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正确认识马克思，重构社会共识}}

　　石立刚

　　马克思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座高山，令人仰止。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无法估量，特别在我国。确切地说，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和马克思密切相关联了。我国思想界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已经形成两大不可调和的派别：左派和右派。众所周知，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于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中华民族不断融汇壮大，完全归因于儒家文化。然而，目前国人已经失去了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是不相容和，不可调和的，有你死我活之势。这对中华民族来说，不是好的兆头。

　　而他们分歧的根源或多或少归因于对马克思的论识之上。简而言之，左派执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端之见，求同伐异，大张宗派之目。虽然此中有高尚的元素，但也包含为自己小集团所谋的因素。此派中人大多数是以研究主义化马克思理论为职业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下，风光无限。

　　行文至此，记得曾经读过一篇英文，描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欧洲某处一个有百年营运历史的火车站被拆除了，而一群世代生活于此的鸽子却依恋不去。在拆除中，每当工人开动风钻发出响声和震动时，这群鸽子便不期而至，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火车进站的声韵。这曾经是它们昔日的食物之源。可见人类和动物都有追寻过去美好时光的本能。

　　而自由主义思潮却执反马克思的另一端。在劳资之间的博弈中，无视广大劳工的利益，只为鳄性的资本张目。可见左右两派都有失中正之嫌，各执一端看世界，当然无法有共识。

　　总之，他们分歧的焦点正落在马克思身上。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理论。此中关涉到中华民族的深远利益。本文就此而直抒愚见。希望能抛砖引玉。包含三部分。

　　一、不朽的马克思

　　马克思理论有不朽的内核，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当然要全面论述也非易事。本文试图去繁就简，直捷明了。我们认为单凭如下几点，足以证明马克思不朽。

　　其一，马克思是人类正义之魂，是人类良知的化身。他的视角和立论的基点始终是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劳资之间的博弈中，始终为广大人民所思所谋。因此其理论有强大的正义力量。如果一个社会无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其正义性都值得怀疑。

　　其二，马克思《资本论》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的规律。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改良之路。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的立论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假设。虽然他否认师承马克思，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而已。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发明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现在西方的全民福利制度，归功于马克思的智慧和示警。

　　其三，虽然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推导出资本家对工人掠夺。由于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有分歧，致使对这一结论产生怀疑。但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可知，马克思这一结论击中了资本主义的命门，使其警醒，并筹措应对策略——为劳资双方构设了讨价还价的社会制度平台，如工会、民主政制等等。资本主义也因之而改良。

　　二、马克思预言失准的原因

　　我们知道，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很悲观的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事实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原因正如如下所述。

　　首先，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类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和新的认知中，修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那样存在永恒的定律。经济学有一个着名的失效定律。即当某一种经济现象被归纳和总结成定律之后，这一定理便失效了。原因在于人类行为能自我修正。总之，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理性的良知才是永恒的。因此这一预测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

　　其次，当代组织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或社会必须满足三大条件：理性相容条件，约束条件和激励条件。理性相容条件是指这一组织或社会中的成员在这一组织或社会中所能寻求的福利或利益至少不低于其替代组织或社会所能赋予的。约束条件即是确保这个组织或社会公平正义的约束机制。激励条件是激励这个组织或社会自生和发展的机制。而马克思的预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事实证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非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基础无法构筑这三大条件。相反，这三大条件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系统架构。文化更是基本的决定力量。我们已经证明西方勃兴的创新创造力正源于其特有的文化和信仰。请见笔者的《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请搜索石立刚）。

　　总之，马克思忽略了西方社会具有强大的创新创造力和民主政体。

　　再次，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中劳资之间的博弈纯粹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世不两立的。但现在西方社会稳定的现实告诉我们，似乎这一博弈并非固化的零和博弈。相反，可以改良为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这更加符合历史现实。

　　最后，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科技、金融和夸国公司，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瓜分了世界新创造的价值的绝大部分。而西方的工人也参与了这一分脏。所以马克思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无法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总之，马克思也是人，受自身的智力和时代限制。

　　三、孔子与马克思

　　国人提及马克思，往往联想起共产主义。而至于孔子的大同世界，知者不多。可以说，大同便是中华版本的共产主义。

　　何谓大同，《礼记。礼运篇》记载：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大同与共产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但它们的立论基础不同，实现的方法也不一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论基础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之间的对立，和资本掠夺劳动的事实出发；即通过重构生产资料所有制，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从而推演出共产主义。而孔子却试图从扩拓人生的非物质价值，即从塑造君子人格——人类最高尚的人格，从而使人类体验高尚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囿于物质利益的争夺，来实现大同社会。由于这些方面的不同，使这两种理想的实践效果不尽相同，甚至天渊有别。

　　总的来说，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即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失败的。但由于马克思理论的问世，却成功地促使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大大地改良了，即从马克思所看到的零和博弈演变成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尽管还不尽人意，但进步了不少。而孔学在我国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的仁人志士。中华文明发展得益于此甚多。

　　可见殊路不同归。从斯大林的实践效果来看，单有物质利益调整，只凭强权专政，很难实现高尚的理想。伟大的事业，必有伟大的心灵。这只能求助于文化系统和信仰。详尽的论证，见笔者的《 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请搜索石立刚）。换言之，马克思试图仅从改善人类的物质利益，来构筑高尚的人类社会，似乎是不现实的，不充分的。而孔子从拓扩人类的人生价值，来构筑理想社会，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众所周知，博弈论是研究社会科学最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总的来说，博弈论正视社会冲突的客观现实，并没有试图消解这些冲突和纷争，而主要研究冲突中的主角怎样才能选择最优行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立于不败之地。而儒家学说却致力于消除社会冲突和纷争，促进人类和睦相处，进而实现小康或大同的理想社会。乍看，博弈论和儒家学说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并不尽然。虽然博弈论主要研究非合作博弈问题，也研究另一类博弈，即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有一个显着特点，即博弈双方或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合作互利共荣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佳选择。但合作博弈的存在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必须存在一个旁支付系统。

　　何谓旁支付系统，简而言之，比如一盘棋局的对赌中，除了双方的注金，来自外部的补贴，就是这盘棋局的旁支付。更准确的定义，请查阅有关博弈论的教科书。

　　但在现实的物质价值体系中，很难存在这样的旁支付系统。而在《论语》中，父子，君民等等之间的关系；或称博弈都是纯合作性质的。而事实上，这些博弈是合作博弈吗？孔子首先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论语》才能自完其说。那么孔子怎样自完其说呢？孔子通过“正名”，即通过扩拓人类的非物质利益的人生价值来为人类构筑一个恢弘的旁支付系统，促成人类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变成合作博弈。从而和谐、小康、大同便成儒家的必然理想了。可见儒学有极为严密的内在逻辑。这也是《论语》最显无垠无涯之处。这一点被世人漠视了，于丹也未明此中深意。由其可知，很多人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仅仅局限于表面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儒家学说如此，宗教也如此。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如此。即都试图为人类构筑一个可行的旁支付系统，从而实现人类合作博弈，最大限度地消解社会冲突和纷争。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对这一旁支付系统的解释和赋予的内涵不同而矣。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旁支付系统是否合乎人性，是否可行。若可行，便有强劲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