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辉诗篇

不朽的光辉诗篇

     ——董必武诗词研读札记

湛有恒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董必武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执着奋斗的一生。他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董必武的诗词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更是他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

      董必武自幼聪颖好学，记忆非凡。八岁的时候，就已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书籍。十四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深感不足，便读起《左传》、《通鉴辑览》等。有一次他在一位亲友家看到一部《纲鉴》，如获至宝，他要借这部书。书主限定他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归还，然而他只用了二十多天便读完了全书，并且作了简要的读书札记。几次参加县的“观风”考试中，都名列前茅，受到奖励。

      他从不自满，还经常以古人“绳锯木断”、“头悬梁，锥刺骨”、“囊萤映雪”等故事来勉励自己，发愤读书，不断上进，十七岁就考中了秀才。赴考途中的辩论和对应试风波的处理，都体现了年轻董必武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才能。董必武认为考中秀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张扬炫耀，他悄悄地回到家中，避开了家乡为他安排的“光宗耀祖”的场面。

    清末学制改革，废科举，兴学校，董必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省立文普通中学堂。由于他聪颖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尤其是国文、算学每学期都是优等。宣统二年，他又以优异成绩名列全校受优等五名的第一名。湖广总督瑞澄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保董必武为“拔贡”。但董必武不愿在功名中混迹，决心走探求救

国救民的道路，投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远出求索去了。不久，他给家里寄回一封信，信是这样一首诗：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

       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开遍自由花。

   这首诗写出了董必武抛弃个人名利功名、决心与读书求仕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决裂，抒发了他青年时代立志革命的豪情壮志，也是他后来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思想基础。

“欲挽狂澜于既倒，不随流俗与同沦”

   这两句诗，是董必武1946年10月《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贺诗中的一联，是赞颂朱德总司令的，其实也是董必武自己一生的写照。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正在黄州中学教书的董必武，立即赶赴武昌，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军务部任秘书，后来又任理财部秘书兼总务科长、宜昌川盐局协理等职。他积极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这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是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和湖北有名的革命党人。

   然而，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许多革命党人开始自我陶醉，认为革命目标已经实现了，革命也已经胜利了，于是也就各树旗帜，自成一派，开始了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的争斗。被打倒的反动官僚政客和一些野心家也乘隙而人，他们以袁世凯为首，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打击革命势力，最后终于把烈士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政权给夺去了。董必武看到这种情况，一面满腔怒火，一面大失所望。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正的革命道路，他决心到国外去学习和考察。1914年春，董必武东渡日本学习法律。

   董必武赴日本留学不久，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孙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毅然决定迅速回国投身反袁斗争。

   董必武回国后，先到了武汉，后回到了老家黄安。他刚到家的那天晚上，亲友邻居们都来了，小院子都挤满了，大家都想从董必武那里打听些在大海那边的“异国风情”和一些新鲜事。董必武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应该向乡亲宣传国际国内大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董必武来到黄安县高等小学。在向学生们介绍武汉的情况时，他心情沉重地说：“武汉是我们湖北的首府，也是辛亥革命起义的地方，可如今被搞得乌烟瘴气，‘新鲜’事不

少哇。不过这些所谓的新鲜事，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洋’。”说到这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洋”字，然后仰天长叹一声，悲愤地吟道：

       武汉三镇傍长江，今古奇闻用船装；

       丧权辱国不知耻，满目街头一个“洋”。

    说到一个“洋”字，董必武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他从“洋火”、“洋油”、“洋布”，讲到“洋船”、“洋枪”、“洋炮”、“洋鬼子”；又从这个“洋”子的由来，谈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以及他们强迫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谈到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去博取帝国主义主子们的欢心，并且互相残杀，混战不休，无辜的黎民百姓惨遭屠杀等等。讲到最后，他挥舞紧握的拳头，大声疾呼：“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诸位请想一想，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很清楚，读书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们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祖国，需要有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站起来，去为她的独立富强而奋斗。同学们，祖国号召你们，赶陕奋起吧！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的！”

    董必武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又催人泪下的演讲，博得了师生们热烈的掌声，同时也像一把利刃刺痛了反动派。因为董必武在当时已经是比较著名的革命党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反动派的监视。这次他回乡利用各种场合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对董必武既恨得要命，又怕得要死，于是便将他的活动、言谈，报告给了黄安县当时的县太爷王立庭。不久，王立庭把董必武投入了监狱。

    董必武入狱后，丝毫没有向反动派低头、屈服，而是在狱中继续向难友们揭露袁世凯的罪行，正如他后来诗中所云“骨头生若铁般硬”，充分表现出他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董必武的被捕，引起了黄安人民的公愤。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一个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运动。董必武恢复自由后，很快又投入到了新的革命活动中。

“多病所需惟药饵，真情直欲吐心肝”

    董必武出狱后不久，又再次赴日本留学，继续学习法律。在这次留日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1917年10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董必武心中燃起一团革命烈火。董必武从10月革命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开始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重大转变，董必武是永记不忘的，直至1944年3月《哭潘恰如》诗中还写道：“多病所需药饵，真情直欲吐心肝。”

    就是说要医治多病的国家所需的是“药饵”。他这里说的药饵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他又指出，要运用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要对同志、对朋友、对民众必须以真情，这种真情要达到“吐心肝”的地步，也就是要肝胆照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团结大众去撑天。董必武这样说，他一生也是这样做的。

    董必武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回去！赶快回去！我的祖国在大海的那头，那里有我的事业，我得赶紧回去投入新的斗争！”

    董必武怀着这样一种愿望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当他听说孙中山先生也在上海时，便登门去拜访，向他请教革命策略，孙中山先生建议他回老家湖北的省城所在地武汉去办报。董必武诚恳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董必武回到武汉以后，立即着手创办《汉口新报》，终因钱太少没有办成，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从这次挫折中得到了不少教益，他比以往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稳重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马列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当时的董必武，心情十分激动，他胸中的那团革命烈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了。为了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革命人材，唤醒民众起来革命，他决定要筹办一所学校。“武汉中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董必武以宣传马列主义为目的，有意识地为革命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

    1920年的夏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武汉的董必武，听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消息，激动万分。就在这时，上海小组也写信给董必武等人，要他们尽快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接到信后，立即约陈潭秋、张国恩等共同酝酿建党问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应运而生。

    由于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广泛建立和互相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大家都深深感到，是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的时候了。经过紧张而积极的筹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大会结束后，董必武、陈潭秋回到了武汉，大力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在工作中，董必武以毛泽东为榜样，经常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发动工农，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广泛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等革命活动，把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工作，逐渐扩大到工农群众中去。

    1927年元月，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董必武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派驻湖北指导党务的中央代表，又是中共湖北省区委负责人之一，是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国民革命中心地区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为了控制武汉，千方百计拉拢董必武，先是要他参加由蒋介石任命的“湖北政务委员会”。董必武对蒋的野心早有觉察，拒不参加。一计不成，蒋介石又使出一计，专门给湖北的两名代表每人送一千块大洋的重礼，又被董必武如数退回。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马，给董必武写亲笔信、送照片重金和衣物，派人两度登董必武的门。第一次，董必武不在家，那人大失所望，给董必武的公务人员黄成玉递上一张名片说：“请告诉董用威同志，我受蒋总司令之托，有事与他商量。”第二天，那人又来了，见到董必武后，卑躬屈膝地说：“我是代表蒋总司令来看望您的！”说着打开皮包，取出蒋介石的名片、亲笔信、一大笔重金和一套草绿色马裤呢中山服后说：“这是蒋总司令亲自关照要我送给您的！”董必武见了这些东西，脸色变得严峻起来。他严令来人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带走。那人不从，花言巧语，再三劝董必武收下。最后董必武只收了名片和信，其余的坚决不收。那人只好将钱物重新装进皮包，要求董必武写封回信。董必武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对那人说：“我现在很忙，没时间写回信。回去告诉蒋总司令，只要总司令革命，我董用威是拥护的。我们为的是革命，决不贪图个人的钱财！”

    “我们为的是革命，决不贪图个人的钱财！”这落地铿锵之声，伴随着董必武的一生。为了革命，他“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正如他在1950年4月《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作》的诗中所云：“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

“顽钝如常能执戟，愿听驱策卫中华”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又一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住了半年多后，遵照党的决定，于1928年8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列宁学院也就是苏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董必武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总觉得自己年岁比较大，学习革命理论书籍，特别是学习俄语要比别人困难一些，学习起来要多花费一些气力。因此，他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大量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1931年冬天，董必武以优异的成绩在列宁学院毕业。学院本来准备留他做研究工作，并在中文班教课，但因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董必武还是奉党的命令愉快地于1932年3月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的征程。回国后，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由于董必武反对他的错误路线，他们便对董必武大为不满．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打击和排挤。

    遵义会议结束后，部队到达贵州黎平，毛泽东会见了董必武。不久，董必武接受了党要他在干部队培训干部的任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危难的时刻，董必武又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于当年9月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到了武汉，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从延安出发时，他的夫人何莲芝在包裹里放了三盒火柴和六支蜡烛。何莲芝说：“到武汉路途遥远，要穿过好几个省，路上说不定会用得着。将来到了武汉，停电时也能照个明儿。”董必武听后，一语双关地说：“对！我一定要把延安的光明带到武汉去。”

    董必武一生具有蜡烛精神，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或者是“跑龙套”，只要是革命需要，从不讨价不价，而且认真地去干，千方百计地干好。正如他1941年12月26日《再呈亚子先生仍步原韵》诗中所说的那样：“顽钝如常能执戟，愿听驱策卫中华。”他自谦为“顽钝”，但自信还能拿起武器，愿听从党的“驱策”，去捍卫中华。董必武的这种一心为革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和对同志、对朋友真诚谦恭：肝胆照人的崇高品德，赢得了党内外许多同志和朋友的景仰和崇敬。人们都愿意和他接近、谈心、交朋友，把他当亲人，视为最可信赖的人。就凭这，他为党和革命的事业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诸子情深殊可感，藐公德薄不相宜”

    董必武是一位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大学问家。曾是前清秀才、文普通学堂高材生，先后留学日本、苏联，懂日、俄、英三国语言。可他虚怀若谷，极为谦虚谨慎，从不摆老资格，  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员的位置上。在党内，不仅对平辈极为尊重，对下级、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在重庆办事处，他把写的文稿交工作人员办理打印封发时，常附上便条：“拟稿已草出，请你们再研究，理由是否充分，文字是否通顺，措词是否妥当？”对党外人士，他同样是十分尊重和信任，常常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1945年3月5日，是董必武的六十大寿，党中央给他发来了电报。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同志要为他祝寿，他极力逊谢，写了两首七律的谢诗，诗中说：“诸子情深殊可感，藐公德薄不相宜。”

    他认为自己功德微薄，为他祝寿不应当，不适宜，他担当不起，甚至还说：“我似老牛鞭不动，后推前挽总蹒跚。”谦逊地说自己是步履蹒跚的“老牛”，后推前拉、鞭催不动。三十年后，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党中央提议董必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时，他又赋诗谦逊地说：“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

       冲决诸网办，首要在忘我。

    董必武心无半点私，毫不利己的崇高精神，受到党内外的许多同志和朋友的景仰，大家都说他是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听后深感不安，先后两次赋诗表明他不敢当，做的还很不够。其中一首诗中云：

        先忧后乐吾何敢，尊圣希贤志则然。

    希贤指范希文，即范仲淹。在另一首诗中，他又表示惭愧地说：

        学愧未能忘尽我，诗惭无似韵於人。

    他是在说对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他还差得很远。学习改造思

想吧，还未能做到“忘尽我”；写诗吧，也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按照别人的韵唱和罢了。这是董必武的自谦。他的诗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在《致陈毅》信中说：“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至于说“未能忘尽我”，其实，董必武不仅是做到了“忘尽我”，而且简直是达到了“无我”的最高境界！

“学得毛公双字诀，挤钻如意更何求”

    董必武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他一生酷爱学习，他曾多次说，“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了。”他在一首诗中所写到：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

        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

    董必武学习不仅“惜秒阴”，还提倡“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学习要有连贯性、系统性，要像卒子过河，一步一步地走。他在诗中说：“五篇六本相连读，学习当如卒过河。”

    这里说的“五篇”，是指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六本”，是指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

    董必武的治学格言是“学贵专心，学贵有恒”。在重庆红岩村，他的年纪最大，但他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却不比任何人差。大家没有不钦佩他的。他还经常督促周围的同志们抓紧时间学习。他在1943年《重庆办事处五周年纪念》诗中写道：“学得毛公双字诀，挤钻如意更何求？”

    董必武向大家介绍自己运用“挤”、“钻”双字诀的学习经验，并亲自书写了“太忙就挤，不懂就钻”八个大字，贴在八路军办事处二楼图书室门口。他语重心长地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曾经说过，学习没有时间就‘挤’，学不进去就“钻”。有位青年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提出了‘太忙就挤，不懂就钻，的口号，恩来同志很赞同，提议把它写出来，贴在这里，作为大家参加整风学习的座右铭。”

        董必武不仅自己学而不厌，而且对别人诲而不倦。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的九十寿辰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不时地观看窗外的景色。对于病危，这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把它放在心上。他常讲：“老去自然理，不因谁愿否”，“倘世人都万寿不死，恐怕世上已无立锥之地了。‘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年近九旬，当属高寿了。”然而，国事、民事、天下事，却常使他辗转反侧，不能心静。回首往事，九十年的光阴，瞬息从眼前闪过。回想自己的一生，亲历了清王朝、民国初元、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等五朝的弊政。从前清秀才，到今日共产党人，经历了多少蹉跎岁月；从武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多少革命志士洒尽一腔热血！可现如今，正当党的事业调整前进之时，几个野心家却搅得国不泰、民不安，难道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能让他们糟蹋不成？！董必武坚信“真理必胜！正义必胜！邪恶必败！”想到这里，他胸中激情澎湃，诗兴大发，他以惊人的毅力坐了起来，轻轻地靠在垫高的枕头上，向何莲芝要来铅笔和纸，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诗篇《九十初度》。诗写成了，他还来不及签名，只觉得一阵头晕，已实在支持不住了，何莲芝和孩子们连忙围拢过来扶他躺下。他用手指指诗稿末尾，意思是想让他们替自己代签名字，何莲芝和孩子们都意识到这可能是老人留下的最后诗篇，怎好在上面留下他人的笔迹呢，就没有劝说他静静地休息。董必武在床上养了一会儿神，再次打起精神，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我跟着党走了五十四个冬春，没有积攒半点资产，没有丝毫祖业，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这时他转过头对夫人说：“我最后的工资应当全部交纳党费。”面对即将逝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高风亮节的慈父，孩子们都悲痛万分，他们强忍住眼泪，伏身继续听爸爸的嘱托。何莲芝也禁不住热泪盈眶，无限深情地望着这位令她敬重的革命伴侣。停了停，董必武接着说：“我感到欣慰也值得你们珍惜的是，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半个世纪的艰辛路程，赢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胜利之中，包含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也包含着正确的经验与犯错误的教训。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丰富了马列主义宝库，形成了适合中国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千百万革命人民共同创造的，你们要珍惜它。”他说话越来越吃力，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他说：“要珍惜过去，要面向未来！”从这以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1975年4月2日，一代伟人，大家尊敬的董必武同志与世长辞了。

    当人们知道他在病情垂危之际，想的仍然是党，仍然是革命，叮嘱孩子们“要珍惜过去，要面向未来！”嘱托夫人“我最后的工资应当全部交纳党费。”大家都从内心敬佩这位革命长者，从肺腑发出称颂：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自己一生的实践证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大家读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诗篇《九十初度》，更为他在病危之际，还说要“彻底革心兼革面”，还要跟大家一块儿去整治山河，这种自我改造精神是多么高尚啊！大家都为之肃然起敬！大家还认为，诗中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是董必武一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他最后给后人留下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诗中说的“伐柯”，是《诗经》上的话。《诗经》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辞海》上说：“后亦以‘伐柯’比喻遵循一定的准则。”董必武在这里借用“伐柯”，我的理解，就是说只要遵从马列主义，党确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就一定会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正因为董必武一生坚信“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所以，他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无论遇上什么艰难险阻，他都能认清方向，守正不阿，大义凛然’勇往直前，化险为夷，赢得胜利。

    今天，我们对敬爱的董必武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以实际行动向他学习。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要永远像董必武那样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

（作者曾历任中共红安县委书记、鄂城市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