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名人——黄帅和张铁生今昔照片(组图)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长篇编者按语。“小学生”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黄帅的信是10月21日写的。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人民日报》12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们《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说：“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 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很多地方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后，黄帅几经人生风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近日，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黄帅心语》，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她说，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而这一切实际上与过去有关，也使她对现在因书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充满矛盾之情。

　　■新书
    在他人“期待”的地方一闪而过

　　《黄帅心语》实际上是从黄帅上世纪80年代末东渡扶桑留学开始写起的，笔墨所及，大多是她在“小学生事件”后的点滴经历———自1998年从日本回国后，黄帅成为了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每年经手很多书，而这本她自己写的书，却并没有涉及很多当时的事件经过。所有点滴流露，也是一闪而过。她说：“这本书不是自传，不是揭秘事件始末，只是这些年的一些感悟。”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至今，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在母亲的泪水下，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当年安顿在主持《天涯孤旅》栏目时，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她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这些日记和文章现在组成了《黄帅心语》约一半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有她陆续写下的对于母爱、友情和人生的各种感悟。

　　■转变
    以前坚持不出书，去年才开始动摇

　　黄帅告诉记者：“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跟我同龄的人看的，特别是有一点闲暇的人看的。和市场上畅销的书相比，它没有太多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有的只是我对生活的点滴感悟，它记下的是真实的我。”

　　她说，自从回国后，一直有人提议她出书，开始她坚持不出，认为名人不出书是一种境界，但在去年，这个想法动摇了。“作为编辑每天都在做书。出书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明明你喜欢文字，愿意表达，然而就是因为你有名，就一定坚持不出书也不是正常的心态，也是没有放下自己。”她这样告诉记者。

　　虽然这本书对于想了解当年事件经过的人来说可能并不“解渴”，但黄帅说她现在暂时还没有出自传的打算。“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被卷进了一场漩涡之中。爬出来后，现在能谈得清楚多少当年的事情，我打个问号。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事人，记录下这些年来经历风雨的感受。”

　　■家庭
　　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写下的四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

　　“当时在看招生简章时，不少学校都写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北京工业大学明确写的是为首都培养人才。”黄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她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

    黄帅对北京工业大学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因为在大学期间，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

　　1984年9月，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加入了留学队伍。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她描述他时说：“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我太细腻了，而他比较粗放豪爽。”她说，当初和先生认识时，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并没有觉得太惊讶：“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特别是生下孩子后，她曾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晒被子时，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去看海，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她主要是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

　　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于是，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回了国。

    ■孩子
　　“他现在还不懂，以后会告诉他”

　　今年孩子10岁了，黄帅说，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他现在还不太懂，反正书也在，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到哪一天他愿意看，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黄帅说到孩子时，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笑声也特别爽朗。

　　黄帅说，《黄帅心语》其实也是她献给父母的一个礼物。“妈妈对这本书是百看不厌。”《黄帅心语》出版后，她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寄了一本。“国际邮包比较慢，她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看到了，她打电话给我说，她看到书里的那篇《我和妹妹》，看一遍哭一遍。”

　　由于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黄帅与妹妹的感情特别深厚。她说，有一次妹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每天下班后钻过地铁前都要看一眼夕阳和地上的风光，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只有在祥和、宁静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才可以有一点美的情调，我们的视野才能收入美的风光，看来我们姐妹都远离了风雨飘摇的日子，都走出了阴影，都在阳光下灿烂起来了。”

　　现在的黄帅，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或躺在床上听《百家讲坛》，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黄帅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张铁生的语文是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附：张铁生写在“白卷”后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录入者附注：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信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当年发表时被删节的内容。文中有些错别字是写信者(不是录入者)的笔误，录入者未加修改。

　　另外：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同志的亲切接见，江青同志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前途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从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

　　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