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要去逛窑子？

　　借口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糊弄人的，好比两个国家打仗，习惯找个开启战争的由头，即使没有由头，这个仗还是照样要打。在赵炎看来，男人逛窑子也是一样，青楼妓馆明摆在那，暧昧的粉色灯光正在闪烁，花枝招展的女人就在眼前，你不去逛，自然有别人去逛，需要借口吗？不需要。但是，古代人就不同，他们逛窑子非但需要借口，而且借口一大把，有理论，有实践，自成体系，足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他们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不屈不挠之精神，前赴后继，从来都是潇洒走一回，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很有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概。

　　响应“政府号召”
　　春秋时期的男人逛窑子，借口是响应“政府号召”，因为齐国的相国管仲设立了“公娼”，号召男人有事没事时都来逛逛，在财政上多多支援国家建设。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位叫谭秀的小官吏，家中有个厉害的老婆，得知自己男人逛窑子，非常愤怒，找来一帮亲戚到官衙修理谭秀。同僚都劝谭秀躲开，谭秀却镇定自若地对众人说：“何惧？王有言乎！”就是说，怕什么？咱们逛窑子是相国大人允许的，大王也支持。这一借口虽然雷人，却一直延续到明代朱元璋开国初期，老朱同志也开过“公娼”。

　　“仁恕”

　　儒家思想奠基人孔丘先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仁恕”理论经过董仲舒在西汉时期的大力推广，居然变成男人逛窑子的借口，九泉之下，嘴都气歪了。汉武帝让司马相如去长安任职，却不准他携带家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相如无奈，只好逛窑子解决。有一天，君臣筵宴，刘彻就此事取笑司马相如，还问他为何不在长安娶小妾。司马相如想了想说：“仁者，道也。道者，阴阳也。臣狎妓，为阴阳故，未娶，为恕也。”刘彻听后，竟然颇为赞许。在这里，司马相如的借口很明显属于圣人之言。

　　寻求爱情、演绎佳话
　　到了唐宋时期，男人逛窑子的借口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更加具有文化色彩，更加重视情趣和品位。青楼的妓女为了迎合男人的这种升华，她们一改过去的没文化，在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上下功夫，而且摒弃礼教束缚、性情放荡，成了女人中的佼佼者，男人心目中最可爱的人。所谓文人爱妓女，正是这样的结果使然，并不是文人集体下贱，而是除了妓女有些文化、可以沟通之外，当时实在没有其他的女人可以与文人擦出火花。于是，在男人中出现了寻求爱情、演绎佳话的借口。

　　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诗》中有这么一段逛窑子的性爱描写：“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诗中表现的是一位丰满性感的妓女形象，与嫖妓者“柔情已暗通”。而杜牧更倾向于演绎佳话，“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中表现的情愫，已经远超爱情的范畴，属于才子佳人传奇的典范了。

　　
　　“无品”文人
　　宋代柳永是典型的“无品”文人，他一生都在窑子中讨生活，与妓女们的关系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他把自己的才能尽量发挥在词的创作上，以此博得坊曲娼妓们的青眼，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柳永的词完全是为妓女创作的，内容几乎都是“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媟之语”，情感也大都发生于“偎红倚翠”之时，取材多半是出自“烟花巷陌”，同时大半是在“浅斟低唱”中做成的，堪为宋代文人逛窑子的代表。

　　文人士大夫如此，下层老百姓逛窑子同样也有借口。宋代的社会风气和唐代有十分相似之处，从文人雅士到一般市井中人，几乎人人都能够吟诗诵词，风雅得很。赵炎认为，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歌姬舞女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分不开。据《梦梁录》记载，一到傍晚时分，百姓就纷纷涌向街头，听戏的，喝茶的，搭讪妓女的，甚至还有约会的。老百姓逛窑子的借口，除了消遣，多半也有风雅之故。
　　

　　酒色遣怀、排解失意
　　在历代男人中最有市场的逛窑子借口，莫过于酒色遣怀、排解失意。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遇到坎坷挫折是难免的，失意呼叫转移，逛窑子就成了不错的选择。以秦观为例，他在党争中非常失意，宦途多舛，一生潦倒，所以也只能以酒色遣怀。他的词从未接触国计民生，只是抒发自己的“情”与“愁”。秦观所交往和“恋爱”的异性，大多是以伎艺和色相供人玩弄享乐的歌妓舞女。可以说，秦观逛窑子的借口就是“失意”。有个宋人笔记里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年间，汴梁城里有个铁匠铺的老板逛窑子，按照当时民风，似乎不会有人计较，偏偏就有好事者来凑趣，问他怎么啦？这个铁匠说，别提了，铺子连续三个月亏本，郁闷。

　　上述五种借口，有的很雷人，有的很实际，几乎都与文化有些关联，使得男人逛窑子也有了浓郁的文化味儿。窑子文化在古代特别是唐宋以后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妓女们作为文学主体或是创作对象，被文化完全渗透，又将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成为男人逛窑子的借口，这种蜕变和升华使逛窑子成为一种文化内容，饱满而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