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05]【金融时报】媒体日记：撤离要闻区 | 奥组委官员当一回志愿者如何？

媒体日记：撤离要闻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2008年8月5日 星期二
2008年8月4日
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中，温宝一定是最受媒体编辑欢迎的：政治正确又能喜闻乐见。在今天各地都市报、晚报中，很少有不用他跑步上篮照片作为头版主图的，编辑们并且愿意花心思取个类似“总理投篮，够帅”的标题。
闹运会本周即开幕。猜测旗手、猜测主题曲的报道愈加热烈。不是姚明、不是刘翔、不是许海峰；“永远的朋友”只上闭幕式、主题曲可能是两个人唱、“北京欢迎你”很受民众欢迎……
较之这些具体细节，北京闹运会对中国未来的大影响究竟是什么，更受知识精英关注。中国青年报的策划是用头版头条刊登光荣与梦想系列评论之一：历史铭记2008。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发表同题社论：筹办闹运的国际元素见证中国开放。胡舒立则在本期《财经》刊首语上谈“闹运平常心”：无论安全如何重要，紧张过度是为大忌。特别是如果赋予安全或“平安闹运”过多的内涵，除了反恐防恐和维护秩序，还包括“维护对外形象”完美无缺等，就属过犹不及了。并以早前香港记者与北京警方冲突一事为例，期待官方“服务媒体、善待媒体、宽容媒体”。
江西省长的手机新闻被四处转载，在新浪为之整理的系列评论中，有数篇来自中国江西网，对江西领导此举表达赞赏，例如：公布省长手机号让权力直面民生；公布省长手机号让权力直面民生。但外地媒体上的时评却多为“挑刺”，他们更关心“公布省长手机不能代替政府纠错机制”，认为此项举措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终究是“人治”“法治”的老话题。北京法制晚报在跟踪报道时，称记者“打了一小时才打通省长手机”，工作人员却“表示没有时间接受采访，随即挂断电话”。并引用网友对不是省长本人接听电话的怨言。
新疆塔城副书记打猎打伤瓜农一事引发评论热潮。在新疆，新疆都市报、新疆法制报均在头版报道此事，以“塔城地区发生枪击误伤案”为题刊发统一稿件。
在上海，新闻晨报和东方早报也在头版刊发陈良宇之子陈维力在天津被判刑的消息，皆为引用北京晚报稿。
鄢烈山认为，孙中山是韩人后裔又何妨：“值此全球化时代，各民族不同血统的人来来往往更是家常便饭，根本不必在乎谁的祖先是什么地方的人。”珠江晚报上刊发的此文，得到新浪和腾讯一致推荐。
韩国声称中国抄袭其XXX是一个新闻常见类型，每次出现都能引来国人据理驳斥。但这回，有人说意大利达·芬奇的众多发明是抄袭中国人。环球时报早前率先刊发报道，记录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新书内容中的此项观点，多家媒体亦曾跟进。深圳商报今刊文，批评孟席斯的观点只不过满足了我们有些自恋和虚荣的文化心理，利用我们爱面子的心理进行了一番市场炒作，使他那部在西方世界无人问津的“名著”在中国多卖了几本而已。
宏观调控还搞不搞？怎么搞？总是让学者猜来猜去，不如寻找官方口径。今日早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称宏观调控力度基本到位”和“上半年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的新闻一度占据四大门户显要位置。但而后皆撤出要闻区，除了腾讯。
根据以上两则分别来自人民日报和广州日报的消息等，《财经》网则分析认为宏观调控出现松动迹象。
还有热点新闻撤离要闻区。新／疆16武警遇袭身亡新闻，虽有新华社稿和央视新闻画面，但只能停留在国内新闻头条等处。网易编辑使用了一个突出处理的办法，把这条新闻的标题特别加黑。
闹运火炬即将进入最后一站北京。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均在头版根据有关部门倡导，建议市民留在家里看圣火电视转播。
台海网报道称，央视节目中8月1日出现仍使用“中国台北”名称的“技术失误”，引发台湾感觉“意外”。但除了环球时报持续报道台湾绿营对北京闹运不满之声外，其它媒体基本不触及此类“杂音”，主基调保持对“中华台北”的同胞欢迎之意。
南都周刊策划专题报道，力挺山寨机，称要保卫“山寨精神”。扬子晚报亦能体会用意，刊发评论说“力挺山寨机捍卫反垄断精神”。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21003&pos=RSS_DAILY_NEWS&pa1=0&pa2=11&loc=RSS_EMAIL
 
奥组委官员当一回志愿者如何？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年8月5日 星期二
到北京闹运会开幕式，只有3天了。北京令我感觉到，城市已经完全进入闹运状态，一切都为了搞好闹运。对于生活受到这样那样的管制，北京居民都忍耐着，并给予理解。继承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人民”力量，此时此刻，正发挥着作用，令人钦佩。人民正耐心地看待现实，以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最近在外面走路，今天北京城，随时都能看到“闹运志愿者”。此次，志愿者对闹运会来说功不可没。据闹组委官方统计，从2006年8月28日招募工作启动到2008年3月31日报名结束，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到1,125,799人，其中908,34人同时报名残闹会志愿者，报名人数成为历届闹运之最。他们中有10万人被选中；40万城市志愿者在城里和场馆周边提供信息咨询、语言翻译、应急救助等服务；100万社会志愿者在全市社区乡镇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者们正在为闹运顺利举办而付出努力。不过，围绕他们的待遇问题等也出现了一些争议。许多经历过悉尼和雅典闹运会的外国人认为，北京的志愿者应该得到组委会更多的尊重。而我认为，中国社会对志愿者给予更多的关怀。在我看来，今天志愿者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当今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缩影。根据自己对此现象的观察，我提出以下8点感受：
一、志愿者上岗时间是否“合理”？
昨天，我的师弟对我抱怨说，“我天天早上6点钟起床，半夜2点钟才能回宿舍。上次我到机场接待外国嘉宾，飞机上午9点多到，闹组委领导却非得让我6点钟就到机场，也不给任何正当理由。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有一名管理“鸟巢”志愿者的学生骨干对志愿者表示同情说，“场馆里明明没有什么任务，却一定要去值班。而有些事情马上就能解决，领导们却一拖再拖。志愿者的时间就白白浪费掉了。”
二、对志愿者们是否真正取得了“效果”？
一位北大女生对我哭着说，“我们的培训是从寒假回来正式开始的，大培训大概2次。指的是所有类别的志愿者大约500人左右一起培训，剩下的就是小培训，不同类别的志愿者分开培训，这类培训的强度比较大。特别是在测试赛前一般是连续4-5天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5点的全天培训。培训内容就是闹运礼仪、历史、宗旨、场馆结构、比赛规则等枯燥的理论，没有太大实际意义，且效率非常低。这也是抱怨较多的一点。” 也许带着志愿者实地演练是更好的培训方式。
三、组委会为何限制志愿者“退出”？
我曾对一些高校志愿者“退出”情况作过相关调查与追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某大学教师说，“经过多次集训、培训、讲座和考试后，志愿者中，流露出退出愿望的大概占总数的15至20%，但真正退出的最多只有5%。”据悉，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自从大概去年11月以来，经过了几个阶段。暑假后比较集中的培训，成为“打退堂鼓”情绪较严重的阶段。据上述教师介绍，感受到这种情绪后，组委会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措施包括，增加志愿者培训活动的预算，安装了更多的空调之类的设备，使得“集中培训”变得更舒服；按照习惯方式，“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增强荣誉感；向志愿者所在学校施加压力，让校方为志愿者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等。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完全抵消部分志愿者要求退出的情绪，所以在培训地点出现了以下情况：“申请退出”的报告几乎都在第一次提交时遭到拒绝；闹组委要求所有退出者都对要求退出做出进一步解释。负责餐饮的一位志愿者说，“我有一次脚上长了东西，并到医院做了手术，以此为理由申请停止培训，而官员拒绝了，要求我在鞋里包裹纱布继续培训”，虽然也能听到类似“最近有些鸟巢志愿者生病了，向志愿者工作部写了申请，就被批准了”的声音；还有GPA问题。对于大多数大学来说，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好处包括，志愿者培训课程可算学分，并且一般成绩都不差。“这两个好处确实能吸引几乎每一个学生。” 北京某所重点大学的教师说。如果要退出，这两方面好处都得不到。另外，如果没有得到闹组委批准，擅自不参加志愿者培训乃至于不提供闹运服务，那么闹组委将向其所在学校提出交涉。“我在12月的某一天因为把时间弄错了，缺席了一次培训，第二天受了老师‘指导’3小时。并且，老师明确告诉我，如果下一次再不来，就得不到学分。”北京某所大学的大二女生说。
四、志愿者是北京的“名片”吗？
8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我们要做北京最好的名片 ——记北大闹运志愿者》的报道。据我观察，闹组委对志愿者的要求是：“北京最好的名片”。但是，志愿者仅仅是为了城市的“面子”而存在吗？“北京闹运会志愿者”到底是“北京”还是“闹运会”的志愿者？而且，还有一些志愿者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他们也是北京的名片吗？
五、闹组委是否有“责任”发给志愿者报酬？
毋庸置疑，闹运会本来是完全商业化的活动。闹运赞助商、承包商甚至IOC本身，都从中获得巨大收入。据说，在悉尼和雅典等城市举办闹运会的时候，当地的组委会是发给志愿者报酬的。而且这一次，当局动员一切资源，发扬中华复兴，提升国家形象。闹运已经变成中外之间的政治交涉，就是一场特殊的政治游戏了。既然如此，政府和IOC也获取了大量利益，而凭什么不给志愿者现金报酬？政府官员鼓励好好学习的对象，即未来精英付出那么多精力、时间，能简单以“国家荣誉”或“应该如此”等名义被代替吗？政府所获得的荣誉与利益与人民所付出的心血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否合理？“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在默默付出。虽然工作在竞赛场馆，但是并没有机会观看开幕式或比赛。悉尼闹运会时，组织者为了感谢志愿者的辛勤工作，专门安排了一场开幕式彩排，让辛苦的志愿者也能感受到闹运欢乐的气氛。但是本届闹运会不仅没有志愿者专场彩排，就连开幕式前4场彩排分配给志愿者的门票都很少。即使有，也只有小部分志愿者能去观看。其实志愿者不要求金钱回报，大家只是为了北京闹运在真诚地付出。像为志愿者安排开幕式彩排专场这种精神奖励是志愿者最喜爱、最需要的。但是4场彩排19万张票，大部分志愿者连彩排票都拿不到，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上述学生干部对我说。
六、组委会在运行过程中，有没有给志愿者以充分的“尊重和照顾”？
“我们对闹组委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很失望。在培训过程中，他们经常迟到，又一次，9点钟的培训一直等到下午才有人出现。他们也经常前一天才通知临时的培训，如果不去，只好被指责，给我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北大一位师妹在培训过程中对我抱怨说。与这样那样的要求相比，组委会对志愿者的尊重明显是不足道的。北大著名的BBS《北大青年志愿者协会》里也有许多对闹组委的批评声音，几乎都是批评管理者的能力或做事方式。从那些抱怨不难看出，包括场馆里的运作方式、时间安排、管理模式等等，都缺乏人性关怀、表现是典型的官僚作风。
七、组委会有没有重视志愿者“个人价值”？
这次从组委会对志愿者采取的招募、培训、运行等情况看，社会最应该认真讨论的是上面这一点。有关当局很早就开始招募志愿者，报名者则凭自身动机去报名。随后伴随的是无聊枯燥而缺乏实际意义的理论化、抽象化、究竟反映了国家对青年多大的希望与寄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其实，中国最不缺的是人才，就必须以人为本，依靠人才，谋求发展。而这次有关当局对志愿者采取的措施，在我看来，至少违背了“以人为本”这一国家战略。有关人士值得反思，人才的真正价值何在？过去中国的年长者和官员总是批评年轻人缺乏团队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但是，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展示出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时候，官方又是如何予以回报的呢？
八、闹组委“官员”也来当一回志愿者如何？
汇总上述7点思考，我提出以下建议，希望官员与志愿者之间能够实现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沟通与信任。我在日本曾作为志愿者多次参与重大体育赛事、节日、会议等。还记得，有一次主办方对我们照顾很周到，不仅提供班车、餐饮等基本条件以外，有些领导还“自己”掏钱，请我们年轻人吃饭，并彼此成了好朋友。那种感觉很温馨，也加深了自己对志愿活动的积极参与。此次，在中国隆重举办闹运会，更需要官员与志愿者之间“心连心”的沟通。倘若北京闹运会增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悲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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