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推选的37岁的中央委员是谁

　　与阎锡山斗智斗勇　掀起山西抗日热潮

　　薄一波1908年2月17日出生于山西定襄县蒋村一个贫穷的纸坊小老板的家庭，原名薄书存，曾化名张永朴。在太原上学期间，薄一波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山西日报》发表后当时不发稿费，只寄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假期就寄到薄一波的老家。村里从来没人订报，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议论就多了。有人说，一定是书存入了共产党，不看报不行。薄一波的表兄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薄一波的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如今也过得不错了，书存怎么还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共了产以后吃什么？”薄一波的父亲听了苦笑着说：“穷人不找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对于父亲的开明，晚年薄一波这样感慨道：“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1925年，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党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和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参与领导太原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从此，薄一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大革命失败后，薄一波被反动当局通缉，于是转入晋北农村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8年底到天津，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进行秘密的士兵运动，在天津、唐山和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地区指导兵运工作，发动士兵暴动，期间曾三次被捕。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河北省委被破坏，薄一波在北平第四次被捕，9月转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亦称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任中共支部书记，同刘澜涛、杨献珍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1936年8月，薄一波经组织营救出狱后，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山西的抗日。

　　根据薄一波回忆，1936年10月下旬他之所以能够回山西进行抗日活动，确实有当时的特殊性。当时，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同时他也深知蒋介石其人，于是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而且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之所以最后选中了薄一波，据薄一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革命时期薄一波在山西从事学生运动比较有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是被阎锡山通缉的33人之一。二是阎锡山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戴文、赵丕廉都是薄一波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另一个亲信梁化之则是薄一波的同学，是他们向阎锡山推荐了薄一波。

　　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薄一波等人在山西与阎锡山斗智斗勇，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阎锡山这个人封建性很强，又善于权术和心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很不容易。但薄一波等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把山西的抗日局面搞得轰轰烈烈。

　　到山西后，薄一波很快就意识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能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他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有了明确的方针，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全称牺牲救国同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薄一波到山西后，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便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2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来培养。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等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这批学员一旦完全为阎锡山所用，那对中国革命将是很大的隐患。因此，如何巧妙地招收到这些学员而又不为阎锡山所用至关重要。

　　由于阎锡山曾明确要求，不允许薄一波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党组织。为此，薄一波一方面积极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方面在考试的内容上做文章，在录取过程中巧妙安排。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必不可少的题目，要拿出来应付阎锡山。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将这两类题目混杂在一起。在录取过程中，薄一波等人内部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通过这种方式，招收上来的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优秀的军事干部。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阎锡山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

　　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薄一波对阎锡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山西形势得到有利于我的解决。

　　据薄一波回忆，抗战末期，阎锡山曾在他的部下面前慨叹自己“失算”时说：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