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余杰：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有一次塞上之行。在阴山的脚下，遇到了一位隐居乡间的老教授。他是当年的“反革命分子”，被流放到偏僻的大草原上牧羊二十八年。在他的书房里的书架上，挂着一张复印的、有些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囚犯模样，穿着破旧，面容削瘦，神情冷漠的外国人。我没有认出这是谁来。老先生对我说：“他是索兄。”我还是没有听明白，仔细去看照片下面的名字，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原来就是你——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异国作家的照片旁边，老教授流着泪给我讲起他28年流放的生涯，我也流着泪倾听。这是真正的“三人谈”——索兄，我们凝视着你的眼睛，苦难的、宁静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交融在一起。
人与“人”
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瑞典皇家学院秘书卡•基耶罗在一九七零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包含了“人道主义的精髓”。是的，索尔仁尼琴，你在爱整个人类。
在血泪凝聚成的《古拉格群岛》中，最震撼我的却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你写到，被捕后的第二天，你和一群囚犯一起被押送着步行到某个营地。同行的有六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德国平民。押解队队长要你拿起自己的箱子，那只贴着封条、装着你的军官用品和全部书面罪证的箱子。
这时，你想，自己是一名军官，怎么能够拿着箱子和空着手的六名列兵以及一个战败民族的代表一起走路呢？你对队长说：“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队长命令毫无错误的德国人扛起了箱子。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和他并排的六个士兵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接过箱子轮流拿着走。只有你除外。
那时，你还在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偷窃，也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那时，你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箱子被别人拿着而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蹋的脸上长满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时我是不会理解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很久以后，你在古拉格群岛里经受了重重磨难，你开始深刻地反省：军官跟士兵难道不一样都是“人”吗？是谁不知不觉地将人分三六九等？是谁将“好人”可以奴役“坏人”的观念灌输到自己的脑海里？你的文字是如此地严酷：“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你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灵魂，你在控诉自己：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人”？你不再把自己当作军官，也不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而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人”。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浑身冰凉，牙齿打颤，就像落到了冰窟窿里。你从天上看见了深渊——“自由”的心灵其实是不自由的，“健康”的精神其实是不健康的，“平等”的准则其实是不平等的。我们并没有解放自身，我们每个人都身兼了被迫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已然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也是扭曲的。而你，索尔仁尼琴，无比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世界上，只有相同的人，而没有人与“人”的区别，谁也没有权力将人当作非人。让德国人拿箱子就是一件罪孽。理所当然地歧视无辜的德国平民、歧视下层的俄国士兵的思路，跟站在金字塔顶端操纵杀人机器的斯大林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可以强迫他人替自己拿箱子，明天就有可能自以为是地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不是天方夜谭。只有经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反思。
我想象你在古拉格群岛里，一边扛着石料一边在内心谴责自己的情形。你是最清白的一个人，你也像耶稣一样受难，你拥有彻头彻尾地谴责他人的权利，可是你不放过自己的罪过。你是知耻者近勇——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勇啊!你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也有跟迫害你的凶手们相通的地方。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如何产生的呢？思考到这里，就触及了极权体制的核心：究竟把人当作人性的“人”还是工具的“人”来看待？反抗者不能用体制所给予的伦理来进行反体制的战斗。真正的战士，应当具备一颗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胸。
一九九三年，你被驱逐出境长达二十年之后，在准备归国的前夕，对俄罗斯《文学报》驻巴黎的记者谈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于俄罗斯的变化，你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喜悦。这是一席不合时宜的话：“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我不能替你们悔过，你们也不会替我悔过。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你还说：“我们应该对受难者履行纪念的义务。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有人问我：我是否会上我的劳改营地去。我回答：这是个别问题，今天活着的人民正在蒙受痛苦，他们需要帮助。”你是古拉格的儿子，至死不变。你带头进行的忏悔，有几个人能够跟上呢？
鲁迅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写到，他所爱的有两个异端：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兼有两种身份，“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尊敬的索尔仁尼琴，我读到你的文字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而唯一不同的是，你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你所面对的专制的恶魔，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要狰狞一百倍。
可怜的“孩子”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十九世纪最辉煌的乐章，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则是二十世纪最悲怆的史诗。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没有比《古拉格群岛》更沉重的作品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与之相比轻若鸿毛。《古拉格群岛》里一个接一个的悲惨故事惊心动魄，而我的目光却停在了“拿冲锋枪的孩子们”这不起眼的一章。
守卫你们的是孩子，是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端着新式冲锋枪的孩子们。你恨他们吗？不，你可怜他们、同情他们。“每天早晚两次，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然而，孩子们却无情地向你们开枪，无须事先警告就可以直接用冲锋枪向你们射击。政治指导员向孩子们训话时说：“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长大了。长大了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你用那双比刀还要锐利的眼睛看着他们：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眼看着应该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上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你终于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无知导致愚昧，无知导致残暴，无知导致无情。而极权主义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备的起码条件就是无知。这是你天才的发现。那些如狼似虎的孩子们实际上比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你们，还要可怜啊。
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了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把她打死了。一九五二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古拉格群岛里发生着。你痛切地反问道： “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字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而一位觉醒的士兵在给你的信中写道：“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
充当杀人凶手的孩子们，日子并不比囚犯们过得轻松。你是受害者，你却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的悲剧性。你在古拉格的深处发出了与鲁迅先生一样的呐喊：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你知道，他们与你们一样，都是那双看不见的魔手的牺牲品。你所发现的真理与远在法兰西的福柯惊人地相似。福柯说过：“权力不仅仅是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应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这也是更值得重视的权力，也更应反抗——因为它真正束缚着人类追求真知的意志——的权力。而且，对这样的权力的反抗，永远应该是从内部进行的。”魔鬼总有办法使恶行显得崇高，而被权力所异化的孩子们举起了枪——怀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神圣感。我想起了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必恭必敬，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造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反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和不可抗拒的压力。”
在劳改营
“劳改”是极权主义国家剥夺先知者自由的主要方式之一。无论就时间还是空间维度的意义来说，劳改都是一种被迫和强制。“劳改”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劳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即使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何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劳动自身就已具备了乐趣。思想也是一种劳动，一种最有乐趣的劳动。然而，国家机器却将神圣的劳动作为改造人、惩罚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的侮辱。
有了“劳改”，必然就有“劳改营”。劳改营是检测思想者思想硬度的最佳处所。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到达过劳改营，无论是形而下意义的还是形而上意义的劳改营。索尔仁尼琴伟大的思想也是在劳改营形成的，在极限的状态下，真理迫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讴歌劳改营，否则我们便成了不知耻辱为何物的无赖，成了万劫不复的奴隶和帮凶。
你发现，古拉格群岛比传统的监狱更加可怕，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在劳改营的环境里，人永远不可能是“人”。这正是建立劳改营的目的。在监狱里，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自己的痛苦。即使痛苦是一座大山，囚徒也必须把它吞下，习惯于它、消化它、被它消化。你充满感情地写道：“人们在监狱里变得多么有趣啊!”进监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级的形式。它永远能使个人变得高尚。与岁月和四壁进行单枪匹马的搏斗是一番道德的磨炼，如果攀登的话这将是一条向上的道路。
对伟大的心灵而言，传统的监狱是天堂，苏联时代的流放地——古拉格群岛则是地狱。你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面包不是切成均等的小块分发给每一个人，而是倒在一堆，由你们去抢!推倒身边的!从他们手里夺!发给的面包数量，只够平均每活下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或两个人饿死。面包挂在松树上，去把树砍倒吧!面包埋藏在矿井里，爬进去开采出来吧!你还顾得上思考自己的痛苦吗？思考过去和未来吗？思考人类和上帝吗？……劳改营生活的安排使得嫉妒从四面八方啄食着你的灵魂，即使是最有抵抗力的灵魂。”然而，在这贬低劳动和劳动者的地方，在这思想成为生存的累赘的地方，你的喉咙依然在歌唱。官方“改造”的目标外在于你的灵魂。用“出淤泥而不染”这种说法来形容你，也许太陈旧了。但我一时之间还找不出别的更好的说法来。在人性普遍的溃败之中，你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认识自己!”
在劳改营的外科病房里，你曾经遇到一位医生，一个选择到集中营当医生来实现自我监禁的人。科恩菲尔德大夫在深夜里说了一段让你不寒而栗的话：“您知道，一般地说，我确信人世生活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任何惩罚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表面上，它的降临可能与我们真正犯下的罪过无关。但是如果把你的一生仔细检查一遍，深入地想一想，我们总会找出今天遭受打击的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这不是为害人者开脱，而是说，害人者也是被害者们共同造就的。鲜血沾在每个人的手上。与之恰恰相反，文革以后的中国，人人都是受害者，除了四个人以外，居然再没有一个迫害者了。
卡夫卡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在劳改营》。小说中的那台执行死刑的机械就是关于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象征。机械是没有识别能力的，它只知道执行。小说中被执行死刑的不是死刑犯，而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军官。卡夫卡发布了一个预言：二十世纪的地球，是巨大无比的劳改营。
地下写作
你给你的自传起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牛犊顶橡树》。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牛犊的力量是微弱的，而橡树则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上，牛犊的所作所为也许毫无意义，但它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禁联想起其他几个意象来：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舞戚的刑天和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就俄罗斯的文学传统来看，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顶橡树的牛犊。你写道：“对于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作家们来说，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从来没有轻松过（将来也不会!）：有的人被诽谤困扰，有的人死于决斗，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产落魄处于难以摆脱的贫困之中，还有的人被关进疯人院，老死狱中。”当几乎所有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帝国顶礼膜拜的时候，你却开始用那对还不很尖锐的角顶橡树。
人类的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天上的写作，一种是地下的写作。天上的写作是被养起来的御用文人的写作，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国里，按照领袖的意志写作。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从事这种写作的大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萧洛霍夫等人。他们是一群笼中的金丝鸟，享受着丰厚的物质待遇，随时被领袖召到乡间别墅里开怀畅饮。他们在天堂里抒写天堂的快乐。然而，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毕竟饮过俄罗斯文化的琼浆，他们清楚地知道天上的写作是一种可耻的写作，却又无力自拔。所以，他们内心深处的紧张自始至终也没有消除。叶夫图申科把马雅可夫斯基形容为“无力防卫的彪形大汉”，红色宫廷的诗人最后走向了自杀。而法捷耶夫则日日夜夜酗酒，在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委会上，他居然喝得醉醺醺的，幸好斯大林喜欢酗酒的人，反而更加信任他了。每次斯大林找不到法捷耶夫，就让卫兵到莫斯科几家著名的酒馆里去，法捷耶夫果然在这些处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法捷耶夫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登上一个作家在政治上所能登上的最高处时，他却自杀了。即使是这批天上写作的作家，跟中国的御用文人相比，也还有仅存的一点良心，还把耻辱当作耻辱，直面自己的罪过时还有自杀的勇气。
另一种写作就是地下的写作，就是以你——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写作。在集中营里，你毫不迟疑地写作：“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地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同时，地下写作也获得了强有力的优越性，地下作家的笔是自由的，不去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能想象编辑大人，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没有什么在头上回荡。地下写作甚至没有读者，于是纯粹靠信念来支撑，你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你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你的作品也如同肉眼看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究会觉醒。你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劳改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有的写于恢复名誉之后。想方设法怎样保全这些作品，比写作本身还要耗费你的精力。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章一章地带到西方发表的，写作的时候“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加工时，你自己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的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这样的写作是永垂不朽的写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你引用了两句俄罗斯的谚语，“如果不是长着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心灰意冷的猪崽拱树根拱得最深。”这大概就是你的夫子自道吧。
如果说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这两位作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作品始终在揭示“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