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新华网 （ 2007-11-09 15:22:11 ） 来源： 资料卡片杂志2007年11期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〇黄　海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时，我们韶华已逝，一下子成了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三等公民”。即使给安排了工作，工种一般也是最差的。苦，我们并不怕，上山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即将老年的我们，如今上有老、下有小，可由于下乡插队农龄不算工龄，我们的工资级别、住房、培训、福利待遇等都将从零开始，这就使我们陷入经济困窘之中。
下乡的农龄算不算工龄，这个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及其家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我与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当时在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当秘书的萧芸商议，决定鼓起勇气就农龄问题给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一封信，此信最后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批示，根据这一批示，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闻讯的知青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为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的农龄可以堂堂正正按规定转成工龄了！
翻开被深藏封存了近30年的8368号档案卷宗，这封被誉为数千万知识青年福音书的信件原文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六四～六八年下乡，七八～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境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眼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牺牲者，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深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肩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田里，我们曾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多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人的)?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老天不欺负老实人”，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祖国领导者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萧芸文才很好，在湘潭地区乡下插队时曾担任过连队文书，尤其擅长撰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况的报告，“文革”期间她还给中央写信反对“血统论”。知青返城后，由于插队农龄不算工龄，造成广大知青工作安排差，工资待遇低，精神上受歧视，内心苦闷压抑，经济上十分拮据，生活上陷于困境。在这种不得已的境况下，我与几十名知青战友再次找到萧芸，恳求她能为广大知青写一篇申诉报告。这封信就这样诞生了。而当萧芸兴冲冲地把几易其稿的定稿信拿出来请知青们阅读、签名的时候，大家却你让我、我让他地互相推诿，谁也不敢带头签名。因为当时“文革”“文字狱”的遗风还盛，如果撞到政治枪口上，判个“现行反革命”也不是不可能。面对签名纸上的空白，此时的萧芸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孤独。毁稿肯定不行，一旦有祸，定会罪加一等，只有独自承担风险了。想到这里，萧芸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又促使她一不做，二不休，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掉，改写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办公室萧芸”，随后立即把信寄了出去。
这封信一寄出，萧芸当时感到如同寄出了自己的命运。据萧芸后来回忆说，自从信发出后的那一段时间，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响，心里就紧张地嘣嘣直跳，害怕是公安部门打来电话追查信的问题；看到陌生人到厂里或到厂办公室问什么情况，就害怕是便衣警察来调查写信人……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然而，谁又会想到，就是这封信，后来使成千上万名历尽千辛万苦插队生涯的知识青年们得到了一份尊重，一个肯定，也从而奠定了广大知青返城后在工作、经济乃至生活的起点。因为工龄涉及到中国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退休金核算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萧芸这封信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广大知青的插队农龄算工龄这一关键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知青后半生的命运。
此信寄出后，一路顺风，历经三位领导之手。信最先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书记手上。据萧芸后来说，当时信写好后没有人敢签名，她以个人名义签了名，也觉得问题难办，如果没有熟悉的领导引荐和督办，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因信件内容涉及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可能被追查打击；二是被作为一般群众来信处理，石沉大海。萧芸将信直接寄给潘运告书记，是有其渊源的。因为潘运告原来在萧芸下放的湘潭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分管过知青工作，萧芸当年写的知青材料，还几次得到潘运告书记的批示。所以，当萧芸陷入进退两难之际，一下子又想起了当年曾分管过知青工作并关注过她的老领导。潘运告书记接到萧芸的信后十分重视，因为“知青问题”家家有，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他将信当即交给办公室主任林大智，并嘱咐及时转交其他社领导传阅，以出版社收集民情民意的名义提交省委。出版社党委在信件前附了呈词，加盖了鲜红的大印章，将信立即派专人送转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文电处看到这封信和出版社的呈词，觉得事情重大，当即将信转呈分管文电和来信来访工作的办公厅领导，办公厅领导看后又立即将信转呈给分管来信来访和知青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刘正副书记看完信后当即批示：此信件反映情况属实，请中央批示。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呈送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红印章，青云直上地到了北京，并顺利转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不久，知青农龄转工龄，成为胡耀邦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