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坎坷的后半生　“西北三马”的不同结局 - 《文学博客网》

 陈昌浩坎坷的后半生               兵败后辗转奔波   1937年9月的一天，陈昌浩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老家，来到了武汉。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心愿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   在汉口，陈昌浩在大智路一家旅店办了一桌酒席，邀请亲友一聚。这是十年来陈昌浩在武汉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昌浩的母亲吴氏见到分别已久的儿子，不禁悲喜交加。陈昌浩的结发妻子刘秀珍则泪流满面，一时间默默无语。   见过亲人，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10月的一天，在路过延安以南的洛川时，陈昌浩见到了在此参加洛川会议的老战友徐向前。   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的教员。1938年4月，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使陈昌浩深为震动。   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时候，连许世友等人都受到牵连，陈昌浩当然难免被牵扯进去。   但此时更困扰陈昌浩的，是自己日益严重的胃溃疡。不久，周恩来要去苏联疗伤，经请示中央，陈昌浩带着自己的大儿子陈祖泽去苏联治病。   陈昌浩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后住进共产国际的疗养院治疗。   二战中，共产国际疗养院被紧急解散，陈昌浩被作为外国侨民向东方疏散。最后陈昌浩流落在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采石场做苦力。   在采石场劳动期间，陈昌浩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信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的一天，突然从莫斯科传来了征调令。这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公函，聘用陈昌浩为翻译。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先后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苏联方面又请他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               陈昌浩的三位妻子   在从事翻译的这段日子里，陈昌浩结识了一位工人家庭出身、从事护士工作、名叫格兰娜的苏联姑娘。两人在接触之中，渐渐建立了感情。1945年8月，他们正式结为夫妻。   格兰娜是陈昌浩的第三任妻子。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陈昌浩与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结了婚。   张琴秋后来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延安。陈昌浩在1937年底回到延安后，二人团聚了一段日子。   当张琴秋听到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说陈昌浩已和一名苏联女人同居的消息后，她便请求党组织解除她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老战友、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为夫妻。   陈昌浩在长征期间与张琴秋结为夫妇，但他的结发妻子刘秀珍却并不知道。在陈昌浩参加革命后，刘秀珍带着两个孩子颠沛流离，忍受了一个女人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当1937年陈昌浩来到武汉后，他感到难以面对刘秀珍，始终是躲躲闪闪。陈昌浩要去延安找党中央，刘秀珍再也不愿让陈昌浩丢下自己不管，一定要跟着他走。直到陈昌浩最后答应到了陕北，立即派人来接他们去延安，刘秀珍才同意。   1938年4月，刘秀珍找到她的胞弟、时任张自忠第三十二集团军无线电报务员的刘昭俊，请他帮助自己与二儿子陈祖涛到延安去。由于战事紧张，刘昭俊带着刘秀珍母子辗转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陈昌浩这时已经知道刘秀珍母子要来延安的消息，便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叶剑英与钱之光写信，请他们帮忙。   在钱之光的帮助下，刘秀珍母子搭乘一辆由重庆到延安的救护车。路过西安时，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云甫告诉刘秀珍，陈昌浩已和张琴秋结婚，而且张琴秋现在就在延安。   听到这个消息，刘秀珍一下子惊呆了。可痛苦不堪的刘秀珍还是决定去延安，她要把孩子交给陈昌浩。   在延安招待所，张琴秋热情接待了刘秀珍母子，把她安排到延安女大学习。张琴秋拿出陈昌浩临走前留下的一张纸条，给她念道：   “秀珍：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再见。”   随着交往的增多，张琴秋和刘秀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夜里恳谈时，张琴秋诚恳地对刘秀珍说：“你和昌浩的感情很好，又是结发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圆。”刘秀珍毫不犹豫地说：“那不行，我没有文化，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又是小脚，我完全不能帮助他工作；你就不同，你过去帮助他工作，以后还可以帮助他工作。我应该退出。”              陈昌浩回到祖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知道张琴秋来到莫斯科参加国际活动，陈昌浩才详细地了解到国内情况。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陈祖泽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祖泽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十多年之久、浪迹天涯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由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包括张琴秋、苏井观在内，在徐向前的寓所聚会。当他和昔日转战在祁连山里的前妻、现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妻子格兰娜与陈昌浩分居。               陈昌浩回乡探亲   1962年春，陈昌浩获得一次较长的离职休养假期   一天早晨，陈昌浩沿街长跑锻炼时，忽然间灵机一动，拐进了景山公园。家住景山后街的张闻天，每天早晨都在公园里锻炼身体，陈昌浩很想和他聊聊休假的事。   “昌浩同志，你到底打算去哪休假？”一见面，张闻天就开口问道。   陈昌浩说：“不少同志劝我到老家湖北去，我正犹豫不决呢。”   张闻天不禁摇了摇头：“你当年的那股子刚劲怎么消失了？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这真想不到啊！”   “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嘛！......”陈昌浩自我解嘲地笑着。他随后才说，武汉地区有不少红四方面军老同志，他这犯过错误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见他们；即使到了湖北，人家不好办，自己也难为情；再说，那些亲朋故旧假若张罗起来，他受人厚爱，今后也无法回报......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张闻天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可虑的、可犹豫的？你陈昌浩还不是陈昌浩嘛！就像我张闻天，还不是张闻天嘛！把你昔日的刚劲拿出来，趁这大好春光，快去实现你的心愿......”   陈昌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昔日的战友。张闻天这几年所遭受的折磨，比他并不轻，仍是那么一副坦荡胸怀。陈昌浩不无感慨地说：“洛甫同志，你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当年5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亲之梦。   陈昌浩回到湖北老家休假，在武汉休养了半年。有一天，武汉市委书记长宋侃夫派车子把刘秀珍和她的孙子一起接到翠柳宾馆。整整24年，历尽劫难后的重逢，说不完的往事变幻，道不尽的悲欢离合，两人不禁相对而泣，热泪纵横。   面对发妻，陈昌浩满怀内疚而又不无感激地说：“我这次能在武汉跟你相会，多亏了张闻天同志，还有宋侃夫（原西路军总部第三局局长）......”               陈昌浩的第四位妻子   1957年，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陈昌浩，认识了孟力。那是由他的一位老友朱一清，带着孟力去看他，并向他介绍了孟力的情况。   一个月后，陈昌浩直接打电话到孟力所在的单位通知她：“关于调编译局工作一事，你准备一份自己的俄文翻译稿，和一份个人简历，交朱一清同志转我或者直接寄来，我好请局里搞业务的同志们看看。”   又过了一段时间，编译局派人到孟力单位中科院心理所调查和了解她的情况并查阅了她的档案。不久，陈昌浩告诉孟力：“孟力同志，编译局组织部门同意你调局工作，请你不要着急，过几年时间再办理调动手续。在办理调动手续前，你在俄文翻译方面遇到什么困难或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约定时间，我帮助你。”   有一次，孟力给陈昌浩打电话请他帮助解决几个俄文翻译中的问题。当时孟力的丈夫已去世几年时间，两个女儿还小，正巧赶上过节，陈昌浩对她说：“正好孩子放假，你把两个孩子带来，在我这里一起玩。”   孟力领着孩子来了，陈昌浩给她们讲故事，讲得非常生动，孩子们都爱听。他们一起坐在院里的果树和葡萄架下，一边喝着水，一边听他讲年轻时的爱好和经历。   从此以后，凡是节假日，孩子们总希望母亲带着她们上陈伯伯那里去玩，久而久之，孟力与陈昌浩之间的了解逐步加深，使她更加敬佩他，他们成了能够谈心的忘年交。   有一次，陈昌浩很郑重地对孟力说：“孟力同志，我们通过彼此间的接触，互相比较了解了，组织上也审查过了，你和我都是延安过来的老同志，当然那时你还是红小鬼嘛，你现在也比我年轻，身体也比我好，如果从工作事业上考虑，我是从事俄文方面工作的，你是学俄语的，并且也从事这方面工作。我因为年龄关系，俄文字太小，看书感到非常吃力，有时看不清，有时看错行。你所学的俄语也需要巩固和提高。我想如果我们能合作就可以解决工作中的许多困难，同时也可以给公家节省两个秘书。我们彼此可以互相帮助......，这不是对工作很有好处吗？你的困难就是两个正在求学的女儿的教育培养问题，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嘛，她们已经很懂事了，我很喜欢她们，而且我家几代人都没有女孩子，她们的教育培养问题我负责。如果你不嫌我年龄大，身体弱的话，我们可以合家，你认为如何？请你考虑考虑。”   当时，孟力尽管心里非常敬佩这位革命老前辈，但她头脑里还有不少旧意识，没有勇气正面回答他。只说：“请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孟力将内心的矛盾和顾虑与延安时期的几位老大姐说了，征求她们的意见。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成，而且热情地开导她。在大家的帮助鼓励下，她鼓起勇气告诉陈昌浩：“我考虑好了，同意你的想法。”   1965年7月，59岁的陈昌浩和40岁左右的孟力正式登记结婚了。             “文革”中蒙冤自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   1967年春的一天中午，在中国科学院北郊大楼食堂六前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字报，“陈昌浩是西征途中的大逃兵”，引来很多人围观。孟力震惊了，她挤上前去把大字报一口气看完。大字报的大意是：西征途中，在被敌人重兵包围，极端困难的紧要关头，身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不顾广大阶级兄弟们的生命安危，弃军逃跑......   孟力怀着不安和疑惑的心情回到家，急切地想问问陈昌浩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过了晚饭时间还未见他回来，她非常不安，担心他被批斗后又犯了心脏病，会不会倒在马路上？她站在朝院大门的阳台上焦急地望着大门，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直到晚上9点钟陈昌浩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院里走来。孟力赶紧跑下楼去扶他，急忙问：“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心脏病又犯了吗？咱们马上去医院！”陈昌浩向妻子摆摆手说：“先回家吧，抽屉里有药。”他服药后就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不动，疲惫不堪，痛苦地闭目思“过”。孟力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拿起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也许是想等他情绪好了之后让他看看自己，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陈昌浩的最后留影！   陈昌浩稍事休息，精神有所好转后，他对妻子讲起西路军的过去：   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开始是：“打通远方（指苏联）取得援助”；后来因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部队，按照***的多次指示，任务几经变更，因而走走停停，忽东忽西，逐渐丧失战场主动。敌军抓住西路军的弱点变得更加疯狂，准备全歼我军，调集更大兵力反复向我军进攻，西路军经过多次恶战，最后只剩下几千人，被敌军四面包围在零下20多度的雪山上。”   陈昌浩讲到这里，流着泪哽咽着说：“我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不能让几千英雄儿女在雪山上白白送死嘛！中央命令我们要分散突围，可是面对敌人重兵四面包围极端险恶的情况，突围很难成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设法让同志们冲出重围，想出一个办法来，利用当时敌军急于活捉我和徐向前同志，到处张贴悬赏重金活捉徐向前、陈昌浩的告示，于是考虑将计就计，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和我先离开部队，我军利用马匪捉徐、陈的急切心情，大造徐向前、陈昌浩“逃跑”的舆论，敌人四处搜山，我军乘机分三路突围，由李先念和李卓然等同志指挥的1000多人不仅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而且将400多名身经百战的将士们经过***带回延安。”   陈昌浩接着非常沉痛地说：“西路军的重大伤亡与失败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作为第一把手负有重要的责任。每当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我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说着，热泪涌了出来。孟力掩饰着内心的痛苦，给他倒了一杯水，劝他休息。   1967年7月26日，陈昌浩一进家就告诉妻子：“今天我在回家途中，看见彭德怀和张闻天被造反派五花大绑，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押在大卡车上***示众！完全像以前斗争恶霸地主一样，这样丑化我们党的干部，太不像话了嘛！这岂不是丑化我们党的形象嘛？”   陈昌浩稍停又非常激动而沉痛地说：“彭德怀和张闻天同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和有贡献的工作，是党内有威望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错误都是作过结论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已经是历史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这太残酷无情了吧！”他讲完这些话之后，流着痛苦的泪水紧靠在沙发上，不断地仰面长叹......   1967年7月30日晚上，陈昌浩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弃世而去。时年61岁。   陈昌浩被折磨迫害致死后，造反派还诬蔑他的死是畏罪自杀！他的家被抄，家人也受到株连，全家人被当成苏修特务隔离审查长达一年之久。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到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西北三马”的结局   　　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北“马群”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   马步芳，字子香，甘肃河州人，1903年生。早年在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在其父马骐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中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步芳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36年，马步芳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6年底，马步芳率部进攻红军西路军，犯下了累累罪行。抗战期间，马步芳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率兵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土皇帝”。   1949年5月18日，由于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率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参加和谈，马步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获得了陆军上将军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马步芳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   但马步芳的迷梦很快便破灭了。1949年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8月27日，兰州解放。马步芳借口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群姨太太乘飞机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被他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初，马步芳飞抵广州。不久，马家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   10月上旬，马步芳接到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电令，不得不尊命。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三架飞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自1950年起，马步芳迁居埃及首都开罗。他在开罗购买一处宅院，作为自己的私宅，其内部的装饰陈设超过埃及王宫。他又另外购买13层楼房一幢，作其余人员的住所。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在开罗开了一家舞厅和三家酒店。   1957年，埃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步芳无奈之下，迁回沙特阿拉伯居住。   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   荒淫无度的马步芳刚到沙特时，常带着一大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匐见了大为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着别人的太太来朝觐真主，把真主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这件丑后后被传为笑料。   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暴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沙特阿拉伯，终年73岁。   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人，1892年出生。1910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后，长期在他父亲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事集团供职。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36年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1949年5月，为了争夺西北军政长官的职位，马鸿逵与马步芳互不相让，两人的矛盾白热化了。   1949年8月1日，马鸿逵当上了甘肃省政府主席。8月26日，兰州解放。消息传到宁夏，马鸿逵且惊且喜，幸灾乐祸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马步芳）放不倒！”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开始转移大量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七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存入美国银行。   甘肃解放了，宁夏就成为下一个目标。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也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会宽大处理已被列为43全国战犯之一的自己，他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马鸿逵被蒋介石员召去重庆，临行前他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他的次子马敦静。19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只三天，银川被解放。当解放军向银川发起总攻时，马敦静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去台湾之前，马鸿逵得知宁夏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五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从宁夏带出的整块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元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飞到了台湾。   在1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马鸿逵失去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接着，“监察院”里有一些“委员”联名提出对马步芳、马鸿逵的弹劾案，要追究他们贻误军机、丢失西北的责任。   马鸿逵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先以治病为名，把四姨太打发去香港。尔后，四姨太拍来急电，谎称病危要马鸿逵飞香港见最后一面。马鸿逵拿此电报，被特批假期一个月。   马鸿逵于是携六姨太赵香兰等离台去香港，再也不回来“销假”了。次年五姨太邹德一和马敦静一家人也先后以种种借口飞到香港，同在一起生活。   由于香港有台湾军统特务活动，马鸿逵觉得香港也不安全，决定到美国去，在美国洛杉矶郊区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   马鸿逵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   1970年1月14日夜，马鸿逵临死前，挣扎着叮嘱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临终前，他反复吐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死也要回去......”这夜，马鸿逵病逝，终年78岁。   马鸿宾，字子宽，甘肃河州人，1884年生。按辈份，他是马鸿逵的兄长，是马步芳的叔父。   辛亥革命后，马鸿宾历任宁夏镇总兵、甘肃新军司令、宁夏镇守使，后率部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监察委员。   1949年，在马家军阀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时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马鸿宾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子马靖、马信担任正副军长的陆军第八十一军和平起义。   马鸿宾自幼跟随叔父马福祥过着军旅生活，受叔父的影响很大，常以儒将自诩。他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个人生活也一直比较俭朴，因而被马鸿逵讥讽为“我们家的圣人”。   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切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决定先飞到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商量。   当时，傅作义和邓宝珊正策划绥远起义，他们同马鸿宾谈到深夜。邓宝珊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说：“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回到宁夏。翌日，马鸿宾的儿子马靖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放协定，宣告起义。   银川市军管会成立后，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三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相继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不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因患胃癌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甘肃省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