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内幕（组图

一旦切身利益战胜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悲剧中反而含着喜剧。现实利益的各种世俗表现，似乎比政治的宗教式狂热更合乎人情。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出现的，更具体说，是在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的感染下诞生的。当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其影响首先辐射到附近的大、中学校。毗邻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学生，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探究聂元梓大字报的政治背景，探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动向。

几年来，相关的政治舆论宣传，特别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激起了这些中学生的政治敏感。这种反应和那个年轻的年龄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做出了似乎甚为神圣而又重大的判断。经过对形势的分析，认定目前应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且必须投入战斗。

1966年5月29日，这些中学生以极秘密的方式组织了红卫兵。在他们的影响波及下，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二十五中等中学的学生先后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东风”的秘密组织。这可以说是后来席卷中国大地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活动。他们当时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的出现，必然与在各校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的思维自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对这种类似地下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地认为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工作组的压迫下，参加红卫兵的中学生以青年人特有的反抗性做出了反应，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认定：“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还说，“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张大字报很快在中学红卫兵运动中传播开来，成为他们的思想旗帜，而且和大学中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力量串连在一起，成为当时与工作组对立斗争的重要阵势。当然，工作组会继续施加压力，继续“反干扰”，继续实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手段。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相继定为反动组织，予以解散。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张贴出了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与工作组的对抗中，更广泛地在北京的中学乃至大学传播开来，成为在当时十分夺人耳目并引起大、中学生政治兴奋的新鲜事物。

中学生的行动启发了大学生，在各高等院校也都相继出现了各种命名的红卫兵组织，以集团的方式展开和工作组的斗争。这种群众自己成立组织的斗争方式，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特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无疑意识到了他们的旗帜性作用，他们于7月27日第三次贴出了题目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中宣称：“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他们将大字报的底稿（《一论》与《二论》）托江青转呈给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亲笔回信，表示对他们的热烈支持。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回信通过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广泛渠道散播出去之后，红卫兵运动立刻在北京乃至全国漫延开来。

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下，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别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表明他正在亲自领导一场大革命，表明他的革命决心，表明他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握有军队的实权而且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也表明他要否定现存的党和国家政权格局的决心。

正是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做出了像红卫兵一样高昂的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形象，通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大规模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巨大号召。毛泽东的这一形象，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经典照片之一。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八·一八”被红卫兵看成最伟大的纪念日。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率先在北京形成的行动，就是“破四旧”。他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红卫兵拿着剪刀走上街道，把一切他们认为的怪发型全部剪掉，把一切他们判定的奇装异服全部剪碎，把他们认定是资产阶级的高跟鞋全部没收，把各照相馆内一切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发型的照片全部赶出橱窗。

街道两旁的横匾及招牌，一一受到清理。各种各样的老字号招牌更被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打得稀巴烂，“全聚德”、“东来顺”、“荣宝斋”、“亨得利”、“福贵楼”……这些带有封、资、修特征的牌匾荡然无存。

红卫兵们威风凛凛地在北京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号令一切。各种各样的通令、通牒的传单、口号和大标语覆盖了大大小小的街道。“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随处可见。

名称也要反帝反修化。“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则改为“红卫兵战校”。

他们不仅将全市所有的街道、车站、商店、餐厅、宾馆改名换姓地进行革命，而且波及到家家户户。绝大多数家庭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都把家中的各种不革命的书籍、装饰及家具革除了。门窗墙壁贴的都是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

接下来，红卫兵开始革自己名字的命。一大批旧名字在户口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卫东”、“卫红”、“东风”、“卫兵”、“造反”、“前进”、“红旗”这样的名字。

“破四旧”的潮水继续席卷各大书店和工艺美术商店，在那里进行大清查、大销毁。红卫兵乘胜追击，冲向寺庙、公园进行大扫荡。寺庙里的文物遭到摧毁，相当一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永久性地散失，摆放在公园门前的石狮被糊满了大标语。

总之，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红色革命风暴中，现存的一切文化差不多都在扫荡之列。

在扫荡中，性质最为惨烈的是对人的进攻。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还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红卫兵运动打击的对象。游街、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剃阴阳头（把头发剃掉一半）、罚站、罚跪，用皮带抽，用棍棒打，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最血腥的一面。

当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全国时，各地出现了甚至比北京更狂热、更残酷的情景。那些所谓的“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无一例外地遭到红卫兵运动的无情批斗，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在此期间，大批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和迫害。

红卫兵运动扩展到广大农村，出现过更为残酷的情况。不少农村把本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杀掉，就在北京郊区也出现了多个公社杀死地、富、反、坏、右的事情。

随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一再放手发动下以大串连的方式在全国纵横交叉、相互辐射，形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更强大冲击力，以至发展到一个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设法对其约束的不安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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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在往下的篇章中还会做更全面的概括和分析。

在此，我们仅就红卫兵运动最初的发展做出如下的剖析：

一，正如红卫兵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一样，也正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最初成立时的誓言一样，红卫兵的第一个本质，即它是捍卫毛泽东的小卫兵。它把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作为自己的纲领，实际上就是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基础。说得更客观些，这是一个时期以来共产党的舆论工具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产物。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眼相中红卫兵的原因之一。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现，既表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新的阶段，也是毛泽东继续树立自己个人权威的有力手段。

二，红卫兵得以诞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受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政治领域内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影响。红卫兵实际上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纲领的产物，是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没有毛泽东这个政治革命纲领，就没有红卫兵。

三，如果分析最早的红卫兵成员的家庭出身，我们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红五类”出身，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属、工人及贫下中农的后代，其中坚力量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革命烈士的子弟。他们所谓的保卫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纲领中其实含有很大的红色特权意识。

他们自认为这个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母打下的，所以在他们早期发起的以“破四旧”为典型表现的政治行动中，打击的目标是地、富、反、坏、右，是资本家，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所谓的封、资、修，他们的行动表现出极端的性质。

当后来充分反映“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在红卫兵中出现并广为流传时，不过注释了红卫兵运动本身的既得利益性质。不管红卫兵运动中有多少理性分子曾试图抑制“血统论”的极端倾向，然而，这种本能的利益驱使却是早期红卫兵运动的重要政治动因之一。

四，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重要思潮，就是反文化的倾向。“破四旧”不过是这个倾向的根本暴露。

当他们反对人类悠久历史形成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时，不过是受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民众中的基础。

五，与反文化倾向相联系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反教育。

中学生与他们多年所受的学校教育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是教育机构和学生的矛盾，是人类文化传递过程中普遍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即与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思想基础。

当红卫兵运动冲破工作组的领导权之后，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对本校的教师、领导进行了一番更惨烈的批斗。

六，红卫兵运动无疑存在着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反对一切秩序的倾向。这在中国这个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尤其不奇怪。红卫兵反对一切约束他们的力量，反对一切管制。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敢于无法无天。

七，还有，就是中学生在青春期特有的冲动和逆反。他们有着要当孙悟空的本能。

这是青春期被强烈压抑又渴望解放的巨大能量。在红卫兵运动中可以充分看到，文化大革命如何使他们的青春得到解放，他们如何快活。

事隔几十年，当今天的某些中学生听他们的父母讲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时，大多十分羡慕。认为那时的学生可以批斗老师，可以不上课，可以不考试，可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周游全国，实在太幸福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羡慕不过注释了上一代年轻人造反的最常规的原因。

八，政治时代造就政治野心。那样的时代也造就了大批青年的政治野心。

即使在中学生的年龄，也不乏介入政治、当左派甚至当政治领袖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中众多风云人物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九，红卫兵运动中那些最极端的迫害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迫害狂”这一类心理变态的表现。

当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抡起铜头皮带，把一位老知识分子打得头破血流，跪在地上认罪不已时，她非但不手软，而且越打越痛快，越打越发狠，越打越斗志昂扬，这确实还有特别的心理学性质的原因。有不少教师在运动中被毒打致死，在那些手段特别凶狠的学生身上，常常让我们看到“迫害狂”的心理特征。

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注释。

红卫兵运动也是近代中国青年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如果这一代人至今对此没有足够的自省，那既是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一切所谓“青春无悔”的论调在残忍而冷漠的历史面前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在经历了8、9两个月乃至其后不长的高热之后，随着斗争的深入，最原始意义的红卫兵，也就是像清华附中这样一批最早的红卫兵（后来被中学生称为“老兵”）慢慢衰败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政治的锋芒触及了很多红卫兵的父母，触及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地不是斗地、富、反、坏、右，不是“破四旧”，也不是反对学校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要反对党内的整个领导集团。这样，作为保爹保妈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和变化，接下来，他们开始成为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路线的打击对象，其境况同样惨烈。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另一种悲哀。

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能抵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旦切身利益战胜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悲剧中反而含着喜剧。

现实利益的各种世俗表现，似乎比政治的宗教式狂热更合乎人情。

原始意义上的红卫兵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蜕变、分裂和转化。这也预示了整个民众跟随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发展逻辑。

毛泽东在一片欢呼万岁的红海洋中，没有看到这里同时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为文化大革命就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国，也是浪漫得近乎幼稚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