慢慢使“官方”串连出这些推论：一、《文星》是“卖国”者。二。《文星》捧汉奸，是汉奸。三、《文星》是“匪谍头子”。四、《文星》走《自由中国》的路。五、《文星》是生活书店翻版。六、《文星》是判乱，协助台湾独立。七、《文星》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八、《文星》鼓吹两个中国言论。九、《文星》“在海外通共”。十、《文星》“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对中国文化。十二、《文星》煽动青年。十三《文星》影响民心士气。十四、《文星》诬蔑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对当局。十七、《文星》反对国民党。……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例如说《文星》是“卖国者”。按照常识，有卖国可能的人是把握政权的，权在一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等，《文星》有这种“资格”吗？卖国所犯法律上罪名是刑法中的外患罪，国民党的执法大将赵深，在“刑法分则实用”里已明说外患罪是“卖国”，《文星》既从未受过外患罪的公诉，又何能私予罪名？何况，一百六十多万方公里的外蒙古，早就给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卖光了，留下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仍旧在国民党手里，要卖也轮不到《文星》来卖吧？
　　由此可见，国民党利用这些人儿所给文星的罪名，竟是这些人照着镜子的自画像。但是，为了打击《文星》，国民党竞纵容真正的“隔海唱和”于不问。这些离奇的现象，直到主持宣传、管制书刊的马壁型人儿投共以后、乃至于政工头子王异型的人儿“亲共”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怎么回事了！
　　说“《文星》反对中国文化”，是有语病的。《文星》提倡现代化的使“中国”强大的方法，在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下，“中国文化”无助于“国富民强”，如果有助，清朝也不会国衰民弱地被外国欺负、被民国取代了。但《文星》这种立场，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文化，《文星》认为中国文化是学术的领域，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文星》反倒做得最多。翻开文星书店图书目录，一看便有上百册的研究中国文化书籍，都是证据。至于出版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并加上现代化的索引，更是研究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巨帙。《文星》这些成绩，比起诬蔑《文星》的人儿来，真“好有一比”！胡秋原的中华杂志社只印过两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就是他们拥护中国文化的实绩！仅能呈现这样可怜成绩的人，他们居然骂《文星》，他们可真好意思啊！
　　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这个计划，我用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的香港书展为例，《文星》已成为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黯然失色：这次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册数有两万七千四百册。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十分之九的地位，剩下的十分之一，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这样子的风光，自然不是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所以，第二年（1966）书展一开始，文星书店负责人朱婉坚就不准出境，直到书展结束那一天才准她离开台湾，她赶到香港，只能参加闭幕式了。到了第三年（1967），就索性不准《文星》参加了。“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正此之谓也！
　　最后，大祸像一张禁网，终于慢慢临头了。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以“（“54”）训唤五九八四号”代电来，说：

　　　　查《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
　　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
　　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
　　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这一查禁命令是真的，罪名却是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反共有据，何来“为中共宣传”？反共文章容或要配图片，岂可一配图片就是“为中共宣传”？但警总是有理讲不清的衙门，《文星》虽于9月3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要求“撤销对于《文星》杂志第九十期查禁及扣押之处分”，当然毫无效果。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这年十一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出身，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出版，我同意了。不料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这是很荒唐的事，因为它依法无据。我自然严词拒绝了。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发发不可终日，这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华时报》前身）余纪忠的冲突，我索性“趁火打劫”，趁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谢然之的错误。这种错误，一方面是属于政策上和技术上的；一方面是属于为人上和品格上的。我以反讽的口吻，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必须放弃一切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以自反代报复”“以说服代斗争”的指示，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要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的指示。……我写道：

　　　　从这些标准来看谢然之先生的党务工作方式，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表现
　　是与蒋总裁的指示完全背道而驰。从他所作所为的表现中，我们似乎看不
　　到他对“化敌为友”的努力，“注重思想启发”的努力，或是“采取说服
　　的态度”的努力，我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凭借权力，压制他人”，只是他
　　的“偏激的、狭隘的、不容忍的作风”！

　　我又写道：

　　　　蒋总裁这段指示，对谢然之说来，他又做到了哪一点呢？他改善了
　　“一反过去立门户、分派系、拒人千里之外的作风”了吗？正相反的，他
　　不但没有“以组织的活动改变个人的作风”，反倒以他个人的“活动”改
　　变了组织的“作风”！

　　上面这种言论，当然不是谢然之容忍得了的，也不是国民党容忍得了的。国民党立刻动手了，12月26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忙下一期的《文星》，萧孟能走进来，平静地说：“别忙了，休息休息吧，命令下来了，我们杂志被罚停刊了。”就这样的，《文星》进入了坟墓和历史。当时虽然是以查禁一年的行政命令行使的，但是快到一年后，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同兹，忽收到国民党函件，明告“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形式上是缓和的、宽大的，骨子里却是激烈的、小气的。当然，这种事不能全怪谢然之，因为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事，他只是统计学上的抽样罢了。这由谢然之后来虽叛党不归、国民党的作风却依然故我可以为证。不过，对国民党的论定、对国民党员谢然之型的论定，却是千秋之笔，永远无法消灭了。
　　整个事件的演变中，我与国民党既无渊源也不愿有渊源，且不善自保，一路死硬派；萧孟能倒与国民党有渊源，这种渊源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萧孟能的老子是国民党萧同兹。萧同兹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做到1950年，做了十八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64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文星》能够拖那么久，与萧同兹挡在那儿，极有关系。虽然萧同兹本人，却是大而化之，从不管事。他同我吃过多次饭，也聊过多次天，我过三十岁生日时，他在他家亲自招待，颇见盛情。显然的，他把《文星》看做他儿子萧孟能的事业，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萧孟能有跟李敖的独立立场，但有人或许不了解这一点，或有意不愿这样了解，自然就把萧同兹扯进来了。这是绝对与萧同兹的立身行事不符的，也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萧同兹跟《文星》的关系，一如萧孟能同国民党的关系，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他是《文星》萧孟能的老子，如此而已。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但他能置身事外的，他都置身事外。所以，怪《文星》怪到萧同兹头上，是对这位老先生不公平的。至于说因为他成为靠山而使《文星》得以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则是实情。但这种靠山作用，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怪现象，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中常会上，自谢然之以下的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青天白日下的奥妙，原来在此！萧同兹对文星虽然无为不治，但他的老面子，却使消灭文星的作业为之碍手碍脚不已。萧孟能得幸有这样的好老子，使他先天得以自保，这是不消说的。最后李敖不能免于为《文星》坐牢而萧孟能能免，这自是主要原因。
　　《文星》被停刊一年，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今：“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即将被封，就在眼前。蒋介石下令封闭《文星》，这当然会造成他和老同志萧同兹间的不快。为防止这一不快，萧同兹早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
　　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
　　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间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
　　止发行。

　　很显然的，萧同兹还未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之前，《文星》已被李敖惹出更大的祸事来了。于是，蒋介石不耐烦了，终于下达了封闭手令。
　　这时候，萧同兹在国民党中的多年耕耘有了收获，在蒋介石封闭手令到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手中的时候，张群“党党相护”，偷偷压住了公文，火速通知了萧同兹。于是决定大家演戏如下：第一步，由黄少谷、黄杰拜访张群，表示萧同兹愿出面整理《文星》，盼能转陈“总统”。第二步，由张群表示应提书面报告。第三步，由萧同兹提书面报告并向张群恳陈衷曲。第四步，由张群签呈“总统”。以上第一次手续，显然向蒋介石保证，萧同兹的报告，是由黄少谷、黄杰两人“背书”的，同时也可使张群推卸责任，表示他所以代呈报告，乃是基于黄少谷、黄杰的面请，并非他个人有私于萧同兹也！——国民党元老真老吏哉！
　　于是，在1966年2月6日，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报告措词谨微，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即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这样的签呈：

　　　　（四）谨查萧同兹同志追随钧座深受培植担任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历
　　二十余年不无微劳其所呈各节情词尚属恳切兹既愿为文星书店负责彻底改
　　组拟饬作如下之处理
　　　　（1）文星书店应即彻底改组由萧同兹同志完全负责主持
　　　　（2）据报该书店正在高雄筹设分店而其主要编著人员李敖陆啸钊等亦
　　尚未脱离关系应即责成萧同兹同志一并负责处理予以停办并开除李陆两人
　　　　（3）应切实防止台港两地分歧分子，企图利用该书店进行渗透活动，
　　萧同兹同志应对其子萧孟能严加督导管束
　　　　（4）至于《文星》杂志停刊一年期满后应否复刊问题拟到时再行核办
　　　　以上所签是否可行谨检呈萧同兹原报告一件敬祈
　　核示谨呈
　　“总统”
　　　　　　　　　　　　　　　　　　　　 职　张群　1966年2月15日

　　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由于这五字御批，《文星》遂由萧同兹“老年人接了青年人棒子”。可是，我当时铁口直断，预言《文星》改组不会成功。我坚决相信的蒋介石纵然一时放过《文星》，但蒋经国不会放过，这一判断，愈来愈证明准确了。在表面上，《文星》似乎惹来了私人方面的不少麻烦，从“皤然一公”（胡秋原）到“公然一婆”（胡适夫人江冬秀），都大有人在。但这些纠缠，不论当事人是自知的还是不自知的，其实都是公家方面的棋子而已。《文星》既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国民党眼中钉的递补者；封杀《文星》既成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厌其精，是“公私合营”式的。——在“公”的手法动手前后，多次以“私”的手法打前站，先制造空气，也就不足为奇。
　　1966年3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胡秋原“得风气之先”，扩大事态，上书全会，说萧同兹“背党卖国”、“萧同兹父子书店近四年来之活动，乃与‘匪帮’盲进运动相呼应”、‘与共党近数年之全面盲进相呼应”、“相配合”等等；另一方面，早在1964年起，情治背景的国民党就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写《文化界中一枝毒草》、《〈文星〉与李敖》等书的侯立朝。1985年5月25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连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在二十年后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并得到蒋经国亲自指挥消灭《文星》的人证！
　　不论“皤然一公”也好、不论“公然一婆”也罢、不论“蒋经国的打手”也行……这些都是外表的纠缠与制造空气，最后消灭《文星》，还得靠内部作业的完成和官方正式出面动手。
　　早在《文星》被勒令停刊后第八天（196年1月4日），警总就以（“54”）训唤字第九三四五号查禁了《文星》第九十七期和李敖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3月22日，蒋介石批下了“可如拟试办”的张群签呈，表面上，似乎有诚意让文星活下去；骨子里，却大有花样！
　　在《文星》改组过程中，7月18日，警总忽然以（“55”）宫控字第四三六四号到四三七四号十一张联号公文，查禁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陆啸钊的《恶法录及其他》、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我志未酬》和于熙俭翻译的《邓肯女士自传》。这种印钞票式的联号查禁，是很荒谬的。例如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此书初版于1963年9月，如今事隔四年，竟发现不妥，才予以查禁，试问这四年间几万本的上市流传，若“影响民心士气”，警总负责书刊审查诸公是吃什么的？所以这种查禁，纯属给《文星》改组好看，并无其他玄妙也。
　　当时《文星》改组，总编辑请的是军方人物胡汝森上校。胡汝森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道中校多次会面，1966年9月17日会面那次，据事后胡汝森记录，有这些对话：

　　　　李国瑾中校：最近李敖登广告要出十本书，我们对他一切来往读者的
　　情形十分清楚，但仍有两点疑虑：
　　　　1．不知这十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搅什么花样？
　　　　2．最担心是怕李敖借此搅问题，而萧孟能从中资助他。如果萧孟能万
　　一在财政上帮助李敖出书，而不幸出了问题，则又将牵连“《文星》案”，
　　一切将不好处理（李再三强调此点）。
　　　　胡汝森：
　　　　1．我对李敖出书的内容完全不知。
　　　　2．据我的常识判断，李敖出书，可以不必别人资助。萧孟能亦不会资
　　助李敖。10月28日，又有这些对话：
　　　　胡汝森；萧同兹先生嘱以私人身分将《文星》编委会第七次会议记录一
　　份，附11月份出版书目及内容表，拟出出版书籍初审意见表各一份，托转
　　交段副主任。
　　　　李国瑾中校：谢谢。这种私人方式的联系很好，可以加强互相的了解。
　　　　胡汝森：本公司原租之店铺，业主要收回拆建大楼，现准备搬往峨嵋街
　　五号，大约在12月份在新址营业。
　　　　李国瑾中校：
　　　　（1）并非夸大地说法，警总自总司令起下至各级官长，对萧老先生均
　　表敬仰，绝不会找他老人家麻烦，所有警总对《文星》的态度，均是善意的。
　　　　（2）《文星》案原是一件相当严重的大事，萧老先生毅然担负《文星》
　　改组的责任，将来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将占重要的一页。
　　　　（3）《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警备及“中央”党部对
　　《文星》改组后的进展，都曾有报告给最高党局，迄未认为达到试办完成的
　　阶段，这可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希望以后对书刊的出版，仍多慎重，以
　　免另生枝节。
　　　　（4）关于“保持原有风格”问题，警备已与中四组交换过意见，中四
　　组确曾有过此表示，但希望《文星》所保持者，乃其过往良好风格的一面。

　　我当时自谋生路，曾计划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警总抢劫并查禁我这十本书的时候，由李国道中校主持，此人面目可憎、程度低下、口蜜腹剑，又因态度虚伪，跟口中的蜜搭配不上，所以那种蜜，尤其令人作呕。胡汝森所说萧孟能没有资助李敖出书，全是事实，因为事实上，萧孟能当时够朋友得连个李敖在银行开户都不肯介绍（后来还是彭明敏看不过去，仗义介绍的），又何来资助？（胡汝森且以《文星》总编辑身分，被萧孟能派去参加这年11月7日徐高阮。胡秋原举办的声讨李敖大会呢！）至于萧同兹这边“以私人身分”不断把《文星》内部作业向警总交心，实际换得的，却是空忙一场。李国瑾到了10月28日，还说“‘《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还在向“最高当局”“报告”中，可见官方毫无诚意，一定要消灭《文星》而后快的。
　　拖到1967年，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了。这时候的萧同兹，发现他一年多的辛苦努力、一年多的卖老面子、一年多的委曲求全，似乎都无法挽救那既倒之狂澜了。官方的禁网，显然在愈收愈紧，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拖一天算一天。到了5月25日，有军方的秘密指示出现了。指示人是神秘的代号“端木青先生”，文号是（“56”）治侠字一二一六号函：内容略开是“……军中禁买《文星》书刊……检扣呈部凭处。……”这是许多讯号中的一个讯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当局正式出面动手，为期已不远了。
　　萧同兹把他的困境，托密友转告了张群和黄少谷，并透露了有结束《文星》的意思。密友转来了张群的七点意见和黄少谷的六点情报：

　　　　张：
　　　　一、同兹对党的功绩与忠贞，大家都了解，不是胡秋原或其他人等所
　　能抹杀的。
　　　　二、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但要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如
　　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就怕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
　　　　三、《文星》负债如许，万一如此，同兹如何下台，所以必得维持下
　　去。
　　　　四、要使《文星》维持下去，孟能必须彻底离开，即令不许会国外，
　　也不可再问《文星》的事。
　　　　五、董事会要改组，另找一适当的人任董事长，在政治方面挡风。
　　　　六、同兹自任经理，另找人住理，如明勋或友德等。
　　　　七、要改变生活方式。
　　　　黄：
　　　　一、他和某已经谈过数次，终不能Convince（说服）他。
　　　　二、《文星》破坏心防。
　　　　三、杂志如复刊，则同兹和老先生的关系便濒于破裂的边缘，而使岳
　　公无法下台。
　　　　四、官司一定打不赢。
　　　　五、老先生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如布雷（这下面，
　　似乎还有话）。
　　　　六、对父亲，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半信半疑；对李某，完全不相
　　信。

　　张群的七点意见中，第二点最值得注意。他说“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应属可信。因为张群固不懂什么《文星》的使命，但他懂萧同兹，他与萧同兹交情甚深，自然会帮忙。他说“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显然指他在“总统府”秘书长经手的事项与公文内，可以想办法，但是如果蒋经国“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他就帮不上忙了。黄少谷六点情报中，都值得注意。他说他不能说服“某”，“某”似是指蒋经国本人；他说《文星》的关键在上面已经认定“《文星》破坏心防”。他说“老先生（指蒋介石）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显然指萧同兹被蒙蔽而言。但奇怪的是，蒋介石自己，又受谁蒙蔽？蒋经国不正是他的“儿女”吗？他自己也不正是“老一辈的人”吗？明于知人而昧于察己，这岂不好笑吗？至于说“对父亲（指萧同兹），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指萧孟能），半信半疑；对李某（指李敖），完全不相信。”倒也真是符合国民党作风与判断之言，在这种真相与原案下，萧同兹纵有‘中朝大官老于事”的通天本领，又能苟延几时呢？
　　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文星》资料室本在我家隔壁，有六十六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编注）大，原与三十三坪的我家内部有门相通，我离《文星》，这道门就用砖封死了。这天下午我正和小情人小蕾（鲁肇岚）在家，听到隔壁有异动，开门一看，便衣与警察甚多，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以“财务未臻健全”为理由，要求蒋介石准他停业。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张群以（“五七”）台统（一）仁字第三八四三号函件，回复如下：

　　同兹吾兄大鉴　展诵2月5日
　　　　惠书敬悉一是关于文星书店财务未臻健全不能继续维持已决定停业一
　　节业已如嘱转陈奉“总统”批“阅”用特函复即请
　　囗照并颁
　　时绥
　　　　　　　　　　　　　　　　　　 张群　敬启　1968年2月23日

　　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地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3月15日上午十点，《文星》总经理郑锡华以“叛乱嫌疑”被捕，警总保安处人查问他，到下午五点半才放回；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叫郑锡华自动去报到，又查问他两次。到了2月20日上午十点，萧孟能的秘书钱诩平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受友人之托，有事找他面谈。萧孟能请钱诩平邀他们上楼，一进办公室，两人就出示“叛乱嫌疑”的传票，把萧孟能押进一五一○一九五二号黑色吉普车，开进保安处。问来问去，直问到下午四点半才放他出来。当晚十一点，萧孟能来我家，说警总说在《文星》资料室查到“思想杂谈”一禁书，想入他于罪。我说，《文星》资料室是我一手筹设的，有什么书我一清二楚，根本就没有这本书，这是他们趁搜查时栽赃的！既然事已如此，还是由我出来顶吧。说完我就立刻写了一纸证明书，由萧孟能带走了。证明书内容如下：

　　《文星》资料室于1965年8月18日正式集中资料，当时由本人负责管理、添购，当然由本人负全责。本人于1966年4月1日致信萧孟能，正式宣告离开《文星》，于8月1日正式完成交接，在这段期间内，资料室一切责任，仍应由本人担负，特此说明如上。今晚萧孟能来问有否“思想杂谈”一书事，经回忆，似无印象。《文星》资料室中图书太多，且无清册，又以隔时甚久，对一些书，实难确断其有无，合为附陈如上。
　　　　　　　　　　　　　　　　　　　 1968年2月20日夜 李敖 手具
　　附记：以上所说，如有疑义，本人愿做人证。

　　萧孟能把我的证明书送到警总，大概他们知道李敖有“有福先享、有难独当”的四海作风，且他们意在整《文星》，故对证明书并没重视。最后《文星》既听命结束，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将拜访萧同兹，当面询问《文星》是否确实自动结束？何时结束？萧同兹拿出他2月5日致张群的信和张群2月23日的回信给他看，说拟定在3月1日结束（后因百举待废，时间太促，改为4月1日）。当天下午五点，萧家的老佣人老彭（彭吉昌）留条子给萧孟能，请求介绍他另谋出路，晚上萧孟能问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佣人，大家处得很好，为什么不干了？老彭痛苦地说：“在家里做不下去了！”——原来警总逼他打主人的小报告，他不肯做不义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六点，《文星》召开临时股东会，做成“同意解散”记录。第二天，萧同兹致信警备总司令刘玉章，附上这一记录。3月3日，萧孟能托我代写结束广告与海报，以做最后的促销活动。3月4日，报上登出《文星》结束启事。
　　在《文星》指日可垮的情况下，人情冷暖也就怪态百出。2月26日，萧同兹的老朋友张明伟连二十四万都不放心借给《文星》了。2月29日，萧同兹的老朋友辜伟甫甚至派会计查问《文星》账目以防倒账了。3月8日，余光中来电要求收回他在《文星》出版的书，萧孟能答以：“如果作者都做此要求，《文星》的结束工作就没法办了。”于是余光中只好很勉强地挂了电话。3月15日，朱婉坚电告萧孟能，说郑少春告诉她，听说余光中、梁实秋、陈瑛（沉樱）三人在与律师研讨《文星》结束后，作者有无权收回已出售了的出版权。萧孟能为之又好气又好笑：“难道他们这班文人，最后逼我跟他们来一场官司，制造一个文化界的高潮？”……
　　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令自己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分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才走。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人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
　　1968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了这样的尾声：

　　　　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
　　　　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
　　　　（专为《纽约时报》而作）
　　　　台北、台湾，3月16日——《文星》书店宣布将于4月1日关门。它的消
　　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们以及数
　　不尽的大专学生们，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按格林尼治村是纽约文化人和新思想者
　　的集中地）来看《文星》人物，一定认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
　　湾，《文星》却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诚的表征。
　　　　文星公司的首脑人物萧孟能，最近在公开场合已见不到他，所以也无
　　法找到他发表对《文星》关门的意见。但跟《文星》书店接近的人们，却
　　纷纷指出，《文星》在强大压力下关门，全是治安当局的杰作。
　　　　治安审问
　　　　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做为
　　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眉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
　　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
　　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
　　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
　　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无讳
　　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
　　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
　　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
　　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
　　　　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社会，没疑问是保守
　　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
　　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
　　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
　　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