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茅于轼：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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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茅于轼
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I《观念播种》和Ⅱ《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一九四七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六十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二十八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二十八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隔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期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三十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十五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I《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一九五九年赴美深造，一九六四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席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三十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十九本书，总计达四百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
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一九八八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所以一个人值得为了奋斗终生。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一九七七年高希均写了《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它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订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策，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订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它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还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砭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
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策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
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一九五九年台湾的蒋梦麟先生(一九六四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八十年代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百分之十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十万台币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不同的是台湾还有党营企业，其收入成为国民党的经费；大陆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的经费则来自政府财政)。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销。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账死账，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高希均文集I《观念播种》，Ⅱ《优势台湾》·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50元台币)
《读书》1995年4月号
茅于轼
这里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长在台湾的海外学者高希均教授的两本文集：I《观念播种》和Ⅱ《优势台湾》。
台湾对于大陆的众多百姓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勾起恐怖回忆的事物。文革时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红卫兵把我们全家人剃了光头或阴阳头(半个光头)之后，在轮番批斗，斥骂甚至拷打了几个昼夜之后，风浪似乎要平静下去。忽然，一个细心的“红卫兵”发现了我们四兄妹几十年聚积的两万余张邮票中有一张一九四七年发行的蒋介石总统六十寿辰纪念邮票。这张邮票立刻成为私通台湾，图谋翻天的铁证。于是批斗再次升级，并且把全家所有的衣服、用具、书籍全部没收。当年我又以“首都危险分子”的身份被赶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过来。
曾几何时，今天台湾变成了大陆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对方准予入境，大陆单位和政府全力协助办理赴台手续。这个变化在二十八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连高瞻远瞩一万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当前，过去两岸对立的历史教训已不在大陆居民的舆论视野之中。然而如果翻开这几天的报纸，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仇杀，南北朝鲜的对立，穆塞停火的困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这些新闻某种意义上正是海峡两岸之间二十八年前势不两立的翻版。其实，中国人今后是否永远不会重蹈覆辙，也是很难说的。
发生这种不必要的人群之间相互仇视的具体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即社会的封闭性，信息交流被阻隔甚至被垄断。大陆同胞对这一点是有亲身体会的。私通海外是“文革”期知识分子被批斗的一个主要原因；偷听敌台则足可以被判刑。台湾在三十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听”的自由。改革十五年来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一切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I《观念播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了。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一九五九年赴美深造，一九六四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席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三十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十九本书，总计达四百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
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一九八八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所以一个人值得为了奋斗终生。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经济有关。经济问题是最容易产生误区的领域。误区之一就是“白吃午餐”。一九七七年高希均写了《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误导了许多舆论，甚至产生错误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词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首创的名词，高希均利用它评论了台湾的许多经济现象。首先是关于工资标准。拿工资的人都想工资标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员不裁减，增加工资等于白吃午餐。其实，说到底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取决于工资标准，而是取决于总的生产量。只有有益于促进生产的工资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国际的经验证明，保持一个略低的工资水平才能保证其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才能为其产品源源不断地开拓市场，百姓才能享受较低价格的产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对公营事业的补贴。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低价格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无例外地成为地方财政拮据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头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得从增加百姓的税收来找齐。例子之三是大学学费该不该上调。高希均主张学费应尽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时给清贫家庭出身的学生贷款或奖学金。其它的例子还有很多。对我们吃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大陆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台湾同胞更甚。尤其难办的是大陆政府当局还经常把“白吃午餐”的权利当成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有意无意地经常宣传。例如灾区人民拿到了救灾物资，媒体着力描写百姓如何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官员们在一旁听了也似乎受之无愧。应该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灾难方面确实比之西方的民主制度更有效，所以几处较大的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人心还稳定。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政策变出来的。政策好上了天，没有各色各样用自己劳动作出无偿贡献的人，天上连一块馒头也掉不下来。当然，媒体讲的不是经济学，不够准确也无可厚非。可是经常性的不恰当宣传会产生副作用，有时还很严重。因为这使百姓产生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同时又把过于繁重，实际上不可能承担的责任强加给了政府。企业经营不善，工人收入降低，变成了政府的过失；万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政府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甚至股市疲软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对比之下，台湾每年都有上万个企业倒闭，投机赔钱的人天天都有，近几年白领阶层中出现了失业，邮资涨价，水电涨价也不是稀罕事。这些事情中倒了霉的人认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并没有归罪于政府，更没有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看不见的手比之政府制订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优化各部门的产出比例。虽然据说日本的通产省制定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使日本的工业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日本的支柱产业汽车是一个例外，因为当年通产省断定日本发展汽车生产是没有前途的)。但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过国家的产业政策，倒也没有发生过比例失调的严重问题(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不是比例失调，而是宏观政策犯了大错误)。台湾基本上步美国的后尘，发展的历程也基本顺利的。反观大陆的情况，制订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从以钢为纲到以粮为纲，从五年计划到十大关系，一套跟着一套。可是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但未解决，而且越闹越厉害。倒是改革以后产业政策不那么强调了，五年计划也似有似无，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比例失调的问题确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陆经验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过总的说来，大陆朝野对市场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信心还是相当欠缺的，因此还有人主张随时随地动用政府的权威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大陆显了神通，而且国家也正式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的发展模式，然而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有时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出现。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它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还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我不是说政府和法律不可以管经济。收税，发钞票，国防，道路等必须由政府来操作。对环境污染、行业垄断，要有行政限制。就其他方面来看，法律最好只管市场的规则，而不要介入市场的运作。相反，法律必须保障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否则市场将形同虚设，剩下的只有计划和命令了。
高希均先生的早期作品更集中在经济问题上。随着他在台湾的影响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他的目光逐渐地移向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因此近几年来他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针砭时弊之作，不限于经济问题了。读了这些文章使人大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的毛病和大陆的
毛病何其相似乃尔。例如：
只要肯花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公开辩论少，幕后协商多；
政策多原则口号，少操作步骤；
要得到有权人的赏识，绝少是因为忠言，绝多是因为忠诚；
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常(把研究报告)当作密件，不对外公开；
政府官员应减少会议的次数和时间，从多劳改为多思，多思然后
知不足；
首长们在心理上就不宜坚持“我比你们懂得多”；
民众最大的抱怨来自贪污和特权相关联，等等。
文章所讨论的事几乎和大陆上的事一模一样。例如《主张有根据，坚持有道路》一文谈到台湾的人口问题。一九五九年台湾的蒋梦麟先生(一九六四年去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为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个人。
就在同一年，大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人口论”，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他们两人的遭遇也有点相似。蒋先生遭受的无理反对、恶意攻击，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例如有一位匿名自称“反共斗士”写信道：“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至于马寅初的命运则是马上从北大校长的职位上下台。
另一个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留学人员学成不归，造成了人才外流。大陆教委提出的对策是毕业后工作时间不够一定年限的学生要求出国留学时要交纳教育费。高希均在八十年代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百分之十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十万台币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高先生竭力提倡的另一个主张是“民营化”。台湾和大陆一样，有许多国营企业(不同的是台湾还有党营企业，其收入成为国民党的经费；大陆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的经费则来自政府财政)。台湾的国营企业大多数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按照当今世界潮流，俄罗斯在搞全面私营化，当然还不成功。但法国、英国、日本也都在将国营企业私营化。从经济效果看，他们的改变基本是成功的。因而私有化成了世界潮流，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起而效法。在大陆，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成为各种经济麻烦的总根源。亏损的财政负担只好由政府发钞票来弥补，因而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国营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是积重难返，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老板，欠债可以互相抵销。一切经济手段对国营企业用处不大。不论是环境污染罚款，或是价格税收杠杆，到了国营企业那里所起的作用只是财政部的钱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喊了多年的四大银行商业化，如果银行背负着大笔国营企业的呆账死账，根本独立不起来，到头来仍旧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尽管国营企业有许多问题，全世界都在搞私有化，大陆的政策倒有点巍然不动。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高希均文集I《观念播种》，Ⅱ《优势台湾》·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50元台币)
《读书》199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