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0:30:35
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
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
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
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
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 多
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
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
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
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
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
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
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25 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
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
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
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
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
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
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 年尤其是1992 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
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
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
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
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 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
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
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
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
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
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
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
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
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
型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
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复活并繁殖的。90 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
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
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
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
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
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
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
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0 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
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
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
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90 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