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回忆董必武:眼界开阔 对人才的培养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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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董必武是我党资深的老革命家,提到董必武,鲁明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他说,董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又是党的一大代表。同时,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他也参加了。他接触面广,眼界开阔,文化涵养深,能写诗填词,还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
“董老高瞻远瞩,对人才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令人难忘。”鲁明说,在《商务日报》这块阵地上,董老先后输送了一批人去当编辑、记者,这些人在解放后都成了京、沪地区一些大报的中坚力量。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为鲁明、林冈夫妇证婚签名 来源:红岩春秋
本文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04期 作者:肖鸣锵 樊永蓉 原题为:在董必武身边的日子--访董必武的政治秘书鲁明
鲁明(1917-)陕西临潼人。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春到重庆,任董必武的政治秘书,同时用新华社记者名义参加社会活动,为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会员,曾当选陪都各报记者联谊会常务理事。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华日报》首席记者、采访部代主任。1946年初,以《新华日报》、新华社特派员名义,采访军调部活动。同年5月3日随周恩来到南京,任《新华日报》、《香港商报》、新华社驻南京特派员。1949年任新政协筹备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调外事部门工作,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赞、常驻代办、驻外大使等职。
在南方局老同志中,鲁明同志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起话来嗓门特别大,和蔼可亲,今年已经93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董必武同志的政治秘书、《新华日报》首席记者。
鲁明一见到我们就说:“我一回到重庆就特别高兴,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这儿毕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请他谈谈当年在董老身边当秘书的往事,他的记忆力真好,很快就娓娓地谈起来。
到西安招生委员会
1937年11月,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因西安是进入延安的大门,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前往我党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来投考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和训练班的人很多,而且每天还有数十人来打探消息,从天亮一直缠到深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接待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如果抗大训练班继续招生,请派得力干部来支持。”1938年3月,毛泽东指示: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同年4月,党中央采纳了西安办事处的建议,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招生委员会”。从抗大派出了柏克、鲁明,从陕北公学派来了张涛,从安吴堡青训班也派来了人,一起协助西安办事处共同办理招生事项,并由胡乔木、冯文彬等人专门指导招生工作。
有了鲁明这些得力干部的支援,招生工作如鱼得水、如火如荼。抗大副教育长许光达也亲自到西安招生,很快招了200多人去延安学习。随着形势的需要,去延安的进步青年越来越多,党中央在延安又为不断进入的青年陆续设立了20多所学校。朱总司令在西安办事处亲切会见前往延安的青年时,勉励他们“学好本领,上前方来”。
距西安90华里的安吴堡青训班,每周都要开“迎接新学员,欢送毕业生”晚会。“再见吧,相会在前线”的歌声天天都在校园里回荡。
做董老秘书兼大记者
1939年4月,应党的工作需要,鲁明被派到重庆去做同样的工作。说到这儿,他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一件他不久前才知道的事情:即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李坤大姐在查阅党史资料时,竟查到中央发给重庆关于鲁明到重庆工作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凯(丰):
特派鲁明、朱峰即日从西安动身去重庆,主持招生事宜,请予指导。
毛泽东、王稼祥、罗瑞卿
鲁明说:“当时同志们与我开玩笑,说这封电报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把鲁明的身价都提高了”,“这事我过去不知道,最近才从李坤处得知的。”
鲁明到重庆后,由于国民党不发护照,便回不了西安,就留在了重庆。鲁明说:“当时我是青委委员,为在外面活动方便,我的身份是董老秘书。就这样,我就当上了董必武同志的政治秘书。”那时,国民党每年都要召开两次参政会,共产党在参政会里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博古、王明、吴玉章、林伯渠共7人,许多领导平时都不能参加,参会的大多是董必武同志。
皖南事变后,毛主席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想办法离开《新华日报》,但鲁明必须留在重庆,随时向党中央汇报重庆方面的情况。当时南方局领导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总编都走了,每次开参政会议还必须派记者参加。因特定时期的工作需要,鲁明就到《新华日报》当了首席记者。当记者的目的,就是代替董老一年开两次参政会。从此,鲁明被大家信服地称之为“鲁大记者”。
鲁明与许涤新
鲁明到重庆后,在机房街50号因办理公务手续先后见到了董老、凯丰、曹瑛、廖似光、钱之光、周怡等同志。
鲁明称,《新华日报》第一个和他打交道的人,就是许涤新同志。回忆中,鲁明称许涤新是一位纯朴忠厚的长者,同时又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平等待人的老师。那时董老要鲁明找许涤新商量解决如何处理好一批由广东经湘、桂流离来渝的青年去延安的问题。
鲁明来到西三街一幢十分窄小昏暗的编辑部,初见许涤新时,他头发竖起,两眼充血,十分疲乏的样子。为不干扰别人,许提议到外面去谈。于是他们拾级而上到附近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的茶馆交谈起来。最后商定,由鲁明以中共代表董必武参政员的名义,去找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之一的江文汉和青年会伤兵之友社的负责人辛志超,帮助安置这批青年。这就既为这批远道流离的爱国进步青年解决了职业、生活问题,又可取得青年会的合法庇护和依靠。
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鲁明说:“大约在'五四'大轰炸的次日,我记得是邱南章还是颜太龙哪位押车副官,带着两辆军用卡车的进步青年,从皖南新四军军部经桂林到了重庆。正在督工建造红岩办事处的牟爱牧副官,就动员这两车少男少女和我们一起劳动,加速了办事处建设工程的进度。”
鲁明发现许涤新不时与来自皖南泾县云岭的方卓芬(阿方)常出现在嘉陵江畔。后来才知道,早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许涤新就结识了阿方,战争使他们分离于黄浦江边,又使他们重逢于嘉陵江畔。1940年7月,红岩新屋落成。9月,许、方在红岩结婚,新房就在虎头岩报馆宿舍。
与此同时,许涤新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对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实力派人物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政治上的争取团结工作。这对我党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政治上孤立国民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许涤新则是这一历史任务中的具体工作者之一。
董老与《商务日报》
在与董老一起工作中,董老亲自安排和指示改变《商务日报》事宜,让鲁明久久难以忘怀,多少年前的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商务日报》创刊于1914年,是重庆总商会的机关报,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一张报纸。早年办得不错,也深受群众欢迎。1935年,蒋介石的势力伸向四川,康泽的“别动队”来到重庆,便接办了《商务日报》,刊登反共文章,该报也逐渐衰落。
报馆内,特务横眉竖眼,动不动就甩出手枪,拍桌大骂。生活又很艰苦,除了三顿霉米饭,发不出工资,囊空无洗,连搭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有家的同志养不起妻子、儿女。
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下,经鲁明的上下直接联系,中共地下党员徐逸安、杨培新相继进入此报,并和徐淡庐一道掌握了采、编、经营大权,意在扭转办报方向,运用它支持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为党在工商界扩大统一战线搭桥铺路。
《新华日报》纯阳洞10号宿舍是鲁明、乔冠华、龚澎等同志在市内的住地和活动点之一。此处靠近中苏文化协会、抗建堂剧场、中国电影制片厂。车水马龙,鱼龙混杂,熙熙攘攘,便于进出,但也是特务盯梢的重要目标之一。徐逸安、杨培新等经常要冒着被特务盯梢的危险,深夜到鲁明的住所汇报工作。
董老知道这一情况后,通过鲁明安排,约见了徐逸安。董老、鲁明和徐逸安三人一起,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分析、研究,最后董老确定了改变《商务日报》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就是:在商言商,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国民党的文章不登,共产党的文章也不登;要以工商业的面貌出现,政治态度不超过《大公报》、《新民报》;争取西南工商界和迁川工商界的支持,要为中小厂商的困难说话……鲁明说:“董老确定的这一系列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根据当时客观实际策划的,因而效果好,巩固和扩大了我党在工商界的统一战线。”
鲁明结婚
1946年5月29日,在《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工作的鲁明和林冈结为革命伴侣,周恩来等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为向他俩表示庆贺,大家准备送给他们一件礼物。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根本就买不起什么像样的礼物。于是邓大姐就临时剪下一块红绸,请董必武在红绸上挥毫写下“天作之和”四个大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王炳南等,代表领导和工作人员纷纷在红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郑重地交给了鲁明、林冈两位同志留作纪念,祝愿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携手并进,永远向前。邓颖超还向鲁明夫妇讲述了正确处理夫妻关系的“八互”祝词(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谅、互让),婚礼既简朴又热烈,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董老精神终身难忘
在夺取《商务日报》工作中,鲁明学到了不少工作经验,深深体会到党的政策的威力。从那时起到抗战胜利,整整8年时间,他一直在董老身边工作。有时董老返回延安或外出开会时,他就为南方局其他领导如周恩来、吴玉章、邓颖超、叶剑英、博古等同志服务。他调侃地说:“人们都说一仆二主,我却成了一仆多主。”
董必武是我党资深的老革命家,提到董必武,鲁明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他说,董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又是党的一大代表。同时,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他也参加了。他接触面广,眼界开阔,文化涵养深,能写诗填词,还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
“董老高瞻远瞩,对人才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更是令人难忘。”鲁明说,在《商务日报》这块阵地上,董老先后输送了一批人去当编辑、记者,这些人在解放后都成了京、沪地区一些大报的中坚力量。
“我在董老身边先后8年时间,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我学到了不少好的工作作风和优秀品德,这些对我终身有着深刻影响。解放后,虽然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很少会面。但,我在他身边那些日子将是我终身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