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金融时报】体育和政治 | 中国举国办体育

媒体日记：体育和政治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2008年7月30日 星期三
2008年7月29日
倒计时10天。中央和京城媒体在呼吁民众屏住一口气，再加一把劲。北京日报头版评论员文章再度号召“当好东道主办好闹运会”，北京晚报则开刊连载“这日子说来就来了”。央视新闻联播短评“精细的10天”号召以百倍的认真和努力做好最后的冲刺，现场直播的“百年圆梦”晚会里，除了有团体操般呼喊口号的观众外，余秋雨也来发表感慨。
人民日报选择在这个日子发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央领导集体关心体育事业和北京闹运会纪事”和任仲平文章“绿色、科技、人文：奥林匹克之梦的北京版本——写在北京闹运会倒计时10天”。这两篇长文不仅占据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大半版面，光明日报和解放日报等党报也全文刊载。自从“平安闹运”提出以来，绿色闹运、科技闹运、人文闹运这三个北京申奥时的关键词倒是沉寂良久。
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说：经过一场夜雨的梳洗，北京以清新的妆容，向陆续到来的各方宾客露出灿烂的笑脸。北京强调空气质量无碍运动员健康的新闻得到了各地报刊重点处理，环球时报评述时很低调：毕竟，天气是个物理问题，短期内改变起来很难。但中国确实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为了给西方人看，他们在北京只待十几天，而中国人还要在这片天空下生活下去。
环球时报主要还是高调。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丁刚在这家子报撰文号召“理直气壮地说要金牌第一”：一旦中国夺取金牌总数第一，我们就会立刻面对西方媒体又一场针对中国崛起的炒作，这当中将会有更多的误解、曲解，甚至是恶意的攻击……（但）我们越是低调，他们就越是高调，而我们的低调又往往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反而容易让西方占了上风。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的非议而对夺取金牌第一的问题躲躲闪闪。
比起人民日报编辑，中国青年报作者严阳就显得有些“稚嫩”了，只看到体育没看到政治，还在批评国家体操队主教练黄玉斌“别逼自己非得金牌丰收”：闹运会虽然如今影响空前，可说到底不就是运动员表演的舞台，体育爱好者享受的盛宴，一场超级快乐的活动吗？
新快报评论版主持人恐怕也是这么想的。“有网天天上”栏目“点到即止”，评的是百名老将军老兵呼吁闹运休战的新闻，说的却是“我要好玩的闹运会”：办闹运会不就图个乐子么？非得剑拔弩张的有意思吗？我想，快乐的闹运会、好玩的闹运会才是中国人、全人类想要的闹运会。
“闹运休战”真是让人浮想联翩。新京报作者吴祚来联想起另一种“无形战争”：比如一些国家将闹运与人权问题、环境问题等挂钩。价值之战是经济之战后的另一种战争形式，它有着历史形成的原因，也与各国发展现实状况密不可分。
现在有战火的地方，苏丹算得一个。新闻联播里，习近平会见苏丹总统特使的新闻主要也就是两段：北京闹运准备就绪，不要干扰达尔夫尔和平进程。
中新社发电稿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时代》周报撰文力挺中国，得到不少德国网民的赞同支持。记者发现“德现任总理默克尔和德政府发言人均未表态……同默克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罗德在撰文同时，还高调宣布将参加北京闹运开幕式。”
中新社另一篇电稿说，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披露中文笔划确定闹运开幕式入场顺序。不过，这篇稿子没有说明“中华台北”的顺序，此前有报道称，如果使用“中”字排序，台湾将会排在第24位，和香港中间隔着中非共和国。
对闹运各项管制不满的控诉一直限于民间论坛，公开媒体少有正面谈及。今期新世纪周刊触碰此题，列举交通管制、安保等给民众正常生活带来的影响，讨论“因闹运而带来的不便利，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由于是第一次举办闹运会，东道主的紧张也很容易导致一些负面因素的释放，例如在以闹运为代表的公共利益对百姓个人利益的一些冒犯……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二者的关系，仍是闹运会期间甚至之后，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马云塑像和本人婉拒的新闻继续吸引各路评论，有怀疑杭州搞了个招商引资噱头者，有自此想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之艰难者，有推论出马云实乃为避免未来失败导致尴尬者。
不过，有趣的是，作者们在引述网民表态作为论据时，说法大有不同：杨耕身在新闻晨报说，网民对“马云雕塑”乃至马云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者占绝对多数；张若渔在华商报上的说法则是：马云雕塑在互联网上呈现一边倒的支持，拥趸之众、影响力之广简直堪比朦胧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地位；中新社的报道则“据一项五千多人次参与的网络调查”统计说：三成网友赞成为马云竖雕像，而另七成网友坚决不支持这一行为。
虽然火热一整个周末了，新闻晨报今天还请薛涌由“袁隆平买车”继续谈“中国不是仇富的国度”：“仇富”不过是一些为富不仁者心理缺乏安全感而给中国人编造的罪名。但在广州，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却是发表了“非主流”评论。作者迅之称，据此认为中国公民并不仇富有些言过其实：这个国家像袁隆平一样依靠合法劳动获取财富的人还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网友们对袁隆平院士那样的礼遇。那些正当致富的人们不幸被“强掳”搭上了不正当致富者的反“道义便车”。以此观之，仇富的本质其实是仇不清白财富背后所依仗的权力。
时评作者每天评说他人，也被他人评说。中国青年报把今天冰点时评待遇给了对时事评论家“将自己视为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言人”的批评——民意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作者陈季冰说，大部分民众未必具备分析这类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专业知识框架，所以“民意”的这一部分内容未必正确，或至少是不可行的。它应该得到倾听和重视，但不应该轻易被满足...在医治“社会疾病”的问题上，我们同样有必要牢记“良药苦口”这句真理。
与“主流民意”评论方向不一致还有。扬子晚报没有发表赞扬云南省委副书记批评干部“大快人心”的文章，却允许作者直接把矛头指向这位副书记本人：“领导痛斥”背后隐藏着“官大理多”之忧。作者廖保平关心被骂干部的感受，上级领导干部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痛斥”得越厉害，越夸张，得到的掌声越多，越显出领导干部治吏的决心，独独不见他们“痛斥”自己、整改自己，仿佛自己是个永远正确的局外人。
宏观调控的蛛丝马迹被媒体细心体察。扬子晚报记者在央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例会声明中，发现央行货币政策讳言“从紧”。新京报发表叶檀文章说，调控的关键不是松紧问题，应着眼于出台有效的政策使我国的优质企业可以脱颖而出，如允许大规模建立民间信贷机构等。在大批企业面临困境的珠三角，羊城晚报则开始连载文章，称“信心来自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大势”，黑字提要：上半年的各项统计数据，都说明总体经济形势并不差。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因“双防”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改变，依然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也具有应对困难局面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没有放弃对“普世价值观”论战的跟踪。继早前独家专访司马南请其谈痛批南方周末的“背景”外，今又邀请徐景安撰文逐段反击司马南观点，文末写道：中国认同普世价值观，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希望，是中国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思想保障。正因此，引起反改革人士的强烈不满，就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大做文章，司马先生就拿南报来开刀。普世价值之争的实质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是改革方向之争！司马先生这回当了反改革冲锋的裸体斗士。素来关注“普世价值观”的网易在评论频道头条推荐此文。
《财经》网记者发出报道，称杨佳袭警案今日庭审因故取消，猜测开庭时间可能推迟至闹运会之后。
凤凰台风来袭。钱江晚报的头版大标题有趣的很：这只凤凰不是好鸟。
来源：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20889&pos=RSS_DAILY_NEWS&pa1=0&pa2=15&loc=RSS_EMAIL
中国举国办体育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王明(Mure Dickie)
2008年7月29日 星期二
当年，她甚至不会游泳。“第一次看见皮艇时，我很害怕。”杨雅莉回忆道。1997年入选省队时，她还不到15岁。“我从乡下来，见到水就怕——现在我却要在水面上划船。” 如今，杨雅莉已经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皮艇运动员，成为中国以国家主导的体育运动体制力量的一个例证。
10年之后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在德国鲁尔河谷的杜伊斯堡皮划艇赛场上，我目睹她和队友齐心协力，用了不到1分39秒的时间就划完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赛程。这个速度足以为中国赢得一张渴望已久的北京闹运会入场券。
在竞技体育中，获胜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和才能，而杨雅莉和队友的行动正体现了这两点。她们奋力划向终点线，桨刃精准地划开平静的水面，身后溅起的粼粼水花在空中映出一道彩虹。不过，她们能够参加闹运会比赛也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胜利——这种共产党领导下的奖牌机制，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应该服从国家。
中国皮划艇队的洋教练
如果说杨雅莉曾经看上去不像一个举国体制的战士，那么，中国皮划艇队的总教头似乎就是更加令人惊讶的选择了：约瑟夫•察保谢克(Josef Capousek)，世界冠军德国皮划艇队的传奇教练，曾经是一个逃离共产主义的难民。中国请来察保谢克，希望他能在2008北京闹运会之前提高中国皮划艇队的水平——这届闹运会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体育挑战。性格直率的察保谢克已经开始呼吁采取更加自由的训练方法。然而，那天我在杜伊斯堡的时候一直在想，举国体制对此会作何反应？
1968年8月27日，苏联入侵6天之后，22岁的察保谢克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只带了一只行李箱，还有一份在言论自由国家生活的决心。在西德，察保谢克在夜店洗过厕所，当过摄影师，去学校注过册，最终成为德国公民，并任德国皮划艇队的教练，开始了声名显赫、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在他执教期间，德国皮划艇队无往不胜。但在2005年，当他与那位德国著名女子皮艇选手的长期恋情告终之后，恢复单身汉身份的察保谢克决定再次前往一个公开宣称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聘用了察保谢克，以确保中国皮划艇运动员能在家乡父老面前赢得闹运金牌。“我的前妻说：‘约瑟夫，你疯了。你在68年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却要去中国。'”察保谢克在北京一家喧闹的德国餐厅接受了我的采访，面前放着一大盘德国香肠和德国泡菜。
在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竞技体育被抨击为“锦标主义”(trophysim)，运动员被送往乡下干农活，体育官员被迫害致死。然而，毛主席的接任者将体育比赛的胜利视为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关键部分，并将其视为一个进步的标志，既能团结又能激励全国人民。而这种成功的最终衡量方式十分简单：中国赢取的闹运金牌数。但是，要赢得更多金牌，意味着中国必须提高体操和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以外的其它项目的实力。因此，体育官员瞄上了闹运会游泳、田径以及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的100多枚金牌。中国政府聘用察保谢克，希望能将中国培养体育新秀的能力与这位德国教练的现代训练技巧紧密结合。
体育职业挑战
察保谢克将这份工作视为一次职业挑战，而不是一项政治挑战——他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他在2007年世界锦标赛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当然，他们有一个共产党，但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加资本主义。”然而，2005年抵达中国之后，他几乎立即开始挑战中国的体育制度传统，不仅要求改变训练方式，改革饮食制度，还要求给运动员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多的休假时间。对中国的官员来说，这种要求只会削弱运动员的意志。虽然不同项目之间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中国体育的胜利大多依赖于在西方运动员看来难以想象的纪律和管控水平。顶尖运动员日常活动限于与队友同住的宿舍，并禁止使用移动电话或互联网。许多运动员连续多年无法回家探望父母。体育运动通常被看作兵役的一种形式，人们用“退役”来描述退出体育体制的运动员，就像退伍的军人一样。
四川的“雨城”
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雅安市是一个多雨的城市，被称为“雨城”。我伴着雨水，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穿过烟雨蒙蒙的峡谷、破旧的村落，到达杨雅莉生长的村庄。由于察保谢克奋力为运动员争取到更多假期，去年10月国庆节期间我前往采访时，杨雅莉正好在家。没有公路通往庙土下村，我只好沿着泥泞的小径步行，杨雅莉出来迎我，多带了一把伞。她身穿红黄相间的国家队队服，裤腿塞在橡胶雨靴里——她解释说，队服比农家衣服舒服。而庙土下村不是一个讲客套的地方；这是个安静的村庄，破旧木屋的屋檐下挂着晒干的玉米棒子，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废弃的木板和破损的磨石。
杨雅莉的家距离她曾经就读的中学要步行约1个小时。在学校期间，杨雅莉罕见的臂长引起了来访的体育官员的注意。几天的身体测试表明，她是适合皮划艇运动的完美人选，随后她就被送往省队训练。
以当地标准来看，杨雅莉一家算是比较富足，泥土地面的厨房旁还加盖了一间房，养着5头猪，还有几笼长毛兔，兔毛可以卖钱。但杨雅莉的父亲杨明华记得，1997年是个艰苦的年头，庄稼歉收迫使村子里的一些家庭上山找吃的。艰难的生活让他觉得，女儿应该把握这个从事体育工作的机会。“有段时间她遇上困难，无法坚持下去，想要回家，”他父亲一面说，一面抽着自制卷烟。烟草是自家种的，气味浓重，每斤卖15块钱。“作为父母，我们必须支持她，给她鼓励。我们告诉她说乡下生活很苦——不要当农民。”
和其他许多体育生的家长一样，杨雅莉的父母必须承担她的训练费用，直到她成为拿工资的专业运动队的正式成员。杨雅莉经历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从学生转变为省队运动员的速度很快。事实上，她快15岁才被发掘出来，这也体现了中国在相对较新的皮划艇运动方面实力较弱。划艇或皮艇运动员需要有精密的平衡感，这意味着在10岁时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的孩子能拥有持久的优势。
李小双体操学校
但是，我在访问李小双体操学校(Li Xiaoshuang gymnastics school)时发现，中国体育运动体制中更为成熟的部门已然掌握了从小培养运动员的技巧。位于华中地区湖北省仙桃市的这所学校，是以它培养出的最著名运动员、多次获得闹运会冠军的李小双的名字命名的。其他校友还包括金牌选手杨威和郑李辉。该校的学生多为4岁到8岁之间，而所唱的歌曲体现人们对这些孩子们的期待：
男子汉，铁打的，
不好哭，做好汉，
这样老师才喜欢；
学小双，要流汗，
将来做个英雄汉；
拿金牌，夺冠军，
美名天下传。
杨威，杨威，
中国的扬威；
郑李辉，郑李辉，
闹运上放光辉。
天还没亮，李小双体操学校的120名学生（多数是寄宿生）已穿着运动服，集中在如同巨穴般的大厅内开始一轮短跑、跳圈、蹲跑和俯卧撑训练。数月训练之后，即便是年纪最小的学生也可以做到长时间双手倒立。像这样的学校，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举国体制中最低的一级，用来在群众中筛选具备体育潜力的人。受那时被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榜样的启发，该体制旨在培养能体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体育冠军。文革后，中国重建了这一体制，它保持了一个庞大的多层网络，覆盖学校、政府部门和军队。
资深教练颜永平表示，对体操而言，首要任务是选材。他滔滔不绝列举出选材的一系列基本条件，包括深胸、小臀、直臂和直腿。“我们选好苗子，打好基础，并输送人才”给各省体操队和跳水队、杂技团和体工大队。颜永平补充道，学生们必须“有决心、不怕死、能吃苦”。
中国不愿透露有多少儿童在体校里接受这样的训练。尽管中国对几乎所有事情进行统计，但我去年采访过的一位高级体育官员坚称，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的工作有所重叠，很难搞明白。然而，这一数字肯定很庞大。爱尔兰科克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Cork)研究中国体育的专家熊欢引用内部文件的数据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超过37万名学生在国家拨款的体校中训练，而省级及省级以上的运动队有4.6万名全职运动员。
该体制是卓有成效的。尽管公众参与体育的程度较低，并且众所周知缺乏成功的职业联赛，但中国仍是闹运大国。2004年雅典闹运会上，中国赢得了创纪录的32块金牌，领先于俄罗斯的27块，仅次于美国的35块。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功，举国体制所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部分受到像姚明（休斯顿火箭队明星球员、美国职业篮球赛场个子最高的队员）这样在全球取得成功的体育明星的影响，有些精英运动员已开始挑战教练对其训练和职业生涯的控制。一些运动员拒绝接受“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国家所有”的主张：该主张意味着运动员不得不将自己多达50%的商业收入上交给国家和体协。
而该体制的人力成本也正引起更密切的关注。在这种教练拥有巨大权威的制度下，年轻运动员所处容易受到伤害的地位令人担忧。由于极少有体校和运动队愿意让外界参观，因此很难判断可能存在问题的程度。但是，虐待运动员的可能性显然存在。
禁止体罚
李小双体操学校的颜永平和其他工作人员对自己照顾学生的方式引以为豪。他们表示，对于年纪最小的学生，训练基本上只是有组织的游戏，而体罚是被禁止的。颜永平说：“可以打打屁股……但那是一种关爱。打的时候非常非常轻。”
其它地方的教练可没这么温柔。去年，从中国铁路系统下属体工大队马拉松运动队退役的长跑运动员起诉前教练王德显，指控他侵占她们的奖金和收入。该案引发了针对王德显的其它指控，称他经常殴打队员，控制队员资金，并且不允许他们离队。本案最终庭外和解，而其它指控也没有形成正式的起诉。当我找到两名曾经师从王德显、现在在北京一个汽车市场做销售员勉强谋生的前队员时，她们不愿对此案进行讨论，因为中国官员已经警告她们，在2008年闹运会前，此案可能会给中国体育的声誉抹黑。但是她们承认，王德显经常用一条经特别改装的汽车传送带殴打她们。“我从未抱怨过我们教练在训练时打我们，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犯懒，而且有时候你达到极限后，如果教练不强迫你，你是无法超越过去的，”长跑运动员李娟说道，“但他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殴打我们，会让我感到很不高兴。”
王德显一再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2005年，他因另外一起兴奋剂丑闻而被终身禁止从事教练工作。然而在此禁令颁布后，王德显的训练工作由妻子和兄弟接替。
学业荒废的损失
甚至在教练照章办事的地方，很多想成为明星的人为了加入这个举国体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使是那些取得成功的运动员，由于退役后通常没什么技能，有时被迫出售自己的奖牌来维持生计。在大批的体育生中，许多最终被该体制拒之门外的人，永远无法弥补多年学业荒废带来的损失。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hysical Science)的研究员鲍明晓是举国体制的拥护者之一。当年，他在青少年体操运动员的道路上未能取得成功，可他战胜挫折，并在此后上了大学。但是，鲍明晓和他曾是游泳运动员的妻子却不想让他们18岁的儿子走和自己相似的道路。“我儿子在某些体育项目上有很多天分，因此我们让他去玩，但是我们不想让他靠体育谋生，或是进专业队或体校，”鲍明晓说道。“可能有80%的运动员永远不会取得成功，要我儿子把他人生如此关键的阶段花在那个世界，也许对他的将来极为不利。”体育教练和专家们认为，这种担忧使得现在招收新人变得愈发困难，尤其是在相对繁荣的城市地区。
进入皮艇队，意味着杨雅莉所受的正规教育从此结束。现在，她的希望只是到她退役的时候能得到一份体育教师的工作。杨雅莉说：“我其它什么也做不了。”
洋教练下课
运动员为退役后的生涯缺乏准备，令察保谢克感到忧虑。他坚持运动员对训练日程拥有发言权，而且教练应该平等对待运动员，试图以此来培养运动员的独立性。他取消了不能打手机、不能看电视、不能上网的限制，并为队员争取更多更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从疲惫的训练中恢复过来。他还尝试引入了新的训练方法，使训练变得更加有趣，如冬天的跨国滑雪训练。在他的大量干预之下，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深入进行。杨雅莉和队友开始亲切地称察保谢克为“爷爷”或者“肯德基大叔”（即桑德斯上校，肯德基连锁店的创始人）。然而，培养运动员独立性的努力引起了争议。“很多官员对此很生气，他们说中国运动员需要纪律和压力。我说：‘不，那是不对的，运动员需要的是自律。'”察保谢克说道：“中国体育的管理方式像军队——运动员必须站成一条线，向左看齐，向右看齐，一二一二报数。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时代已经改变了。”
……
时代的改变程度并没有察保谢克所希望的那样大。上个月，就在距北京闹运会开幕仅有44天之际，察保谢克被解除了中国皮划艇队总教练的职务，来自解放军的一名军官取而代之。官员们抱怨说，察保谢克的训练结果令人失望，该队的闹运前景不妙。他们认为，亚洲人与欧洲人不同，训练中的任何松懈都会很快导致运动状态下降。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察保谢克“在对中国队员与德国队员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上还存在偏差”。
察保谢克下课后，皮划艇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队员们被告知，在晚10点至第二天晚7点间要交出手机。不再保证周日休假。当我来到该队所住的酒店、询问杨雅莉有关变化时，她坚称，这件事不会改变她对训练的投入程度。但是，杨雅莉和她的队友王凤与世隔绝的程度让我吃惊。虽然已在附近的一个湖里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训练，但是她们两个谁也不确定那个湖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们现在没心情看风景。就像一个装电池的机器人一样，只管做你必须做的事，一天接一天，”王凤说道。杨雅莉对此表示赞同：“每天都一样。开工，收工。”
公民参与体育
尽管举国体制拒绝了察保谢克带来的新训练方式，但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财富和社会解放程度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日益削弱国家对体育的控制力。不过，虽然旧的共产主义训练方式可能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闹运大国必然会出现衰落——即便是皮艇等小项目上。
相反，在导致政府失去对体育的控制的同时，新的社会趋势也会创造出通往成功的新途径。北京已经承诺扩大公众对体育的参与，下个月闹运会前后的宣传活动将对这一努力起到推动作用。
上个月，在一个闷热的周日午后，我前往北京后海，观看一个与官方的乡村体校“拖网”机制相当不同的人才培育方式。在这个能见到北京老鼓楼瓦顶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由政府补贴的、面向所有人提供皮艇课程的公共水上运动俱乐部。在这里，我遇到了教练韩磊（音译）和他的新学生高敖（音译）。对高敖来说，玩皮艇纯粹是个人选择——他在后海看到皮艇，并且听说这是个闹运项目。现在，他很想进体校，并希望有一天能赢得区冠军。韩教练认为高敖的目标太过谦虚。“区冠军？我们一步一步来，”韩磊大声喊道。“首先是北京市冠军，然后再往上。”
译者/何黎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20866&pos=RIGHT_HLB&pa1=0&pa2=2&loc=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