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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0:28:45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中国重建道德的内容又是什么?人们还在争论,还在探索。
中国问题: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潘维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 核心价值观改变将使基本的社会关系紊乱     与动物不同,人类拥有“观念”。人类的“观念”无限多,而价值观不是一般的观念,它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人类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耻辱和光荣,才有了关于光明的梦想。
    作为政治学人,作者关心的是能给“现代民族国家”带来和谐社会关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观念。作者把关系到社会凝聚的价值观称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也就是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社会行为准则”。
    “社会行为准则”由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来,这种认识经过长年积淀,因润滑社会关系而成为“纲常”,成为“人文知识”。行为准则与社会客观条件有关系,与本地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从而在不同民族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对性。所谓“人类的普适价值”,大多承载着某些强大富裕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偏见。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就能得到公认,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并能润滑社会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相反,如果自我社会身份定位混乱,价值观就不稳固,社会行为准则也随之紊乱,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也会被催化。如果男人同时认为自己是女人,教师同时自认是赚钱机器,官员同时自认是商人,商人同时自认是官员,则各自的行为准则就会混淆紊乱,导致怪异行为。比如,掌握公权的官员挖空心思去赚钱,官场纲常就崩溃,官员的行为就似强盗了。老百姓视官员为强盗,社会就可能烽烟四起。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居,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居,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
    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及“非核心价值观”。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区分核心与非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要。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核心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核心价值观变化的独立逻辑,及其对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杠杆作用。
    
    中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在七个层面的迷失
    
    “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构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会”就崩溃了。当代社会的骨架由七大类关系构成: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应这七大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核心价值观”。若把这些基本的是非判断当作一个“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系,就能观察到这个体系的分层,乃至层次间相互关联的逻辑。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种类,核心价值观自成一个七层的同心圆体系,自内而外包含七大类核心价值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社会观,(5)政治观,(6)民族观,(7)国际观。其中,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普适道德观。
    
    1 . 第一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道德观
    
    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是六条区分“人”与“动物”的“普适道德”。既然我们是“人”,就不可:(1)杀人(比如随意监禁、滥杀无辜);(2)抢劫(比如强占农民土地、违法迫使工人超时工作);(3)偷窃(比如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窃为私有);(4)欺骗(比如出尔反尔、不讲诚信);(5)遗弃(比如抛弃老人和缺乏劳动能力的人);(6)滥淫(比如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人们在普适道德观方面有分歧吗?一般而言在这方面没有分歧。不过,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享受至上,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农人努力使田地多产,商人努力赚钱,自古皆然。即便对于孔孟先贤,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
    物质利益是重要的,成为“主义”,则反社会了。个人理性是重要的,成为“主义”,也是反社会的。本能以利己为要,社会价值观本质上是利他的。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为“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了。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与动物界相比,人类社会优越得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会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2 . 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气、动植物——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条件,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归为社会关系。人类的自然观,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各种社会观念。
    我们在自然观上有什么分歧?近代以来,有教养的人们摒弃了万物有灵的迷信,放弃了“天人合一”的玄学,避开了成体系的宗教解释,用科学的怀疑求知精神去解释大自然,解释“为什么”。正是因为对科学的信仰——科学精神,才有了近代以来物质文明的跨越式进步,以至于人类近三百年的知识积累超过此前上万年。如果我们自认是“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教育的主体,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社会潮流是由社会精英引导的,如果我们社会的精英不再自认是“现代人”,不信科学而信迷信,用迷信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用迷信来处理其他种类的社会关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盛行“怪力乱神”。
    
    3 .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对任何一种生物来说,群体的存在是个体生存的先决条件,群体和群体结构大于个体,群体的生存竞争能力取决于群体结构的复杂性。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由群体赋予的。没有群体认同的个体,虽然自由,却是社会垃圾,也是社会碎片化的原因。所以,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不是在伤害群体的行为中体现的,而体现在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做贡献。这种群体观有相当的普适性,各种成体系的宗教观里都体现了这点。
    然而,在群体观上,当今中国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体在先还是个人在先?群体观被中国很多“精英”倒着讲:雷锋不代表“人性”;而反雷锋、见死不救,倒是“人性”。像这样的“价值多元化”、个人至上,是反社会的,不会让中国的社会和谐有序。
    以为西方社会信奉个人自由至上,这是中国一些社会精英“食洋不化”的误读。相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上的个体家庭至上,西方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就是群体主义的。中世纪自不待言。进入工业时代后,纪律和规则成为社会纽带,群体严丝合缝的配合劳作成为社会强大的关键。在西方的群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屡见不鲜,那是西方社会的“基因”。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组织起来了的“会”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会这群体至上的传统与现实,尊重“个人”,分清“群”与“己”的“权界”,才成为那里的永恒话题。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识相当浅淡,仅极少数精英有在意“公共”的传统。一直到19 0 0年,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还被两万洋兵打败,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如果中国人能团结一心,不是每人赔一两银子,而是每人向这两万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会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价值观都不如现代发达国家稳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个强化群体意识的过程。日本、新加坡、韩国在亚洲率先由发展中社会进入世界的发达社会行列,是加强和扩展了群体价值观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社区范围的)“社会主义”是强化群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4 .第四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观
    
    在当今市场社会里,市场竞争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村与村、企业与企业,每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群体间的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然而,人类社会并不处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群体竞争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到更大群体利益的限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群体价值观的边界一直在扩展之中:小集体之上还有大集体,还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之外还有国际社会。换言之,由家族认同而村落认同,由村落认同而乡镇认同,由乡镇认同而县市认同,由县市认同而省份和国家认同,这是靠不断扩展边界而进步的“现代”群体价值观。我们称这种现代观念为“公民”意识。因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伤害社会整体利益。
    近代以来,交通运输通讯工具发达了,地球“缩小”了,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所以,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各地各单位的人民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近来还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说,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群体竞争的市场利益,而且这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群体间的市场竞争,可能引发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斗争,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市场机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服从关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制性规范为前提。因此,在当代中国,(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也是强化社会整体意识的核心价值符号。
    
    5 .第五层: 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治观
    
    群体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组成社会,社会是由政府统一管理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是个政治价值观问题。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明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观两个来源。社会结构不同,各国的政治体制就不同。有些政治体制貌似相同而实际不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虽然进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在实际运作上更像哥伦比亚,甚至西西里的黑手党。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其实际运作却与西方大相径庭:半数日本议员出身于传统的政治家族,部长的儿子是部长,部长的孙子也是部长,部长的重孙还是部长;日本的“首席部长”(首相)实际由70 0个左右自民党党员的选票产生,其中的掌控者不过寥寥数人。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也是这样,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实际运作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袭与自己社会结构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就在于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可以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们信奉、宣扬而流行的。政治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倘若精英们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过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的社会条件不兼容,就会撬动并扭曲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价值观是选举,是直选,是多数决定,是人民组成阶级和利益集团,由集团的代表争夺政府权力,通过占有政府权力来保卫和促进本集团的利益。于是,政治成为政府权力的拍卖场,相对势大者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政治价值观变成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激烈冲突的催化剂。在历史上,别国靠两党或多党竞争解决了阶级战争;在中国,两个党或多个党却制造了战争,制造了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混战。中国因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政治价值观而拥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从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历史上,中国靠儒家精英集团来领导;在今天,中国由一支称为“共产党”的“先锋队”来领导。两者之间显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价值的传承,异曲同工。不可否认,历史上,儒家精英集团屡屡出现退化;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退化迹象。但同样不可否认,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曾经堕落为希特勒统治;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人民对政治失望、无助、乃至冷漠——20 0 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广大发展中地区,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也在四处遭遇“合法性”危机:街头政治与票箱政治齐飞共舞。社会被急欲绑“票”的政客挑动得四分五裂。
    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如果中华民族不拥有自己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不可能拥有适应自己独特社会结构的杰出政治文明,就会去播种“龙种”而收获“跳蚤”。
    
    6.第六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观
    
    不管什么样的个人、群体、社会,都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世界范围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过去是,现在更是。世界市场将当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冲突,导致民族国家的快速兴衰,也导致庞大国家的天然竞争优势。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欧洲大陆过了气的强国联合起来,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世界各大区域的中小国家之间也盛行区域合作。
    民族国家是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现代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传统民族”,是指现代民族内部依照宗教、人种、语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划分的民族。中华民族在20世纪靠浴血奋战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成了中华民族终极的安全保障。所以,爱国主义就是爱我们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里,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上。只要自认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爱国主义就是天经地义的核心价值观,毋庸置疑。
    
    7.第七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际观
    
    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各国都依赖本国的武装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由于被欺压的民族会反抗,甚至联合起来反抗,所以弱肉强食是需要结盟的,没有任何强大的民族国家有能力单独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国际体系里,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当然还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压迫和抵抗压迫的中介和中间地带。
    由于被压迫者也有国防兵器,会给赤裸裸的压迫和掠夺带来代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便成为国际财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公平”,大多掺杂着强国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压迫。
    文化血缘可以成为利益纽带,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是非判断则构成结盟的纽带。然而,世界体系里结盟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压迫者对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被压迫者对反抗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认同压迫者的说辞,当然有可能成为压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为盟友,并不主要取决于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主要取决于利益,取决于你的国家是否被压迫和被掠夺。最悲惨的国家是,一方面流行认同压迫者的国际观,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反抗压迫。
    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国,是冷战末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美国入侵前夜,伊拉克电视台还播放着好莱坞电影。因为石油和地缘优势,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压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压迫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并没有抵抗美国压迫的意识和意志,却有变成美国盟友的梦。意识混乱,内部就分崩离析,就软弱,就“招”抢“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需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本质到底是“相互依存”还是“压迫与被压迫”?我们自己是不是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概言之,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国际观。如上所述,在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国际观
    
    今天议论价值观,大家容易集中着眼于“普适道德”观念的缺失。普适道德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维系着人类“社会”,“人”皆有之,怎么会“迷失”?
    运用上节提出的七个分层,我们可以分辨核心价值观独立于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机制,从而解释普适道德的“骤然迷失”。笔者由下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即国际观的崩溃。
    
    1.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里最薄弱的一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们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似乎没有多少“利益”去实行这种政策。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人精英集团的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罗马帝国丧失了区分罗马人与日尔曼人的意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华夷之辨”消亡了,中华帝国体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前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前苏联的知识精英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其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内而外的多元化历程,直至最终崩溃。
    
    2.国际观的迷失会触发民族观的迷失
    
    如果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是正义的,代表进步,那么与这个体系的冲突则罪在本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应当遭到抵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常把中美矛盾归于中国对主流国际机制缺少认同,归于“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压迫国家联盟的成员,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毫不冲突。美国社会里的爱国主义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的,美国国庆日家家户户都自动高挂国旗,“不爱国”的帽子对美国精英们是不堪其负的。同样,对于被压迫国家而言,认同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也毫不冲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今日美国一样,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浑然一体。然而,在压迫国家内部,信奉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比如美国的语言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就是一个例子。同样的道理,在被压迫国家,信奉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因为,被迫抵抗国际压迫的现实与其国际观必然发生冲突。
    在中国,国际观的迷失正在导致爱国主义的消解,反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应当坚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场舆论混战。不信奉现存国际体系的人指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丈夫,现在有人存心让中国做美国的小老婆。而信奉现存国际体系正义性的精英们,像美国那样要求中国“理性地融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无例外地斥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主流媒体,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态给双方提供“平等”的平台,助长非爱国主义的舆论,直至让历史教科书“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舆论混战和教育的变质体现了中国民族观的迷失。
    
    3.民族观的迷失会触发政治观的迷失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适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适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民族观,并不与某种具体的政治观必然相联——“爱国”与“爱党”当然是有区别的。但民族观要求以本国利益为至高标准,不会被什么主流的“普适政治价值”吓倒。人类道德观是普适的,但政治价值观的所谓“普适”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两类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以“多数决”为程序的普选不代表普适政治价值,正如公开考评也不代表普适政治价值。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整个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罗马的政治价值观,这世界上就没有“中华文明”了。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毛泽东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与“世界潮流”不同,邓小平也顶住了所谓的“世界潮流”,坚持非西方的中国政治价值观,而戈尔巴乔夫则被所谓“世界潮流”吓坏了,因而,两国的结果也就大不相同。
    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先生,本来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但当他看到中国正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而衰落的,就对原先认同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中国本土的政治价值,以及能使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价值。孙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不谈民族自主的“主权”,哪里还谈得上“民主”?中华民族的社会过去是独特的,现在也是。中国社会不是由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一如台湾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中华社会结构里,选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区隔,所以多数决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现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还是程序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我们对待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没有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苏醒和自觉,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不难发现:乞丐并不因为获得一张选票就成了“主人”,对他来说,那张选票还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价值观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核心价值观。精英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而且在进行着“百花齐放”式的混战。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们应主要靠以集团为基础的“多数决”,还是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一个中立的领导集团?决策者应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还是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应主要靠“多数决”的票箱子,还是靠“分权制衡”的法治来约束政府?中国今天在政治价值观上的混乱,还体现在官方的反应上:一旦美国批评中国没自由、不民主,中国就极力辩解。这种辩解体现了对美国“普适”政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惭形秽。
    
    4.政治观的迷失会触发社会观的迷失
    
    政治价值观是关于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在逻辑上与社会整体观紧密相连。“官”者,“管”也。为什么社会需要政府“管理”?因为社会要求整体的和谐。在当今市场社会里,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会的整体和谐;但没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没有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价值观制约的。在结构不同的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政治价值观也就不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如何维系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价值的混乱将导致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混乱。如果维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迷失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维持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极为困难。
    法定的固定社会分工,是维系封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物竞天择,自由竞争,强者获胜的集团型社会分工,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竞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间的竞争经常呈恶性竞争态势,以邻为壑、无法无天,规范群体竞争的社会准则滞碍难行。
    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观是非常薄弱的,这也是引入社会整体利益观的主要原由。这个社会整体观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当政治价值观崩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就崩溃了。缺少了社会整体观,群体之间的竞争利益就至上,社会就陷入群体间的恶战。于是,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本单位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搁置一旁。
    
    5.社会观的迷失会触发群体观的迷失
    
    如果全社会的利益是虚无的,较大群体的利益也就不实在,小团体的信念也将随之动摇。当群体的精英和领袖们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搞“五鬼搬运”,窃本集体内的“公家”利益为自家所有,哪个员工还会珍惜自己的团队?群体观垮掉了,团队就会“兵败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业瞬间被“企业家”搞垮,而这些企业家还振振有词地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指责“产权不明晰”,认为只有“明晰”到“个人”的产权,才是真正实在的产权。然而,“股份公司”难道不是集体企业?股票的所有者对企业必然有“责任心”,而不会“望风而逃”?“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就肯定不敬业?教师不拥有学校产权就应当不认真教书?军人因为不拥有军队的产权就不拼死作战?总理因为不拥有国家的产权就不认真办事?
    群体观的迷失,会导致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就只剩下原子般的“个人”了。社会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靠群体串联起来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只剩下个人主义,我们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离陷入“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也就不远了。中国社会的群体观就是(社区和集体范围的)社会主义——强帮弱,富帮穷,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进步。
    
    6.群体观的迷失会触发自然观的迷失
    
    在当代社会里,个人是脆弱无助的。缺少了群体的信念,无助的个人就只好乞灵于各类神怪赐予的“奇迹”。科学的知识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需要靠群体、靠群体的配合、乃至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协作才能发挥效益。缺少了群体信念,对科学的信念就丧失了根基,因为科学知识无助于克服个人恐惧,也不解决个人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
    当社会赖以进步的科学精神被打入冷宫,这个社会就会流行各种“妖道”。在中国最近15年间,传统迷信和各类变种了的西洋宗教杂交,遍地开花。其中,社会精英们的推波助澜,可谓“功”莫大焉。西安有所“华中科技学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二百学生,遂在教学楼一层的副院长办公室设了神坛,还请专职神棍做法。据说设坛之后的第二年,学校就招了六百学生,而今已经招到一千五百学生。此事竟然发生在每年要培养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学院”。以前,曾有报道说,西部某县的首脑机关里也设神坛。在当今的中国,不少官员和商人们靠求神拜庙打卦来祈求升官发财,楼层不设4、13、14层号,车牌、门牌拣选88,66之类“吉祥”数字。如此这般,邪教流行便不足为怪。王道衰,妖道兴,自古皆然。
    
    7.自然观的迷失会触发道德观的迷失
    
    群体观迷失了,科学观也迷失了,“社会”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适用于社会关系的普适道德也就没了依托,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学信念和没有群体归属的个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学信念,但人们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现代人类社会也无法依赖宗教来引导群体的生产活动。当“社会”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个人,人的兽性就彰显。丧失了道德观的人们,是非常可怕的。丧失了道德意识的社会,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
    国际观、民族观、政治观、社会观、群体观、自然观、道德观,就是这样层层相关,构筑了“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道德观是普适的,最为坚固。自然观基本上是普适的,坚固程度次之。群体观和社会观的普适性依次递减,坚固程度也依次递减。政治观是普适性的分水岭,人们在政治观上的显著区别已经说明其非普适性。尽管政治观的坚固程度相对较低,却是有关社会统一的核心观念基础。民族观当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独立,“现代民族”的历史并不悠久,长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观不是坚固的观念,却是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关键。国际观被明显分割成“阵营”,不可能普适,因为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国际观的坚固程度最低,却是核心价值观体系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上文定义了核心价值观体系,分辨了体系内的层次,并指出了层次间的逻辑。作者由此判断,核心价值观的崩溃是自外而内,由易到难的,越往里越难崩溃。在这个体系里,政治观是普适性的“拐点”,也是坚固程度的拐点。倘若我们看到了政治价值观的多元化,那时,核心价值观体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倘若我们看到了最内层的价值观开始崩溃,那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肯定处在全面的混乱(多元化)和崩溃之中。
    因此,攻击一个强大的国家,攻击其核心价值体系是最廉价的进攻手段,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随着大国的武器系统先进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爆发世界战争的机会大为下降。由此,通过意识形态战来明晰己方的敌我友观念,模糊对手的敌我友观念,便上升为国际竞争战场上的战略武器。于是,在信奉新闻自由的美国,有了《国家网络战军事战略》,建立了“媒体战部队”,还设立了隶属于美军战略司令部的“网络作战司令部”。
    有效的攻击往往从最薄弱、有争议的外层开始。被攻击方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自外而内崩溃的,直至垮到最内层。苏联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给这个逻辑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也是从“国际观”的变化开始的,从不会发生世界战争的判断,发展到今天的“融入论”。同时,我们要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一个有效方法是从国际观着手,重新审视本国的战略方向,将那偏向“事秦谨,与诸侯信”的连横,逐渐调整为倾向制衡霸权的合纵。
    
    需要形成维护核心价值观的精英共识
    
    维系社会整体性,关键在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巩固,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认同。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如何能被“确立”和“公认”?回顾中外社会的变迁史,核心价值观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路径大体如下:
    
    1.知识精英形成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核心价值观是由知识精英界定的。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层核心价值观,最终形成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在现代社会,这些知识精英包括以下四大类人:(1)主要大学的人文和社科类教师,(2)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政府中高级官员,(3)主流大众媒体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4)大型企事业机构的管理者。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形成之后,知识精英们会自觉地群起围攻挑战这个价值观体系的企图,甚至以彻底忽略抵制之。在这四类人中,核心价值观体系组织对于“事实”的理解。
    
    2.通过思想论战取得和巩固精英的核心价值观共识
    
    精英们思想混乱,对自己拥有的价值体系没信心,又不敢放弃,就心虚,就不许争论,就本能地进行思想压制。然而,核心价值体系是在论战中成长的,也是在批判中创新和进步的。知识精英们的共识是通过激烈辩论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压制争论,是一个主流价值观体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压制占据上风。相反,压制讨论使对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为公众本能地要求了解和关心受到行政压制的思想。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野蛮压迫制造了数以万计的“殉教者”和数以千计的“圣徒”,促进了基督教取代罗马的多神教。汉初对儒家思想的压制促进了儒家确立“独尊”地位。基督教神权对近代思想体系的压制促进了西方整体上的世俗化。同样,近代国家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强烈压制,反而促进了共产党人的思想如狂风暴雨般传播;而共产党国家对现代西方思想体系传播的压制,则导致了原有正统思想体系的僵化与虚弱。
    在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作为建立或者摧毁思想的工具,监狱和行政压制是极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对传媒的控制。怀疑本国精英和大众的价值观判断力,不允许手中的舆论工具论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在制造核心价值观的多元化,损害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然而,行政对舆论的压制,已经把承载主流价值观思想的精英和舆论工具边缘化了。而反主流的价值观却在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压制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使其流落到网络大众论坛上。在当代社会里,不掌握传媒的思想,几乎等于不存在;同样,主流传媒如果拒绝思想领域的论战,自己就会失去活力和公众影响力,从而丧失对主流价值观战场的主导权。
    
    3.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取决于精英与大众的交流能力
    
    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否成为主流,以及能否巩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创造和宣扬这种价值体系的精英与人民大众交流能力的强弱。及时更新语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强大的渗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就能把知识精英团结在“主旋律”周围。如果“主旋律”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们“认真学习”的党的文件谁都看不懂,也不爱看,就不叫“党”的文件了。伤害核心价值观,“党八股”是最致命的,体现了思想的封闭、枯竭、无能。美国和日本的保守主义,伊斯兰世界里的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迅速流行,因为他们更新了表达传统思想体系的语言,给出了亲近人民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惯于使用人民的语言,是他成为人民领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他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来说明他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就这样传播到了全社会。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确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发明了能打动民心的通俗口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通俗而又精确地体现了党的复杂纲领,深刻地触动了所有人。自“五讲四美三热爱”开始,中国官方文件里的“大众语言”日渐拙劣,成了毫无生气的“新八股”。深宫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类的廉价数字口号,官僚气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强”、“健全”、“推进”,弥漫在所有党和政府的文件里。这种语言被芸芸众生“恶搞”,成为笑话,遑论团结知识精英。
    
    4.知识精英让核心价值观赢得关键的机构、人群和场所
    
    知识精英选择和界定了核心价值观。若要使之被“公认”,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就需要通过知识精英与人民大众的强大交流能力,使这个观念体系掌握关键的机构、关键的人群、关键的场所。
    所谓“关键的机构”,指的是关键的大学(比如一流大学、党政干部培训机构、民族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关键的政府机构(比如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主要政党),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机构,以及关键的大众传媒(在西方,教会也属“关键传媒”的一种)。
    所谓“关键的人群”,指的是大都会居民、大学生、媒体从业者、青年白领、妇女团体和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比如中国城市里的“民工”——当今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什么社会最贫困的人群是关键人群?核心价值观忽略社会最贫困的人群,给不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就难以成为社会主流。比如,宗教价值观的传播,往往在于他们扶助最贫困人群,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照顾和解决贫困。攻击这个价值体系,也在于指责其制造贫穷。
    所谓“关键的场所”,指的是各种能集合人群的场合,比如电影、戏剧、小说、大众的网络聚会空间、城市和社区的集体活动场所、以及各种民间社团的活动场所。
    当核心价值观体系掌握了关键机构、关键人群、关键场所,这个社会就拥有了主流价值观,而这些机构、人群、场所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主流观念的企图。有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的团结就是有机的。
    
    5.精英们要坚决和不懈地维护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符号
    
    在七层核心价值观里,每一层里都有历史的和当今还活着的社会榜样,这七大类符号是主流价值观的旗帜和号角。金字塔是埃及政体的象征符号,遍布全国的孔庙是传统中国政体的象征,斯巴达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传说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为开国之王,天主教为殉道者们封圣,庄严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杰佛逊纪念堂稳固地耸立在美国首都的中心。当列宁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苏联的价值观体系必定无以为继。
    当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丑化中华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战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台上的“劳动模范”被赚大钱的商人替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就开始裂解。当鹤岗市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致残的方玉荣女士被社会长年忽视,生活陷入困窘,我们就不难知道,为什么在常州——苏南一个拥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城市,上百市民会“围观”小偷殴打“多管闲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无人出手救援。
    核心价值观是依赖一些符号才能被社会传承的。那些符号背后的故事,当然有事实根据,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那些故事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是我们人类和民族的精神遗产,是学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们由此懂得,当他们为做人的尊严,为科学的探索,为社区的利益,为社会的团结,为政治的正义,为祖国的安全,为世界的公正而奋斗的时候,即使牺牲了,也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同胞树立榜样。
    在今天的中国,个别学者拿着所谓“理性”标杆去批判所有导致中国今天制度的社会运动,特别是爱国主义运动,贬低中国20世纪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指南,却没有主流媒体刊载批评的立场。没有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被阉割了精神的“理性”,会让孩子们成为没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没有“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维系和巩固这一价值体系,有赖于我们细心地呵护承载这一体系的典型符号——从《义勇军进行曲》,到狼牙山五壮士,到八女投江,到黄继光,到埋葬在坦赞铁路边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尸骨——这些符号是我们国际观和民族观的载体和基石。正是这些处在核心价值观体系外层的基石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长城”。
    
  (相关简介: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领导者》杂志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120473.html ]    

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作者:石斌   来源:学术中国

 

作者简介: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一、今日之中国乃“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时期。与此对应,中国的身份或地位也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卷34,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第25 页)。无论这第三阶段始于何时(梁氏大概是以18世纪末的“海通”为开端),至少,自中国的孤立状态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破以后,中国就已被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进入“世界之中国”的发展阶段。这个历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价值体系与国际观。在中国人看来,这个西方主导的外部世界所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自强不息甚至通过革命打破这个秩序,舍此别无他途。原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的中国人,从此将民族大义置于头等地位,每遇外来压力,民族主义情愫便油然而生;一向提倡重义轻利的中国人,自此也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甚至变得有些“愤世嫉俗”。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换言之,尽管中国早已进入国际体系,却不仅没有“融入国际社会”,相反从根本上是很反感这个西方主导的社会的。因此确切地说,我们今天自称要“融入”的,其实是国际社会,而不只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国家间作用的系统,其存在的前提仅仅是国家间有足够频繁的联系,以至各国的政策行为彼此构成影响。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的利益、规则、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群体。据此,如果一个体系成员并不认同该体系的主流价值和规则,则未必会被所谓主流国际社会(实质上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视为该“社会”的成员。

  在西方社会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维持者”等角色的转变。50年代,中国被视为对西方的一个主要挑战,60年代甚至一度被视为国际体系中最具激进色彩的革命主义国家。随着中国在70年代初尝试打破孤立状态,并在70年代末启动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这种形象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正式迈出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这个步伐无疑是加快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地区层面,周边和安全等领域都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举措和新成就,中国外交总体上表现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日益重视多边主义的特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相当明显。

  然而,这种外交态势似乎并未打消外界的顾虑和猜疑。中国的国际身份在西方人眼里反倒变得复杂起来。“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近些年来议论中国时的一种流行话语。“负责任的大国”则似乎成了判断中国是否具备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

  然而,究竟何谓“负责任的大国”?外人的理解大概与我们很不一样。按照西方的观点,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负有共同“提供”和维持国际秩序的特殊责任。中国是否支持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性规范”(dominant norms),换言之,是否愿意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现状,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dominant powers)对所谓“负责任”的定义。(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 2001)而且,国际社会的“门槛”在冷战结束后似乎又被抬高了,这就是与人权和民主治理等概念有关的所谓“新文明标准”。一些西方舆论仍然拒绝将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国家”,理由是无法确定未来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实力,并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和人权状况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要满足这些“新标准”将极其困难,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权、民主治理与法治等观念尚未成为中国核心价值理念的一部分,或者与我们现有的主流价值观相抵触。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撇开出于传统权力政治观和自身利益考虑而刻意扭曲中国形象的意图不谈,对中国的“真实”与“合理”疑虑,说到底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你自称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那么你对这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规则、制度、主流价值持什么态度?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除了利益目标与物质追求,中国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什么?要言之,当代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相应的外交价值取向是什么?

  二、“世界之中国”需要核心价值观

  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凝聚全民共识、维系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也是处理对外关系、塑造国家形象的思想坐标。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与感召,一个民族就会精神涣散;一个“魂不守舍”的国家,人们有理由担心它究竟能走多远,走向何方。

  现代中国曾历尽沧桑巨变,如今又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中国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提并论。经济成长既使数亿国民脱离贫困,同时也再造了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急剧的变革导致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激烈冲突,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线已然模糊。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确乎也只能是“世界之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更因为中国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价值观。外交价值观作为国家核心价值观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延伸,实际上也是内容更为广泛的国际观的核心。

  如果说在建国之初,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很明确,我们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国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行为准则也很明确,那么我们今天似乎已没有这种清晰的自我判断,故而时常处于某种犹疑、彷徨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很难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对外形象。如果国际身份不明确,外交价值取向不清晰,在实践中不能保持核心原则的一致性与一贯性,那么许多积极举措就可能被视为实用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

  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实力增长并不自动导致国家形象的改观——倘若真有如此方便,那么实力最强的美国应该也是形象“最美”的国家了,事实却不然。对中国而言,经济健康、国家统一、周边安全等最重要的战略问题,无不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这个“形象工程”的建设,固然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仍然有赖于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的建设。

  中国的崛起想必也不能单指经济增长,还包括政治进步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当然包括价值体系与道德秩序的重建,因为道德价值观正是文化的核心。其实,自近代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危机了。这个危机本质上是价值危机,惜乎迄今尚未“解困”。

  外界渲染的所谓中国“形象危机”,未必纯属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2005年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国际民意测验结果曾经显示,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海外形象一落千丈,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国,对中国比对美国更有好感。2007年发表的年度《全球态度调查》报告则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下滑趋势。英国外交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还指出,尽管我们自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民族,海外对中国却缺乏信任感。

  这些研究结论到底有多少客观性和科学性,当然大可商榷。国际政治错综复杂,海外舆论自然也是泥沙俱下,其中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惟其是逆耳之论,这才值得重视。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把批评完全归咎于对中国的无知与误解、冷战“余孽”的敌对心态,或者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酸葡萄心理,无疑也是不客观的。对于最近海外关于“中国制造”的议论,亦当作如是观。揆诸身边的事实,凡有良知者恐怕都不敢说自己是个毫无顾虑的消费者,或者诚信问题在中国已无改进的余地。近期沸沸扬扬的“黑砖窑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彰显中国社会的价值错位与制度阙失?

  总之,重建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以适应全球化潮流和中国自身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外交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得失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

  利益与价值其实并不矛盾。韦伯就曾指出,直接支配行动的固然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念,然而“观念所塑造的‘世界表象’却经常充当转换器,决定着利益的动力所运行的轨道。”物质利益与文化价值观往往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外交政策。西方大国的思想与政策的深处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例,其国家安全战略力图维护的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而不仅是“核心利益”。后者更多提示的是那些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美国人在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少狭窄地将其限定在领土、经济等民族国家赖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方面,举凡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民主价值观、民族认同或国家凝聚力等等,都在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需求的范围之内,意识形态和道义原则与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美国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从根本上讲,美国政治精英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懂得用权力来追求理想。从“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上讲至少是懂得道德言辞、道德旗帜的实际功用。例如杜勒斯就曾说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仅可以互为补充,而且相互依赖,美国“几乎是唯一有足够力量讲求道义的国家”。 他还认为,掌握道德主动权是获得影响力的途径,苏联的巨大影响力,就曾得益于其所采用的“与美国的信条如出一辙的”道德旗帜。里根政府的口号是以“实力”求“和平”,今天的新保守派更是公然宣称要用实力甚至武力来推广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面对这样的事实,那些喜欢武断地把政治人分成理想派与现实派,或者把利益与价值对立起来的理论家们,可以幡然醒悟了。

  三、“两只眼睛”看世界

  历史上的大国,无不对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价值体系产生过重要影响。要激励自身,吸引世界,中国外交同样需要有价值创新。然而,只有当自身的主流价值体系清晰、完善之后,才有可能从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从而有可能为其他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反映在政治文化与制度层面,还必须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建构及其社会凝聚与秩序整饬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基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有赖于政治领袖、社会菁英与全体国民长期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单靠国家权力或少数人的意志强行灌注,毕其功于一役。兹事体大,其过程必定是异常复杂、艰难甚至痛苦的。

  “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究竟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笔者当然无力回答。但毫无疑问,它必须“上承旧统下启新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充分吸纳合理的现代价值;既能够反映自身的历史经验、现实需要和价值取向,又能够适应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与“类”价值;既重视权力与秩序,也强调公平与正义。总之,我们必须“两只眼睛”看世界。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首先必须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倘若完全抛弃传统,缺乏文化自觉,则可能出现“自性”(identity)危机。连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都丧失了,何谈独具特色的价值创新?

  中国外交实现价值创新的本土资源其实异常丰厚。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根本需求也是一致的。例如,“讲义气”,“重然诺”,抑强扶弱的侠义精神;崇尚和平、鄙视争战的“和为贵”精神;尊“王道”而反“霸道”的传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观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厌恶极端、避免绝对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与自然观,等等。其中,作为中国文化之精髓和首要价值的“和合”主义,可谓相当系统而富有生命力。和合文化所倡导的“和谐”思想与“和而不同”理念,不是工具-技术理性所推崇的“问题-解决”理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交往规范、生存原则与人文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一种思想气质和文化态度。这个基本的文化态度,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对于处理全球化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各民族必须理解和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同时了解并乐于肯定异域文化的长处,在对话与沟通中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实现多元共处、协同发展的局面。中华民族在多元基础上形成一体的历史经验,对于世界各民族逐步认同于一个人类共同体,也不无参考价值。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范围之广,包括汉族本身所包容凝聚的民族来源之多,环顾世界无出其右者,这主要就得益于文化上的包容性。“夫物之不齐,世之情也”,然而“口之于味,有同耆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化价值观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现实世界只能是多样性的统一,这正是“和而不同”的观念所赖以立足的关键理由。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文化上也不能完全靠古人替我们说话,还需要用现代观念去阐释、“激活”传统,赋予传统价值以现代化的表述方式和表现形式。例如,世界各主要宗教、民族的伦理传统中都有类似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思想,中国人尤其重视这一原则。我们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显然并不赞同国际社会中常见的那种“己所欲,施于人”的逻辑,因为这实际上是假定人们所欲求的东西完全相同,结果不免会强人所难。因此对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表达方式,就必须有现代的诠释。此外,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指向我们的过去,而传统中国既可能意味着优秀的文学与艺术,也可能让人联想到小脚和鸦片。他们更感兴趣的还是当代中国人的贡献与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推陈出新。

  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实现自身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价值的合理对接,从而顺利走向世界。但令我们为难的是,眼前这个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存在诸多严重弊端,西方大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也在若干方面与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举其大端,首先是交往规则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展,原本就始终伴随着对弱者的剥削、压迫、强制和暴力,殊少正义可言。至今在国际政治中仍不难看到这种“强权即公理”或“需要即至善”(No Virtue Like Necessity)的政治逻辑。这种逻辑还表现为外交上的双重标准和生存战略上的利己主义,例如把己所不欲的生态环境破坏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文化价值观上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将自己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观。当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加节制的干涉主义;第三,是物质吞噬精神,技术压倒人文。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失衡、淡水资源匮乏、疾病流行等全球性问题,价值扭曲、信念匮乏等人类现代“病症”,率多与西方工业文明有关。西方文明并非如福山所言已是众望所归,再无改进的必要。实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使愿意效仿,也不可能重复欧美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因为它们无法再次以全世界的资源作为自身积累的基础。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指出的:“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

  总之,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及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既不能改变国家、民族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不平等,也不能消弭全球格局中的垄断、霸权与战争,更无法解决全球急速工业化所导致的各种“现代性隐忧”,使人类摆脱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全球化潮流中的发展本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发展。“核心”与“外围”在国际观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更注重秩序与稳定,后者更强调变革与正义。如果人们寄望于核心国家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矫正能力,以为这些问题可以在某种强势的价值体系与文化范畴内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或者竟以为只要趋附强者、接受现状,便可顺利进入“核心”,轻易分享大国秩序的“红利”,未免太过天真。“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鲁迅:《论睁了眼看》)。任何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发展皆如此,国际社会又何独不然?既然如此,人们产生新的价值诉求,希望改良国际社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如前所言,西方对中国是否履行“国际责任”,是否具备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判断,一个并不那么隐晦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按照西方的利益、规则和价值观行事。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产生“困惑”的一个外部根源。我们既不能坦然接受现状,又无法回避或者改变现实,加上国际身份和价值取向不够明确,于是不免陷入两难境地,对国际社会产生若即若离的矛盾心理。

  对于西方的“文明标准”与外交价值观,特别是就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所预设的条件,我们的态度无疑只能是有选择的接受。我们显然无法苟同文化价值观上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如果把强国的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观,无异于为文化霸权主义张目。不过,“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也不是相对主义或特殊主义,不是要排斥或取代现代人公认的普世价值,或者提倡“中国中心主义”。导致中国变革的因素既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压力。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已不可能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中进行。不同的国家或民族虽有差异,但在生存状态、生存环境与基本需求等方面也有许多共性。不同民族、文化、宗教的伦理信念虽有多样性,但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因此尽管具体途径可能不同,但人们不能在原则上拒绝诸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法治、人权以及经济繁荣和生态保护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并不专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种“主义”。

  因此,对于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和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我们不妨从善如流,欣然接受,无须有任何的踌躇与含混;对于那些经由历史形成、有自身合理性的多元价值,我们不妨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予以尊重;对于那些假国际社会共同价值之名而图一己私利,或者违反人类良知与道德底线,为大多数民族所不能认同的政策行为,则应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接受诚心诚意,拒绝更能理直气壮。原则性原本并不排斥灵活性,不过我们的问题往往是过于灵活,以至于架空原则从而导致进退无所依归。国家间关系的常态是共识与分歧、合作与冲突、妥协与竞争并存,绝对的和谐或冲突,都不符合实际。有原则,有是非,才能有分辨、有选择,也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相对“确定的”中国形象。

  总之,面对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价值,我们不能不有所选择,要选择就必须有标准,既包括利益标准也包括价值标准。这最后和最高的尺度,无疑便是我们有待厘清和完善的核心价值观。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

   大国崛起 要有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20070401    中评社香港4月1日电/环球时报日前刊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的文章指出,中国欲成为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使国民拥有与国家地位相称或更高并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文章转载如下:

  从古至今,大国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备受关注。然而,人们对大国地位的判定和发展过程的描述多半从政治、经济、军事着眼,主要看的是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所谓的大国崛起,也主要是从这些角度来论证的。毫无疑问,这些方面都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指标。可是,除了这些,衡量大国崛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道德。

  道德观念更新是崛起的前提

  道德是由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是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因此,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它好与坏、先进与落后。

  但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应当与它们在某个时期的整体发展相适应。早在上个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就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为一谈。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世界市民化”的过程,其外在层面指的是社会伦理的合理化和契约化,而内在层面指的是信实、勤俭、禁欲的德行。另一名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也提出,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时间更早一些,法国人拉贝莱说得更直白,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不管如何评价这三个人的观点,他们从道德视角来观察大国的兴衰,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但是,这些道德观念既有无时代限制的传承性,又有受时代限制的更替性,前者如核心价值观,后者如具体的行为规范。于是,传承和更新道德观念就成了大国崛起的前提。以西欧国家为例,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成为世界大国固然是它们崛起的标志,可别忘了,在它们出现之前发生的却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解读这两个事件,但是,它们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了中世纪宗教道德观念的羁绊,解放了思想。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天主教徒崇信的带有集体性格的良心,被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的良心所取代,道德观念完全更新了。正是由于树立起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念,这些国家才开始了对外进行扩张、征服,对内无情地斩断“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的崛起过程。


  道德规范塑造是崛起的内容

  除了基本的价值观念之外,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带着时代特征的道德规范。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念虽然是西方大国崛起的前提,但是,它在形成之初带有矫枉过正和不完善的特点,因此,动态地塑造新的道德规范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崛起之初,那些西方国家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扮演着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比如,它们多用血腥手段将世界上落后地区的国家拖入近现代化的过程,用“羊吃人”和血汗工资的方式推动着社会进步。然而,随着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成为联结世界、传播文明的载体,随着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西方国家扮演的魔鬼角色在变小、在淡出,而天使的角色在变大、在凸显。在这过程中形成的不仅有靠强制手段来约束的法律制度,还有靠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道德观念。就后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又回归了社会,即我先是某一国的人,然后是一国之内某一地区的人,最后是某一具体单位的人,同时还形成了诚信守誉、博爱助人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比较普遍而坚实的道德观确保了西方的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到今天。总之,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机制的构建之外,与这种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完善。

  世界对大国道德水准要求高

  道德水准指的是一国国民的文化教养、品德修养程度。大国就是国际大舞台上的公众人物,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是中小国家难以相比的,因此,世界对大国的道德水准的评判更为苛刻。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际社会除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之外,还盯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比如,近些年来,国外对中国游客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遵守公共秩序、衣着行为不得体等陋习的反应越来越强烈。外国人在啧啧地赞叹中国物质层面上的奇迹的同时,对道德规范层面则颇有微辞,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评价,这也成为 “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的原因之一。套用先哲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中国欲成为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使国民拥有与国家地位相称或更高并令世界折服的道德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人的责难与偏见也是中国人自我校正的一面镜子,是对中国崛起提出的道德方面的更高要求。


  中国崛起更需注重道德尺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大城市的繁华程度、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准。然而,如今的中国是否也拥有与这种水准相适应的道德水准呢?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发展和道德水准出现了失衡。从以往大国崛起的经验看,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必须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并且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可的道德标准,它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思想深邃,可是,今天要说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核心价值,人们突然发现不仅很难找到,而且现实与先哲们倡导的诸如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之类的说教相悖之处甚多。没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崛起就缺乏精神支柱,结果难免重走要么学苏联,要么学美国,失去自我的老路。

  其次,中国要铲除陈腐的道德观念。前面讲了,道德观念的更新是大国崛起的前提。现在的中国找到核心的价值观不易,但应当下功夫改造许多过时的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比如,凡事先讲情再论理后说法,于是,情大于法,情大于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掺杂了大量的人事因素。再如,商业上的欺诈和社会诚信的缺失的现象,金钱万能、人情冷漠的现象比比皆是。

  最后,中国要塑造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是最重要的。面对中国经济崛起与整体道德水准之间的巨大反差,许多人都在疾呼中国要道德重建,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关键之所在,进一步说,也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之所在。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中国重建道德的内容又是什么?人们还在争论,还在探索。在这种争论、探索的过程中,中国人将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塑造中国崛起的道德基础。       

任剑涛: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

2007-07-15 04:41:55 来源: 南方网(广州) 网友评论 63 条  
  •   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是一国解决最为紧要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缺乏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感召与凝聚,国家就处于精神涣散状态。

以美国、北欧和新加坡为例

编者按:制度植根于人心,没有人心的健全,制度的健全就是无本之木。山西黑砖窑事件深刻地折射了人心肌理和制度肌理,印证了人心迷失与制度迷失会造成怎样的灾难。建设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以从根本上补救人心,已是刻不容缓。为此,上期本报曾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唐逸先生的文章《我们需要共识的制度价值》。本期接着刊发任剑涛先生的文章,敬请读者垂注。

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解决最为紧要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缺乏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感召与凝聚,国家就会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就令人担忧了。

作者:任剑涛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充分包容另类和异端,恰恰是国家核心价值强大的象征

核心价值理念,反映的是人们所需求的诸如目标、爱好、祈求的最高最后的精神观念,它是人们心目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的事物的决定性理念。经历史沉淀、由文化传承、并且不以社会或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改变的核心价值理念,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体系的内核,是支撑国家与文化发展的内在的、持续的精神力量。

成熟的现代国家与新生的现代国家,在建立自己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

核心价值理念支撑现代国家大厦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体系中,美国获得这样的国家地位,既是因为它取得的持续发展成就,建立了支持国家稳定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是因为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

如果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国家哲学,这套国家哲学要论证的却是发源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等普世价值理念。美国的总统政治学史,就是一部从政治上支持和理论上阐释这一系列核心价值理念的历史。从《联邦党人文集》对于国家建构理念的诠释开始,到罗斯福、华莱士两位总统对于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深入解释,再到今天布什总统对于保守主义的借重,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最高行政权力那里获得了政治与理论的双重支持。

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阐释,不是一朝一夕、由某一个政治家或理论家来完成的。它是由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视角渐进地建构起来的。这些人物既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修养,又非常关注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前者使他们创立了与欧洲哲学相比自成一格的实用主义哲学,后者使他们对于多元社会需求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进行了有效的解释。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的决定就解决了的事情。它需要思想家深入细致的思考,需要思想家精细的思想体系建构,更需要思想家深入浅出的大众化宣讲。缺少了思想家在这三方向的任何一个方向的努力,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都不可能真正具有凝聚整个国家人心的功能。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具有理论震撼力的、自圆其说的价值建构。它不是政治家的演讲词就可以很好建构起来的鼓动性理念。

再一方面,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始终与美国社会生活相贴近。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现代社会特点,写出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并将领导世界,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完全吻合。为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阐述的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理念,在美国实在是妇孺皆知、老少咸宜的大众生活观念。这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建构核心价值理念效用的证明,又是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的表现。因此,托克维尔特别看重“民情”对于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作用。

北欧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则在战略选择上具有鲜明特色。

北欧国家,尤其是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建构主要是由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工党)完成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又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它具有修正的社会主义特点,其中对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借鉴和利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既拒绝苏联模式,又明确批判并抵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制度安排。同时将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与一种混合制度结合起来,寻求价值理念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一致性,使国家核心价值直接受到制度的强力支持。再一方面,他们将获得了现代人普遍认同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观直接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来对待,使得原来处于隔离状态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顺畅接通。这些战略选择,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既与获得了历史进步评价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了历史连续性,又与试图解决资本主义难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了现实对接的贯通性。

新加坡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是在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中逐渐形成的。直接由李光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构成新加坡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国家价值体系。李光耀自觉认识到新生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连接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接引来自西方的现代价值。因此,李光耀表述的“亚洲价值观”,就既具有强调家庭价值、为政以德、以民为本这些东方传统价值,又具有推崇法治、利益诱导、重建民主的现代含义。新加坡的成功,与新加坡政治领袖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自觉建设,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核心价值理念滋养人心和民情

美国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上的策略抉择,落实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战略选择。

美国运用了适当的方式、方法与举措,使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领域。美国政府和美国教育界明确将国家核心价值贯穿到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教育立法与教育内容的选择,均由国家法律进行明确的规定。社会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促进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教育领域的角色。美国重要的思想家,对于美国形成较为一致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认同,在教育的层面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杜威,他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努力,成功地使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个人主义,与美国教育的社会化需求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分流了的美国教育体系中,获得了一致的支持。联邦层次主要供给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相适应的教育立法与教育政策,州层次的教育资助和教育机构则实际担当国家权力体系输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任务,发达的私立教育机构致力于从社会的角度贯彻国家核心价值理念。

其次,美国人重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建设,随时随地保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在理论上的张力。从国家哲学的角度讲,美国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建设由实用主义哲学的不断完善显示出理论上的活力。美国二百多年的思想史成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积极互动的历史。一个典型事件是,1970年代由福利问题引申出的社会正义问题,首先由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撰写了《正义论》,促使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以规范政治哲学的形式重登哲学的中心舞台。但他的同事、著名思想家诺齐克则写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从更为“右倾”的角度批评罗尔斯似乎“左倾”的福利主义正义观。而另外一位同事、著名思想家桑德尔也写出《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从相对“左倾”的角度批评罗尔斯。这是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因应于时代的思想鲜活性的近期突出个案。

再次,美国注重国家核心价值在国家政策层面的一致性与一贯性。这是政府主导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国内政策上,美国政府通过教育政策、福利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安排,自觉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贯彻到各种各样政府政策的制定当中。立法机构立法或修订立法,也都以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依据,而不将领导者的个人见解放置到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之上。司法系统也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灌注到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之中,像霍姆斯等大法官,就是从司法角度阐释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影响巨大的知名人物。国家权力系统在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将言行约束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之下,本身就是引导公民认同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最好的方式。

最后,核心价值理念在美国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公民日常生活之中的,逐渐化为公民们的日常生活理念,形成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与国家日常生活秩序相互需要的良性关系。美国没有太过生硬的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教育,也没有太过僵化的价值理念的教条主义信念。适应时代的变化、伴随国家利益的改变在具体举措上有改变,但在基本方式上没有动摇。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因此逐渐成为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这就逐渐降低了国家维持核心价值理念的行政成本,而同时还保证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有效社会政治整合功用。

北欧三国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策略抉择,也相当引人注目。国家政治领袖注重核心价值理念的独特性,强调其与超级大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的不同,从而划分出自己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边界。

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上,北欧三国选择了最有利于证实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特殊路径。阶级合作的妥协政治、混合经济的发展模式、普遍福利的社会政策,为人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福利就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具有的现实煽动力和认同驱动力,毋庸多言。

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一旦确认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价值主张就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甚至拒绝再下定义,而将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解释紧紧地围绕住“消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缺点”这个轴心,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新加坡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推进策略也以效果为基本追求。开国领袖李光耀是一个极具个人政治魅力的人物,其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的表述也就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上,李光耀不断强调的两句话,成为推动新加坡人塑造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指导性话语,一是:“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时代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二是:“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这是李光耀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主题与时代适应性高度自觉的反映。另一方面,新加坡注重连接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思想的挖掘。国家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机构,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前往新加坡参与建设国家核心价值观。这就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发挥了集思广益的作用,不至于闭门造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美国、北欧三国和新加坡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是具有一些共性的。总结这些共性,对于我们国家建设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将具有启发作用。

从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理念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普世性,注重其普适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绝对不能简单地处理为一个国家特殊主义、历史主义的东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价值理念必须建立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面。这就注定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对于普世价值观念的国家回应。美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的理论发展申述的是自由、人权、平等、宪政、民主这些现代普世价值。如果美国人仅仅将适应自己国情的实用主义进行绝对化的处理,排斥普世价值,不给实用主义充填进丰富的现代普世价值内容,实用主义会蜕变为价值的空壳,无法发挥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整合人心-社会秩序的功能。北欧三国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特点就是力求将一切普世的核心价值理念精粹,吸收到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之中。新加坡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致力于结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种结合的意图本身就表明新加坡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是要落在普世的价值理念上面。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不论国家、民族的差异,都具有处境上的一致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不是我们误解的专门属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千百年来人类致力于达到的行为目标由这些价值理念给予了最完整的表达。它不仅为世界各国共同拥有,因此是普世的;也是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因此是普适的。

从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制度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权威性的特点,并重视维持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安排的连续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一定是国家从整个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倡、实施并保护的价值理念。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国家中,国家权力体系提倡或反对什么,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之所以能够对于国家维系、人心整合、社会秩序发挥保障作用,就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制度设计、制度供给与制度运转上面自觉地推行某种核心价值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作为制度设计、制度供给与制度运作的轴心。由国家政治经济诸制度保障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不是国家权力一头热的产物。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权威性来源于强制性权力与自愿性权利的共同认可。只有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各方都认同某种价值理念的前提条件下,由国家设计和社会支持的国家核心价值建设制度,才具有价值的正当性与技术的可行性。

从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引导方式来看,必须保持核心价值理念的灵活性,并以灵活性为基础实现潜移默化的认同目标。国家核心价值理念首先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但是,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在作用形态上具有灵活性。这既是指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表述必须持续地具有张力,也是说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必须适应变化的时代氛围与现实需求。这不是不规定核心价值的内涵与外延,而是重视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针对性。只有建立在灵活性基础上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才可以使支持这些核心价值理念的制度设计与社会选择显示出相应的灵活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潜移默化的认同结果也就从中得到了保证。

最后,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认同状态来看,必须保持核心价值理念认同的非政治性方式,并自觉保持核心价值理念渗透进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和自愿性。美国、北欧三国和新加坡当然没有例外地是由国家提倡并推行其核心价值理念的,这是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发挥作用的底线条件。但是,国家权力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直接推行,往往不利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接受。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长期、持续、协调地贯穿到社会生活之中,是保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真正具有举国认同效果的唯一出路。为此,像美国人甚至普遍认同,对于自己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据以生长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保持一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而且这种批判正是保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获得认同的前提。
  

《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之三》

 杨恒均 2008-10-16 佛山   

2008年9月24日,在从广州开往遵义的1291次列车上,发生了列车长和乘务员把一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乘客捆绑起来加以控制,后来这位乘客在捆绑中死亡的悲剧。事件发生后,火车列车长和亲历现场的网友各有说法,网友意见也两极分化。在接受一电视台访谈节目采访时,我就此事谈了四点看法(以下内容根据电视访谈节目我的发言整理,内容稍有不同):

 

一,我们该相信哪一个“事实”?

 

我想,对任何事情发表议论,要讲所谓“道理”之前,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必须掌握事实——所谓“摆事实,讲道理”,如果你连基本的事实都摆不出,或者你们摆出的事实南辕北辙,大家还如何讲理?

 

1291次列车捆绑过程中乘客死亡的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铁道部方面及时推出了他们认定的“事实”,而在场的乘客却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看到的“事实”,这两个“事实”哪一个更接近事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事实却不能够否认,如果没有网友的执着并在网络上把事件及时曝光,那么这件事可能就“不存在了”,悄悄过去了,也就没有什么“事实”了。

 

网友一曝光,纸包不住火了,结果列车长和铁道部方面也立即出来澄清,提出另外一些“事实”,随后组成了调查组。大家可以预测到,这个调查组最终推出的结果绝对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我们当今遇到的大问题,而且不仅仅限于这里讲的1291此列车捆绑乘客事件。现在是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被曝光后,当事的各方对这个事件的描述不但诸多不同,而且有些更是天壤之别。对事实的认定如此不同,怎么讲道理?

 

于是有人感叹道,我们不讲道理,好不好?我们只摆事实,不讲道理。意思是说,在当今缺乏核心价值观,判断是非的标准也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干脆我们都收起各自的那一套道理,我们来看事实吧,让事实说话吧!可糟糕的是,事实自然是无法开口说话的,我们看到的是有些人以“事实”自居,有些人开口为“事实“说话,很多时候“事实”堕落成一面之词,有些甚至是被掩盖的、被歪曲的。

 

在一个对事实都无法认定的社会,是很难有真正和谐可言的,更不用说让大家讲道理了。所以我说,追求事实真相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在有争议的事件发生后,及时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特别是要把当事人和利益者排除在独立调查组织之外,更不能让他们来“主持”调查自己。你说,网民对周老虎事件穷追猛打,他们最终开始调查处理,负责人却是当事人,这事能公正处理?学校倒了,大家都认为学校质量有问题,于是上面派管学校的人去调查原因,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牛奶出了质量问题,你派本来该检测奶粉质量的人去“深入调查”,你好意思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对肾结石小孩公布?现在火车上一个乘客在列车长主导下的捆绑中死亡,出现对事实的认定问题,部分网民认为列车长负有刑事责任,上面却派管这个列车长的铁道部门去“给一个说法”,就算再傻的民众也不会对你最终推出的“事实”全盘接受吧?

 

当对事实的调查都成为笑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可讲?想一下上海正在审理的那个杨姓小兄弟的案子,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里我不妨推出一个自己发明的“名言”:不受民众监督的监督部门,不可能为民众去监督什么质量问题;不受民众监督的执法部门,同样也不会为了民众去“执法”!

 

成立独立的调查机构追究事实真相,这是让各方都接受,让普通民众也能够信服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个观点向上拔高一点,也就是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提倡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独立的司法,不受干扰和控制的独立司法。

 

二,对民众不能用钱来交代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观察和思考了很久的,不管是警察误杀教授事件,还是地震学校孩子死亡事件,以及其他的各类有人员伤亡的事件,只要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和媒体的重视,当局几乎都能够很快“解决问题”,那就是拿钱买,用钱来做补偿。

 

首先我得说,这是一个进步。在这各种死亡事件中,受损失最大,受伤害最深的当然是当事人(死者)的家属和亲戚,他们悲愤之余,要讨个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一般来说,在一个有同情弱势和弱者的社会氛围下,他们都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媒体人、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和支持。这种关注往往能够促使和迫使当局或者某些利益团体很快作出让步,答应一定数额的赔偿。这种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一些他们失去亲人后所承受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可是,让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被拿“钱”摆平了,他们拿出了钱的同时让家属答应不要再“闹”,保持沉默。我可以理解当事人在悲伤之余,争取一些经济补偿,而且中国人大多不信神,有一种人死如灯灭,人死不能复生的信念,如其“闹“下去,最终不一定讨得到“说法”不说,也许还被强势集团和当局修理了,所以,拿点钱,委屈一下也就算了。

 

让我不安的是,在任何一起涉及到公众利益、以及公众与政府,公众与强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关系事件中,广大的民众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看客,很多时候,他们有权力要求当局给他们一个交代。他们需要对事实有所了解,需要对法律的公正性有所认识,而且,很多强势群体包括当局,用来补偿受害者的钱是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而这些钱是属于广大纳税人的,他们有理由知道:这些钱是为谁在买单?是否多了,是否不够?花费我们的钱,怎么不交代一声?

 

具体到这次列车事件,我们看到死者曹大和的弟弟得到了12万元的赔偿,目前还在就是否起诉铁路犹豫不决。公众是否有理由知道,属于国家的铁路部门从哪里拿的钱支付?尸检结果还没有出来,铁道部门就拿出钱赔偿了,为什么?这个钱是为铁路部门的失职在买单?还是仅仅为某一个犯罪的列车长开拓责任?

 

我想,12万元对于中国最大的垄断企业之一的铁道部门来说实在是小意思,所以,就算今后再死几个曹大和,他们也能轻易摆平。不要钱?要打官司?你掂量一下轻重,知道铁道部的分量吗?于是,你没有选择……只要你没有了选择,他们就摆平了。

 

但是,他们无法摆平更大的人,那就是一直关注此事的中国网民,中国公民和广大的中国民众。

 

要“摆平”这么多中国民众显然一个铁道部搞不定,就算把全部外汇储备拿出来,也只不过杯水车薪的——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在补偿当事人的同时,弄清事实真相,把道理讲清楚,竭尽所能实行改进,这才是正道。

 

三,追问真相,为的是找到应对之道

 

下面说一下第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主张对一些突发的具体事件的真相要穷追猛打,要追究事件发生的根源,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展开讨论,讲道理。一开始哪怕大家的道理讲不到一起去,但在没有争议的事实面前,最终还是会有相同的道理的。当前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突发事件,虽然叫“突发事件”,而且让我们一次比一次吃惊,但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失去了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社会失去判断是否的标准,我们的社会迷失了,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

 

对某一个事件真相的追问,则是一个很好的检视我们的价值观和是非判断的机会。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例如孙志刚案件,民众参如讨论和争论,知识分子的积极发声,最终不但给了孙志刚一个说法,而且,也推动了中国司法的一些列改革和进步。

 

对于这次1291次列车,我认为同样适用。我们注意到,死亡事件被两位乘客曝光后(在这里请允许我对那两位乘客特别是成准强网友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和敬意),网友几乎一边倒的谴责列车长和他后面的那个强大的铁道部,结果虽然他们有很多强势的宣传工具,仍然显得左支右拙。

 

我也注意到有些列车员透露的情况,那就是作为全国最大承载旅客工具,火车几乎事经常性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最严重的竟然发生过一列火车上同时出现了好几起精神病患者表现不稳定甚至闹事的情况。作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类似专业训练,又长期被超负荷的铁路运输弄得精神疲惫的列车长和列车员,他们除了捆绑,还有什么办法?既然精神病患者乘坐火车(当然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例如长途汽车和飞机)经常出现类似问题,那么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引起民众关注?我这里是否这样问一句:如果明天某列列车上出现了一个不稳定的精神病患者,列车长和乘警怎么处理?铁道部做了什么新的安排?

 

说到这里应该都清楚了,从这次事件就能看出端倪。那就是对事实的垄断和对各种意见和建议、评论的封锁,导致这类恶性事件发生后无法被重视,于是一再发生,终于导致无辜乘客的死亡。即便死亡发生了,如果没有网友的执着介入,这件事也会人不知鬼不觉的过去。于是乎,今后火车上出现精神病患者不安定的时候,列车长们继续使用捆绑的办法。

 

我认为,在1291次列车乘客在捆绑中死亡的事件处理,必须在公开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除了对当事人一个交代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思考,促使有关方面重视这类事件,在对具体事件的调查和反思中,促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的建立,确保类似事件不成为家常便饭。——这才是我们追究真相的终极目的。

 

四,正确理解“以人为本”是解决一切问题之本!

 

这是第四个问题,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回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我搜索了一下,自从胡主席提出以人文本的价值观后,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在学习加实践,特别是一些党政和政府部门,从报纸媒体上看,他们还把“以人为本”落实到了实处。可是,我却鲜少看到他们对“以人为本”的具体解释,从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上看到的,他们还是老一套,某个地方的领导到当地“群众”中潇洒走一回,握手挥手加上发言,于是就“以人为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他们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真正去体会去执行“以人为本”的精神,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现在,我就以1291次列车事件谈一下我对“以人为本”的理解。有人说,为什么提“以人为本”,难道以前我们不是“以民为本”?我们不是以广大的人民利益为本,以集体为本,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开展国家建设的?

 

其实,简单的说,以人为本不是以所谓的“人民”为本,也不是以某一个集体或者团体为本,甚至不能理解为以“农民”、“农民工”或者“弱势群体”为本,以人为本应该理解为以每一个人为本,以个人为本,以你、我、他为本。

 

有些人一听到我的解释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回过神来后又会问我上面的提法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很大,例如我们以前经常提的,无非是以人民为本,以集体为本,以所谓大多数人为本,这些话冠冕堂皇,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实际上呢?一派胡言。

 

以人民为本?于是乎,你、我、他都一下子成为“人民”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他们则摇身一变成为“人民”的代表,最后就以他们这些人民的代表为本了。于是乎,他们就发现了一两个阶级敌人,不管他是否危害了人民利益,是否已经造成了事实,就把他打翻在地,有些更是不经过审判就枪毙,“人民”据说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保护了。

 

以集体为本?我们以前都是强调国家和集体,当然国家和集体都是由人组成的,他们好像也没有错,于是乎,为了这些为本的“集体”,我们鼓励个人牺牲自己去维护国家和集体,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发生了无数个可歌可泣的光辉故事。例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保护国家的电线竿而牺牲自己,一个小女孩为了保护集体的辣椒不被偷,而被地主婆活活掐死;更荒唐的是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一些地方的农民活活饿死,可是村子里的牛却活得好好的,为啥?因为那牛是集体的呀,集体是多光辉和神圣的,是需要用每个人的生命去保护的,于是不能杀集体的牛来吃,就只好饿死自己……

 

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那么有人问,这和我们讨论的1291次列车案件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太大了,如果我们深入领会了胡锦涛主席的“以人为本”精神,就是以你、我、他为本,以每一个个人为本,我们就有了判断这件列车乘客死亡事件的是非标准,也就可以避免恶梦重演。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对精神病患者曹大和的捆绑(结果造成他在捆绑中死亡)是基于这样一些“道理”:有乘客认为他精神问题可能会危及到自己的安全,而列车长捆绑他的理由之一也是为了维护更多的乘客的安全,甚至基于曹大和有可能危害火车安全运行。于是乎,按照我们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惯性思维,曹大和被毫无尊严的捆绑起来……

 

再看第二个事实,曹大和死亡后,火车停靠一站,尸体被运下来,富有正义感的网友成准强当时报案,而且指出了列车长的责任。按说,有人报案,而且有了尸体,那么事件中卷入的人,例如列车长,应该毫不犹豫的被留下来,协助公安调查。如果对公安办案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也知道,案件一开始时对当事人的交叉讯问非常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多当事人或者记忆会出问题,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利益有意和无意的修改了记忆。据报道,尸体被卸下后,当地车站和公安也确实要求列车长留下来协助调查,可是结果如何?结果是主管的铁道部门来了命令,声称这列火车只有一个列车长,火车需要继续运行,火车上有1000多名乘客呢——于是乎,我们的涉案列车长扬长而去——不,是呼啸而去,当然是理直气壮的,火车要继续前进,火车上有1000多人,他们不是人吗?列车长要为他们负责,要我以他们为本吧?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以这位精神病患者有可能伤害其他旅客(当然是1000多名),就把他捆绑起来了,我们以绝大多数旅客为本,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这可是再政治正确不过的。第二件事也一样,如果火车真停下来,那不是要影响1000多人的行程?那不是要影响全国火车运行?那不是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那不是有可能影响13亿中国人的正常生活与我们的和谐社会?

 

再说,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们这个以人民为本的国家会为一个“人”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停下他滚滚向前的火车?否则我们国家能够发展如此之快?

 

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这个前进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至今还在世界的发展排行榜上遥遥落后?而那些常常为了某个个人而停下自己火车和飞机的西方国家,却能够在短短的几百年,让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超过我们几十倍?

 

这里简单回顾两件事。一是重庆钉子户事件,当时有不少人说,这个钉子户太过分,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开发,这对重庆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好处?我说,那个钉子户也许影响了重庆的开发建设,但她却让整个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有13亿国民的中国在观念上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第二件事是孙志刚案件,在处理了孙志刚案件后,据说广东地区公安士气低落,与此同时,一些外来民工“犯罪猖獗”,很多人这时出来说了,对孙志刚这样的就是要严厉,这样才能保持大多数人(城市人)的利益。果真如此吗?一个以牺牲个人来保持所谓大多数人利益的恶法真能有如此效果的保护大多数人?没有比这种观念本身更加荒唐的。

 

西方人那种尊重每一个个人,而不是以集体甚至国家为名为借口来动辄损害公民个人利益的做法也许在一时一地显得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讲,只有这样解放每一个个体,才能彻底解放全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上面说的1291次列车事件如果发生在西方,火车不但会立即停下来接受警察的当场取证(例如死者当时的死亡环境调查,对目击乘客的取证,如果火车离开了,这些现场就被永远的破坏了,上百个见证过现场的乘客也找不回来了),而且当事人例如列车长绝对会立即失去了继续驾驶有1000人乘坐的火车的权力,类似的事情在西方不是没有发生过。

 

以人为本,在1291次列车事件中,就是以每一个乘客的为本,其中就包括曹大和,当有些乘客要求把他绑起来的时候,当列车长和列车员开始捆绑曹大和的时候,他们必须考虑的不是1000多名乘客有可能受到伤害的这个推测(因为并不是事实),而是考虑你正在捆绑一个个体,一个为本的个体。而当你不顾这个个体的时候,当你把他捆绑住象垃圾一样丢在那里任其生命的气息在痛苦中慢慢消逝的时候,那一刻,火车上那1000名乘客——不,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尊严,而且也不再那么自由!

 

不好意思,今天我本来是在谈1291次列车上的乘客死亡事件,我是不是扯得有些远?可是我不后悔,也不认为我扯得远,因为目前很多具体的事件闹得纷纷扬扬,其实就是存在一个事实不清(或者被可以隐瞒和歪曲),以及判断标准模糊的现象,而这两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则必须从根子上入手。什么是根子呢,我认为主要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独立司法和胡锦涛主席说的“以人为本”,独立司法和受到监督的权力能够让我们在追求事实真相中不再迷失自己。而“以人为本”则在让我们面对事实时不至于失去了判断对错和是否的标准。

 

我们不是正在讨论中国人缺失了核心价值观吗?其实,独立司法、受民众监督的权力和“以人为本”就是当走在前列的国家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归到最朴素的真理“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以独立和受到监督的司法去摆事实,用“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去讲道理。

 

《杨恒均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之三:“以人为本”就是以你、我、他为本》

 

《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之四——从奥巴马当选看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杨恒均2008-11-7
  

今天,一个非洲的小国——大概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的肯利亚全国放假一天,庆祝一个遥远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富有的美国选出了一个新的总统。听上去很熟悉,但别误会了,这不是香港或者澳大利亚这些前英国殖民地为英国女王生日放假庆祝,或者为英国女王登基大典举行喜庆活动,这是完全自发自愿的,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趾高气扬的。——因为那个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的先辈就是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可能还是非法移民……

 

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的24小时里,我追踪了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让我吃惊让我感动。在日本,这个仍然有美国驻军(被一些日本人认定是仍然被美军“占领”)的国家,竟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连美国人看上去都好像太阳从西边出了;在德国,民众情绪激动,媒体举行的模拟投票中,德国人竟然都“投票”给奥巴马;在香港,当地市民和美国公民一起庆祝;在澳洲,那些没有美国投票权的澳洲白人和棕色人竟然喜极而泣;在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那些皮肤看上去和奥巴马差不多的有色人种沾沾自喜,当然还有非洲和东南亚,很多地方出现弹冠相庆的当地人……

 

这种阵势连美国媒体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一个美国媒体甚至自豪地说奥巴马是“世界总统”。世界总统有些夸张,但一个国家选出了一个总统,竟然让全世界如此激动,好像没有出现过,自然也是美国开国以来的头一遭。虽然在奥巴马当选那一天我已经写文分析了他当选的历史意义,但我也想不到全世界都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有一点可以肯定,奥巴马当选的这一天,是美国和世界民众流泪最多的一天。

 

于是,我那写小说的脑袋又胡思乱想了,我又开始构思小说:……这美国简直比三鹿奶粉还要毒呀,就在它面对两场打不赢也撤不出的战争、就在它遭遇一个世界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大海啸、就在它在国际上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讨厌、就在它的国际地位江河而下再折腾下去据说就要被“崛起”的中国取而代之的关键时刻,突出奇招,把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推了上来,这一招,犹如“九阴白骨爪”“打狗棒法”“降龙十八掌”“蛤蟆功”“一阳指”一样威力无穷,立即化解各种攻势和危机于无形……

 

于是,伊拉克撤不撤军不是问题了,估计伊拉克人会邀请美军留下了,因为美国人不是要来推广民主自由理念吗?求之不得呀,黑人奴隶的孩子也可以当总统,会有哪个国家的民众不欢迎?本拉登最伤心了,因为他用来勾引恐怖分子对付美国的最有力说教之一就是打垮这个白人控制的西方世界,现在他只好独自在地洞里黯然垂泪,有可能到死不见日光了——因为现在坐在白人至上的西方权力最高宝座上的那个人的皮肤比他的要黑得多;再说美国的经济危机吧,美国当权者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危机爆发到一定程度,最穷的那部分人(主要是黑人啦)开始不稳定,开始闹事,搞得社会不和谐,大家现在看一下,在黑人总统领导下,那些黑人闹事的可能性是不是少了许多?再说说那个要取而代之的新崛起的国家,看看那些被你从国内赶出来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再看看国内被贪官污吏们弄得民不聊生的级别很低的民众,就算把美国的钱全部送给你,你好意思说出“取而代之”这种话!

 

甚至连中国的小愤青都沉默了,他们只能怨天尤人:我老妈为什么不把我生在美国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当美国总统,最后把美国摧毁,为中国报仇!于是,我给我那位专门办美国移民和留学的朋友公司的新广告是这样写的:赶快移民,到美国生孩子吧,你的孩子在47年后有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华人美国总统!

 

美国人,狡猾的狡猾!这个时候,他们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实在是高明得很呀。就在全世界包括它亲密的战友欧洲都对它深怀不满的时候,美国人竟然选出了一个在当选的第一天就凝聚了世界各国很多很多民众的黑人总统!

 

可奥巴马毕竟不是世界总统,从现在开始,他会带领美国人民面对经济危机,会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广美国自己的产品和理念,会继续和不同的国家斤斤计较甚至仗势欺人。——我们也不指望他真能对中国像对美国一样好,这是痴人说梦;因为奥巴马毕竟是美国人的总统,不是世界的总统,更不是中国的总统。

 

然而,全世界都如痴如醉,他们心里都明白,奥巴马不是世界总统,是他们的总统,但他们心里却同样明白,今夜,当他被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是世界的奥巴马!

 

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众欢呼和激动的是什么?是美国又要耀武扬威?是美国的经济有救了?是美国要从伊拉克撤军了?是黑人总统要把美国的钱拿到非洲去救济?是奥巴马要对亚洲人民友好了?……

 

不是,都不是!那些和美国没有多少关系的各种肤色的人们欢呼雀跃的理由只有一个,那也是奥巴马当选的理由和意义,那是一种理念,一种深植于美国,却在世界很多国家仍然被怀疑、被摒除甚至被打击的理念——一种核心价值观!奥巴马的胜出是这种核心价值的胜利。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很可能毫无作为甚至让人失望,然而,他上台所彰显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将会继续引领美国在人类正确的大道上奋进,并激励世界各民族争先恐后朝着正确的方向奔走。

 

什么理念有这么厉害?难道比美国的武器大炮,比美国的高楼和美元还厉害?

 

让我们看看奥巴马在获胜感言中说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是的,在这个时候,在全世界都在把目光集中在这位“世界的奥巴马”身上的时候,他说出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欢呼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可见,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想要崛起的国家,必须拥有比武器和财富更加有力、更能牵引这个民族走向光明未来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困苦,才能不屈不饶地走向未来,才能真正和谐,才能崛起!

 

到现在为止,可能没有人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中国人现在发展经济,有了一些钱,而且人民也鼓足了劲头,然而,我们却是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混乱到迷失的程度。于是,我们国家从上到下的有为之士都在为重建核心价值观忙碌。有的人在马克主义理论里寻找核心价值观,有的人要回到两千年孔子那里探求,有的人要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找出可以填补十三亿人空虚精神的蛛丝马迹,有人要根据当今的实际情况搞出一个与时俱进的随时可以用发文件的方式更改和补充核心价值观,有人……

 

还是让我回到奥巴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吧——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我在听他演讲的时候就有些犹豫、有些纳闷、有些不解,我想问,奥巴马,美国的这些核心价值观是在两百年前建立并逐渐完善的,可你忘记了,两百年前,你的祖先在美国只能是奴隶呀?不,仅仅在四十前,你的黑人同胞还是被歧视的族群,那你提到美国的建国理念难道不是有点讽刺?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核心价值观的设立。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确实是从221年前开国那时就建立起来的,从《独立宣言》到《宪法》,内容基本上定了下来,后来一直没有变动,就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和民主等。可是,两百年了,如果仅仅拿一项美国黑人受歧视到事实来说事,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完全实行核心价值观。那么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核心价值观?

 

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讨论和设立核心价值观时的眼光。因为这些年,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我们这个13亿国民党国家最缺的正是核心价值观,而且从上到下,都在热火朝天的要研究出一套“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在说到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往往鼠目寸光,有些眼睛盯住当权派,以为搞出一个让上面满意,又能够忽悠大众的玩意就可以了。即便只能维持一届统治者的任期,也没有关系,反正会“辩证法”和整天“实事求是”的中国人会不停的“与时俱进”,不停修改——何其可笑!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深植民族之心的价值理念,也是一种长期追随和追求的理想,他不是一种随机应变,更不是谁上台就搞一套的什么五讲四美、几个代表之类的。我们国家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核心价值观,而在于过去上百年来,每上来一个统治者就搞一套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从阶级斗争到白猫黑猫,到XXX,不但没有培养出民众的核心价值观,还把民众心中残留的那一些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念驱逐殆尽(例如我们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告诉我们说:孩子,不是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拿!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不是你的你就要拿,不拿就是“犯罪”!当今,贪官污吏也一直在拿不是他们的东西,我们还不得不称呼他们为“领导”)。

 

那么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当200年前的美国人在建立那些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没有完全遵守,也不能完全实现,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经济落后(应该比现在的中国落后很多吧),民众和统治者自己的观念也并没有立即更新过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然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由于美国人始终坚守那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同样看到,不管多少艰难曲折,还是有些弯路,他们都在朝正确的方向行进,直到今天,当美国出现了一个黑人总统,全世界都有些震惊的时候,美国人却平淡的说,黑人总统一定会出现的,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和民众的价值观注定了的。

 

这给我们当今的中国人在探求核心价值观时具有巨大启发意义。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我们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是好的,我们也清楚知道被人类几千年历史证明了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强调一点,这也是被中国几千年非民主制度反证了的)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

 

可是中国人(少部分?)也许聪明过头了,他们在眼盯住这个目标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类似的话:那不实际,那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条件——于是乎,我们当权者又立即推出了一套符合实际的东西,什么白猫黑猫理论。我不反对当时提出的“白猫黑猫”理论,可是当你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忘记了,这已经被作为价值观灌输给全中国人民,甚至灌输给了一代又一代学校的孩子,于是乎,短短几十年下来,中国确实经济发展了,可是,看看部分中国人,一个个都好像失去了人性的“猫”,见到老鼠就不知廉耻的往上冲……

 

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制定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一定要冲破利益集团的控制,一定要制定出符合人类大方向的价值观,不能迎合统治者,不能为了毫无原则的和谐,为了强权维持下的没有平等和尊严的和谐!

 

能够产生出一个黑人总统的那种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当今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拥抱了那种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另外三分之一国家,除了少数的如北朝鲜和古巴之外,也在追寻这种核心价值观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然而,不管多么艰难,哪怕逆流不断,但历史的大方向无法逆转。再过十年、二十年和四十年,我们将看到各民族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会拥抱自由、人权、民主和法制的核心价值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错误的方向。事实上,这也是有一定共识的,我不相信,当今世界上,还有人抗拒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核心价值理念,没有。然而却有些人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私货,把自己的私利融合到这些人类伟大的理念中。为了保持绝对的权力,为了他们的子孙继续享受没有监督的财富和权力,他们要在核心价值观上控制民众,于是他们搞出的不伦不类的核心价值观:在民主的前面加上他们的“特色”,在自由的前面戴上镣铐,在法制的上面放一个超越法制的太上皇,在机会前面加上的分明是“不平等”……

 

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我:我永远是你的核心,永远保持绝对的统治你和剥夺你财富的权力!

 

这样行不通的,会车毁人亡的!我们说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由中国民众亲自参与共建,达到共识的那些核心价值,不是某些专家学者在利益集团的资助下搞出一套用来顺服和束缚民众思想以及保住他们这个“核心”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精华以及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精华的,应该包括那些把奥巴马选上总统,让世界民众激动的“民主、自由、机会”等普世价值。也许在现阶段,由于我们的国力和民众的生活、文化水平还不能充分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但必须旗帜鲜明的推出它们,让它们成为指引我们这个古老的(迷失了方向的)民族迈向未来的明灯,让它成为我们不屈不饶的理想,牵引我们的追求,随时调整我们奋进的方向!

 

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是某些专家学者的事,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事,更不是某届政府和党派团体的事,这是关系到你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国度的事,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崛起,我们的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和谐的每一个人的大事!

 

让我们一起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吧!

 

 

      为迷失的核心价值观找寻方向  2010-07-16 09:03  
来源: 湖北新闻综合广播  

《为迷失的核心价值观找寻方向》

男:《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等电视相亲节目成为近半年来电视银屏最活跃的主角儿。

女: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关于“物质”“拜金”的热议也一直没有平息。很多人提议,社会急需为迷失的核心价值观找寻方向。

男:今明两天的时事大家谈,记者万敏将和湖北台特约评论员顾杰、时事评论员乔新生、尚重生一起探讨这个话题。今天为您带来上篇。

主持人(万) :三位好。

顾老师:您好

尚老师:主持人好。

乔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首先咱们先说这个节目。《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可能没看过也听说过。

顾老师:对

主持人:这个节目里选取的嘉宾都是特别能说的,而且也是特别敢说的,好象是直言不讳的那种感觉,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个类型的节目为什么一下子窜红了,您觉得这个敢说真话和真敢说话这个度怎么来把握?

顾老师:你这个问题也提得很直言不讳(笑),我是学哲学出生的,我想先引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从哲学上去理解,它的意思就是凡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都一定有它产生存在的原因和理由。《非诚勿扰》类似这一类的节目之所以在近期能够一下子窜红,我想不完全是偶然的,我想至少有这么三点原因:

第一,中国的民主进程加快,为民众自由表达自己的自我价值观念、自我意识提供了比以往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是停留在过去那种怕打棍子、戴帽子那种时代,人们拥有了更多说心里话、实话实说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去看,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第二,我们国家目前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是一个转型时期,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一定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但是在空前活跃的同时又是空前的复杂、多样、甚至可以说既是空前的繁荣活跃又是空前的迷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混乱,这种诸子百家的状况就犹如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旋转的大舞台,面对这个旋转的大舞台人们怎么取向?清醒者有知、坚定者有知,但是呢困惑者有知、堕落者也有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节目的出现表明人类的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镇痛,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能是一种学费。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也不比太惊慌失措。

第三,经济决定、政治决定、文化决定思想,而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体制是一个独创的,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文化的制度与市场经济要结合起来。这个课题可以说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探索,这二者结合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对于政府来说,尤其是主管媒体,宣传舆论的主管部门来说,对媒体来说,都有一个如何把二者有机的、完美的内在结合起来的一个课题。在现实当中操作起来还是有矛盾的,当这个矛盾处理不好时就会走向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这种现象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怎么样深化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来完善我们现在新闻媒体舆论的体制。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主持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概念,本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 在经济领域就已经很难了,人的思想就更难把这个结合得很完美了。

顾杰:应该说这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主持人:尚教授。

尚教授:我觉得蹿红主要是由于说真话,说真话才能蹿红,因为假话大家太多了以后,恐怕就没人愿意去听了,肯定就红不了,所以他能够红的原因还是说了真话。

一个党、一个社会老百姓都不说真话的话,按照我们邓小平同志的说法,他的生机就停止了,那就是谎言和欺骗嘛,那就是假话嘛。

主持人:顾校长。

顾杰:这里面有两个界限:敢不敢说与该不该说。敢不敢说就是我有这个胆量。但是相对于过去那种沉闷的时代来说还是一种进步。

其实我们到现在仍然主张要说真话,但是该不该说,就是你要对社会负责任,这个话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既要从个人的价值观和社会的价值观能够统一起来。一个人的个人价值融入到社会里才是真正的有价值,我认为要把这两个界限关系把握好。

主持人:乔教授,您觉得呢?

乔教授:它之所以火,和他们的策划和他们的编导有关。第二,他找的这些美女,是不是真的想来征婚?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搬运工,如果他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面包房的老板,如果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模特,他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到电视台来征婚,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么多的靓女们,齐刷刷的站在演播厅里面,他们真的就是节目中所介绍的那些角色吗?这种错位给观众留下了一定的悬念,这是他能火的第二个原因。后来有人爆料说,这些所谓的未婚男女很多都是演员和平面模特出身,这说明什么呢?他们是在演一个未婚的少女角色。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他真实吗?真实有时候有力量,但是虚假有时候反而能产生轰动效应。

最后一点,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她说的是真话,我们应该为说真话的积极赞赏,但是这其中有没有表演的成分?有没有编导事先就谋划好、沟通好?

主持人:嗯,你们觉得《非诚勿扰》,还有《我们约会吧》《为爱向前冲》这之类的近半年来火的节目,到底它是一个相亲节目,为社会上大龄剩女剩男们解决婚姻问题,还是一个娱乐节目?

尚老师:我觉得任何电视都是需要策划的,如果说把摄像机放在街上,放在立交桥上往下拍,这是最原生态的,没有不策划的节目,没有不编导的节目。所以我觉得对于《非诚勿扰》像这一类的节目,他们有一些策划、有一些表演的成分,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电视台这样做,他的初衷,他的出发点到底是为未婚的男女找对象,还确实是为了自己的炒作、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的,我觉得可能这两者的动机都不太清楚,可能都在打擦边球。

乔教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说这一类节目是一个文艺娱乐节目,当然可以进行角色扮演,我同意尚老师的观点,只要有新闻媒体的介入,事件就会发生改变。即使我想征婚,如果站在这个讲台上,要想出类拔萃、要想标新立异,要想引人注目,我一定会说出我平时不敢说或者不想说的话。

主持人:参加这个节目的嘉宾,他说出了一些可能是他心理想说的话,或者他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说出来的话。确实有一些嘉宾真的因此而红了, “拜金女”似的这种价值观的现象,它到底触碰了社会的哪一条底线?尚老师。

尚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拜金不拜金恐怕还是看她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

第二个,蹿红是一种客观效果,可能由于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争论很激烈,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红,红和火实际上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开始这些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或者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表演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会红成什么样子,

第三个我觉得触碰了什么底线?我个人以为,因为我们现在对整个新闻舆论、对社会舆论,对舆情的管理还是比较直接。确实就像顾杰老师说的,我们社会确实也在多元化,至少是内心的真实是在多元化的,这样来的话,那就是触犯了一元,我们叫它一元。但事实上他又在多元的底线。我认为是触犯了这个,这个底线不是社会的底线,我认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

主持人:乔老师。

乔老师:我们从四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多元化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能够承受的一种社会现象。

第二,我们必须意识到言论自由不等于出版自由。换句话说,在我们国家《宪法》是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分开来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都有资格坐在电视台的演播中心中侃侃而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公汽,他在行使自己新闻报道权的时候,他必须意识到,我是否遵从了真实客观的原则,我是否遵从了平衡性的原则。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电视台制作这样的节目,让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当然非常有趣。我们找18个美女,甚至找更多的美女,在电视演播厅里面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欣欣向荣,言论自由,社会一片繁荣。但是千万别忘了,在他们言论的背后还有其他完全不同意他们观点的这些言论。

主持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实事大家谈,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下三位评论员如何为迷失的核心价值观寻找方向?

主持人:嗯,确实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媒体上,因为媒体是全社会为他背书的,可能人们在通过这个电视或者通过广播在听在看这个人说的话、发表观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媒体的观点就是这个,而在中国这样子的国情下,他们会觉得,这种观点是不是就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呢?像类似于马诺说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或者其他嘉宾说的比较物质化倾向的话,这样的观点,在通过一个媒体,通过一个很火爆的节目,在公开化,在全社会放大的时候,他会给很多普通人心理扔下一个炸弹,就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是去追求爱情还是追求富豪的生活?

乔老师:我们应该反省的是,这个社会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能不能容忍。

主持人:是否需要引导呢?尚老师。

尚老师:当然新闻媒体嘛,有一定的道德承担或者社会责任,或者社会底线,这是没有问题的。在任何国家,新闻媒体也要遵循国家的宪法。一个社会有物质主义的诉求,如果大家都能娶到美女,嫁给帅哥,能够财富不断地增长,那这个社会就变得很好,问题在哪里呢?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要简单的用一个模式去套,应然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们首先要弄清事的复杂性,然后来看它所带来的后果。

主持人:我们说这种节目火爆,因为在观众群里引发了一种很深刻的反向,很多人就会响应从这个节目里传递出来的一种价值取向,比如说这个节目在短时间内把名不见经传的人捧红了,这个红不是因为她唱歌唱得好、或者是演戏演得好、或者是写文章写得好而红的,是因为在这个节目里说了一些很出格的话,而且不仅在一家电视台红了,其他的媒体也竞相邀请这个人去做节目,而事实证明其他电视台在邀请这个人去做的这期节目收视率也会飘红,那么您觉得这样一种媒体的跟风炒作,对社会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

顾老师: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折射出了当今中国社会上一部分人,它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实际上深层次的讲是理想的滑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道德一方面在爬坡,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东西确实也有,但是我们也得看到道德的滑坡现象也还是存在,所以《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我们的道德建设存在的忧患忧虑。

主持人:好象在迷盲当中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这样子媒体的标志性。

顾老师:还有一点说明我们什么呢,说明了我们新闻媒体恐怕也出现了定位上的错位。当然我刚才说了,媒体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保证它的收视率,它也要生存,我们也要承认,媒体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也存在着自身的利益。但是呢,它应该有一个底线,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守住什么底线,你有一个行业行规的职业操守,首先要承担起你作为媒体对社会公众一种正确的导向,而且你要承担起这个节目对社会要负责任的社会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可能就触动了这样一个底线。要相信绝大多数公众最后还是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最后可能这个媒体的公众形象就会受到影响。

主持人:对,公众心里其实是有一把尺子,他在衡量这个媒体这种类型的节目他在宣扬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男:同样是媒体行为和媒体现象,有诸如《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的乱象,也有湖北媒体报道的很多道德模范的典型,感动了中国。我们不禁想问,是什么样的沃土,酝酿了大批感人的“群星”不断地感动着我们?

女:湖北“群星”闪烁所体现出来的各种激励人的精神品质,我们如何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流价值观进一步提升的动力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大家谈》——《为迷失的核心价值观找寻方向》下篇,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瞭望:当代共产党员不能迷失价值观

2009年11月10日 14:54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建设,涉及价值主体的自身努力,还与社会阶层及其政党,组织的宣传教育和管理等问题紧密相关

  文/胡鹏飞

  价值观是政党的重要标志。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中之重。作为“先锋战士”的当代共产党员,在新形势下如何树立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以适应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共产党员价值观进一步丰富,但也需看到极少数党性不强的共产党员出现了价值观的迷失。

  概括来说,这种迷失表现为,一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即价值观念危机,盲目崇拜、崇尚资产阶级思想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理想信念的斗争,时起时伏始终存在。从价值观层面看,实际上就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是背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两种价值观的斗争。面对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两种信仰、两种思想体系、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斗争,极少数共产党员丧失了应有的思想品质和政治信仰。

  二是货币化观念冲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以市场取向的新的经济环境下,极少数共产党员把党性、人格、良心商品化、市场化,沦落为金钱的奴隶,甚至蜕变为犯罪分子。用货币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淡漠。

  三是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抬头。在新形势下,极少数共产党员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价值信条的侵蚀下,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或只图索取,不讲奉献;或滥用权力,贪赃枉法。有的党员干部视群众现实困难于不顾,而去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有的官越做越大,心目中群众的位置却越来越小,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应该看到,极少数共产党员价值观发生逆变,有其特定的历史以及现实原因:

  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价值观念对部分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影响。权力本位观念及道德虚伪的价值意识,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成为顽固的负面文化意识,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行为模式。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客观存在。特别是在我国当前新旧体制的交替尚未完成,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有关法律、规章和管理一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极易导致某些共产党员产生唯利是图、崇拜金钱、贪图享乐、生活奢靡、个人至上、盲目追求局部或个人利益等消极现象。

  此外,部分党员不注意理论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名与利、权与利、个人与社会以及党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和金钱美色的诱惑。

  应该看到,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价值主体的自身努力,还与社会阶层、阶级及其政党,组织的宣传教育和管理等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建设既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又离不开微观的制约和激励机制的运行。

  需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强共产党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信心。共产党员是历史的带头人、引路人,理所应当坚信马克思主义,当前特别应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价值目标,决不能在一些大的风波面前丧失信心、动摇信念。

  需要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共产党人并不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但是,作为共产党员应该首先讲奉献,讲为人民服务,应把个人的价值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体价值结合起来,把个人的人生价值目标追求与这个群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统一起来,自觉地把群体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并在为之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共产党员,要坚持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既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优势,正是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必须弘扬主旋律,必须讲究方法、善于疏导、发扬民主,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共产党员正确价值观的塑造,还需要社会的激励、引导和监督、制约。制度环境与价值观的形成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所有的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的,制度又反过来对人的价值判断起着引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党内制度所设定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行为准则、行为模式,久而久之,就会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追求。□(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问题学之构想作者:胡星斗来源:胡星斗网上文集本站发布时间:2002-9-3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中国问题学的概念、研究大纲、核心,以及研究中国问题学的意义和内容等。

    关键词:中国问题学;现代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

    一、中国问题学的概念

    百年以来,中国一直把实现现代化(包括近代化)作为国家的奋斗目标。但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物质文明,因此,只要学习他们的技术、引进他们的设备即可。至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等等,则不如中国的优越;另一种观点与之相似,也认为西方无非就是生活富裕一些、船坚炮利一点,因此,只要在经济生产领域借鉴先进的做法就行了,至多除了学习技术之外,中国还应增加一项内容:引进一点西方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就可以了;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虽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程度都很高,但其文明、体制、制度不符合中国。以上观点都付诸了实践,经过百年的摸索,中华民族承受了惨重的损失,我们现在才体会到,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只学习人家的企业、经济、管理上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学不来的,或者说往往会学成了畸形的、扭曲的东西,如时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金融制度、税收制度、公务员制度、法治建设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形。

    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全面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和症结所在,然后实行全方位的改革。我们所说的“问题”,是指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有的制度、体制、现实、行为、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诚然,其中的思想、文化,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看你拿什么标准去衡量。所以,我们必须设定对“问题”的判断标准,即看它是否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否阻碍法治国家的确立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否妨碍人的幸福、对人权的保护。可见,本文所说的“中国问题”仅仅是指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去过滤中国的东西,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或者倡导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我们的主张是,越是现代化的,就越是民族化的,即现代化的国家反而会好好保护民族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因此,所谓“中国问题学”就是按照现代化的标准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

    也就是说,中国问题学的研究内容有: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科学技术问题、中国哲学文化问题、中国文学艺术问题等。

    中国问题学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建立适应现代化和中国国情要求的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等。

    中国问题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中国问题学以现代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中国学(与“汉学”相近但不完全一致)为其三大基础,以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现代政治学、诸子百家研究、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系统科学、数理统计等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主要来源。

    中国问题学的研究方法有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宏观研究、反思研究、批判研究、中外对比研究、理论思辩研究、调查研究、系统方法、统计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等。

    研究中国问题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要想卓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反躬自省,大胆地剖析自己,才能择优弃劣,痛改前非,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而建立中国问题学的学科体系、开展中国问题学的研究,透晰中国的长处与短处,了解中国的问题所在,并针对问题寻求对策,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建设,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助于建立民主、法治、公正、开放的现代中华文明,有助于繁荣学术、推动国情研究和“中国学”、“问题学”的研究。因此,研究中国问题学,从根本上来说,有助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繁荣富强,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二、中国问题学研究大纲

    中国问题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但其问题并不都是全新的。对于其中的旧问题换一个角度讨论,可能对我们理解问题会有所裨益;而对于其中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会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中国问题学一要创新,二要继承,三要百川纳海,达到新的高峰,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我们初步设想,中国问题学的研究大纲为: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研究。

    小农经济问题研究;家庭小手工业问题研究;官营工业问题研究;官商研究;商品经济问题研究;本末论研究;轻重论研究;生产效率研究;农业结构研究;饮食结构研究;环境生态研究;财政赋税研究;土地兼并研究;地主研究;官僚经济研究;对外经济交流研究;腐败研究;农民研究;流民研究;饥荒研究;灾害研究等。

    2、计划经济问题研究。

    短缺经济研究;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三大改造问题研究;大跃进研究;三年困难研究;“四清”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问题研究;农业学大寨研究;以粮为纲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公有制问题研究;国有经济问题研究;集体经济问题研究;金融体制研究;财政体制研究;保障制度研究;对外贸易研究;公平研究;效率研究;政府结构与功能研究;政策与法律研究;科技教育问题研究;环境问题研究等。

    3、市场经济问题研究。

    早期市场经济研究;现代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知识经济研究;网络经济研究;所有制研究;分配制度研究;宏观调控问题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国有经济问题研究;股份制问题研究;股份合作制问题研究;金融体制问题研究;税收体制问题研究;投资体制问题研究;政府架构研究;基层政府职能研究;反腐败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城乡一体化研究;城市化问题研究;全球化问题研究;WTO问题研究;对外贸易问题研究;科教兴国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现代农村制度研究;现代工程管理制度研究;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研究等。

    第二部分中国政治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政治问题研究。

    专制制度研究;人治制度研究;仁政研究;暴政研究;儒家研究;法家研究;农民起义研究;官僚官制研究;文字狱研究;法律刑狱研究;军队研究;战争研究;春秋战国研究;王朝兴替研究;对外关系研究;变法研究;人物研究;鸦片战争研究;洋务运动研究;戊戌研究;清末新政研究;向现代政治转型研究等。

    2、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研究。

    辛亥革命研究;五四运动研究;北伐研究;国共合作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台湾研究;苏区肃反研究;“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抗美援朝”研究;“反右”研究;“四清”研究;“文革”研究;改革开放的政治问题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问题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人权问题研究;新权威主义问题研究;自由主义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研究;社会主义现代政党制度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研究;现代军事制度研究等。

    第三部分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阶层研究;官僚状况研究;百姓生活状况研究;民间社会研究;黑社会研究;武侠研究;家族研究;乡村问题研究;城市问题研究;社会风俗问题研究;臣民心理研究;社会环境研究;法律诉讼研究等;

    2、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社会信仰问题研究;社会道德问题研究;社会利益集团研究;社会阶层研究;工人状况研究;农民状况研究;商人状况研究;知识者状况研究;青少年状况研究;弱势群体状况研究;社会治安问题研究;社会组织问题研究;社会风气问题研究;社会收入状况研究;腐败现象研究;犯罪研究;政策法律的权威性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民间组织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研究等。

    第四部分中国科学技术教育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教育问题研究。

    科技、教育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关系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研究;科技传播问题研究;技术运用问题研究;科技、教育与价值观研究;科技、教育与思维方式研究;科技、教育与泛伦理主义研究;方术研究;中医针灸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研究;书院研究等。

    2、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问题研究。

    科研、教育投入问题研究;科研组织问题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科技、教育与制度的关系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研究;科技与教育研究;科学、技术、教育与经济研究;科学、技术、教育与社会研究;科技与伦理研究;素质教育问题研究;科教兴国问题研究;现代科研制度研究;现代教育制度研究等。

    第五部分中国哲学文化问题研究。

    1、中国古代哲学文化问题研究。

    诸子百家问题研究;理学问题研究;心学问题研究;玄学问题研究;道教研究;中国佛教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思维方式问题研究;语言问题研究;诗词研究;散文研究;小说研究;悲剧研究;中国画研究;书法研究;服饰研究;音乐研究等。

    2、中国现代哲学文化问题研究。

    民族性问题研究;信仰问题研究;现代宗教研究;现代哲学研究;现代中华文明研究;精神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四文化研究;“文革”文化研究;新儒家问题研究;儒家资本主义问题研究;文艺与政治研究;文艺与经济研究;文艺与社会研究;文艺与古今中外文化研究;现代派文艺与中国研究;城市文化问题研究;农村文化问题研究;现代文艺制度研究等。

    三、中国问题学的核心

    中国问题学虽然涉及关于中国的全方位的问题,但其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探讨中国的问题所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因素,建立适应现代化和中国国情要求的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国家制度、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等。

    所谓现代经济制度,指产权清晰、交易自由、自我负责、国家有限干预、股份共有、全民社会保障、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指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

    所谓现代金融制度,指政、银、企分开,汇率自由,银行进行企业化经营的制度。

    所谓现代农村制度,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社会主义农村制度。

    所谓现代国家制度,指民主、法治、分权、自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所谓现代社会管理制度,指统一、精简、高效、法治、非官僚化、非身份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所谓现代文化制度,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所谓现代教育制度,指政校分开、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教育制度。

    除了上述之外,中国还应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现代农业制度、现代政府制度、现代立法制度、现代监督制度、现代军队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现代文艺制度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问题学面对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中国问题学——作为科学园中的新葩,其理论很不成熟,体系很不健全,我们期望有志之士加入到它的研究中来,共襄壮举,裨益中国的现代化伟业。 

 

 

中国问题的核心及住房、股市、民企、袭警、奥运

 

 

1、您是“中国问题学”理论的提出者和研究者,那么据您观察,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您在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其着力点是什么?是否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胡星斗:1994年左右我提出了中国问题学的命题,1997年开始写书探讨中国问题学,2000年创办中国问题学网站,一直有人问我“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回答是特权,这个特权既包括政治待遇方面,也包括经济上行政型垄断、官员主导型财政、官商勾结,还包括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如户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官本位体制,中国几千年的权力本位、官本位、官贵民贱等思潮在新的时期又死灰复燃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逐渐改造为平等权利、相互尊重、多样共存、宽容和谐的社会。我为此致力于推动一项一项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同命同价、打工子弟学校、劳教制度、信访制度等改革,由单体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最终推动整个体制的进步与制度的创新。

2、您如何看待今几年备受关注的房价问题,这给政府和民众带来什么样的考验?利益多方的博弈能否引发某种积极的变革?

胡星斗:房价问题既是城市化加快、人民急于改善居住条件的客观需求造成的,也有政策失误或者改革不到位的因素。比如,土地出让金和建房税费太高,占房价一半以上,可否降低?未来应当以地产税(物业税)取代大部分与房产有关的税费,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主要是地产税,这样可降低买房时缴费的数额,而且第一套自住房应当减免地产税。乡镇产权的小产权房应当合法化,即允许和鼓励城市人到郊区农村购买在宅基地上建立起来的商品房,这样,城市的房价也会下跌。当然,还应当继续加大建设廉租房的力度、规范经济适用房。这些举措关系民生基本问题,各级政府都在做,但现在还需要在小产权房等方面解放思想。

房地产商暴利的问题、官商勾结的问题也引起了老百姓的议论,随着房地产景气周期的循环和政府加大对房地产的监管力度,房地产商微利的时代已经到来,利益多方的博弈已经引发一些积极的变革。

3、中国股市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目前的股灾会给股民和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股市长期发展的方向是怎样的?股灾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带来有怎样的变革?

胡星斗:中国股市问题的实质是官股与特权。权力干预、政策市、坐庄、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法信息披露、股权分置、大小非、基金的固定提成等都反映了权力的影子,目前股市的腰斩实际上是广大股民对于股市投了不信任票,股市太不规范了,证监会失职的地方很多,股民的损失巨大,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少数内幕人员,股市成为制造和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器。现在大家期望政府重刑治理股市,对于庄家、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法信息披露要严厉惩处。同时应当鼓励股东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让企业方、大股东、监管部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企业上市必须严格条件,实行登记制,不得为国企脱困而放任圈钱,不得损害股民利益而不分配,建立正常股市退市机制,健全监事会、董事会规则,发挥其作用,完善独立董事、独立监事、外部审计的作用,及时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新产品,降低股市换手率,遏制投机,形成股市投资理念。总之,中国股市最需要的是廉洁、透明、公平、规范的新治理机制。

4、不久前,江浙一带屡屡发生民营企业家因资金链短缺外逃事件,对于这一现象您怎样解读?这是否反应了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对此,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胡星斗:目前,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既有人民币升值、工资提高、劳动合同法实施、原材料涨价、海外贸易摩擦的原因,更有企业融资困难、税费太重、产品低端、科技含量低、工人技术素质低、产业没有升级的原因,这其中固然有企业和企业家的问题,但我认为各级政府应当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好些,譬如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完善法治、制度,解决官员腐败、公关费用太高、税收太重的问题;放松户籍管制,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培训、工人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等等,这些工作早就应该做。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高度垄断的,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新农村建设也没有融资渠道,农民更不可能创立乡镇企业了。美国有8000余家银行,中国就那么几个大银行,还有几个小一点的,金融控制得过死,避免了金融危机,但也使得民营企业和农民失去了发展机会。所以,对于民营企业的困难,我的解决办法是减税,降低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同时进行税制改革;降低企业的保险交纳比率,将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和经营条件,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吸纳存款;将部分地下钱庄合法化,大力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逐渐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培养产业工人。

5、不久前发生的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这些事件背后反应了什么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事件本身让人深思是什么?这是否会引发一些变革?

胡星斗: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都反映了在一些地方官民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警察在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时做法比较粗暴,结果酿成重大事件。

目前,整个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利益失衡、权力失衡的问题,如果各级政府不能够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不能够自身廉洁、秉公执法,不能够完善民主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不能够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地惩治腐败,那么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和信誉度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我们看出,在中国建立公开、透明、平等、协商、廉洁、有效、民主、法治、可问责、人性化、保护弱者、多边治理的现代治理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6、面对国内外呼声渐涨的恐怖袭击事件,您如何解读?你对恐怖事件的界定是什么?恐怖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最焦点的矛盾是什么?这给当前的政府和民众带来怎样的信号?该如何缓解这其中的矛盾?

胡星斗:目前,中国面临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危险性并不大,零星的恐怖袭击主要来自于东突恐怖分子,对此我们不必太大的担心。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大量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信访渠道的不畅通等激化了社会矛盾,现在不时地出现一些激进的维权行为,甚至发生刺杀外国游客、爆炸公共汽车等事件,这些必须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要研究根本上的治理之道。

恐怖事件指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滥杀无辜的行为,国际恐怖事件的背后反映的是宗教、文化、利益、制度的冲突,国内的恐怖事件反映的是疆独分子对祖国统一的仇恨。未来中央政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疆独恐怖分子,另一方面要实行让少数民族先富起来的政策,把更多的资源税收留在当地,让少数民族同胞通过与相邻国家的对比感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

7、当前的奥运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和变化是什么?中国如何抓住其中的机遇,迎接其带来的挑战?

胡星斗:奥运使得中国更加融入世界、更加开放自信。通过奥运我们学会了包容谅解,学会了信守承诺,比如我国第一次在市区开辟了三个游行区(公园),我国为了兑现环境保护、新闻采访等承诺而做了很多的努力。我相信,奥运之后的中国在法治、规则、对话、和解等方面会逐渐地进步,不仅通过举办奥运、名列前茅的奖牌数量来显示国家的实力,而且中国正在向世界做出一个庄严的承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文明古国,未来中国在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捍卫人权、保障自由方面会做得比哪个国家都好。    一封日本人写给中国人的信 
【2010-09-30】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在这里和你们谈谈我对中国人的一些看法。我以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中国呆了五六年了,因此我完全有资格来说说我的看法。

日本和中国地理上很近,但两个民族的性格却是差得很远的,中国人给我的开始印象是很好的,但时间一长,许多缺点暴露了,中国人胆小、恭顺、懦弱、虚伪、圆滑、爱耍小聪明,尤其是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那么无情,却对一个外国人恭善有加。我刚开始来中国时,不过一个穷书生,但我却能受到超国民待遇,几年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人的确一盘散沙,中国人团结一心是有的,但那是在非常时期,比方说民族就要被灭了,不过那也不是什么彻底的团结,中国人在外斗和内斗中似乎更倾向后者,中国人更恨的是汉奸,却不是侵略者(在侵华问题上,我比较尊重历史,承认这是日本的过错),中国人民养活我们在战争中的遗孤,却可以在文革中无情的迫害自己的同胞,(甚至是亲情之间),这些我都无法理解,如果不是中国人可能谁也不理解,你们中国人是怎么理解的,如果说中国人善良,虚伪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单纯的没有中国人的自相残杀,也许可以说这是善良,但有了文革,情况就不同了,老实说,我对你们的做法没有什么感谢的成分,只有不理解和疑问。

还有我同样不理解你们对日本战后赔款的放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再像中华民族这么对外隐忍,对内残酷的了。这让我想起了以色列和德国的关系,说实话我很佩服以色列人,他们对德国人不依不饶的态度,这表明他们重视自己的价值和权利,他们没有原谅德国人,但德国人却很敬重他们,相反,在东方,现实是日本人很瞧不起中国人,你们放弃赔款,你们原谅我们,我们依然恨你们,瞧不起你们,鄙视你们,原因不在我们,在你们自身,你们自轻自贱,别人也没办法,中国人没有血性,意气都被磨光了,剩下的是暮气,自卑,和你们所说的崇洋媚外。

你们号称文明古国,但是除了那些死的建筑,博物馆里的文物,现实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哪还有传统文明的影子?不错,日本受过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但现在保存这些文化鲜活性却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不在中国大陆,你们把诚信、节义、礼仪、四书五经看作四旧扫到垃圾堆里,声称建立一个新社会,却不想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比我更清楚,一方面贪污腐败(骗人的鬼话:腐败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纸醉金迷,声色鸡犬,一方面穷的连饭都吃不饱。造假,中国无人能敌,能吹牛,见利忘义,你们没有什么信仰,信马克思主义。要是马克思知道在他的主义下是这样的社会,恐怕早也给气死了,精神空虚,彼此不信任,难怪一盘散沙,现在的中国人,其麻木、愚昧程度不比1895年好多少。

中国是个大国,但在政治上是个绝对的弱者,你们总嘲笑我们日本是政治矮子,但我们比比社会制度,看看哪个在世界上吃得开,社会主义国家没几个了,又不团结,专制,独裁,世界不欢迎,但因为你中国太大了,所以能显得重要,但是你们从来都是应对西方的政治攻势,没有过主动出击,因为你就是不行,人权叫人家抓了多少年?谁把人权降格到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文革,大跃进,你们的政府多少错误,你们的歌唱家还唱: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向新时代。再也没有中国人这么温顺了,多听话,在当今文明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你们中国人在糟蹋自己,自己的智慧,资源,你们中国经济发展快,可代价呢?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你们一个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你们糟蹋成什么样了,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贪官横行,你们不知道,在中华民国统治大陆的时候,山西还是模范省份,你们也不知道山西在中国历史的地位,那时清代的山西经济强,唐代一半的宰相出自山西,地位远比你们所谓骄傲自豪的上海高,现在你们看看山西,就知道什么是历史与现实的差距了(人均GDP中国倒数第一),你们就这么糟蹋资源,如果山西给了日本,日本会像祖宗一样供着他,远比你们重视北京,上海强,你们经济快,老喜欢拿什么上海,北京作窗口,愚蠢!那两个城市占中国国土多少,人口多少?你们长期忽视农民,9亿中国农民不搞好,你们中国要出大乱子。在北京我与一个来自山东的流浪老太太谈话,她是带着她的两个亲生女儿在北京做皮肉生意的,她说,靠自己吃饭,不丢人,丢人的是这个社会,因为40多年前,当地政府敲锣打鼓把他们几千人移民到新疆,送到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地方,任他们自生自灭,死掉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就是不让回山东,逃回山东也没用,政府说他们不是山东人,没有户口,几十年来流浪,找谁说理去?

你们好大喜功,几百亿的工程说干就干,我们这些被你们看作小气的日本人乍舌,中国好富,可你们的失业人员却在增多,多一个失业的人,社会就多一个不稳定因素,你们没有解决,农民低收入,你们不重视,贫富差距拉大,你们视而不见,你们喜欢的只有外国人的赞扬,这一点很多人看得清楚,你们虚荣,奢侈,你们的社会乱七八糟,你们还恬不知耻的说日本完了,中国要超美国了,哈哈,短视!你们不过开放20几年,就这么吹,日本经济是在停滞,但你们拚死干了十年还不到日本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于超美国,更是神话,还有,世界环境对你们很不利,而日本,凭着制度的优越,国民的务实,以及西方的真诚支持,是完全有理由复苏的,中国却因为意识形态、制度与美国或大多主流国家格格不入,中国稳定没什么,一旦陷入社会动荡,经济崩溃,周边国家没有谁会鼎力支持的,因为你们的国家始终给人以另类的感觉,所以日本败,尚有机会赶上去,中国败,则完全四分五裂,周边国家喜欢中国这样,俄罗斯不喜欢你们好,印度恨你们,我们恨你们,东南亚恨你们,所以你们的环境很差很差,可你们没有危机感,感觉良好,这就是愚昧!

东方人中,我们尊敬韩国人,因为他们和我们很类似,就是有血有肉,敢做敢为,我们在历史问题上和你们有摩擦时,韩国人可以从总统到国民都抗议,中国只有外交部几个无足轻重的发言人在那里咿咿呀呀,哈哈,这就是差别,韩国人恨我们,但我们敬重这个对手,你恨不恨我们,我们感觉无所谓,因为你们性格、品行告诉世界,中国人没有刚性,我现在在想,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到底中日之间谁在忘记历史?我们参拜神社,改历史教课书,说明我们没有忘记那段历史,你们呢?二战中的受害者?你们为了党派之争,不顾民族的大义,说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年抗战,历史书写那段历史写得比我们还要模糊,是你们在篡改历史,哈哈!(这再次说明内斗胜于外斗)你们骂我们不正视侵略中国的战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可你们呢?正视历次政治运动对自己人民的迫害了吗?正视文革对中国的毁坏了吗?你们需要正视的太多啦,这都是谁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啊?拍南京屠城的电影,你们中有人竟然还说为什么不多来些强奸的镜头。你们中国人就这种样子,叫别人怎么拿你们当回事情,你们可以无能,但你们连人格都不要了,美国人打得我们要死,我们不恨他们,我们佩服他们,韩国人被我们统治过,现在造就了经济奇迹,他们敢斗敢为,我们敬佩他们,你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看得起你们的地方,好好反省一下,你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却败在我们手下,不觉得羞愧么?

一盘散沙的社会生长一盘散沙的人,你们的时代里还出过什么志士么?民国还有过鲁迅,蔡锷,朱自清这些我们佩服的人,现在你们除了贪官,虚华学者,思想懦弱的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你们不是说要培养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么?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你们的龙芯主频只有266赫兹,却在吹要商业化,哈哈!中国人,我们敬佩你们什么??同根同宗的新加坡也要在SARS时制你们一回,罗刚事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件,散漫的中国人啊,以色列人那么齐心,你们那么分散,你们十几亿人,十几亿条心思,我们一亿日本人都在想怎么让我们的国家走出困境,我们都活在地球上,有趣!
 
 

 

获释日本人露面 社会反华气氛上升

童倩

BBC中文网东京特约记者

 

三人中职位较高的佐佐木善郎(右)回答了记者提问。

周四在中国获释、周五中午回到东京的三名日本藤田建设的日本人员工井口准一、佐佐木善郎和桥本博贵周五傍晚在东京公司总部召开记者会,为他们引起社会关注和担忧表示道歉,并说明事件经过。

三人中以职位较高的佐佐木为主回答了记者提问,他说,被捕当天他们为了建设石家庄处理化学武器的设施去现场调查地形和气温等,在现场没留意到军事设施标志误闯了禁区和拍照、摄像。昨天他们获释时,已取回报废了纪录的照相机和摄像机。

他说当天接受调查在深夜一、两点之间。后来每天约半天时间接受调查,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来”、“背景是什么”,调查中没遭遇暴力行为。

三人看来身体健康,但显得精神紧张。藤田建设公司说,被扣的一名中国人员工周四也获释,目前期待仍然被中国扣押的高桥定能早日获释。

民意测验结果严峻

周五日本右派报纸《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发表了周四联合对千人做的紧急电话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七成不满日本政府对中日撞船事件采取的措施,菅直人政权支持率比9月19日同一调查时下降15.7%,跌至48.5%。78.8%的人认为日本存在外交压力下屈服的情况、81.4%的人认为菅直人政权对华外交软弱和无奈。

而认为中国逮捕日本人和展示对日经贸限制的手段作为报复日本的措施是不适当的人有88.6%,79.7%的人认为中国形象变坏。

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周五对此说,必须向国民解释撞船这类事件与外交的关系。财务大臣野田佳彦说,虚心接受这一严峻的数字。

社会反华气氛上升

因社会存在显著不满,包括菅直人内阁的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在内的执政民主党、国民新党和在野自民党、众人党约3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超党派尖阁诸岛议员联盟”周五正式启动,准备今后从事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周边和上空视察等活动,以展示日本主权。

另一方面,由“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草莽全国地方议员会”等右翼组织主办,预定周六在东京闹市发起一场包括一些社会名人参加的“谴责中国侵略尖阁诸岛!全国国民统一行动”的抗议示威活动。

远离东京的日本各地也连日发生反华案件,继周三神户的华人学校窗户玻璃被人打碎;福冈、长崎中国领事馆被扔烟雾器;福冈10辆中国游客大巴被右翼团体围堵后,周四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在京都岚山题字的一块石碑被人喷了黄油漆,周五横浜中华街例行庆祝国庆的活动也不敢对传媒公开,出席这一活动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致辞时也未提中日纠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