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档案解读：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公文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7 04:51:41
有香港作家曾经以江青的笔迹酷似毛泽东的手迹而认为江青在很多时候代替毛处理过文件。本次《毛泽东文革中重要批示陆续解密》一文发表后，有朋友来信来电，说博文上江青的字与“毛体”相差无几，会不会有江代毛签署意见的情况发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阶段？
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回到该篇博文上看一看“文件九”的江青手迹，确实，她的字与“毛体”是有很相像的地方，其中有的笔锋走向，几无二致。这里，我们以毛泽东的一份批文作一个对比，都是硬笔的，也就有可比性。我们注意江青一些字的用笔，如“请”、“能”“改”等字，都是十分相似的。
这是毛泽东在清华大学的一份文件上的批示。硬笔的风骨，江青是多少学了一些的。我们还以一幅江青的“硬笔作品”来说明问题。 
这是1974年1月28日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的一封信。字体线条间所透露的笔墨倾向，是一看而可知的。
其实，江青的软笔字，更像毛泽东的。我们以江青的几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认为是毛泽东手迹的字来作一下分析：
第一幅是江青所书《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第二幅是《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更让人难以辨识的是江青所书的《七律·答友人》。因为真假莫辨，以至南方某省委的重要接待处，误将江青书法“作品”当作主席手迹，勒石刻碑，以为纪念：
（某省用。“毛泽东”三字及落款时间是毛本人书写在其他作品后的，是被人“故意”拼接在此)
好了。有关为什么这些“手迹”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的，我会有专题文章说到它。这里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江青的字迹，与“毛体”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人提出，有关毛的一些文件，是不是江青代签、代批的，从而想借此提出“签字”以外的事情来——比如说，不认可有些文件是出自毛的。 其实，只要对毛泽东的墨迹稍有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这还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是，毛泽东一般是不让别人来代他签批文件的。那么，“一般是”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有时候也让“别人”代批或代签呢？
不能说没有这个情况，否则，这个判断就不成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出来，证明毛泽东是有让人代己签字或删除文稿先例的。如1970年7月初，在起草《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时，毛、林两人的班子就几个副词发生了争论，特别是关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林彪的干将吴法宪和陈伯达认为要删除，因为此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认了的东西，现在加上这四个字，显得“说法”有变，容易引起国内外的解读。情况汇报到毛泽东处后，毛心中不悦，但他面子上说：“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但如果改回去，就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了。这于毛泽东是极不愿意的。因此，毛一方面大度地表示没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自己动手圈去社论中的那四个字，而是让汪东兴代他去圈掉那几个字。——这于毛泽东是不多见的。（汪东兴不敢为之。毛泽东催了两次，汪才不得不代毛作了“代替工作”。）
文革结束后，又有传说，张玉凤在为毛泽东服务的过程中，也学习和模仿过毛泽东的字迹。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养病时间有114天之久，这期间，毛泽东的眼疾严重得看不清楚文件，毛泽东让张玉凤代他在文件上画圈。张玉凤知道汪东兴都不敢为之的事，更是不敢代劳。但毛泽东的个性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且眼力几为昏瞎，张玉凤是不是圈过一次两次，也未为可知。因为毕竟在毛身边工作，又是机要秘书。文革结束后的清算中，张玉凤没有逃过这一关，受到过很多的追问。好在张玉凤是个严于自律的人，否则，其罪大矣！
从汪东兴，到张玉凤，他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毛泽东都先后“委托”过让他们代其画圈或代为处理文件的事。那么，江青呢？江青在主席身边的时间可不比汪东兴和张玉凤短。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们还是回到江青的笔迹上来。 这是一幅很特殊的信件。这样的一幅“作品”，曾经让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机构都错误地收藏和展览过，更有一些出版物还将其作为欣赏主席墨迹的材料作过“天女散花”可爱的分析。其实，这一个“作品”的正文，是江青代毛泽东拟定和书写的，签名和落款时间，是毛泽东亲笔。这事发生在1947年的11月18日。收信人是我国职工运动的老前辈吴创国。
江青代毛泽东回信，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还不止这一封。1949年4月2日，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也是由江青代毛泽东笔墨回复的。可怜傅先生将之收为瑰宝，后来又由“军博”列为佳作展览，终被专家指出后撤下。（《档案工作》1990） 因此，完全否认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过有关公文，是不合乎实际的。但这只是在延安以及主席进京之前，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她的工作，就是帮毛泽东抄抄写写的。因而代笔处理公文的事，是有过的。
这种情况，到解放后，就没有发生过了。一则是因为，建国后，江青不再兼任毛泽东生活秘书的工作。大量的时间，江青在养病，先是去苏联，后来在国内的各大风景地。再后来，她们就分居了，江青连见毛泽东的机会都少了，以至于后来，想要见到毛，还得托张玉凤的关系，才有可能见到。
另外一个原因是，有关国内重大事务的文件，毛泽东都是不让任何人插手的。至于一般的信件，毛泽东再也不会像1949年前那样，让江青代笔了。有关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周世钊1950年10月5日的谈话知道他的想法：
周世钊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
毛泽东回道：“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道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快得多。”（《湖南文史》1994）
或者你会问：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文革中的重要批文陆续解密》中，又有一位女性（的笔迹）代毛泽东起草回复红卫兵的信件呢？
（先告诉您一点的是，这封由他（她）人代笔的信，在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锋、吴德——也就是上面又涂掉了的那些笔墨下的名字——传阅的过程中，因“支持”的语辞太过激烈，未能获得较多认同，因而最终并没有发出去，虽然老人家改得很认真。）
笔者没有证据证明在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一切都打乱了的年代里，对于“只讲政治道理”而“无需个人间交往叙述”的这一类的信件不请他人代笔的情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时候的复信，或者这一类的复信，一定不是江青代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