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的100本書 - 三十四:《前漢紀》 - 讀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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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的100本書》

正文·三十四:《前漢紀》

  第一部編年體縮寫史書

  《前漢紀》本名《漢紀》,后世人為了與袁宏所作的《后漢記》相區別,故稱之為《前漢紀》。

  《漢紀》的編撰者是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荀悅(148-209年)。荀悅字仲豫,潁陽(今河南許昌)人,早年喪父。年12歲,能講《春秋》。家貧無書,然刻苦為學,博聞強記,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格沉靜,尤好著述。漢靈帝時,宦官專權,士人多退身窮處,不與宦者合污,荀悅也趁此托病隱居。后初被辟舉為鎮東將軍曹操府供事,不久又遷黃門侍郎,與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講宮中,為獻帝所賞識,累遷秘書監、侍中等職。

  東漢末年,政歸曹操,漢帝形同虛設。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其所辯論,通見政體,所謂為政之術,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議論,為漢帝所深喜。

  漢獻帝喜好讀歷史書,可每讀班固《漢書》,即為其文繁難省所煩。就命荀悅按《左傳》體例,將《漢書》加以縮編。

  荀悅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開始,用了3年時間,至建安五年(200年)成書。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做到這五點,則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燦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損其業。"今以此五原則作《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很明顯,荀悅希望以《漢紀》啟發獻帝重振朝政。

  《漢紀》是以《漢書》為基本材料縮編而成的,故其與《漢書》一樣,起始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滅亡,共記前后231年的歷史。全書共30卷:

  《高祖紀》4卷,《惠帝紀》1卷,《高后紀》1卷,《文帝紀》1卷,《景帝紀》1卷,《武帝紀》6卷,《昭帝紀》1卷,《宣帝紀》4卷,《元帝紀》3卷,《成帝紀》4卷,《哀帝紀》2卷,《平帝紀》1卷,而以王莽當政時事附于《平帝紀》之后。

  荀悅作《漢紀》,取材范圍不超出《漢書》,只是把班固書中的志、傳、表等資料,按時間先后順序加以適當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紀之中。全書18萬字左右,約為《漢書》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戲稱其為簡本《漢書》者。

  但是,《漢紀》并非是泛泛地抄錄《漢書》而成,它含蘊著編撰者的思想、史識及駕馭能力和文筆才華。《漢紀》向有"詞約事詳"之譽,甚至"歷代褒之,有逾本傳。"梁啟超稱贊《漢紀》是"善鈔書者"。

  就思想與史識來說,《序》中已提到其著書五原則。他編撰這部書,主要是給漢獻帝看的,同時也是給一般統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們了解所謂:"天人之際,事物之宜",從歷史的現實中,學會對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的明確認識,以及應付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辦法。為了體現這個原則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書內容共有16個方面,即所謂:"凡《漢紀》,有法式焉,有鑒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紀焉,有休詳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勛,髦俊之遺事。"所以,《漢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從目的到內容,都很明顯地是為統治者服務的。

  就其駕馭能力來說,荀悅并不是簡單地、機械地去"抄"《漢書》,而是在運用編年體方法的同時,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紀傳體的記敘方法,這是《漢紀》不同于前些編年史書的特點。他記敘人物活動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時間界限,根據需要或補敘前因,或備述后果,或兼及同類人等事物。如記人物事跡,采用紀傳史書的"人經事緯"證敘方法,以人物為本位去編排史事,從而克服了過去編年史記人不完整的缺點。所以,盡管《漢紀》僅有《漢書》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漢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卻都有條不紊地被記載下來。

  再者,《漢紀》在編編《漢書》的同時,還加進了一些《漢書》沒有,或雖有但簡而不詳的史料。如西漢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銅馬的事跡,就比《漢書》記載較為詳細。

  注重史論是《漢紀》又一特點。荀悅與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編撰過程中,他于特別加重之處,常以"荀悅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學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稱頌;而荀悅則尖銳指出當時"豪強富人占田逾制,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客觀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真是精辟之論。

  又如批評漢武帝修陵墓,也頗為可取。另外,《漢紀》還可校補《漢書》脫文。如孔安國獻古文經書,因巫盅之禍來立學官之事。《漢紀》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記曰:"孔安國家獻之,會巫盅事,來列于學官。"而《漢書》的《藝文志》、《楚元王傳》似皆缺"官"字。

  最為重要的是,自《史記》、《漢書》行世后,紀傳體成為撰寫史書的主要形式,興起較早的編年體反而無人過問。自荀悅《漢紀》成書起,編年體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見通行。而且經荀悅之手,更加完備,成為與紀傳體共行的一種史書體裁,為我國史學發展開拓了廣闊道路。其后晉人袁宏的《后漢紀》、孫盛的《晉陽秋》、南朝沈約的《齊紀》以及北宋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皆深受《漢紀》影響。所以,《漢紀》在中國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漢紀》自北宋天圣年間后,已無善本,今可見者,以《四部叢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間刊本為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