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京三千年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3:29:53
  图说北京三千年 作者:葛忠雨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繁华有因:“漂”来的北京 虎踞龙盘:棋盘结构的北京城 缺憾之惑:北京古城墙缺个角 中轴倾斜:京城中轴线之谜 皇家寺院: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古城的“双龙”布局 中南海的历史沧桑 北海九龙壁的传说 什刹海的由来之谜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探秘 天安门城楼设计者之谜 前门大栅栏之谜 太庙被李自成烧毁了吗 社稷坛的五色土 景山坐像之谜 北京城的“后门” 故宫又称紫禁城之谜 宫门:解读故宫之谜的钥匙 揭秘皇城三大殿 故宫房间为何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故宫三大殿院内为何不种树 东华门门钉也有谜团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元代皇帝为何没有陵墓 神秘的明代皇帝葬仪 明成祖为何迁都北京 明清皇帝的登基之礼(1) 明清皇帝的登基之礼(2) 明朝皇后是怎样选定的 明皇宫中的殉葬制度 明定陵发掘之谜 清朝皇帝尚“九”之谜 乾清宫与明清帝王生活 明清皇帝的结婚大典 清朝皇子是怎样读书的 康熙景陵四十八妃之谜 乾隆皇帝的年夜饭(1) 乾隆皇帝的年夜饭(2) 乾隆的养生长寿之道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特色小吃 老北京的夏季饮食 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老北京的胡同趣事 老北京的四合院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老北京的婚姻习俗 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老北京的戏园子 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老北京的讲究 老北京的理发业 老北京的澡堂子 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老北京的会馆 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老北京的城墙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故宫:体味皇家森严风范 颐和园:皇家御用避暑胜地 天坛:规模最大的坛庙建筑群 八达岭长城:守卫北京的军事要塞 天安门:追忆伟人挥手的岁月 王府井步行街:中华老字号汇集地 明十三陵:祭奠沉睡地下的皇魂 圆明园:耻辱者的墓志铭 周口店猿人遗址:寻找那颗头盖骨 后海·四合院:寻找京味的感觉 北海:如诗如画的皇家园林 雍和宫:尊贵大气的皇家寺院 香山:红叶满山人心醉 国家博物馆:历史在这里沉淀 北大·清华:梦想起飞的学术殿堂 爨底下:不可多得的古村文化经典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繁华有因:“漂”来的北京

    如果你是位细心的人的话,就会很容易听到老北京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北京城是漂来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当时产自南方的大米、丝绸、茶叶、水果等基本物质资料正是经由大运河“漂过来”的,使得京城百姓的正常生活得到了保障和丰富。但是知道那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那建筑精致宏伟的天坛,那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所有这些都与大运河有密切关联的人却不一定很多。无论人们知道与否,京杭大运河却是一直默默地输送着建设京城所必需的金砖、楠木等物料,孕育着众多的名城古镇,为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即使有专家进一步强调说:“整个北京城都是从运河上漂过来的”,也没有多少夸大成份。

    但是,对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京杭大运河,历史学家们却提及甚少,甚至有些忽视。谁曾想,当年京城的繁华与权贵生活的安适正是出自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输送之功?所以,说京杭大运河是北京养家糊口的母亲,一点也不为过。

    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不像长城因随着防御功能的减退而早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人们却一直深受着大运河的恩泽,它仍是一笔仍发挥着功用的珍贵遗产,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依旧与它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大运河的重要功用与地位反倒熟视无睹了。

    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全长约1800公里的河流,恰似一条绵长而又柔和的玉带,它一头系着北京,一头又连接着杭州,就这样蜿蜒流淌了千百年。时光飞逝,风云变幻,唯有它贯穿南北,横亘古今,激荡着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目睹了运河周围发生的故事,如一首生生不息的民族赞歌。直到今天,河上川流不息的船队仍然点缀、见证着运河的生命力。

    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从大运河对北京城的重要性来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虎踞龙盘:棋盘结构的北京城
    如果你是位细心的人的话,就会很容易听到老北京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北京城是漂来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当时产自南方的大米、丝绸、茶叶、水果等基本物质资料正是经由大运河“漂过来”的,使得京城百姓的正常生活得到了保障和丰富。但是知道那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那建筑精致宏伟的天坛,那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所有这些都与大运河有密切关联的人却不一定很多。无论人们知道与否,京杭大运河却是一直默默地输送着建设京城所必需的金砖、楠木等物料,孕育着众多的名城古镇,为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即使有专家进一步强调说:“整个北京城都是从运河上漂过来的”,也没有多少夸大成份。

    但是,对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京杭大运河,历史学家们却提及甚少,甚至有些忽视。谁曾想,当年京城的繁华与权贵生活的安适正是出自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输送之功?所以,说京杭大运河是北京养家糊口的母亲,一点也不为过。

    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不像长城因随着防御功能的减退而早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人们却一直深受着大运河的恩泽,它仍是一笔仍发挥着功用的珍贵遗产,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依旧与它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大运河的重要功用与地位反倒熟视无睹了。

    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全长约1800公里的河流,恰似一条绵长而又柔和的玉带,它一头系着北京,一头又连接着杭州,就这样蜿蜒流淌了千百年。时光飞逝,风云变幻,唯有它贯穿南北,横亘古今,激荡着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目睹了运河周围发生的故事,如一首生生不息的民族赞歌。直到今天,河上川流不息的船队仍然点缀、见证着运河的生命力。

    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从大运河对北京城的重要性来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缺憾之惑:北京古城墙缺个角

    自从元朝定都大都以来,北京便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而明清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唯一继承首都地位的城市。在封建时代,它不仅是皇权至上的象征,而且也是对外交流的形象代表,所以皇家会倾举国之建筑精英与财力物力来建造它,北京很自然地便荟萃了我国都城建设之精华,以至使其呈现出都城建筑构造之典型格局与恢弘气势。

    从整体构造来说,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多以《周礼·考工记》为指导思想,所以大都体现出布局整齐划一的典型特点,北京城尤其明显。众所周知,明朝北京城计有36坊,其中,内城有28坊,外城8坊,而坊内外棋盘式的道路网络就是北京城交通体系的整体格局,虽然有个别的地方因为自然条件的局限或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形成了一些斜街。

    具体来说,内外城的街道格局,以通向各个城门的街道最宽,为全城的主干道,多数呈东西、南北向,斜街较少,但内、外城也有差别。外城先形成市区,后筑城墙,街巷密集,许多街道都不端直。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也多以城门命名,如崇文门大街、长安大街、德胜门街等等。被各条大街分割的区域,又有许多街巷,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统计,北京内、外城及附近郊区,共有街巷1264条左右,其中胡同457条左右。比较而言,以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的中城地区街巷最为密集,达300余条。这是由于中城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全城的中部,又接近皇城和紫禁城,人口自然稠密。

    所谓的“坊”乃是对居民区的称呼,就如同现在的××小区,坊下称铺,或称牌。居民住宅就是典型的四合院。尽管清代北京的坊、街、巷、胡同多有变迁和易名,但大体上仍然沿袭明代的规模。北京的市场沿街道布设,但形成几个主要的市场区。明初的市主要集中在皇城四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钟鼓楼,以及朝阳、安定、西直、阜成、宣武门附近。明初为了招商,在上述城门附近修建了民房、店房,称作“廊房”。

    由于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明北京的,所以保存到今天,有幸成为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王朝保存下来的唯一都城,从而也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突出的都城范例。在北京城内分布的紫禁城宫殿、太庙、天坛等都是现存最完整最宏伟的古建筑群,也是表现院落式布局的最杰出的代表。

    其次是中轴线纵贯全城。关于中轴线的观念,起源于中国人早有的对称概念,以及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思想,这也为都城的整齐划一提供了条件。不仅元明清的北京城,即便是隋唐的长安城、北宋的开封城,中轴线都伸延得很长,把全城一分为二,使其呈左右对称的布局。如果有机会能够俯瞰全北京城,我们就会很容易看到,在地面上有一条长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用来设计整个北京城的城市格局的,最明显的是,紫禁城内象征皇权的前后六大殿也都在这条中轴线上。皇城、宫城则在城内中轴线上稍偏南的部位。中轴线穿过皇城、宫城的正门、主殿以后,顺着皇城墙向北,钟鼓楼成为了终点。

    再次是宫殿为主体结构。皇宫占据全城的要害部位,不是居中,就是占据高地,而且有宫城相护卫,使皇宫成为全城的主体。宫城不仅与居民区分离,而且宫城的布局也以正殿为主体南北伸延或向四面展开,井井有序。具体地说,宫城(即紫禁城),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位于内城中部偏南地区,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宫城之外便是皇城,皇城之内东部为宫城,西部为西苑(元为西御苑),中部为太掖池(即元太液池,增开南海)。

    最后是宫殿建筑高台化。中国都城的宫殿一般都修建在了高台之上,除了有防潮目的的考虑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占据制高点,维护皇宫的安全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不仅元明清的宫殿人为地建造在了高台之上,汉、唐长安城的宫殿也建在了龙首原上,这便是宫殿建筑高台化的鲜明体现。

    总而言之,由于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所以其建筑特点还是保持了元代城池的典型特点。当然,也不仅仅止于此,明代还重建了宫城和皇城,后又修筑了外城,但仅仅筑成南侧一面。至此,北京城的基本轮廓已经构成,即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从总体布局上来看,整个北京城呈现棋盘结构的奇观,其建构之精巧可谓鬼斧神工。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中轴倾斜:京城中轴线之谜
    北京,从作为辽的陪都算起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北京的古城墙在风雨中也度过了几百年的时光,这些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以至民国的古城墙,经历了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岁月沧桑,像一株参天古树终于倒在了新时期的光泽里,只留下了一些断壁残垣。从历史文献来看,作为辽时的南京、金时的中都,以及元代的大都,其城垣建筑在当时都是甚为规整的,尤其是元大都城,就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的原则建造的,其整体结构是略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端正,左右平直,此所谓“城方如印”。只是到了明代,在改建城垣时使规规整整的大都城改变了模样,略呈方形的内城西北残缺了一角。在今天,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明显感到南斜30多度,直到西直门立交桥和西二环交接,这个30多度的斜角就是缺掉的那一部分,西直门路段就像被砍去了一角的方形桌子。

    为什么古城墙没有西北角?这是长久遗留下来的、不被普通百姓所熟知的一个重大谜团。专家、学者纷纷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去探索谜团的答案,但是其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谜虽有不同的阐释,但正是这些不同的阐释反而又为这个谜团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与色彩。

    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作出这样的解释,当初城墙是按矩形设计的,工程设计师们千方百计地想把矩形图案的对角线交在故宫的金銮殿上,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但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最终还是偏离了金銮殿。为了避免杀身之祸,他们只好去掉一角,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所缺失的西北角。当然,也有些人并不认同侯先生的解释,而是提到了一个民间流传已久的传说。据说明朝建筑北城墙时,西北角一开始修建为直角,但不知何故,屡建屡塌,前后百年间,不知道修建了多少次,后来出于无奈,最后只好建为斜角。

    除此之外,社会学家对这一谜团从传统观念上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他们认为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方向是个缺口。如西汉刘安写有《地形训》,认为大地八方有八座大山支撑着天体,其中支撑西北方向的山叫不周山。《天文训》讲八方吹来八风,西北方向吹来的风称不周风,东汉班固解释为不周就是不交之意。按这种解释,西北两个方向不应该互相连接,而应缺口。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皇家寺院: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对于北京中轴线,大多数人只知道它贯穿北京全城,长约7千米。事实上,远非如此。有些专家惊奇地发现,北京中轴线出了北京城会继续往北延伸,它的延长线甚至直指距离北京270多千米的古开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兆奈曼苏默,而兆奈曼苏默则是元上都遗址的所在地。当年,忽必烈就是从此地迁都到大都,即现在的北京的,但仍将上都保留作为夏都。所以,有些专家认为,北京中轴线北延至此并非巧合,因此兆奈曼苏默才是北京南北中轴线的北端点。

    而且,一直被认为是正南正北贯穿北京城的中轴线出现了与子午线不重合的现象,看上去似乎有点“歪”。作为元、明、清三朝皇权至上和大一统思想的标志,中轴线是突出“正”和“中”的中心部位,同时也是向心对称各级建筑的轴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条有着730年历史的中轴线并非想象中的正南正北,而是向逆时针方向倾斜。

    北京现有的中轴线沿用元大都时的中轴线,当时中轴线的南端是丽正门(今天安门)。明朝将城南移,北京内城东城墙和西城墙均是在元大都土城基础上包砌城砖筑成,但中轴线方向未动。东直门至建国门一线是东城墙,西直门至复兴门一线是西城墙。清沿用明城,中轴线也未改动,至今已有73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经准确测量显示,以永定门为端点的北京中轴线从逆时针方向与子午线有一个2度多的夹角。虽然只偏离了2度多的夹角,但在永定门北6千米多的地安门已向西偏离子午线200多米,而在永定门北约8千米的鼓楼则向西偏离子午线近300米。由于偏差角度比较小,普通市民根本感觉不到。

    为什么延长歪斜的中轴线,其起点恰好就是曾经的元上都的遗址,这中间又有什么含义呢?科学家们仍在继续寻找着答案。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古城的“双龙”布局
    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的潭柘寺,坐北朝南,背倚着山形和美的宝珠峰,周围有九座高大的山峰环护着中间的宝珠峰,而规模宏大的潭柘寺古刹就建在宝珠峰的南麓。高大的山峰以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从北方袭来的寒流,使潭柘寺所在之处形成了温暖、湿润的小气候,因而这里的植被繁茂,古树名花众多,自然环境极为优美,是一块十足的宝地。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也是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佛教寺庙。史书上说“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民间则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更为通俗明了的说法。追溯潭柘寺的历史,早在1600多年前的晋代即已建成,当时被称为嘉福寺,在唐代的武则天时期非常兴盛,时称龙泉寺,金代御赐寺名为大万寿寺,在明代又先后恢复了龙泉寺和嘉福寺的旧称,清康熙年间又改称岫云寺。关于潭柘寺的由来,《岫云寺莲花池记略》上说:“寺址本在青龙潭上,有古柘千章,故名潭柘寺。”关于此名称的由来,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的缘故。柘树,作为桑科植物的一种,是非常罕见的珍贵树种,也是很好的中药材,可以说全身是宝。不过,在潭柘寺里与皇家更有渊源的树,则是被称为“帝王树”的一棵千年银杏树。这棵银杏有40多米高,树干周长9米,得七八个人手拉手才能环抱,遮荫面积达到600平方米,真正称的上是参天巨树。等到秋天来临,满树的叶子就会变成金黄色,看上去非常美丽,让人难以忘记,成为潭柘寺的一大奇观。相传这棵树植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大约有1400年的历史。在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曾经封这棵树为“帝王树”,这是因为清朝的皇帝在登基即位的时候,树的根部就会长出新的小树来;如果皇帝驾崩的话,这棵树就会自然的折枝,的确是妙不可言。

    那么“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句俗语又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传说很久以前,在北京、天津地区有一条恶龙,常使这里发生旱涝灾害,弄得民不聊生。当明朝准备迁都北京的时候,开国宰相刘伯温奉旨修建北京城,便下定决心除掉恶龙。由于刘伯温精通奇门遁甲、天地五行之术,所以他很快就活捉了恶龙,并镇压在了北新桥下,还用一支箭做房屋的大梁修建了潭柘寺,箭头直指恶龙的咽喉。从那以后,人们才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据说,后来在北京城里修建皇宫时,都必须比潭柘寺的大梁低一寸,这就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由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北京城是在元朝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发展起来的。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听从了大将巴图鲁和谋士汉人刘秉忠的建议,以“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为由,于1276年建成大都城,而从时间上来看,这已经是晚于晋代800余年了。在此之前,辽国曾在916年以幽州为南京,晚于晋代近500年,就是唐武则天时代也比晋代晚了400多年。所以,民间所流传的“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是所言不虚的。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中南海的历史沧桑    关于北京城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话题。有关专家根据北京景山地区的遥感航摄照片,通过大量的研究,认为北京城的整体设计存在了拟人化的理念。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利用遥感技术拍摄了全北京城鸟瞰照片,翻阅了大量有关史料,惊奇地发现,北京城的设计建造竟然是“双龙”布局形状。一条水龙和一条陆龙横山环水,盘踞京城,蔚为奇观。

    其中,水龙以南海为龙头部分,湖心岛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是龙尾。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为龙吻,金水桥宛若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就好比是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故宫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仿佛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正阳门好像一宝珠。纵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体现出皇家神秘气氛。

    这种“双龙”布局设计,反映了封建社会鼓吹的君权神授思想。这一建筑设计不言而喻,北京乃兴龙之地,封建帝王乃天降龙种,理所当然地成为统治者。如今,帝王已去,空留皇城。双龙盘踞的北京城,仍然隐藏着那解不开的谜团。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北海九龙壁的传说    中南海,在普通民众眼里是那么的神秘和威严,这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新中国建国后这里成了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其实在不太遥远的元明清时期,这里仅仅是皇家园林,其所拥有的政治意味和神秘色彩,也远不如后来那么浓厚。

    中南海是全国的最高领导中心,也是著名的风景区。不过对于北京这样一个非沿海的城市中怎么会出现“海”呢?这是北京人故弄玄虚,还是另有他因?追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中南海的“海”,出自蒙古人之口,在蒙古语当中“海”是“海子”的简称,有花园的意思。又因为它地处北京的中南方位,所以他们把这一带风景秀丽的地区统称为中南海。由此可知,“中南海”之名始于元代,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从方位上看,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在此基础上,中南海又与北海共同构成了西苑三海,也称作太液池。西苑三海是我国历史非常悠久的皇家园林,而在三海一带原先只有一片小山和水池,辽统治者选中了这里作为游玩之地,于是便对水池进行了开拓,引玉泉山泉水灌入,名之为“太液池”。

    金代,这里开始成为皇帝的离宫,在此修建了不少的宫殿、园苑,所以被称之为“西苑太液池”。元朝建大都都城时又对三海进行了大规模挖掘,挖出的土堆成了景山,水面也得以开阔,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200米,成为北京内城最大的风景区。明代,皇宫向东迁移,太液池成为皇帝的行宫,时称“西海子”、“金海”,并正式分为北、中、南三海。

    到了清代,统治者又对三海大加拓建,现在建筑就多属清代遗物,中南海被列为了皇家专用的禁苑。康熙皇帝时,一些政务开始在离宫别苑处理,中南海也逐渐成为了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并且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许多盛大的活动。如阴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每到这一天的夜晚,宫女们会兴高采烈地把成千上万盏荷花彩灯放在水面上,看上去流光逐波,颇为壮观;中秋节前三天的时候,召集上三族大臣侍卫在紫光阁前校射,而且皇帝也要搭弓射箭,以示王威;每科殿试武进士,皇帝也要亲临紫光阁检视骑射;冬天的时候,湖水封冻,则命八旗禁旅在池中习冰戏、练技艺,有时候乾隆来了兴致也会亲乘冰床游湖。

    民国初年,中南海依然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曾设置在这里。北伐战争之后一段时间,中南海一度被辟为公园,供人游览。国民党时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曾设在中南海里。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一直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许多重要的历史性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曾在此居住和办公,从此中南海作为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而闻名于海内外,也成为世人目光关注的焦点。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什刹海的由来之谜    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座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古典园林,这便是名闻中外的北海。北海的水面,日辉闪耀,一组精巧的建筑就临水而建,是为五龙亭。五龙亭以北,天王殿西侧,耸立着一座石壁,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壁。

    北海九龙壁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高6.5米,长27米,厚1.2米,体魄巨大精美,由七色琉璃砖瓦砌成,壁上嵌有山石、海水、流云、日出和明月图案。壁两面各有蟠龙九条,戏珠于波涛云际之中,色彩明快,造型生动,是数百年来的精美建筑。九龙壁雄浑壮观,虽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侵蚀,色彩依旧鲜艳如故。

    那么九龙壁上是否真的只有九条龙呢?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除了壁前壁后各有9条醒目的戏珠蟠龙外,壁的正脊、垂脊和其他一些建筑构件等地方都有龙的踪迹。九龙壁顶呈“庑殿式”,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正脊前后各有9条龙,垂脊左右各有一条龙,正脊两侧有两只吞脊兽,它的身上前后也各有一条龙,这样五条脊上就有30条龙。往下每块瓦当下面镶嵌的琉璃砖上,也各有一条龙,壁四周共有筒瓦252块,陇垂251块,龙砖82块,加上跃于云雾之中的18条蛟龙,就有633条龙了。再仔细看,在正脊两侧“吞兽脊”下,东、西还各有一块椭圆形的瓦当,上面也各有一条龙。这样算来,北海九龙壁上总共有635条龙。

    关于九龙壁,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人唐鲁孙在《前清旧王孙南北看》中提到,乾隆二十一年的一天,北海九龙壁前佛光普照,空场上摆放着香案、香炉,香案前有一黄色的蒲团,一高僧端坐在蒲团之上,数百人在虔诚观看,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原来,西藏密宗高僧正在给九龙壁开光。当满天祥云缭绕、晚霞映红了半边天际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有人把手帕丢到第九条龙的头部,就看见此龙通了灵性,龙眼、龙须都动了起来,把手帕吸着不放,仿佛要从壁上腾飞到天空。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传说,但却反映了老百姓希望龙具有灵性,能够保佑大地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同时也说明了北海九龙壁上所展现的技艺是何等的高超。

    其实,九龙壁上的龙并不像传说的那样会动,但是它还真的能给人飞动的感觉。每当晴天正午的时候,阳光普照大地,也会洒在九龙壁上,而在这个时候九条龙就仿佛动起来一样,栩栩如生。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还要归功于琉璃砖。九龙壁运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七彩琉璃砖,它颜色鲜艳,经久不褪,加上光的反射作用,还真能让观者觉得龙活了起来。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正阳门箭楼千斤闸探秘    什刹海,人又称之为海子。在明清的时候,人们把前海、后海称为什刹海。对于为什么给前海、后海取什刹海这个奇特的名字,有人猜测说可能是因为明朝时候在海子岸边建了一处叫什刹海寺的寺庙,所以海子也就随之而被称为什刹海了。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无可怀疑,但是并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因此,关于什刹海之名的由来,也一直处于争论当中。

    有人说,“九庵一庙”,共为十刹,所以称为什刹海。也有人对于“刹”字有着不同的理解,谢锡勋在诗中称为“汉海”,注曰“十汊海”;张之洞的诗又称为“石锸海”。锸,即闸,石锸是指前海西口建有响闸。除此之外,最有名的、在老百姓中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关于明代富豪沈万三的传说了。

    传说在明朝的时候,京城里有个“活财神”叫沈万三,活财神应该是很有钱的了,可是他自己却一个钱也没有,平时衣服也穿得与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可是,他怎么会叫活财神呢?因为他能知道地下哪里埋着金子,哪里埋着银子。但是平常的时候沈万三是说不出来具体的埋藏地点的,要想跟沈万三要金子、银子,得狠狠地打他,把他打急了,他就能指出金子或银子的埋藏地点,并且,打得越厉害,从他指的地方挖出的金银就越多,就因为这个,人们都叫他“活财神”。

    可是,谁肯打他呢,他家里的人不忍打他,一般老百姓呢,又不会平白无故地打人。就这样,沈万三跟那些不肯打他的人,就都穷得吃不饱饭,穿不上好衣裳。这一天,皇帝要修建北京城了,又不愿意把他库里的钱拿出来,就跟大臣们商量其他修城的办法。于是有个宦官就和朱棣说了沈万三的事情,朱棣一听,说好啊,就吩咐马上把沈万三给抓来。

    官兵奉了皇帝的“圣旨”,飞快地跑到沈万三的家门口。等到了沈家门前,看到了一个很破旧的小门,官兵们都乐啦,一个兵乐着说:“活财神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官儿说:“甭管住的咋样,先把沈万三抓来交差就行啦。”一个兵上前敲了几下门,就从里边出来一个老头儿,身量不很高,穿着一身破裤褂,他问:“你们这些人找谁呀?”“找沈万三。”老头儿说:“我就叫沈万三。找我有什么事?”官儿说:“皇帝叫我们找你,你跟着我们走吧。”沈万三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于是就跟着这些官兵见皇帝去啦。

    见了皇上,一开始因为没有打他,沈万三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活财神。皇上气得吹胡子瞪眼的,直说,你这不是妖言惑众么,没别的,给我打。等到打得沈万三抗不住了的时候,他大声喊道:“别打啦,我知道哪儿有银子。”于是,武士们便住了手,回禀了皇帝,皇帝说:“带他挖去,挖不出银子来,再打!”于是,朱棣就派人跟着他挖银子。他到了现在的积水潭一带,说就这里有,结果真从那里挖出了十窖银子。后来那里就有了一个大坑,下雨积水了,人们就管那里叫“十窖海”,后来叫着叫着叫顺口了就叫成“什刹海”了。直到现在,还会有人强调说:“这原叫十窑海,不是什么十刹海!”

    从这些对什刹海的不同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从老百姓到文化人士,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关于什刹海的答案。沈万三的传说也许并非是对什刹海的最好解读,然而,这个有趣的故事毕竟寄托了人们对什刹海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味的一种探索。如此看来,“什刹海”的历史中是包含着非常丰富又美丽的历史文化的内容的,而这种文化内容应当被视作一种文化遗产而被重视、保护与弘扬。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天安门城楼设计者之谜    正阳门,原名丽正门,俗称前门。从整体结构上看,它包括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原先的时候是由瓮城墙连为一体的,后因修路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城楼、箭楼规模宏大;瓮城的气势雄浑,是老北京城垣建筑的杰出之作。历经岁月的沧桑变迁,到今天仅有城楼和箭楼存在,是目前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门。

    作为明清时代内城的正门,正阳门是最早修建完工的城门,也是京师九门中规模最高、最为壮丽的城门。明朝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1439年)改建并加修瓮城箭楼,是当年全城最高的建筑。古人以南为阳,以南为正,遂更名为“正阳门”,只供皇帝出入,因此又称“国门”,俗称“前门”。

    据资料显示,正阳门箭楼占地3047平方米,城台高12米,门洞为五伏五券拱券式,是内城九门中唯一箭楼开门洞的城门。箭楼上下共四层,而且在东、南、西三面开箭窗94个,供对外射箭用。箭楼四阔七间,宽62米,北出抱厦五间,宽42米,楼高24米,门两重,后面为对开铁叶大门,前面的则为吊落式闸门,这就是名闻天下的千斤闸。

    明朝初年开始建造的正阳门箭楼的千斤闸,从表面上看来,闸门的外层是铁皮包成的,上面布满了加固的铁钉,里面是实木,据相关人士的测量,闸门宽6米,高6.5米,厚度则为9厘米,重量为1990千克,是北京乃至全国古代历史名城中最大的千斤闸。从工作机制上看,开闸时,闸门升至门洞以上城台内闸槽中;关闸时,闸门从闸槽中平稳落下,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

    经过近来相关专家的研究,人们发现,正阳门箭楼千斤闸开关闸的结构设计与运作原理非常合理,也非常科学。走近箭楼,我们就会发现,门楼一层有一对显而易见的千斤闸主结构——绞盘柱,而且在每根绞盘柱自一层地面向上1米处的地方,都有两个绞杠的插孔,是“十”字绞杠的轴心。闸槽顶部位于两个绞盘正南2.8米处,闸槽长6.2米。两个绞盘正南方通向闸槽之间各有一块的“支撑石”,“支撑石”南北长0.9米,东西宽0.6米,高0.66米。

    当然,这并不是千斤闸机关的所有部件,它还包括其他的辅助部件,这当中包括两根保险梁和保险绳。保险梁就位于两根绞盘柱的内侧,南北长3.05米,东西间距也有2.6米,每根保险梁的直径则是19厘米,南北方向跨在闸槽上方1米的位置上。就这样,整个千斤闸运作起来,显得非常的科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杰出代表。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前门大栅栏之谜    关于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大多数人公认的是蒯祥。蒯祥,生于明初洪武年间,为江苏省苏州府吴县香山人,其父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工匠。由于深受父亲的影响,蒯祥在30多岁的时候即“能主大营缮”,是位造诣很高的木匠。永乐十五年,明成祖朱棣重建北京城的时候,在全国征召能工巧匠,于是蒯祥同许多技艺高超的工匠一起被征到北京。由于他技艺超群,在营造中充分发挥出建筑技艺和设计才能,很受督工(建筑师)蔡信等人的重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宫殿落成以后,蒯祥便被提升为工部营膳所丞。

    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炉火纯青。在当时营建宫殿楼阁之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施工完毕后,建筑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连明宪宗也很敬重他。1420年,承天门建筑完工后,他受到众口一词的赞扬,被称为“蒯鲁班”。后来,蒯祥官升至工部左侍郎。在他任职期间,先后搞了不少修建工程,包括明英宗正统年间重建三大殿,明景宗天顺年间兴建裕陵。“凡百营造,祥无不与。”《宪宗实录》中这样评说。

    不仅如此,蒯祥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品,尽管他的官职很大,但是他为人仍然非常谦逊俭朴。到了晚年,虽然他已经主动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地指导。蒯祥死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三月,终年84岁。过去在北京曾经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他就曾在这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仅江南木工巧匠皆出香山”的说法。

    不过,对于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是蔡信。

    因为营建北京宫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当时皇上是在全国征召的能工巧匠,技艺高超者不独蒯祥一人。更何况,在营建的过程中曾先后涌现出许多的著名工匠。除工于设计的蔡信、瓦工出身的杨青(官至工部侍郎)外,还有与蒯祥同时代的著名雕刻石匠陆祥等人。有人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宫殿初建的阶段,蔡、杨二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只不过他们当时都是年事已高,而蒯祥正值壮年,又工于计算和绘画,在蔡信、杨青去世以后,大量的皇家工程都由蒯祥来主持,所以无形中他的地位与作用被凸显了出来。故宫博物馆古建筑部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也说,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曾经主持建造南京宫殿的蒯祥是故宫的设计者,这个说法不确切,其实蒯祥只是故宫的施工主持人,设计人应该是名不见经传的蔡信。

    据史载,与蔡信同时负责营建故宫工程的,还有瓦匠出身的建筑师杨青、石匠出身的陆祥,其后有木匠蒯祥、郭文英、徐果等人。可是宫殿竣工后,蒯祥等人升为工部侍郎,而蔡信却榜上无名。实在是造化弄人,历史给了蔡信施展设计才华的机会,却没因此而给他带来应有的地位与荣誉。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太庙被李自成烧毁了吗    大栅栏是北京非常古老,也非常有名的古老街市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在1.2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保存着大量原汁原味的古老建筑。这些古老的建筑和发生在它们中间的逸闻趣事,都是古都北京重要的人文瑰宝和文化资源。

    地处古老北京城中心地段的大栅栏,位于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从东口至西口全长275米,是南中轴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如果追溯它的源头,就要追溯到明代孝宗弘治元年,当时孝宗下令在北京城内大街曲巷设立栅栏,并派士兵把守,以防盗贼,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大栅栏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当时,北京有“宵禁”,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内,由朝廷批准,在北京很多街巷道口,建立了木栅栏。但“大栅栏”最初并不称此名,而是叫廊房四条,附近还有廊房头、二、三条。到了清代,这里已成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因为买卖多,为了能够有效地防止盗贼,栅栏建得比其他地方都大,也都好看,所以才叫“大栅栏”。

    它在北京历史上曾经是繁华的商业娱乐中心,过去人们以“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的美誉来称赞大栅栏。大栅栏成了商业中心以后,一些著名的老字号相继开设于此,清代康熙年间开业的著名国药店同仁堂,嘉庆年间开业的马聚元帽店、内联升鞋店,以及后来拥有四个门面的八大祥之一——瑞蚨祥绸缎皮货庄等。这里还有民国初年开业的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大观楼电影院。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在这里上映的。

    大栅栏自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来,经过500多年的沿革,逐渐发展成为店铺林立的商业街了。现在,在这条街上,分布着11个行业的36家商店,平均客流量15万—16万人,节假日20多万人。国内提起北京前门大栅栏几乎无人不晓,就是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气,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在历史上,虽有沉浮,但这条古老的商业街之所以能经受580多年的历史风雨而不败,自有它独特的地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看玩意上天桥,买东西到大栅栏。”“头顶马聚元,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说的都是早年间大栅栏的地位和繁华景象。

    1900年,八国联军攻侵北京,放了一把火,把大栅栏烧成一片瓦砾。但是不久,它又重建起来,大体上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如今,除了喧嚣一切都已改变,大栅栏在清除了封建糟粕后,出现的是一片商业街的景象,除了旧址老房的北京丝绸商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升鞋店、六必居酱菜店、荣宝斋文房四宝还徐徐透出百年的光泽之外,同仁堂、张一元茶庄、长春堂、月盛斋熟肉店都已经门庭更新了;诸多外来的风味饮食也各据一方,形成了新型的饮食文化特色。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社稷坛的五色土    太庙,位于天安门东侧,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明清两代皇室祖庙。它与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同属依据皇宫旧制“左祖右社”而设计建造的。

    太庙的建筑雄伟壮观,平面呈南北方向的长方形,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建筑布局对称。共有三道围墙,全部为红墙身黄琉璃瓦顶。第一道围墙内是太庙外院,这里古柏参天,形态各异。东南隅有宰牲亭和治牲房,门楼及房舍均为黄琉璃瓦顶。院墙外两边有一座黄琉璃瓦顶的六角井亭。沿甬路向北至琉璃门即为第二道围墙正门。因门楼庑殿顶、檐椽斗拱均以琉璃砖烧制,故称“琉璃砖门”。院内有七座单孔石桥,各饰汉白玉石护栏。东西两端各有六角井亭一座,两端另建有黄琉璃瓦悬山顶房屋五间,东为神库,西为神厨。石桥以北为五间戟门,白石台基三层,四周都有汉白玉护栏,丹陛浮雕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海水江涯等纹饰。

    戟门是太庙第三道围墙的正门,太庙的主体建筑都在戟门以内。正对门即是太庙前殿,面阔十一间,黄琉璃筒瓦重檐庑殿顶。殿基为汉白玉须弥座,共设三层;殿前有月台,汉白玉石护栏,望柱头浮雕龙凤纹;白石丹陛上,雕有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狮子滚绣球、海兽以及海水江涯的纹饰。大殿内梁柱外镶沉香木,构件以金丝楠木制成,明间和次间的殿顶、天花、四柱皆贴赤金花,不施彩画,地面满铺金砖。这座前殿,明、清两代是帝王年末岁尾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前殿两庑各有配殿十五间,东供奉有功之皇族神位,西为供奉功臣神位的地方。前殿东南、西南各有燎炉一座,是为焚烧祭品之用。

    中殿亦称“寝宫”,清代在这里供奉了历代帝、后的神主牌位。中殿两庑的配殿是存放祭器的地方。九间后殿是帝王供奉皇帝远祖神主牌位之处,即清末称帝前的四个追封皇帝(肇祖、兴祖、景祖、显祖)的神位,也称作“祧庙”。用红墙与前、中殿隔开,自成院落。

    太庙是如此的雄伟壮观,那么它是否被李自成烧毁过呢?一般说来,大多数人认为,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以后,不仅推翻了明王朝,把太庙也给烧毁了。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并非如此,也没有文字对太庙是否被李自成烧毁作出过明确交代。据《爝火录》记载:“大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云:二十九日丙戌:李自成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下午,贼(李自成)命运草入宫城,塞诸殿门。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三十日丁亥,李自成先走……出宫时,用大炮打入诸殿。又令诸贼各寓皆放火。日晡火发,狂焰交奋……门楼既崩,城门之下皆火……日夕,各草场火起,光耀如同白昼,喊声、炮声彻夜不绝。李自成放火烧毁明故宫与北京九门,然后落荒而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李自成放火烧毁的是明故宫与北京九门,而对于太庙的情况则只字未提。假若我们依据这则材料就断定太庙被李自成放火烧毁了,显然是不太客观、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其他史书记载来看,李自成在撤退前,曾驱赶城内百姓出城,然后纵火烧毁了明朝宫殿,但是唯独太庙及武英殿尚保存完好。

    无论谁是谁非,不过有明确记载的是,在清顺治元年的时候,人们重新修建了太庙,乾隆元年又对太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辛亥革命后,太庙仍归清室所有,1924年曾改作和平公园对公众开放。

    解放以后,太庙被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195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太庙的南门上高悬起了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匾额,从而使这里成为了普通民众学习知识和进行文化娱乐的场所。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景山坐像之谜    在我国的古代,一直存在着“社稷祭祀”的制度,在那时把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称作“社”,把祭祀谷物神的地方叫做“稷”,《白虎通》上曾说:“土地广博,不可一一祭之也,故封土立‘社’,‘社’为‘土神’;谷物众多,不可遍及祀,故封谷立‘稷’,‘稷’为‘谷神’之长。”也就是说,当时国家统治者重视土地和粮食,认为“神”可以引出万物,祭“神”可以佑护五谷丰登。于是,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合称为“社稷”。祭祀社稷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而后来用“社稷”来指称国家。

    北京社稷坛,从整体构造来说,是一座三层的方坛,用汉白玉砌成,自下向上逐层收缩。坛的四周砌墙,东西南北各辟一座棂星门。坛面上铺有五色土,以五行学说中的五色对应五方。中央有一土龛,明清时立有代表社神的石柱和代表稷神的木柱各一根,后二者合为一斜顶方石柱,名为“社主石”或“江山石”,象征“江山永固,社稷长存”。

    在这其中,五色土是最引人注目的,也让人无不惊奇不已,人们都想从中找出蕴含在背后的故事。所谓的五色土是指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五色土象征着我们广博的大中华,在社稷坛的东边是青土,代表着东边的大海;西边是白土,代表西部白色的沙;南边是红土,预示南方的红土地;北边是黑土,象征北部的黑土地;而中间的黄土,就是黄土高原的寓意。关于社稷坛五色土的分布,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认为,黄,象征居中的黄帝,他统治天下,因为由手拿绳子掌管四方的土神辅佐;青,象征东方太嗥,他由手持圆规掌管春天的木神辅佐;红,象征南方炎帝,他由手持秤杆掌管夏天的火神辅佐;白,象征西方少昊,他由手持曲尺掌管秋天的金神辅佐;黑,象征北方颛顼,他由手持秤锤掌管冬天的水神辅佐。黄土居中,因为最高统治者黄帝居于核心地位。东西南北依次为青白红黑,也即皇帝的四方又各有一个统治者辅佐。

    说法尽管不太相同,但是从社稷坛五色土的方位配置,以及方位与四季的匹配来看,这与汉唐期间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相合,都意在代表我国广袤富饶的土地,此以显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严和江山永固的愿望。

    辛亥革命后,社主石被丢弃,仅保留五色土。文革时期,五色土全部被改成了黄土,用来种植棉花,文革后又恢复原貌,以供人们怀念与参观。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北京城的“后门”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为“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组成眼、鼻、口,眉毛由树组成,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组成了胡须,被人们称之为“景山坐像”。这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这是人们有意为之,还是一种巧合呢?

    在历史上,景山在紫禁城北门神武门的对面,元代的时候本是大都城内的一座土丘,名叫“青山”。明永乐十四年在营建宫殿时,把拆除元代旧城和挖掘紫禁城护城河以后所得的泥土,堆在这里,取名为“万岁山”,意在镇压元朝的王气,所以又叫“镇山”。传说皇宫在这里堆积煤炭,又俗称“煤山”。直到清朝顺治十二年的时候,煤山才被改为景山。

    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有关专家发现,故宫中轴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那里供奉着被称作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意为黑色,“武”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五方”中代表北方,在“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这位专家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曾经写信给溥杰先生及其家属,回信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属当时在清宫中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所以,他的猜测直到现在都是悬而未解。

    “景山坐像”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他们虽然也提出了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还是巧合诸如此类问题,也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至今仍收获甚微,直到现在仍然还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开的谜。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故宫又称紫禁城之谜    地安门是北京皇城四门之一。从地理位置上说,皇城正门称天安门(明称承天门),东称东安门,西称西安门,北称地安门(明称北安门),俗称厚载门,亦称后门。从皇城面南背北之势来看,天安门显然是皇城的前门,地安门则成了后门,这个称呼即亲切,又很符合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所谓的前门、后门,正像一大户人家对自己门口的称呼。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地安门,位于皇城北垣正中,南对景山,北对鼓楼,为砖结构之宫门式建筑,正中设朱红大门三门,左右各两梢间为值房,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皇城的北门,与作为皇城南门的天安门遥相呼应,象征着天地平安,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希望年年丰收、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

    俗话说水火无情,在历史上,皇城四门都曾遭受过大火的袭击。天安门,明时称作承天门。明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丙寅,承天门遭受雷击起火被毁,后来重建。祟祯(1644年)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放火焚宫,承天门被毁。清顺治八年重修,并改名为天安门,寓意天赐平安。太监曹吉祥及其从子曹钦谋反,放火烧东安门。东安门于明天顺五年(1461年)重建。1912年2月27日,袁世凯策动兵变,放火焚东安门。西安门也于1950年12月1日因用火不慎而发生火灾被毁。

    与皇城四门屡遭火灾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地安门在历史上也曾屡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是皇城的北门,所以凡是皇帝北上出征巡视时大都要出地安门,而且亲祭地坛诸神时也要经地安门而出。就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侵略军也曾在地安门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而且在紧急的关头,慈禧太后带了光绪皇帝仓皇逃出紫禁城,正是从地安门而出,再出内城德胜门,远走西安的。还有,1924年冯玉祥将军驱逐溥仪出宫时,这位末代皇帝也是从地安门灰溜溜地走向他的出生地摄政王府的。早年,地安门内设有许多为皇家服务的衙门,诸如尚衣监、司设监、司礼监、酒醋局、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火药局、司苑局,还有钟鼓司、供用库、蜡库、帘子库、兵器库、皮房、纸房、安乐堂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城市交通的治理,政府部门曾在1954年将地安门拆除了。不过在拆除地安门的时候,曾遭到一些社会名流的反对。在当时,政府也许诺将从地安门拆下来的门窗、木梁等构件都一一编号登记造册,连同砖石琉璃瓦等都运往天坛,计划在天坛北坛上门内照样移建一座地安门。不料,后来天坛发生了火灾,也将堆垛在那里的木质材料全部烧坏,又因为没有留下实测图纸,移建地安门之议从此也就泡了汤。

    近来,随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深入以及北京人文奥运计划的实施,北京城北中轴线的整治和保护已经提上日程。市政府有关部门和西城区也已经开始着手编制北中轴线的整治保护方案,同时复建地安门已经作为北中轴线整治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体现在整治保护方案中,围绕地安门的交通道路组织方案也在论证过程中。由此看来,北京地安门的复建已经是指日可待了。这对于渴望一睹地安门风采的国民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非常振奋的好事情。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宫门:解读故宫之谜的钥匙    许多人都知道北京有个故宫,也知道北京有个紫禁城,相信很少有人会了解故宫为什么又被称作紫禁城。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玄机呢?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皇家宫殿是在明成祖时期开始修建的,先后有明、清两代24个皇帝在此执政。关于金碧辉煌的皇家宫殿被称为紫禁城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这与古时候“紫气东来”的典故有关。相传春秋末年,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即将出函谷关的时候,守关人看见有紫气从东而至,不久,老子骑着青牛从东方而来,自然守关人便认为他是圣人。于是守关人请老子写下了著名的《道德经》。因此紫气便被认为是具有吉祥的含义,也预示着圣贤和宝物的出现。对此,杜甫曾赋诗曰:“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从这以后,古人就把祥瑞之气称为紫云,传说中的仙人所居住的地方便被称为紫海,将神仙称为紫泉,城郊外的小路则称为紫陌。俗话说“紫气东来,象征吉祥”,由此可知紫禁城中的“紫”字是大有来头的。又因为皇帝居住的地方防备森严,寻常百姓难以接近,所以被称为紫禁城。

    还有人认为紫禁城的来历与迷信和传说有关。在古代,皇帝都自命为天帝之子,也就是天子。天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也自然是天子的居住之地。《广雅·释天》上说:“天宫谓之紫宫。”因此皇帝住的宫殿就被称为紫宫。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紫禁城的来历与古代“皇垣”学说有关。古代的时候,天上的星垣被天文学家们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及其他星座。三垣是指太微垣、天市垣和紫微星垣。而紫微星垣是代称天子的,处于三垣的中央。古时有“紫微正中”之说和“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朝官员四海分”之说。既然古人将天子比作紫微星垣,那么紫微星垣也就成了皇极之地,所以称帝王宫殿为紫极、紫禁、紫垣,称这座帝王之城为紫禁城确实名副其实。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揭秘皇城三大殿    到北京故宫参观游览时,人们往往会发现内廷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而外朝宫殿、宫门上的匾额则是只用汉文书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在明朝的时候,宫城(紫禁城)所有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是用汉文来书写的。只是到了清代,由于满文代替汉文而变成了国文,在顺治皇帝进驻宫城以后,就把皇宫中所有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改成用汉、满两种文字来并列书写的,而且少数匾额上还出现了蒙文,一般是满文在左,汉文在右边,这是由于人们习惯上都以左为上右为下,所以满文都写在了左边。

    1911年爆发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宣统皇帝也被迫宣布退位,但当时他仍然住在后廷里,也就是乾清门以北的宫中。而外朝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宫殿都交给了民国政府使用。后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他贪心不足,还要恢复已经废除了的帝制。后来,经过他和谋士的筹划,篡权成功,并自封年号为“洪宪”。由于他的行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他刚复辟,就立刻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人们的反帝情绪也一天比一天高涨。袁世凯深知自己太不得人心了,这个皇帝恐怕也当不了多久。可他自己又欲罢不能,于是就把自己的心腹一个叫王景泰的人召到密室,商量对策。

    王景泰说主要是想个法子稳定人心,所以就建议袁世凯把紫禁城所有宫殿、宫门上匾额的满文都去掉,只留下汉文,以表示他们也是反对清朝的。如此做法,老百姓或许就不会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了。袁世凯一听,此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眼下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就急忙写了一道“圣旨”,要在十日之内,把紫禁城内所有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可“圣旨”刚要往下发,他又想到内廷里还住着宣统皇帝和清廷的遗老遗少们,怕遭到他们的反对,于是他将“圣旨”改了一下,写成了“把外朝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这样清廷的遗老们不到外朝来,自然也就不知道外朝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没了,也就不会对他的举动有所反感了。

    王景泰接了“圣旨”后,就连忙带着一帮人把外朝所有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了,从而改成汉文单书了。这就是为什么内廷宫殿、宫门上的匾额都是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而外朝宫殿、宫门上的匾额则是只用汉文书写的原因。

    不过,尽管袁世凯把外朝所有宫殿、宫门匾额上的满文都去掉了,并派人到宫外大肆宣扬了一番,还上了大报、小报。可老百姓到底还不买他的账,讨袁的呼声仍是越来越大,结果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彻底破灭了。虽然袁世凯最终被赶下了台,但紫禁城中被他改过的外朝宫殿、宫门上的匾额却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了现在游人所见到的奇特的景观。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故宫房间为何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在历史上,我国古代都城、宫殿的选址,都非常注意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力求做到使其在全国的地理位置、京畿的外局大势、城市内局布置等方面,都臻于完美。从风水学上来看,国都的西北方最好要有龙脉。所谓龙脉,就是连绵起伏的青山。龙脉的中心为祖山,是王气郁积之处。以此起始,引入京城,到达宫殿背后的靠山即“主山”。主山两翼,左以河流为青龙,右引道路为白虎。主山之前、青龙白虎之间的最佳选点,是万物精华的“气”的凝结点,为龙穴,明堂就应座落此处。从方位布局上说,紫禁城就是处于了北京城的最佳位置,三大殿所处之处即是明堂所在之地,可谓是居天下之中心,正与天空中央玉皇大帝所居的紫微宫相对应。

    俯瞰故宫,巍然崛起的三座大宫殿显然就是整个故宫的重点,是整个“紫禁城”内建筑的核心。以整个故宫来说,那么精雕细刻的美妙技艺,那么雄伟庄严的气魄,又那么独具匠心的整体布局,毫无疑问,它是全世界建筑艺术中的绝品,也是人类伟大智慧的结晶。

    从整体来看,太和、中和、保和这三座宫殿是前后排列而同立在一个庞大的工字形白石殿基上面的。这种台基过去被称为“殿陛”,共高二丈,分三层,每层有刻石栏杆围绕,台上列铜鼎等。台前石阶三列,左右各一列,路上都有雕镂隐起的龙凤花纹。这样大尺度的一组建筑物,是用更宏大气魄的庭院围绕起来的。在庭院的四周有廊屋环绕,在太和与保和两殿的左右还筑有对称的楼阁,和翼门的四角又建造有小角楼。这种对称、拱卫的建筑布局是我国特有的传统,也体现了古代社会主流的审美观念和君权之上的极权意识。

    三殿中,太和殿最大,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木构大殿。横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外有廊柱一列,全殿内外立着84根大柱,是由四个倾斜的屋面、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组成的。瓦顶,全部用黄色的琉璃瓦,光泽灿烂,同蓝色天空遥相辉映。底下彩画的横额和斗、朱漆柱、金琐窗,也同白石阶基也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个殿建于康熙三十六年,到现在已经有255年的光阴了,但结构依然非常整严,华美动人。

    中和殿在工字基台的中心,保和殿则立在工字形殿基的北端,东西阔九间,每间尺度又都小于太和殿。殿顶,是明万历年间“建极殿”的原物,是没经历过破坏和重建的,至今上面童柱上还留有“建极殿”的标识,它是三殿中年寿最古老的,到现在已经有337年的历史了。

    三大殿中的两殿,一前一后,中间夹着略为低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格局,是它美妙的特点。如果只是用文字来形容三大殿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要想对故宫三大殿有更为深刻、真切的印象,那就需要自己亲自走进那妙不可言的境地当中才行。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故宫三大殿院内为何不种树    很长时间以来,京城里就流传着紫禁城有房屋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也有不少的人禁不住好奇,这故宫房间为何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呢,到底有什么讲究?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当初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明朝的朱棣,也就是世人皆知的永乐皇帝打算把宫殿的总间数定为一万间,可是就在他传下圣旨后的第五天晚上,突然就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被玉皇大帝召到了天宫的凌霄殿,只见那玉皇大帝满脸怒气,永乐皇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因为自己要建的这紫禁城的宫殿数一万间压过了他天宫一万间的数。于是他说道:“请玉帝息怒,小臣多有冒犯,我这凡间的宫殿数哪能超过您这天宫的呀!”

    玉皇大帝听他这么一说,脸上就有了笑意,并且说道:“这就对了,我赐你一块‘天石’,以镇宫院,你再请七十二地煞、一百个禽兽去保护你这凡间的皇城,这样才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可要记住了。”朱棣连忙谢恩,当他抬起头来再看那玉帝时,已不见了踪影,醒来才发觉是个梦。

    于是,永乐皇帝连忙传旨,把刘伯温召进宫来,把自己昨晚所做的梦到从头至尾地说了一遍。刘伯温听了也是一愣:“那玉皇大帝可是惹不得的,就听他的吧。既然他的天宫是一万间,那么咱就建造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吧。这样,既保住了玉帝的面子,又不失皇家的气派。”永乐皇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同意了。

    不到四年的时间,紫禁城就建成了,刘伯温便请永乐皇帝前来察看。这紫禁城建得别提有多气派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那午门高大雄伟,尤其是那奉天殿宽敞气派,和玉帝的凌霄殿相比,还真差不了多少。朱棣在宫里转了大半天以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玉帝赐的那块镇宫院“天石”和要请的七十二地煞、一百个禽兽,便问刘伯温都放在了什么地方。

    “万岁您别忙,臣带您一一看过。”刘伯温说着便把他带到华盖殿后面的御路上,指着一块长方形的巨大石雕说:“这就是玉帝赐的那块镇宫院的‘天石’,名为‘云龙阶石’,上有九条巨龙,腾跃于流云之间,它是这宫中最大的石雕,有上万斤重!”

    “好!好!”接着永乐皇帝问,“那七十二地煞哪?”

    “这您就看不见了,臣把它们派到这宫中下面的七十二条地沟里去了,以防地下的小鬼儿闹事,坏了这宫里的风水!”

    “派得好!”

    “您再看那宫殿垂脊上的琉璃饰物,它们是蛟龙、凤凰、狮子、天马、狎鱼、斗牛、獬豸、狻猊。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既有祈雨的,又有避邪的。”

    “不用说,这就是请的百兽了?刘爱卿所办之事,件件应了玉帝心意,朕要重赏你呀!”

    朱棣最后问道:“这宫里的殿堂是不是9999间半?”

    “正是!”

    “那半间在何处?”

    “在后廷西边儿的一间配房里。”

    “好!好!朕看那玉帝老儿还有什么话说。”

    那刘伯温说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时候,心里是一哆嗦,其实这宫里的殿堂数并非真的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原来,他到各地采购木料、石料时,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可皇上却大兴土木,要花多少银子呀?于是就有意把设计好的图纸改了,这样一来就少建了几百间,实际建成的是8000多间。他想,这紫禁城大了去了,这殿堂到底有多少,谁数得过来呀,我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于是就向朱棣报了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永乐皇帝信以为真,还重赏了他许多金银。

    从此以后,“紫禁城有房屋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就传开了,当然那数字并不确切,只是个传说而已。实际上,目前故宫里殿、宫、堂、楼、斋、轩、阁总的间数是8707间,而那传说中的半间房就在清代存放《四库全书》的文渊阁阁楼的西边。
第一篇 古都探秘——老北京的不世传说 东华门门钉也有谜团    当你兴致勃勃地游览故宫时,如果稍微一留心,就会惊奇地发现故宫三大殿院内并没有种植树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有人会告诉你,这是为了突出宫殿的威严气势,才决定不在院内种植树木的。

    其实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有人认为紫禁城里少古树是跟清代的一次农民起义有关。据记载,1813年9月15日,北京宛平宋家庄(今大兴县宋家庄)人林清率领义军冲向东、西华门。东路义军受阻失利,西路义军攻入西华门,杀到隆宗门,门已关闭,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砍折树枝,准备火攻隆宗门……鉴于此,所以有人说是怕隐蔽于树丛中的敌人威胁皇帝的安全,三大殿院内不植树的。这种说法乍听上去似乎有理,其实也不一定正确,故宫养心殿、御花园中的古松苍柏就非常的高大茂密。

    另外,还有人撰文提出三大殿院内不种树,主要是出自烘托意境的需要。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称外朝三大殿,是皇帝举行盛典的地方,从位置上说居于整个外宫建筑的中心,也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为了突出这组宫殿的威严气势,建筑上便采取了许多手法,其一便是院内不植树,从皇城正门天安门起,经端门、午门、太和门,这之间的一系列庭院内都无树木(现在端门前后的树是辛亥革命以后种植的)。当时人们去朝见天子,进入天安门,经过漫长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无疑会感到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看到宽阔的广场与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大殿,这种精神压力达到了顶点,而这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对自己的臣民所要求的。如果在这些庭院内都种上树,绿荫宜人,人的身心就会在无形中放松下来,那在很大程度上将会破坏朝廷的威严氛围。由此看来,这种说法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的确,宽阔的广场、苍茫的天空,把三大殿映衬得更加威严壮观,让人无不肃然起敬。当然,三大殿院内不种树不一定就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了,所以在游览中,我们不妨再继续探索和思考,以彻底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元代皇帝为何没有陵墓    在意大利摄影家马达罗的“二十世纪初的北京”摄影作品展上,出现了一张1898年从正东向西拍摄的东华门照片,照片上出现了横七竖九的门钉。有细心人提出,现在东华门的门钉数是横八竖九。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东华门门钉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呢,这里面到底掩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有人解释说,“9”是阳数(奇数)的极数,被称为极阳数,超过9,只能是零的增加,因此古代的人们常常以“9”来突出帝王之位的崇高、神圣。比如,紫禁城中的房屋为9999间,重要的大殿面阔九间,角楼的建筑结构成九梁十八柱(9的倍数)七十二道脊(9的倍数),外东路南侧的九龙壁等等,所以就不难理解,皇宫大门的门钉为什么依建筑等级被规定为纵横各九路了。

    既然被规定为纵横各九路,那么东华门的门钉就应该和紫禁城其他三个城门,午门、神武门、西华门的门钉数一样,均为纵九横九,可它为何只有纵九横八呢。对此,学术界也试图作出合理可信的解释。

    很早就有人认为清朝从顺治帝到隆裕太后,帝、后逝世,都是从东华门送殡、进东华门迎灵的。按人死为鬼的说法,故称此门为“鬼门”、“阴门”。清代从东华门出灵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明末思宗朱由检,当初在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就是从此门逃到煤山自杀的,后来他的灵柩又停在东华门外数日,无人埋葬,因此,清人入关后就认为东华门是个很不吉利的门,于是决定由此门出灵柩,并将门钉数减至为阴数72个(纵九横八)。

    另外,从南北中轴线上来看紫禁城建筑,阴阳、风水学认为,午门、太和殿、神武门,生入克出(即火生土,土克水),吉;从东西中轴线看:东华门、太和殿、西华门,为克入生出(即木克土,土生金),凶,克入即门克主(木克土)为凶。如何才能改变其凶宅之相呢?设计者采用了逢凶化吉的方法,使东华门的门钉数为纵九横八(9×9=81,表示阳木或甲木;而8×9=72,表示阴木或乙木)。阴木(乙木)是克不了阳土的,这样就改变了门克主凶宅之虑。

    从表面上看,在紫禁城四门中,东华门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似乎很不协调,但从文化内涵上来看,又是那样的和谐合理。东华门门钉的“纵九横八”之数,正是化凶为吉之举,也是古人文化心理现象在紫禁城设计中采取逢凶化吉、趋吉避凶的体现。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神秘的明代皇帝葬仪    每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死后都有陵墓,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这是一个千古历史之谜。

    明朝叶子奇《草木子》中记载:元朝皇帝驾山崩,“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当年成吉思汗去世,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下葬。南宋文人的笔记记载,成吉思汗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将大树中间掏空做成的独木棺里。独木棺下葬后,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为了不让外人看出曾经动土的痕迹,“万马踏平”后,还要用帐篷将周围地区全部围起来,待到墓葬地面上的青草长出,与周围的青草无异,才将帐篷撤走,这样墓葬的地点就不会泄露了。

    全套工作完成后,蒙古人在墓葬地表杀死一头小骆驼,这时,陪伴这头小骆驼前来的母骆驼就会十分悲痛地号叫,并且记住这个地点。第二年来祭祀的时候,把这头母骆驼牵来,在杀死小骆驼的地点,母骆驼就会悲痛地流泪。这样,前来祭祀的人就能找到墓葬的确切地点。

    蒙古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绝对不是光靠着武力,也同样依靠着很高的智慧。依靠骆驼寻找祖宗坟墓的说法,是建立在封建时代汉族统治者对蒙古民族的歧视和排斥的基础上的荒谬论调。骆驼是一种牲畜,它的寿命不会比人的寿命更长,依靠骆驼寻找坟墓的说法并不可信。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人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俗,其特点是薄葬简丧。蒙古人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比较简单实用。特别是在蒙古人大举扩张的战争年代,丧葬仪式尤其简单。下葬时,他们让死者坐在一顶生前用的帐幕中央,边上围着祭祀的人进行祷告,随葬的有马匹、弓箭和摆放着肉乳的桌子,最后放入土中。目的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上生活时,有帐幕住,有马骑,有肉乳吃。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实行汉法,也渐渐受到汉人丧葬习俗的熏染,开始用棺木入葬,但所用棺木与汉人不同。死者入殓后,两块棺木合在一起,又成为一棵圆木,然后“以铁条钉合之”。尽管入主中原,蒙古人入殓仍然俭朴如初,寿衣大多就是平时穿的衣服,随葬的器物也会比较少,大部分是死者生前喜好的武器,如弓箭、刀剑一类的东西。

    而元朝皇族,特别是皇帝死后和一般的皇族及贵族稍有不同,皇帝死后首先是要有一个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也要多一些,只是在皇帝下葬时不得有汉族官员参加,也不会在地面上建设大规模的建筑物,不设功德牌坊和墓碑,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另外为了不留下可以让盗墓贼发现的线索和痕迹,元朝在皇帝下葬地点上的史书记载也少得可怜,以至于让人感到元朝不存在皇帝陵墓。

    元朝皇帝忽必烈在位期间,为自己也为后代子孙找出了陵墓不被盗掘的方法,为此他对于元朝皇帝陵墓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选择一个人口稀少的风水宝地作为陵寝的埋葬地,然后将当地的所有人口进行迁移,让这个地方变成无人知晓的空白地。下葬时,不允许汉族官员参加元朝皇帝的送葬仪式和到达下葬地点;皇帝去世后,对外宣称皇帝遗体运回漠北进行安葬,并且在历史的记录中加以记载,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让盗墓贼无法下手;陵墓不做过多的建筑,不设置过多的随葬品,不设置墓碑,使得皇陵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墓葬没有区别;在记录皇陵时只记录蒙古贵族和皇族清楚的地名,让外人很难察觉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骗局。

    记录的不完整和有意的编造使得元朝这个汉族以外的朝代越来越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加上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性还有很多不为外界所了解,这就使后代很难了解历史的真相。这或许就是元朝皇帝没有陵墓的原由。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发现。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成祖为何迁都北京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推崇皇权,恢复了预造陵墓的制度。他将陵墓形状由以前的方形改为圆形,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气候。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的明代诸皇帝的陵墓区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明十三陵”。

    明代前期严禁后妃参政,这个政治特点在葬制上也有所体现。在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明朝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不分主谋从谋一律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祗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边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北京老百姓的葬礼以土葬为主,兼行火葬。北京地区流行火葬大体始于辽代。在北京已发掘的辽墓当中,曾发现火葬,是火化后又将骨灰葬入的大型坟墓。这是北方民族与汉族习俗融合的结果,当时在汉族中尚不普遍。到了元朝时,火葬较为普遍地在北京流行。所以明代仍是火葬与土葬并存。

    一般说,大户人家是土葬,而贫穷市民多用火葬。可见,火葬所以在北京流行,一是北方民族的影响,二是由于北京信佛教的人很多,佛教提倡火化;三是与当时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土地有限有关,所以连皇室宫女死后也用火葬。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清皇帝的登基之礼(1)    自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开始,中国历代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元代以前,长安、洛阳、开封都曾做过都城,其中长安的时间最长、朝代最多。南方的城市,如南京、杭州等也曾做过都城,但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是偏安朝廷或是短命王朝,远没有以北方为都的朝廷国祚长久。唯一的例外是明朝,朱元璋灭元之后把都城定在南京,但是朱元璋死后没过多少年,他的四儿子朱棣就迁都北京,明王朝也得以国运昌盛、统治长久。

    朱元璋选定南京作为都城的原因,主要和他的出身有关。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以江浙一带为根基夺去了元朝江山,自然对南方特别看重。但是,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决心并不坚决,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宏图伟略的皇帝,深知以南京为中心难以有效控制全国,更难以应对北方边疆外族的不断入侵。朱元璋采用了“封王”制,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北方各边,担负起剿抚夷狄的任务。

    朱元璋在位期间,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其中尤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后,朱元璋立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这就是后来的建文帝。老皇帝担心皇孙年幼难以控制功臣勋旧,于是将大臣们诛杀殆尽,但没想到驻守各地的藩王们日益强大。1399年,燕王朱棣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四年后,朱棣攻陷南京,宫中起火,建文帝朱允炆失踪。

    朱棣攻下南京后,自己继承皇帝位,是为明成祖。他下令大肆捕杀建文帝的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将他们全部族诛,妻女或发配边疆,或卖为奴婢。朱棣还下令修改建文帝颁布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建立厂卫,以表明他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而不是为了夺权。

    由于攻陷南京的时候建文帝神秘失踪,明成祖朱棣时刻不能安心,他一面清理南京建文帝旧党,一面开始经营他的军事与政治根据地北平。即皇帝位的当年,朱棣就改北平为北京,为日后的迁都做好准备。

    北京曾是辽、金的都城,政治军事地位突出。元代把首都也定在北京,称为大都,北京更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元朝末年,受到常年战乱的破坏,北京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但是其政治、军事重要性却丝毫没有减弱。当时,明朝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定,特别是在北方地区,退守到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一直想打回北京,对明王朝构成了最大威胁。为了能更有效地组织力量,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犯,明成祖朱棣决定将都城迁到北京,而南京则变成了陪都。

    朱棣首先为北平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朱棣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他知道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迁都的事情进行得相当审慎。

    朱棣迁都北京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做燕王的时候,朱棣在北京镇守经营二十余年,根基雄厚,对北方的地理人情也相当熟悉,定都在此自然更能巩固统治。朱棣在南京大肆残杀建文帝旧臣,激起了江南各界的强烈不满,朱棣深知稍有风吹草动,这些人可能就会向他发难。而且建文帝一日未见,他的心头大患就一日未除。建文帝在南京根基深厚,朱棣更不愿在南京常呆。

    对于迁都之事,朱棣做了大量的准备。早在永乐元年,朱棣就多次命令将江苏、浙江、山西等九省大批富足的居民迁到北京,充实都城,又在昌平营建陵墓,打算死后葬于北京。朱棣命令文武大臣讨论营建北京城的方案,前后从全国各地招来20多万工匠、上百万的民众和上万的军队参与北京城的营建,建城所需材料也是采集于全国各地。

    营建北京,主要是建设宫城和皇城,也就是紫禁城和中央政府官署。为了节省,朱棣营建的紫禁城建在元代皇宫的旧址上,但面积比元代大了很多。紫禁城城墙高十余米,在东南西北的正中分别有东华门、午门、西华门、神武门四座城门。午门南面是皇城的南门,称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皇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紫禁城中的宫殿分前后朝:前朝(外朝)有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后朝有乾清宫、交泰殿、保宁宫三大殿。六座大殿都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布局非常严整。朱棣营建的紫禁城,构成了今日故宫的基本格局,后世历代历朝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营建的。

    经过多年的修建,北京宫城与皇城终于基本建成。1420年,明成祖朱棣正式将首都迁往北京,原首都应天府改为南京,作为副都。此后,明朝一直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副都。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清皇帝的登基之礼(2)    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禁地,从明永乐皇帝朱棣到清宣统皇帝溥仪,共有明朝十四帝、清朝十帝,这里曾经作为24位皇帝的家,古代中国人认定天帝住在天上的紫微垣,天子的住地因而得名紫禁城。每逢春节、冬至及皇帝生日,或者皇帝登基、大婚,宫室都要在太和殿举办盛大的典礼。而其中最重要的典礼,莫过于登基大典,登基大典标志着旧统治者统治的结束和新统治者接管权力的开始。那么这种典礼是怎样举行的呢?

    在明代皇帝中,明仁宗朱高炽是第一位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登基大典的明朝皇帝——从这个角度讲,他才是紫禁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主人。明朝皇帝的登基仪式在《明史·礼记》中称为“登极仪”,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毫无疑问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在封建礼制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安排和规定。

    《明史·礼志》中记载:“先期,‘司设监’陈御座于奉天门,‘钦天监’设定时鼓,‘尚宝司’设宝案,‘教坊司’设中和韶乐……”

    这是仪式前期的准备工作,所谓司设监、钦天监、尚宝司、教坊司,都是当时礼部的直属机关,“司设监”相当于今天的后勤部门,下设总理、管理、佥书、典簿、掌司、写字、监工等员。“钦天监”的工作就是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有监正、监副等官,向皇帝汇报所谓的“天意”;尚宝、教坊两个部门一个负责设备的安置,一个负责仪式中的文艺演出。这几个部门是筹备“登极仪”的主要机构。

    “是日,早,遣官告天地宗社。皇帝具孝服告几筵(陈设祭品的桌子,前面列有先帝、神灵的牌位)。”这是仪式的序幕。先要由礼部的官员分别到天坛、先农坛、太庙告知祖先。“至时,鸣钟鼓,皇帝衮服御奉天门。”明朝的皇帝只有在特别盛大的仪式中才穿黄色的衮服,他们日常所穿的是黑色绣龙形的常服。身着黄色衮服的洪熙皇帝登上天安门城楼后,登基仪式才算正式开始。

    早就等在天安门前的官员都身着朝服,在“洪胪寺”官员的引导下,他们经过金水桥进入紫禁城。但这时他们还不能进入“奉天殿”,因为皇帝还在奉天门上做祷告,所以,大臣们只能留在午门外的广场上。他们以“文东武西”的方式跪在御道的两侧,等皇帝和各路神仙沟通完毕后从“奉天门”上下来。

    明仁宗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后,进入“奉天殿”就座。大臣们这才依官阶高低鱼贯进入,对新皇帝上表道贺。然后,“司礼太监”正式宣读诏书,确认新皇帝的身份。一届王朝就此拉开序幕。这个仪式自此就被确定下来,明代皇帝的登基都大体沿用了这套规矩。换句话说,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几乎所有明王朝帝王的尊荣。

    1644年4月25日上午,李自成起义军由德胜门进入皇宫,终于推翻了统治276年的朱明王朝。1644年6月3日,在山海关一片石战役中战败的李自成回到北京仓皇登基,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典礼,封妻高氏为皇后,派丞相牛金星至天坛代为祭天。但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42天。

    清朝入关后,曾举行过十次大典,这十次大典中,有两次是特殊情况,一次是顺治元年爱新觉罗·福临的登基。祟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沈阳),在一场混乱的王位之争后,年仅6岁的福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大政殿登基,并向蒙古、朝鲜送去即位诏书,布告天下。第二年,福临的叔叔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劲旅走出白山黑水,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福临和清皇室人员由沈阳抵达北京。十月初一,福临在臣僚的簇拥下,亲到京师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这一年为顺治元年。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朝皇后是怎样选定的    清朝初期,皇子之间夺取皇位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为了缓和这种矛盾,雍正朝开始采取秘密建储的办法,即皇帝生前不公开立皇太子,而秘密写出所选皇位继承人的文书,一式二份,一份放在皇帝身边;一份封在“建储匣”内,放到乾清宫正殿由清代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的背后。皇帝死后,由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建储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宣布皇位的继承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都是按此制度登上宝座的。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咸丰皇帝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和光绪皇帝没有儿子,这种秘密立储的办法才失去其意义。

    另一次特殊的情况是嘉庆帝的登基。因为是其父乾隆亲自传位,名为授受大典,仪式隆重而又充满欢庆气氛。乾隆刚一即位,就密定了继承人。乾隆元年七月,乾隆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总理事务大臣、九卿入见,令大臣们亲眼见证他密写、密藏的经过。乾隆当时选定的继承人是孝贤皇后所生的次子永琏。但是永琏在乾隆三年便夭折了。乾隆皇帝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将藏有立永琏为嗣的密诏取出,以太子的礼仪办理永琏的丧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再建密诏,藏于“正大光明”匾后的铁匣中。1795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所有的皇子皇孙王公及满汉大臣齐聚圆明园勤政殿,当众取下并打开了已经在“正大光明”匾后收藏多年的密旨。35岁的嘉亲王永琰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改名颙琰,移居毓庆宫。在册立皇太子的同时,乾隆还决定履行自己曾经公开许下的退位归政之愿,颁布了一道禅位诏书,决定于冬至日禅位皇太子。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清晨,清王朝的唯一一次帝位禅让大典,正式在紫禁城举行。禅位之礼举行之后,嘉庆皇帝的登基大典隆重开锣。

    除了这两次情况特殊之外,其余八次都是新皇帝在上一代皇帝丧期内即位的。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帝死于圆明园内。九月,乾隆帝在太和殿登基。九月初三日,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就绪,礼部尚书奏请即位。乾清宫正门要垂帘,表示丧事暂停。弘历到保和殿降舆,先到中和殿升座,各级官员行礼。行完礼后,官员们各就各位,礼部尚书再奏请即皇帝位。弘历在太和殿即皇帝位,这时按一般典礼规定,由中和韶乐乐队演奏,但由于处在丧期,规定音乐设而不作,只在午门上鸣钟鼓。乾隆帝即位后,阶下鸣鞭三下,群臣依据口令行三跪九叩礼。在百官行礼时,音乐设而不作,群臣庆贺的表文也进而不宣。最后要颁布诏书,以表示皇帝是“真命天子”,仪式庄严而隆重。首先,大学士再将诏书捧出,交礼部尚书捧诏书至阶下,交礼部司官放在云盘内,由銮仪卫的人擎执黄盖共同由中道出太和门,再鸣鞭,乾隆帝还宫。文武百官分别由太和门两旁的昭德门、贞度门随诏书出午门,将诏书放在龙亭内,抬至天安门城楼上颁布。乾隆帝返端凝殿,再换上孝服。大学士等将“皇帝之宝”交回,贮于大内。

    这是一次典型的登基大典,其余七次均大同小异。朝廷大典,初登基、授受大典外,还有亲政,晚清的垂帘听政,上皇帝的尊号、徽号,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徽号等。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皇宫中的殉葬制度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为了把这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有皇帝都希望自己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俗话说:“后宫佳丽三千。”如果仅仅计算皇帝的妻妾们,当然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加上可以随时为皇帝所驱使的宫女们,这个数目就远远不止三千了。据记载,明朝末年,内廷宫女多达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和自己近在咫尺的皇帝,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杂役,直至老死宫中。

    明朝吸取了前朝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去节俭勤政。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代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

    那么,明朝是怎样确定这些妃嫔的“最高领导人”——皇后呢?

    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十分规范,逐级加以筛选淘汰。第一步是“海选”。每当皇帝到了大婚年龄时,皇宫都会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年龄在十三到十六岁之间的少女,从中选出5000名由皇家支付路费,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京城进行第二轮选拔。第二轮选拔时,宦官们选择一个较大场地,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序,一番察看后,把那些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淘汰。这一轮大概会淘汰五分之一。在初选的第二天进行第三轮选拔,宦官们采用第一天的列队方式,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以及音色、仪态,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便被淘汰。这一轮又会淘汰剩余人数的一半。剩余的大约2000人会进行第四轮的精选。这一轮,太监们不仅会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与风韵。这一步又会淘汰1000名少女。最终留下的1000名美女召入宫中继续参加选拔。而太监们的使命也至此画上了句号。

    过了这四关的女子大概只有1000名,都成为了宫女,但是能否成为后妃,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入宫后,宫中宫娥们将那些宫女分别引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察其贞洁”,身上不能有一丝疤痕,肌肤必须细腻光泽,这样,从这1000人中再选出300人为宫女头目。第五关是由皇帝派遣的宦官详细观察这300名留宫的美女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性格是否温柔敦厚,是否具有智慧并且贤惠。据此,再筛掉250人,剩下的50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倒数第二轮是“选三”,就是由皇太后或太妃从50人中选出三个供皇帝钦定。最后由皇帝钦定一名皇后。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明光宗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氏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大姑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据载,这位刘氏自感身价百倍,回故里后不愿再嫁凡夫俗子,做了一辈子老处女。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定陵发掘之谜    明朝被选定的后妃们,大多数不仅要忍受寂寞的苦楚,还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现实——殉葬!每当皇帝驾崩,皇宫里就哭声一片,她们并不是在哀悼死去的皇帝,而是恐惧自己即将为已死的皇帝殉葬。皇帝一死,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地上放着一排小凳子,上面的横梁上悬着一条一条的白绫,这些是为后妃们上吊准备的。

    据《明朝小史》卷3记载,朱元璋死后“伺寝宫人尽数殉葬”,为他伺寝的40余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成祖的长陵也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则由10名宫人“殉节从葬”。妃嫔殉葬时,其状甚惨。明成祖死后,宫人殉葬者30余人,全部逼其上吊自杀。为明宣宗生殉的10位宫妃中,有一人名郭爱,进宫不到一月,可能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自知死期后,满怀愁苦的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后妃们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这在中国正史是很少记载。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却详细记载了给明成祖殉葬的嫔妃集体“自杀”的过程。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三十余名被挑选出来殉葬的宫女嫔妃先在殿外用餐,后被带到殿内,这个时候,宫女“哭声震殿阁”。殿内放了三十多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命令站到木床上去,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自缢的绳子,“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

    在这三十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为宫女韩氏;一为崔氏,封号“美人”。临近自缢时刻,韩氏突然跪倒在地,向与她们“辞决”的明仁宗苦苦哀求,求仁宗放她回国赡养老母,可是仁宗不为所动,最终这两个朝鲜女子只能在异国他乡命归黄泉。韩氏临死时,向她的乳母道别,韩氏回头对她喊到:“娘,吾去!娘,吾去!”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小木床就被抽掉。转瞬之间,三十多个女子就被活生生地吊死。

    这些殉葬的妃嫔死后,下一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她们的亲戚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据《明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在明朝皇帝中,英宗朱祁镇并没有什么建树,反而一生都受制于人。他9岁登基,38岁去世,他经历了“土木之变”,被掳去做俘虏,后艰难归国复位。但是他在临终前,却下遗诏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这样,最终废止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制度。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明英宗幼年登极,曾与为他父亲明宣宗殉葬的宫人诀别,这给他幼小的心灵以深深的刺激。另一方面,这跟周宪王朱有炖有一定的关系。周宪王朱有炖是太祖第五子朱橚之子,死于正统四年,死时没有孩子。他死之前,上奏折表示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未等圣旨传到,王妃巩氏和施氏等6夫人已经同日自己殉身。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最重要的原因,明英宗是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妻子,最大程度上排除自己死后妻子被逼殉葬的可能性。妻子钱皇后与明英宗患难与共,久经磨难,这些都是饱经磨难的明英宗无法忘记的。尽管如此,可是因为皇后没有生儿子,在错综复杂的内宫斗争中处于下风。当时,周贵妃之子立为皇太子。周贵妃非常嫉妒皇帝对钱皇后的宠爱。明英宗没死的时候,就有太监建议废除皇后,这虽然被他否定,但他知道其背后的玄机。明英宗临终时,意识到再也无法保护皇后,可又不忍心让皇后被逼殉葬,于是就“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这样,明英宗就事先规定好了钱皇后的名分。有大臣得知明英宗废止宫妃殉葬制度的消息,竟然感动到流泪。明英宗死后,周贵妃果然对钱皇后发起进攻,幸亏一些大臣根据遗诏和情理进行力争,才使得周贵妃的意图没有得逞。除钱皇后之外,其他曾经与英宗共患难的妃嫔,应该也是英宗考虑的因素。

    明英宗的继任皇帝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清朝皇帝尚“九”之谜    明十三陵建造于15到17世纪,为明代定都北京后13位皇帝的陵墓群,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城北,创建者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亲自主持选陵址,并起名天寿山,从此,这里就成为明朝的皇家陵园。陵区内除了埋葬着13位帝王,还埋葬着23位皇后和众多的妃子、皇子、公主及丛葬的宫女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当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倡议下,考古学家开始对十三陵正式发掘。在挖掘计划中,埋葬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长陵是首选目标。整个十三陵中,长陵规模最大,保存得也最完整。然而,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考古队决定,先另找一个陵墓进行试掘。经多方调查,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进入考古队的视野。

    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十八年竣工,费时6年,耗白银8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的赋税总收入。占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原地上建筑有宝城、明楼、棱恩殿、棱恩门、左右廊庑、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后仅存宝城、明楼。

    我国的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期,陵墓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

    1956年5月,试掘工作正式开始。9月的一天,发掘队长赵其昌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队员们搭人梯上到洞口观察,发现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经过分析,大家认定:这是地宫入口!不久,一个参与挖掘的民工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带有刻字的小石碑,上面刻着:“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明朝人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这块石碑明确提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

    1957年的5月,考古队终于穿透厚厚的土层,找到了坟墓的外墙——金刚墙,而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金刚墙上,考古人员隐约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它应该就是400多年前,万历皇帝入葬时的入口。

    在金刚墙被发现后,考古队没有立即打开地宫。此后整整4个月的时间里,考古队一直在为打开地宫进行最后的准备。石门打开后,地宫呈现在人们面前,整个地宫全部用巨大的条石砌成,前后沿着一条纵向中轴线分布着三个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配殿。前殿的地面上铺满了条状的、已经腐烂的木板,这是当时入葬时为避免棺椁压坏地面而使用的垫板。与紫禁城相对照,地宫的中殿象征着天子办公的前朝,里面放置着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龙椅和一口盛满了黄蜡的大瓷缸,即民间传说中的万年灯。而地宫的后殿,则象征着皇帝的寝宫,里面摆放着三具高大的棺椁,棺内长眠了将近400年的万历皇帝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与史料记载相同,伴随着他的是两位皇后,孝靖皇后和孝端皇后。

    定陵地宫出土的文物达3000多件,其中除少量祭祀用的礼器,绝大多数都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随葬品里有被称为冕的皇冠,还有一些为皇帝专用的铠甲、腰刀和弓箭。定陵中还发现了4顶皇后戴的龙凤冠,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其中一顶镶嵌着3500颗珍珠和各色宝石195块。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是丝织品。它们的璀璨华丽征服了当时的所有专家、官员和成群的游客,也轰动了全世界。但是,地宫打开后,温度、湿度、光照度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加之当时文物的保存条件有限,这些丝织品风化得比较厉害。

    2003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昔日的皇家陵园最终成了全人类共同的遗产。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乾清宫与明清帝王生活    故宫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具有非常神秘的色彩。它共有房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天下闻名的天安门城楼的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比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后,比例也刚好为9比5。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都与数字“九”和“五”有关。

    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时,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紫禁城的建筑上,帝王对数字有着明确的要求,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明清的帝王们也抛不开“九”这个数字的影子。清代定制,蒙古各部王公每年向皇帝进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匹,谓之九白之贡。其余贡品,亦都是以“九”数计算。康熙帝曾在康熙十三年题准:每年节,科尔沁等旗共进十二“九”,计羊108只,乳酒108瓶;鄂尔多斯等旗,共进九“九”,计羊81只,乳酒81瓶;其余25旗,共进三“九”,计羊27只,乳酒27瓶。

    清代敕建寺庙,金佛的重量也以九数铸成,或81斤或72斤;铸佛数量,也以九计,如乾隆四十五年为庆祝皇帝70寿辰,共造佛像2299个“九”,合计为20691尊佛像。清代宫廷年节大宴,包括水果、蜜饯、点心,一共99个品种。清代皇帝过生日,要举行大的娱乐活动,表演杂技、放万年春灯等,也要有“九九”即81种节目,名为“九九大庆会”。

    皇帝何以如此崇尚“九”呢?清代语文学家汪中说:“一奇二偶,一二可为数。二加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对十,则复归为一,十不可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古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又以奇数象征天,以偶数象征地。“九”是阳数中的极数,再大的数其尾数也大不过“九”。这样,“九”被视为天的象征,天分九层(九天),天诞日为正月初九;“九”也被附会于帝王,帝王称为“九五之尊”;同时,“九”也象征极高(九霄云外)、极广(九州方圆)、极深(九泉之下)、极冷(数九寒天)……“九”之所以被皇帝崇尚,除上述原因外,“九”谐音“久”,也被当做吉利的数字。紫禁城之所以有999间房子,就是因为3个“九”谐音“久”,象征皇权永久、江山万代之故。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明清皇帝的结婚大典    乾清宫为紫禁城内廷后三宫之首。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代曾因数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所建。乾清宫作为明代皇帝的寝宫,自永乐皇帝朱棣至崇祯皇帝朱由检,共有14位皇帝曾在此居住。由于宫殿高大,空间过敞,皇帝在此居住时曾分隔成数室。据记载,明代乾清宫有暖阁9间,分上下两层,共置床27张,后妃们得以进御。由于室多床多,皇帝每晚就寝之处很少有人知道,以防不测。

    乾清宫在明初还算是个清静之地,到了明朝中后期,乾清宫就开始变得乌烟瘴气起来。明武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贪玩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重用宦官奸臣,爱好游玩射猎。有一次,他想偷偷出关游玩,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这才悻悻回宫。他自号大庆法王,并命令有关部门铸造法王官印。他还自封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他一度还想做将军总兵。江西宁王朱宸濠叛乱被大臣王守仁剿灭后,将朱宸濠押解至南京,明武宗命人为其解绑,让他骑上马,作为皇帝他要“亲擒”叛首。他还在紫禁城西北,营建了一处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的宫室建筑,统称为豹房。豹房是一个综合性的场所,但主要是用于武宗随心所欲地享乐。明武宗不仅在豹房中荒淫无度,乾清宫也变成了他荒淫的场所。

    明武宗的继任者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笃信道法,为求长生不老药,他命方士炼丹。明世宗认为未有经历人事的宫女的月经可保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为保持宫女的洁净,明世宗还残酷地规定宫女们不得进食,而只能吃桑叶、饮露水。所以,被征召的宫女都不堪苦痛。结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决定趁嘉靖帝在乾清宫中熟睡之时,用麻绳勒毙他。谁知在慌乱之下,宫女们将麻绳打成死结,结果只令嘉靖帝吓昏,而没有毙命。从此,明世宗移居西苑,再不敢回乾清宫居住。

    明末三大案中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也都发生在乾清宫。光宗在还是太子之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分别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为得宠。明光宗因过度纵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泻。西李因为侍奉他而入住乾清宫。不久,明光宗在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的红丸后去世。结果,朝中谣言遍起。这就是红丸案。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太子朱由校看。群臣对此不满,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宫。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事情黑白。

    明熹宗朱由校在历代帝王中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只要是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精巧绝伦。史书上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反复琢磨后,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喜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动作惟妙惟肖。熹宗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能卖很好的价钱。这使得熹宗更加高兴,往往在乾清宫中忙活到下半夜,他还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

    在乾清宫内,殿内梁拱之间,还设置着数百尊佛像,有的作男女交合状,有的裸女坐男身;有的三头六臂,脚踏裸体男女……千姿百态,活灵活现。崇祯年间,思宗朱由检发动了一次“扫佛”运动,把这些佛像统统逐出了乾清宫。

    到了清朝,康熙以前沿袭明制,自雍正皇帝移住养心殿以后,这里即作为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外藩属国陪臣和岁时受贺、举行宴筵的重要场所。一些日常办事机构,包括皇子读书的上书房,也都迁入乾清宫周围的庑房,乾清宫的使用功能大大加强。

    雍正元年曾下诏,密建皇储的建储匣存放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康熙、乾隆两朝这里也曾举行过千叟宴。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清朝皇子是怎样读书的    在古代,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住在紫禁城中的明清皇帝们既不需要金榜题名,也不会流落异乡,但是他们也得经历人生中的“洞房花烛夜”,普通老百姓结婚仪式图的是喜庆,那么主宰天下的皇帝们结婚需要走哪些流程呢?

    早在周代,《礼记》就确定了从议婚到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议婚后,男方家备礼前去求婚;问名,男方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以便测算男女双方结合是否合适;纳吉,男方家卜得吉兆后,备礼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男方家以聘礼送给女方家;请期,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新郎亲至女家迎娶。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外戚干政,为后世子孙立下一个规矩:从十三至十六岁未婚少女中选秀作为妃子和皇后。登基前已经娶妻的皇帝,登基后不再补办婚礼,只举行册立皇后的大典。登基时还没结婚则需要举行“大婚”,并册立皇后和妃子。

    但是明朝的第六代皇帝却没有遵守朱元璋定下的的规矩,太皇太后张氏经过慎重考虑后,决然拍板:以工部尚书钱允明的长女为皇后。礼部和翰林院官员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得赞同。随后,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件,礼部负责制册造宝,并会同司礼监、内府等部门,备办各种用品,钦天监开始测算良辰吉日,以便“执六礼”。

    到了纳采、问名这一天,朱祁镇盛装打扮,在乾清宫正殿隆重登场,宣制官手捧诏书,站在东侧丹陛上,高声宣诏,任命正、副二天使,去钱尚书家纳采,问名。乐曲声中,两位天使手捧奉节、奉诏在仪仗队和鼓乐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奔向钱府。此时,钱府所有人员早已等在大门口了,他们接受礼品后,将写着女儿姓名、简历、生辰八字等项内容的“表”,呈交天使,并设宴招待天使。天使率队回紫禁城后,将“节”和“表”,交给司礼监太监,就算圆满完成了任务。司礼监太监持节、表,到乾清宫复“皇命”。朱祁镇向王公大臣“诏告”纳采、问名情况。

    到了行纳吉、纳征礼的时候,皇宫中仍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派天使持节,带着礼物和有关文件,前往钱尚书家。皇帝的封赏不仅钱小姐和钱尚书及其全家人有,甚至连家丁、奴仆,也人人有份儿。经过纳吉和纳征,这门亲事最终敲定,皇帝即使在入洞房前有个三长两短,“皇后”也只能打碎了牙咽肚子里。在民间,婚期一到,婚礼照样举行。新娘子与未婚小姑子,或与一只大公鸡拜天地;之后,要么独守空房,要么与一个木制假人共寝。

    前边五礼后,重头戏是亲迎。寻常百姓一般是新郎带着迎亲队伍去岳父家中接新娘。到了皇帝身上,由于地位至尊,于是改成派一个有儿有女的大臣做代表去迎亲。皇宫中早已张灯结彩。各主要宫殿都备足了鞭炮、红色烫金双喜字儿大蜡烛。御路上都铺了红毡子。

    仪仗队、鼓乐队在迎亲队伍前,迎亲使者居中,后面跟着迎亲官员、太监、侍卫,出午门,会同皇后仪仗,抬上大批的礼品,直奔钱府。钱尚书率全家老少,在大门口跪接迎亲队伍。迎亲使者高声宣诏。钱小姐着皇后礼服,戴凤冠霞帔,跪受金册、金宝,吉时到后,一行人吹吹打打回到紫禁城,皇后被送到坤宁宫去拜天地,行大礼。皇帝大婚正式完成。

    到了清代,坤宁宫不再是皇后寝宫,只在东暖阁入“洞房”。大婚礼仪与明代大同小异。《清史稿》说,同治皇帝载淳大婚,“纳采、大征、发册、奉迎,悉遵成式”。光绪皇帝载湉大婚的程序为:纳采礼,大征礼,册立礼,奉迎礼,合卺礼,庆贺礼,赐宴。

    在这些仪式中最为隆重的是册立礼和奉迎礼。清代册立皇后这一天,举国上下都要穿上节庆盛服,张灯结彩。宫中御道上都要铺设红毯,门神、对联焕然一新;午门内各宫门、殿门都要红灯高挂;太和门、太和殿、乾清宫、坤宁宫都要悬挂双喜字彩绸。册立礼前一天,皇帝派遣官员分别祭告天、地、宗庙。到了册立礼当天,太和殿内设节案、册案、宝案,殿外陈设皇帝法驾卤薄。皇帝先赴慈宁宫向太后行礼,再到太和殿阅视册、宝,然后升座。正、副使持节带着迎亲队伍前往皇后府邸。这也与明朝时的仪式基本相同。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康熙景陵四十八妃之谜    清代帝王吸取了前朝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重视皇子的教育。因此清朝多数皇子精通经史、策论、诗词歌赋与书画等,并善于骑射。清朝皇帝的整体素质也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高的。

    清统一中国后,皇族教育在制度上更加完善、正规。康熙在位的时候,诸皇子分居读书,到了雍正初年,为了便于皇子的读书,就在宫中设立尚书房,道光以后统称上书房。上书房坐落在今故宫内乾清门的左侧,上书房之所以设在这里是为了“近在禁御,以便上稽察也”。雍正帝还亲笔题写了“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名理为先”的楹联悬挂其内;乾隆帝对上书房也十分重视,他给上书房题的楹联是:“念终始典于学,于缉熙单厥心。”

    与前朝相比,清代皇子读书入学年龄早、学习时间长、规矩严、课程多。通常,皇帝选择学问、品德最好的大臣教皇子读书。

    清朝规定,皇子6岁(虚岁)开始读书,皇子读书的时间为“卯入申出”,也就是早晨5点至下午3点,共计10个小时。皇帝选定良辰吉日为皇子开学,由于皇子地位尊贵,皇子和师傅互相行礼时,双方用长揖代替跪拜。上书房的规矩极严,皇子读书要正襟危坐;夏天不许摇扇子;午饭时候,侍卫送上饭来,老师先吃,皇子们在另一旁吃,吃完不休息,继续功课。上书房只有元旦、端阳、中秋、万寿(皇上的生日)、自寿(自己的生日)这几天放假,一共5天,除夕也不放假。

    皇子们学习的内容包括满、蒙、汉等语言文字以及《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了取得良好的教育成果,每个皇子都配有汉人师傅,人数多少不定,总管教学事务的称“总师傅”。学习儒家经典的方法是:师傅读一句,皇子读一句,如此反复诵读百遍后,与前几天所学内容合起来再读百遍,周而复始不间断。康熙皇帝自己回忆说,他五岁开始读书从不间断,累得咳血,仍然坚持。每日老师给指定这一段要念120遍,之后再背诵一段新的内容,直至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完全背下来。

    由于清朝是“马上得天下”,因此对皇子、皇孙的骑射武功的训练也十分重视。每天下午3点半左右皇子们放学后,吃过晚饭,还得上一节“军事体育课”——骑马射箭,这部分教习师傅从满、蒙贵族中挑选,名为“谙达”。“谙达”又分为“外谙达”与“内谙达”:教弓箭、骑射的称“外谙达”,每位皇子配有5名,为其管理鞍马、弓箭;教满、蒙语文的为“内谙达”,一般有3人,他们轮流值班。再有,每个皇子还配有几名负责茶食等事的书童,这些书童,从八旗大员子弟中挑选,亦轮流值班,每天两人。

    除了满文、汉文、骑射之外,皇子教育的内容也会依情况调整,例如康熙帝喜欢带皇子出巡,增广见闻,也让皇子有各种办理政务的实习机会,德宗载湉在翁同龢的安排下读西学,太后也曾请身边的女官裕德龄教载湉英文。

    皇帝、皇子对上书房的师傅非常尊重。雍正帝命皇子们对总师傅张廷玉、鄂尔泰行拜见礼、作揖,张、鄂二人“立受之”。乾隆帝对上书房的师傅们也十分尊重。福建漳浦人蔡新入翰林院后,任总师傅30余年,“诸皇子皆敬惮之”。他退休后,乾隆帝对他很照顾,并多次将自己的诗文寄给他。嘉庆帝对他也很尊重,在他90岁生日时特赐匾额,亲笔题书“绿野恒春”四字。

    由此可知清朝对皇子的教育之严格,与前代“皇子出阁讲学片刻即归,徒以为饰观者,真不啻霄壤分也”。清人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曾有生动的描述:“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都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拉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等,薄暮始休。然者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乾隆皇帝的年夜饭(1)    一座陵墓,埋葬了一位皇帝、四位皇后、四十八位妃嫔和一位皇子,这样的埋葬规格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就是康熙皇帝的景陵。

    康熙皇帝在位61年,死后葬于清东陵,即今天的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内有顺治帝孝陵、孝庄昭西陵、乾隆帝裕陵、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康熙帝的陵墓为景陵。

    从空中看,景陵整体上呈半圆形,地位高者列前居中,地位低者居后。景陵地宫内,除了葬康熙皇帝,还有孝成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和敬敏皇贵妃。景陵妃园寝内葬有四十八位妃嫔和康熙的皇十八子胤衸。四十八位妃嫔中,包括贵妃1人,即温僖贵妃;妃11人,即慧妃、惠妃、宜妃、荣妃、平妃、良妃、宣妃、成妃、顺懿密妃、纯裕勤妃、定妃;嫔8人,贵人10人,常在9人,答应9人。敬敏皇贵妃原本和妃嫔们葬在一起,后来移葬在景陵地宫内。景陵妃园寝正中是温僖贵妃,景陵双妃园寝葬抚育过乾隆的康熙妃嫔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

    在康熙帝之前,处于政治联姻的需要,清朝皇帝的皇后多是蒙古公主。康熙时期,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鳌拜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而索尼历经三朝,沉稳干练。在孝庄太皇太后的主持下,皇后的桂冠终于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女子的手中移到了赫舍里氏的头上,索尼的孙女变成了康熙的皇后。这也完全是一场政治婚姻。

    1665年,12岁的康熙皇帝和13岁的赫舍里氏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大典。虽然是一场政治婚姻,但皇帝和皇后年岁相仿,鳌拜把持朝政对皇帝多有不敬,压抑的环境促成了皇帝和皇后的恩爱感情。婚后不久,康熙和皇后赫舍里氏生有一子,但这个孩子只活了四岁就夭折了。

    康熙铲除鳌拜,亲理朝政之后,已经不再需要皇后家族势力的扶持。政治纽带一旦宽松,皇帝和皇后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亲密了。康熙后宫的女人逐渐多了起来,钮祜禄氏、佟佳氏、乌雅氏……一个接一个地进宫。钮祜禄氏出身世家,聪明伶俐,喜欢读书,良好的文化素养使她在众多的妃子中脱颖而出。钮祜禄氏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深受康熙帝的喜爱。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康熙帝对她百依百顺。对于自己的妻妾,康熙帝似乎都十分温存。

    虽然身边的女人日益增多,但康熙对少年时候就相识相知的结发妻子还是很有感情的。吴三桂谋反后,康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就在这时,赫舍里氏又一次临产。上午皇后生了一个儿子,下午便去世了,喜事转瞬之间变为丧事,康熙帝悲痛欲绝,不顾前方战事吃紧,辍朝五日为大行皇后举办隆重的丧事。在赫舍里氏的梓宫停灵的25天时间里,康熙皇帝竟然有20天亲自去举哀,足见感情之深。

    赫舍里氏以生命为代价生下来的皇子,不满两岁便被康熙皇帝册立为皇太子。后来,太子不成器,最终被康熙废掉。废太子时,康熙哭骂他“生而克母”,仍念念不忘发妻。

    皇帝的感情从来就不是给一个人的,康熙也不例外。康熙陆续迎娶的后妃中,年龄小者只十一二岁,最大者也不过十五六岁,有的在二十几岁就去世了。从康熙九年最早去世的赠慧妃博尔济吉特氏算起,到乾隆三十三年最后去世的醇怡皇贵妃止,康熙帝的后妃们历经了康雍乾三朝,前后延续了99年。在康熙帝的后妃中,还有四对亲姐妹。其中,孝懿仁皇后佟氏及其妹妹佟氏贵妃又是康熙帝的亲表妹,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

    康熙帝共有多少后妃,史学家没有给出统一的说法。《康熙全传》记载,康熙帝后妃中贵人以上者有49人,册封在册的后妃有67人,而那些身份低微的答应、常在等据说共有200余人。

    虽然滥情,但康熙帝对他的妃子们还是有真情的。康熙外出期间,经常写信或把土特产等派人送回宫中,甚至会写信给深居宫中的嫔妃们,讲一些途中趣事,解解她们的闷气。康熙帝为他的后妃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晚年为自己身后嫔妃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他下令,有儿子的嫔妃,年老后到儿子的府邸居住,这一安排打破了皇帝驾崩后后妃独居宫中到死的定例。

    康熙去世之前,他的两位皇后已经安葬在景陵地宫。康熙帝安葬之后,他的嫔妃们也就陆陆续续的安葬过来。于是,一座帝陵就安葬了如此众多的嫔妃。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乾隆皇帝的年夜饭(2)    每年的春节是汉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除夕夜的年夜饭代表着全家的团圆与幸福,汉族老百姓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那么,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是不是也过年?除夕晚上皇家的年夜饭究竟吃什么?有何特别的讲究吗?

    清朝的帝王们大都喜寒怕热,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畅春园”、“圆明园”等园林里度过的,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才起驾回到宫中过年。皇帝一般在腊月二十六日就“封笔”、“封玺”,停止办公,在正月初一的大典上重新“开笔”、“开玺”。

    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正月初一早晨天刚亮,百官要齐集太和殿广场给皇帝拜年。那天,广场上排列着銮驾仪仗,大殿屋檐下排列着皇家乐队和金钟、玉磬等乐器。到了辰时(7点),钦天监官员宣布时刻已到,午门上鸣钟击鼓,乐队奏响音乐,皇帝登上太和殿宝座,銮仪卫官员甩响静鞭,赞礼官高喊“排班”。百官依照广场上摆放的铜制“品级山”所标注的品级位置,列队下跪。这时由两名大学士跪捧贺表,由宣表官宣读。读毕,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皇帝赐座赐茶,百官又要叩头谢恩。茶毕,静鞭再鸣,乐队再奏,皇帝下殿,百官退朝,贺岁拜年的大典就算完成了。这时,皇帝便将早已备好的装有“如意”的荷包,赐给身边的八旗子弟、宫女、太监们。而荷包里的“如意”通常有金如意、银如意、玉如意和银钱几种。乾隆皇帝登上太和殿接受百官拜年之前,通常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里饮一杯屠苏酒。他专用的酒杯重达1斤,用黄金镶嵌珠宝特制,称为“金瓯永固杯”。金瓯寓意江山,“金瓯永固”意即“江山永固”。

    清代《国朝宫史续编》记载,乾隆皇帝每年正月初一上午都要去北海阐福寺,登上大佛楼进香敛福,然后回到他当皇帝之前住过的重华宫,用刻有“赐福苍生”、号称“万年青管”的黑漆杆毛笔,蘸着朱砂书写福字。他每年书写的头一张福字都要郑重封存,永不开启,以示留住福气。接下来书写的福字,则赏赐给王公大臣。儒家经典《尚书》阐释了“福”字的含义: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康宁,四是具有美德,五是老有善终。按此说法,享福的前提是要长寿。乾隆皇帝寿达89岁,儿孙五代同堂,居历代帝王之首,所以他晚年自认为五福俱全,自称是“五福五代古稀天子”。

    除此之外,在过年的时候,皇帝也会放鞭炮、贴对联,不过,皇家过年时用的对联采用挂的方式,而非民间人们常用的粘贴。这样不仅用起来干净,而且如果保存得法的话,可以多次使用。

    老百姓过年最讲究的是年夜饭,清朝皇帝也不例外。皇帝一家平日里是难得在一起用膳的。只有年节,才特许后妃们陪宴。除夕早上,皇帝与皇后、妃嫔们在重华宫共进早膳。早膳一般有拉拉(黄米饭)、饽饽、年糕等,花样多至十品到二十品,但这不是正式的除夕大宴。除夕团圆年饭要于申正(下午4时)举行。实际上,在中午12点就开始摆桌布置凉菜、点心了。晚宴摆在保和殿或乾清宫,皇帝一人一桌,桌子是“金龙大宴桌”,桌边围上黄金绣的桌围子。大宴桌与皇帝的“宝座”之间设一“长几”,菜点都摆在大宴桌上,皇帝吃时再由人取到长几上。
第二篇 紫禁风云——帝国政界文苑往事 乾隆的养生长寿之道    年夜饭备办的烹饪原料主要是满族传统食物。如在清宫的膳食档案中记有乾隆四十九年举办除夕筵宴中所用的物料的数额,其中乾隆皇帝御桌酒宴所用的物料数额为:猪肉65斤,肥鸭1只,菜鸭3只,肥鸡3只,菜鸡7只,猪肘子3个,猪肚2个,小肚子8个,膳子15根,野猪肉25斤,关东鹅5只,羊肉20斤,鹿肉15斤,野鸡6只,鱼20斤,鹿尾4个,大小猪肠各3根。另外,制点心用白面5斤4两、白糖6两。这些物料大多是“关东”所产,反映出满族的固有食俗。

    大宴桌上的菜点由外到里分成八路,有各式荤素甜咸点心,有冷膳,有热膳,共六十三品,还有两副雕漆果盒,四座苏糕、鲍螺等果品、面食。各种膳点在餐桌上的位置,彼此间的距离也都有尺寸要求。所谓“鲍螺”并非今日宴席所吃的鲍鱼、海螺,清朝皇帝很少吃海鲜,偶尔吃鱼,也只吃松花江进贡来的银鱼、鲟鳇鱼。这里的鲍螺,是一种海产品晾干后磨成粉做成的点心。

    大菜之外有果钟八品,及奶子、小点心、炉食、敖尔布哈、鸭子馅包子、米面点心等小吃分东西排列,其中“敖尔布哈”系一种满族油炸的面食,还有四品南北小菜。皇宫中的规矩,各个嫔妃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平时单独开伙。但是年夜饭,妃嫔们也有幸来陪皇上吃饭。除了皇帝的家室之外,还有六桌陪客,每桌冷热菜点一共二十四品,比起皇上就少多了,而且盛菜的碗也降格为瓷碗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随着鼓乐声,皇帝和妃嫔入座。太监们先给乾隆进汤膳。汤膳用对盒盛装,“对盒”即两盒合一,取成双成对吉祥之意。皇上的对盒是两副,左一盒为燕窝红白鸭子腰烫膳一品,粳米乾膳一品。右一盒为燕窝鸭腰汤一品,鸭子豆腐汤一品。接着,太监们给嫔妃们送汤,虽然也用对盒,但数量减半,每人一副,内装粳米膳一品,羊肉卧蛋粉汤一品。而且也有规矩,按照等级送完一个,再送第二个。

    汤品用过后,奏乐停止,开始转宴。所谓转宴,就是将宴席上的各类膳品、陈设(花瓶、筷子、果盒除外),从皇帝桌前开始,在陪桌上转一遍,意为全家共同享用。转宴之后,摆酒宴。皇帝酒膳一桌分五路共四十品,后妃酒膳每桌十五品。皇帝在丹升大东乐声中进第一杯酒,后妃接次一一进酒。酒后进果茶,接着后妃起座,皇帝离宴,祝颂之乐奏起,家宴始告结束。

    年夜饭结束后,皇上下令把自己吃过的饭甚至连盘子、碗、碟子、勺子、筷子一块儿都赏给亲近的大臣和亲王、郡王们。大家一起观看“庆隆舞”,“庆隆舞”作为最具满族风味的节目,一直以来都是年宴上的保留节目。“庆隆舞”又称“马虎舞”,是满族早期的民族舞蹈。该舞蹈分两方阵营,一方舞者头戴兽面具,身披兽皮,扮作动物;另一方舞者身着满族服装,扮作狩猎者,后来狩猎者的服饰变成当时八旗的服装。舞蹈的结局,通常是狩猎者成功猎取动物。

    家宴环境虽然也表现出封建礼仪制度,但总体上表现得较为随便。康熙帝曾于乾清宫行宴作诗,描述了皇帝与后妃们一起,在佳节之时欢聚一堂、喜庆节日的情景,并写出宴饮时气氛和谐、情绪热烈的心情。诗中写道:“今夕丹帷宴,联翩集懿亲。传柑宜令节,行苇乐芳春。香泛红螺重,光摇绦蜡新。不须歌湛露,明月足留人。”百姓在过年的时候,讲究团圆和祝福,皇帝家过新年,也有一套礼数。皇家的礼数虽然排场,但是宗旨也和平民百姓一样,图的是喜庆和吉祥。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特色小吃    在我国古代皇帝里,长寿的前三名为: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活了86岁;女皇帝武则天,享年82岁;而乾隆则寿高89岁,位居中国封建皇帝中的长寿之首,被称为“古稀天子”。他在位60年,退位后依然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常以太上皇的身份过问朝政。这与乾隆注重养生密不可分。

    乾隆皇帝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了养生四诀:“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十常四勿,适时进补。”其中“十常”即:齿常叩,津常咽,耳常掸,鼻常揉,睛常转,面常搓,足常摩,腹常运,肢常伸,肛常提。“四勿”就是:食勿言,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这“十常四勿”非常符合中医保健养身的道理。乾隆尊为天子,富有天下,美酒盈仓,佳丽满宫。在此环境中,居然能做到不恋酒色,实属难能可贵。

    乾隆自幼习骑射,曾在避暑山庄几次皇家射箭比赛中大显身手。当上皇帝后,更以骑射为乐。直到他80岁高龄时还去行围狩猎,骑马射箭,这无疑是一种锻炼身体的好办法。乾隆还喜欢“旅游”。他六下江南,三上五台山,游览名川大山、古刹旧寺。如此涉足野外宽阔幽静之地,心旷神怡,悠然忘返,对身心健康是大有益处的。

    乾隆好读书,善诗文。据说他一生作文1300多篇,写诗4万余首(自然,其中许多是由他的臣下草拟的)。乾隆喜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其字圆润遒丽,很有功底。每到一处,必要御笔垂青,西湖十景就是由他亲手题的碑。这些爱好对乾隆健脑、强身、养性,是大有裨益的。

    乾隆帝的饮食也讲究养生之道,一年四季早膳前都要先吃一碗冰糖炖燕窝。在早晚两正膳中,也常有燕窝菜。乾隆喜欢吃新鲜的山珍,一次他到避暑山庄去,食用的药膳单都是以鹿肉为主,鹿筋拆肉、烘鹿肉、鹿肉丸子炖豆腐、鹿尾烧鹿肉等等。乾隆还喜欢吃各种药粥,这些粥对于老年的脾胃很有益处。八珍糕乾隆也非常爱吃,他还亲自配制了八珍糕的配方,包括党参、茯苓、白术、薏米、芡实、扁豆、迷莲、糯米、白糖,研成细末,和白米粉蒸糕,每天吃4到6块。在晚年时候,乾隆经常食用八珍糕,的确起到了健胃补气、固肾养脾的效果。

    乾隆年间,清宫饮食十分丰富,但他食杂粮、蔬菜的习惯不改。每年春季榆树发芽的时候,清宫要食榆钱饽饽、榆钱糕、榆钱饼。乾隆不仅自己吃,还将此供奉神祖,“宫内、圆明园等处佛堂供榆钱饽饽、榆钱糕”。宫内御膳房做的榆钱饽饽分送后妃、皇子们,还赏给王公大臣们品尝。这体现了乾隆帝的饮食粗细搭配、粮菜互补的合理膳食。

    乾隆也注意进补,但适时适当,而不乱补。所用“松龄酒”、“龟龄集”之类,主要由补脾肾、益气血为主的中草药制成。这也是符合医学道理的。补肾可以滋先天,补脾可以壮后天,肾气强盛,脾胃健运,气血充盈,身体自然强壮。

    烟草从明代传入中国后,京城达官贵人中十有###都嗜烟,乾隆也曾经一度嗜好抽烟,而且非常上瘾。后来乾隆患上咳嗽,御医看过之后,认为是抽烟的结果,乾隆这才觉出抽烟的危害,于是命令侍臣不得再给他进烟,果然,没过多久乾隆就不咳嗽了。历代皇帝都是任性而为,只要自己喜欢的就不管是否有益,但是乾隆在生活上能够及时节制不良癖好,这也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夏季饮食    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小吃历史悠久。北京小吃俗称“碰头食”或“菜茶”,融合了汉、回、蒙、满等多民族风味小吃以及明、清宫廷小吃特色而形成,品种多,风味独特。北京小吃大约二三百种,包括佐餐下酒小菜(如白水羊头、爆肚、白魁烧羊头、芥末墩子等)、宴席上所用面点(如小窝头、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麻茸包等),以及作为零食或早点、夜宵的多种小食品(如艾窝窝、驴打滚等)。其中最具京味特点的有豆汁、灌肠、炒肝、麻豆腐、炸酱面等。一些老字号专营其特色品种,如仿膳饭庄的小窝窝、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合义斋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茸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等,其他各类小吃在北京各小吃店及夜市的饮食摊上均有售。

    清代《都门竹枝词》写道:“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糕炸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也说明北京历来有许多风味小吃。

    昔日北京不少家喻户晓的小吃,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早已消失,有的也很少见到,但是,大多数小吃保存了下来,有些小吃店还开到了一起,这样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顾客。

    东华门夜市上聚集了凉粉、扒糕、莲子粥、酸梅汤、红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龙虾、烤鱿鱼、炸蚂蚱、炸蝎子、炸蚕蛹等等小吃,安全卫生。护国寺小吃店经营的从庙会中的“碰头食”传下来的北京小吃,经过改良变得精细起来,没了过去的“个儿大、经吃、一个就饱”的粗糙,墩儿饽饽、枣卷果都小巧可爱;姜汁儿排叉、糖耳朵可谓是百般玲珑。锦芳小吃是从民国创始至今的小吃店,有麻团、杏仁茶、艾窝窝、奶油炸糕、炒疙瘩等等,以元宵最为有名,有山楂、青梅、桂花、豆沙、什锦、奶油、椰蓉等十几种陷儿。九门小吃是在过去的几家著名老字号的倡议下,由北京小吃协会出面组织的。里面的老字号有很多,比如年糕杨、奶酪魏、小肠陈、爆肚冯、瑞宾楼褡裢火烧、李记白水羊头、月盛斋等。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还有:王府井小吃街、什刹海小吃一条街(原前门小吃迁来)等等。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老北京人称冷饮为“冰食”。中国人吃冰食的传统源远流长,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贵族炎夏要享用冰食,先决的条件是要藏冰。当时,皇室都建有藏冰室。在周代,朝廷还设有掌管冰事的官员,专管斩冰、藏冰等事宜。因为技术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藏冰很不容易,因此在隋唐以前,能享用冰食的人极少,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恩宠,在天气炎热时会将冻冰赐给大臣。到了唐代,我国开始有了人造冰,在京城之中亦出现了卖冰的店铺。但夏冰售价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只能“望冰兴叹”。

    明清时期,由于藏冰业的高度发展,冰价暴跌,帝都北京城的“冰食”供给也很大的丰富了起来。北京老百姓也逐渐的开始用“冰食”消暑。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汤同,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在《红楼梦》中,记载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和凉茶等众多冰食。而清末民国以来,百姓家在伏天最盛行自制绿豆汤、莲子汤及用中草药熬制的暑汤,以避暑防热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场是什刹海,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盘”,远近闻名。

    老北京的冰食花样繁多,而老百姓最喜欢的非酸梅汤莫数了。酸梅汤,我国自古有之。老北京人喝的酸梅汤是由清宫御膳房传到民间的方子配制,素有“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之说,因此口味独特。据说最为精制讲究的酸梅汤,不用水煮,而用沸水浸泡酸梅。饮时也绝不往碗里加冰,而是在汤罐外用碎冰块“镇”,所以酸而不烈,甜而不酽,冰而不钻牙床。清乾隆年间,诗人杨米人所著《都门竹枝词》记载说:“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老北京售卖酸梅汤的店铺伙计和小贩们掂打着“冰盏儿”——两个小铜碗,一上一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并吆喝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碗儿尝——一个大一大碗儿勒!”孩子们听到门外这个响声,便向家长要几分钱,飞跑到大门外,去买自己喜欢的酸梅汤了。

    老北京的一些药铺在炎热的夏天,还经常在门前摆个长条桌,上面放着药店免费提供的药汤,这些药汤既解渴又祛暑。有一些药铺也常在供行人免费喝“暑汤”的同时,施舍一些藿香正气丸等小药包,上面通常印着店铺的字号以及“暑天防热,保重身体”等字样,既是社会慈善活动,也是做生意的宣传,从而扩大自家店铺的知名度。

    在老北京,还有一些专门给大宅门送冰块的送冰人。这些冰块是送冰人从冰窖里批发来的,他们赶着小毛驴儿,每天将冰块送到大宅门住户的家中。大宅门的住户将这些冰放入“冰箱”——里面贴着铁皮的木制箱子,来冰镇食物防止食物腐坏。当送冰车来到时,胡同里的孩子们非常欢乐,有的去摸凉冰,有的去拣掉在地上的碎冰碴儿含在嘴里以此为乐。

    老北京的冰食还有雪花酪、红白玻璃粉、果子干、杏仁豆腐、大冰碗等等。

    现如今,夏暑季节乃至冬天,“冷食”、“冷饮”在市面上随处可见,花样也更丰富了,但这都替代不了老北京冰食的独特味道。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胡同趣事    北京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

    戴帽子是满族男子的习俗,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剃发垂辫已成定制,因此北京的男子不分种族也不分长幼都戴起帽子来了。当时北京人戴的帽子大致可分为礼帽、便帽和风帽。所谓礼帽就是官帽,多用呢、缎或布制成,也有用皮子制成的。老北京的便帽,无论老少也无论尊卑都可以戴,这种帽子由6块同质料子拼制而成,据说早在明代初年,就因为它有天地四方的“六合统一”的意思而盛行于京城。风帽有棉、皮两种,用呢子或缎子制成的较多。帽扇至肩,可以保护脖颈以御风寒。

    清朝男子的服装以长袍、马褂为主。长袍的特点是,长过膝、领为圆,带大襟,有扣襻,袖适中,摆开衩。按规定:皇室宗族的长袍前、后、左、右开四衩,官吏的长袍开两衩。开衩的长袍,袖口要装饰箭袖,形似马蹄,故名“马蹄袖”,平时翻起,行礼时放下。普通百姓穿的长袍下摆不得开衩,俗称“一裹圆”,袖口为散口状。马褂是一种对襟、圆领、有开禊带扣襻儿的外罩衣,马褂多以绸缎织物为材料,也有用兽皮制作的。马褂颜色有蓝、紫、灰、黄多种,以黄色为贵,俗称“黄马褂”。一般平民不准穿,皇帝、巡行扈从大臣们可穿明黄色马褂。清代中晚期,赏穿黄马褂的勋臣相当多。

    清朝的汉族妇女服装一般有披风、袄、裙等。披风即外套,作用与男人马褂相似。披风内依次为大袄与贴身小袄,下装为遮足长裙。满族妇女的便装一般为长袍。有些讲究装饰的妇女,往往在长袍的衣襟、领口、袖边处镶上绦子花边,作为美的点缀。

    穿靴子也是满族的习俗。满族未入关前,常以皮子为面,然后絮进“兀刺草”,因此这种靴子被称为“皮兀刺”。入关以后则以布或缎为面制靴,同时也不再絮兀刺草了。当时,作为京城的主要居民的汉人,仍然是以穿鞋为主。总的来说,京城男子穿便服时以穿鞋为主,若穿官服则要以穿靴为主了。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惯,着弓鞋(尖足鞋)。满族妇女不缠足,多穿装有木底的绣鞋,俗称“高底鞋”、“花盆鞋”。

    清末时,北京百姓还曾不分男女流行穿裤子。裤子分满裆和套裤两种。满档裤用绸或布制作的都有。女裤在裤腿边上往往还绣着各种花纹,男裤多为素的。至于套裤,是一种无裤腰裤裆、只有两只裤腿的裤子,穿着时用带系在腰间。

    民国时期,北京妇女一般穿戴为上衣下裙。青年妇女多喜欢穿瘦身秀长的衫袄,衣领挺高,下穿黑长裙。后来,满族妇女穿的长袍推陈出新,逐渐成为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民国成立后,政府曾发布“剪发通令”,而且还制定了“服制条例”,条例中规定了男子和女子礼服式样。但这些并没有贯彻实行,对普通百姓的穿着打扮影响不大。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四合院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胡同)来”之句。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个。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如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等等。

    实际上,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除了音译的之外,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马司胡同、钱粮胡同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现在很多的胡同名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北京胡同记载了元朝以来北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仁义胡同的来源,就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相传明代时,两位大臣是邻居,只一墙相隔。一次大雨泡倒院墙,在重修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因此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大家都知道慈禧垂帘听政的故事,她所用的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这些竹帘磨损后会被换下,因为旧帘子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对老北京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除了星罗密布的胡同外,就是驰名中外的四合院了。北京四合院之所以有名,首先在于它的历史悠久。北京四合院自元代建都北京开始,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当时,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居民之过京城老,以赀高(有钱人)及居职(在朝廷供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分给迁京之官贾营建住宅,北京传统四合院住宅大规模形成即由此开始。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更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北京四合院所以有名,还因为它虽为居住建筑,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北京四合院的营建非常讲究风水,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说,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

    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各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也充满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走进四合院,就像步入了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北京的四合院的建筑有其独特之处,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坐北朝南而建,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3正2耳共5间,东、西房各3间,南屋不算大门4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生动诙谐地体现了老北京居民四合院中的典型风景。

    北京四合院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一般用砖木建筑,房架子的檩、柱、梁以及门窗等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梁柱门窗在房子建好后都要用油漆彩画。这样一来,北京四合院虽然没有宫廷苑囿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是色彩缤纷。四合院的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北京四合院的建设不仅是对空间的有效利用,在古代还起到了方便生活的作用。北京地处我国北部,冬季非常寒冷,四合院内的居民在冬季均睡火炕,炕前一个陷入地下的煤炉,炉中生火。土炕内空,火进入炕洞,炕床便被烤热,人睡热炕上,顿觉暖融融的。四合院内生活用水的排泄多采用渗坑的形式,俗称“渗井”、“渗沟”。四合院内一般不设厕所,厕所多设于胡同之中,称“官茅房”。北京四合院,这种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创造出来的民居形式,伴随人们生活成百上千年,留给了我们极丰厚的历史遗产。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婚姻习俗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冲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现在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北京自元、明建都以来,已成为五方杂处之地。蒙古入主中原后,蒙古族的风俗也随之传到北京,元大都中的蒙古人的婚俗,与中原地区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颁布的圣旨确定了元朝的婚姻礼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大都中蒙古人的婚俗也实行一夫多妻制,在男人所娶妻妾数量方面没有限制,蒙古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但是蒙古族传统的习惯,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得非常严厉。如果发现通奸现象,不论女方是否成婚,通奸者都将被处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记载说:“(蒙古族妇女)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聚集了大量仕宦之家,这些家族相互攀比,婚事办得越来越奢华,不但聘金越来越高,而且酒席越摆越大,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元朝统治者在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诏令,规定了聘礼和喜筵的最高限额。一般根据财力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上等户的聘金为“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下户依次递减。喜筵的规格为“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元大都地区的汉族民众对结婚的礼俗也十分重视。男女双方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一笔钱财,作为聘金。办喜事的前一天,新娘还要沐浴、剃面等,一切费用均由男方支付。成亲之日,双方还要大办筵席,广宴宾朋好友。

    明代,北京地区的婚嫁礼仪更为隆重、繁杂。当时,北京人订亲要合礼,算男女年龄生肖是否相配,如果相配,就正式定亲,双方确定嫁娶的日子。到了正式娶亲前一天,男家向女方送席一张,公鸡二只,以及其他杂物,俗称“催妆礼”。在明代,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须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记载:“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穿凤冠霞帔,一是图吉利,二是证明自己是嫡妻。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会将马鞍放在地上,让新娘跨鞍而过,称作“平安”。进洞房之前,男方还会请阴阳先生以五谷杂粮在洞房内“撒帐”。结婚三天后,女方娘家给女儿送衣服和食品,并且走访男方的亲戚,称作“三朝”。从明代北京婚俗看,较辽、金、元诸代有所不同,更多地吸收了南方地区婚嫁的因素,没有太多陈规陋俗,显得喜庆、大方。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戏园子    北京人过年,除一般年俗外,还有一个主要习俗,那就是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历史悠久,说白了,它就是民间的市场、娱乐园和求神拜佛的场所。

    庙会作为民间市场,它具有全国各地的“赶集”性质。北京的庙会上货物多、品种全,不仅有供给富贵人家的金玉绸缎、字画图书,还有老百姓可以购买的粗碗废铁、风味小吃。还有孩子们喜欢的风车、面人等土特产品。北京的庙会,虽无今天超级市场的豪华、整洁,却也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任凭选购,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庙会还是北京人的娱乐园,老北京的电影院、戏楼很少,且入场价格昂贵,穷人进不去。而庙会上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游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洋片等表演,无奇不有。有以精湛的武术为特长的,如少林、五虎、开路等;有以技巧高超取胜的,如高跷、中幡、太狮、少狮、杠子等;有以舞蹈俏丽而引人入胜的,如小车、旱船、秧歌、花钹、跨鼓等。民间艺人登场献艺,老百姓花一点小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欣赏他们的节目,让老百姓过足眼瘾。北京的庙会,在夜间还常常设灯市,让白天没有逛够的人们在晚上接着逛,明朝宰相张居正写诗《元夕行》描述灯市的盛况:“禁城迢迢通长衢,九门万户灯光里,花怯春寒带火开,马冲雾连风云起,弦管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洗雕鞍湿,陌上风回珠翠香。”

    庙会还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后,中国土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为了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增加了娱乐内容,如佛像出巡、杂技表演等等,引得老百姓争相观看,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庙会。

    北京最早的定期庙会是都城隍庙的庙会,城隍庙在明代是一个著名的寺院,据明代的《燕都游览志》说:“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约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同。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可见当时都城隍庙的庙会是十分盛大的。清代时每年五月十一还在这里举行祭祀城隍的活动。

    清康熙六十一年护国寺重修开庙设市,很快就取代了城隍庙,成为京城最大的庙会之一。隆福寺是北京名刹之一,香火兴旺,其规模居京城庙会之首位。厂甸庙会也是北京历史上大规模庙会之一,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兴起于清乾隆年间,庙会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在民国初期是北京唯一的官设新节庙会,是老北京在过年期间游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北京的庙会经过千余年的延续,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那硕大的风车、三尺长的糖葫芦、精巧的面人,伴随着一声高似一声的吆喝声,把庙会渲染得独具老北京的文化特色。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戏园子,又称戏台、戏楼,是专供戏剧等表演艺术使用的古代建筑。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出现戏楼当在距今有近2000年的东汉。在元大都时期,戏园被称为“瓦舍勾栏”,此时的元杂剧演出就非常兴盛。戏楼一般分两层,第一层是戏台,前脸用青石砌就,十分规整;第二层是楼。戏楼是“一殿一皋”式,一殿一皋即两条屋脊,这种建筑从外观看,风格独特,非常壮观。戏楼又分前后台,前台就是戏台,后台是间很大的屋子,是演员化妆、休息、存放道具的地方。

    老北京的戏楼大致可分为宫廷戏楼和民间戏楼。宫廷戏楼又可分为宫廷苑囿戏楼和王府私宅戏台。北京的宫廷戏楼和王府戏台主要建造于乾隆年间以及慈禧、光绪时期。北京现存戏楼的主要代表有:故宫的畅音阁和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畅音阁座落在故宫宁寿宫院内,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完工。主要用于举行盛大仪典和大戏。德和园大戏楼的戏台形制与畅音阁基本相同,最盛时期为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每次来到颐和园,必于次日开锣唱戏。清初北京的王公贵族们,不能随意到皇宫或颐和园看戏,但此时的戏曲娱乐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时尚,因此,一些贵族和商贾们开始自己营造戏厅、戏台,雇请戏班。其中的恭王府戏楼保存至今。

    北京曾经兴盛过的民间戏楼可分为会馆戏楼、酒楼戏园、乡镇庙宇戏楼等。现存经营最好的会馆戏楼是位于宣武区的湖广会馆,此处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光绪年间又曾转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私宅,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楼内三面设有包间,可容纳数百人一齐观看演出。除了湖广会馆,北京还有两处清朝前期建造的著名会馆戏楼。一处是北京现存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阳平会馆戏楼,它位于北京前门外小江胡同。另一处为位于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楼,这座戏楼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建成,由浙东地区的在京商人集资兴建,为的就是有一个“###之所,饮食燕乐之地”。

    酒楼戏园在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四大徽班”进京逐渐走向极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岁”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据《道咸以来朝杂记》记载,道光和咸丰时期,仅正阳门外的酒楼戏园子就有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中和、广和、天乐、裕兴园等九家。

    因为酒楼戏园是经营性的,戏楼的营建也就不甚坚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戏楼大都毁于战火。在北京郊区还散落着一些民间戏台,这些乡村戏台的设置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当时商业交通、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临时的,也有永久性的建筑,这些戏楼也大都受到破坏。令人欣慰的是,在文物的保护维修过程中,一些戏楼在人们的努力下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娱乐功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去戏楼听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讲究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传统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多。确切地说,过去老北京人把所喜欢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多称为“玩物”,而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养的宠物实在是不少,大致分起来有四类,一是鸟类,二是虫类,三是鱼类,四是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老北京人把养宠物当做一大雅事,是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事。

    老北京养鸟的人大多生活悠闲。文人多养百灵、靛颏、红子一类;体壮者多养画眉;撂地卖艺者则多养交咀、“老西儿”一类。遛鸟不独是给鸟儿“放风”,主要在于驯鸟儿,教给鸟儿一些小技艺,并观赏、娱乐。北京人喜欢养鸟,除了图个乐儿外,还有养心健身的“作用”。过去有句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是人,心变宽了,体变壮了,日子过得就豁亮。”所以无论文人墨客、梨园名优、杏林国手,还是车夫、轿夫都有好养鸟的,只是贵贱不同而已。

    北京人玩虫儿,主要玩蝈蝈儿和蛐蛐儿。北京人养蝈蝈儿有不少的讲究,一是要选上品的蝈蝈儿,讲究全须全尾儿、叫声悦耳;二是颜色正、品相好,一般多选黑、绿、青三种;三是要善动爱跳,越是活泼爱闹的蝈蝈儿越有人缘儿。北京人买蝈蝈儿时绝少买一只,而是买一对,一则是老北京人有成双成对的习惯,双为吉利数;二则是两只可以相互戏逗,叫得更欢。买回来的蝈蝈笼子大都挂在屋檐、门楣、窗前或院子的葡萄架或海棠树上。从此,蝈蝈儿的鸣叫就成了四合院里最动听的声音,一直能叫到立冬。

    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俚语。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的。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是“乐战九秋”。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

    享誉国内外的水中宠物金鱼,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金鱼是鲫鱼变种,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而其他的金鱼则被称为“小金鱼儿”,两者价格相差也甚远。有身份、有地位的主儿,家中养鱼专有鱼把式伺弄。老北京家庭养鱼的,一般以圆形三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饲养。因时间用的已久,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观鱼更为艳丽。

    在兽类宠物中,老北京人过去饲养较多的是猫和狗。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大多以毛长者为贵。一般认为白者、黄者为上品,黑者、杂色者次之。此外,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名曰“雌雄眼”,俗说“爹一只,妈一只”,此为“波斯种”。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以为不祥。北京人认为养猫乃高尚之情趣,其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以为礼品。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卖猫、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

    北京人也喜欢养狗,但狗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猫的数量,有钱人一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袖狗、叭狗。袖狗仅一掌大小,然生性好斗,又叫“斗狗儿”,可藏于袖间,因此得名。这些人将狗置于桌案上观其争斗、撕咬,以博得一乐。普通老百姓在四合院里多养些小京叭、小柴狗,

    此外老北京人饲养的宠物还有鹰、龟、猴、鸡、鹅、隼等,但数量不是很多,只有对它们特别喜好的人才会饲养。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理发业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多,讲究多,禁忌也多。俗话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确实,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色景观和文化之一。老北京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但是,到胡同中去参观旅游,却不能用“逛胡同”或“串胡同”来表达,这是因为,胡同中妓院比较集中,一些嫖客今天去这条胡同,明天去那条胡同,在胡同里逛来逛去,串来串去,寻花问柳。日子长了,老北京人便把那些经常到胡同妓院里嫖娼的人,先说成是“逛窑子”,后来就含蓄地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了。再往后其意逐渐引申,把那些作风不正派、不正经而在胡同里闲逛的人也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

    北京人还忌讳在屋子里面撑伞,老人们经常告诫小孩子:“屋子里面不可撑伞,否则房子会漏!”这当然带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顶棚就是北京平房的天花板,北京的平瓦房的顶棚,都是用木条加高粱杆和苇子杆扎的,再糊上壁纸。顶棚高不及丈,又是纸糊的,所以在屋内挥舞长物,极易捅破。

    老北京人还都知道“夜晚不可以剪指甲”!因为在电气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夜间照明条件简陋,视线不明,夜晚剪指甲容易剪着皮肤,十指连心,疼痛难忍,那时医药缺乏,全城也找不到一两家医院。即使送到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也不是平民负担得起的。指甲长了忍个一天半天也无所谓,何必犯此禁忌?

    北京人还有一种说法,小孩玩火会尿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玩火和尿炕并无必然联系。北京人之所以忌讳这个,是因为小孩好奇,喜欢玩火,不但会烫伤自己,又容易酿成火灾。小孩不知道玩火后果严重,却都知道“尿炕”后难免挨打受罚,又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听到“小孩玩火会尿炕”的警告后,也就不敢玩火啦。

    在住房方面,北京人也很讲究,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住房条件的选择。除此之外,北京人还忌讳在四合院中种松柏树、桑椹树和梨树,因为松柏树大多种在坟地中,“桑”与“丧”,“梨”与“离”谐音。北京人有句俗语:“桑松柏梨槐,不进府王宅”,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人还忌讳院子里的地面比胡同、大街的地面低,原因是一进门就得跳蛤蟆坑,而出门从低向高,如似登山,明显不吉利。

    此外,数目字中,单数不吉利,一般人都能接受。但是住宅间数除外,四合院中的北房或三间,或五间,如果有四间的地方也要盖三大间,每边再盖半间,美其名曰:“四破五”。至于东西厢房,也多以三间为准,目的是在院中建筑组合里产生一条中轴线,这条线如似人身上的脊梁,是院落中最重要风水源头。正因如此,双数在北京住宅建筑方面是不吃香的,所以,北京出现了这么一句俗语:“四六不成材”。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澡堂子    在古代,中国人本不剃头,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于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理发业。中国古代的男子一般都束发留须,即使需要梳理,也是自己动手。女子则或挽发髻,或绾于头上,不需理发。佛教和尚和比丘尼剃光头,都切是由寺里八大执事之一的“维那”负责的,但并未形成行业。

    清入关后,颁布使汉人满化的“薙发令”,强迫汉人依满俗剃去前半部头发。薙发令规定:凡大清军所到之处,汉民限于十日之内,尽弃明朝衣冠,尽行薙发改装,服饰仪节,皆遵满制。清朝廷在北京东四、西四、地安门与正阳门前搭建席棚,勒令过往行人入内剃头,违者斩首,这便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京城地面广阔,这四处地方并不能很快地给北京人剃去头发,于是,朝廷又批准军中伙夫在各处街巷建棚或担挑子串户剃头,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理发业。

    老北京理发业当时在大街上有门脸的叫剃头棚儿,同时也有挑挑走街串巷的。他们大都手里拿有一铁器,当时人称为唤头,形状似大镊子,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呛啷”一声,随走随响,以召唤主顾。当时,他们除剃头刮脸外,还为客人掏耳朵,按摩、推拿、正骨。有的上年纪的老人理发剃头时爱睡着,这个时候剃头师傅就会顺式给你按摩一阵儿。有的胳膊腿脚不舒服的,他还给你推拿。他们的剃头挑更是有讲究,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儿热”,是因一头是专为客人洗热水头的地方。上边是一铜盆,下盆架为放热水的小火炉,而圆笼边立一旗杆,旗杆上有青丝穗,其下边有一寸斗。

    民国初年,人们思想落后守旧,妇女不敢进理发店理发,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理发行当,一些原是在大都市替富宦人家的太太、小姐梳妆打扮的妇女开始为北京妇女理发,大家叫这些人为“梳头婆”。1926年有了专门为女子理发的理发店,或在理发店里专设女部。店铺设备、匠师技艺、所用器具和材料都逐渐西化,改用推子、剪子、洋刀、沙发转椅和厚玻璃长镜。

    解放初期,走街串巷的理发师傅仍是只会理男发,女发要到理发馆去理。这些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给小孩剃头都功夫了得,他们能在小孩的哭闹乱动中给孩子把头剃好,那锋利的剃刀还不伤着小孩子的娇嫩的皮肤。北京人有为婴儿剃胎毛的习惯,因那时的孩子太小,不少家长不愿抱着孩子跑到理发馆去理发,当听到门口传来“唤头”的声音后,便会把理发师傅请来为孩子剃胎毛。

    在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小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理发师傅也大都加入到了理发馆中,这样在北京的街巷中便很少听到那“噌、噌”响的唤头声了。理发馆一般在店外设立一个红蓝相间、不停旋转的灯作为幌子,告诉来往的行人这里是理发馆,请大家来理发。改革开放前,京城理发店都属国有,可等级不同。王府井的“四联”、西单的“第一理发店”等老字号名店,是考究的顾客的去处。而小街道、小胡同等居民聚居之处那不大起眼的小理发店,却是北京普通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如今京城已很少能够见到国营理发店,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各类私营美容美发店。

    那些目睹过剃头师傅下街剃头的老北京们,或许仍记得“唤头”清脆悠扬的“呛啷”声在寂寥悠长的小胡同里回荡……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北京澡堂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寺院僧人们开办的“香水行”。明朝永乐年间,北京开始出现正式的洗浴业。到了清代,澡堂子的地盘已经扩展到了西直门、朝阳门一带。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行业逐渐兴盛发展起来。

    最早,澡堂只招待男人,而且设备简陋,只在房间内设一水池,水池边放长条板凳,如果洗澡人多,则临时准备衣筐,筐口系有竹牌,标明号码,客人将衣服脱下,连同鞋帽放入箱内或筐内,即入池洗澡。洗完,认号穿衣上路,不得久待,否则,掌柜的就要高喊:“洗的洗,晾的晾,不洗不晾穿衣裳,洗澡别打盹儿,摔了腰和腿,买张膏药贴,洗澡不够本儿。”浴客如果还不穿衣走人,老板就要下逐客令了:“诸位穿着穿着,腾个箱儿,前起让后起儿。”

    到了20世纪30年代,澡堂行业逐渐扩大,市内各主要繁华街道都有了规模不等的澡堂。1916年,北京出现了女浴室。1928年,澡堂的经营者们成立了浴堂商行会,后改称浴堂同业公会,澡堂经营业由此形成了一大服务行业。

    老北京的澡堂子也有三六九等,最高档的是头等官堂,是为那些大官、富商们服务的,澡盆、卫生、服务都是一流的,有钱人不仅在这里洗澡,还在这里睡觉、吃点心、喝茶、打麻将。北京在解放前夕,设备最好的、价格最高的是“东升平”浴池三楼的头等官房。这里南近八大胡同妓院区,北连前门火车站,西是古玩市区的琉璃厂,东为黄金商市的大栅栏,地势之优自不必多说。这里均为单间套房,到这儿洗澡的包括当局的许多达官贵人、高级绅士、社会名流,在这里有嫖妓、有赌博、有吸毒……有的人在此夜以继日,一混就是十天半个月。

    次一等的就是普通官堂,每位三角至一元。比较著名的澡堂子有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清华池,位于王府井八面槽的清华园,位于杨梅竹斜街的东升平园,位于李铁拐斜街的西升平园,位于东四南大街的怡和园,位于壬广福斜街的一品香等。

    比官堂次之的就是“盆塘”,盆塘是单间雅座,客人多是小职员、教师一类的公务员,妇女们也经常带着孩子来洗盆塘。单间内设两个搪瓷浴盆,外设躺椅、茶具,设施也很是齐全,不过洗盆塘的客人多属市民阶层,没有太多的时间腻在这里吃喝玩乐,能够舒舒服服洗个澡就是很大的享受了。

    最低级别的澡堂叫做散座,也叫池塘,光顾于此的多是卖大力的劳动者。这些人到澡堂来,有的就是为了干净。有的并不是为了洗澡,而是为了讲生意,做买卖;为了买房子置地谈条件;为了帮助别人解决纠葛等。还有一种人是到澡堂里来躲债,欠人家的钱而到澡堂边洗澡边休息睡觉,以躲避债主要债。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至1949年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工商业萧条,居民生活苦,所以每逢年节,一些洗澡的客人中,有一部分从早晨开门到晚上始终都不走,洗了睡,睡了洗,饿了让伙计去给叫饭,直等到晚上伙计高喊:“各位明天再来,静堂啦!”他们才无奈地离去。大多数澡堂还写着楹联:“身有贵恙休来洗、酒醉年高莫入堂”,提醒有皮肤病的客人、喝醉酒的人和年岁大的人不要进澡堂洗澡。

    建国后,除了大机关、大工厂有内部浴池以外,一般商店、工厂根据工作性质每人每月发二至四张澡票,作为一种福利,凭票到营业性浴池去洗澡。北京几百万人口,只有几百家澡堂子。所以,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尤其年终岁末,街面上的澡堂子就人满为患,常常是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洗上澡。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北京老百姓在家里就能洗上热水澡了!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会馆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意思是指只有戴上马聚源的帽子,脚上蹬上内联升制作的鞋子,身上穿着瑞蚨祥缝制的衣服,钱包里装上“四大恒”即四家大钱庄的票子,才算有身份、够气派。这句顺口溜体现了“老字号”曾经的辉煌以及在百姓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顺口溜中的四大老字号除了四大恒钱庄不复存在外,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依然是北京的主要商店,而且还传承下一些老北京绝活。除了顺口溜中这几家,同仁堂、月盛斋、东来顺、全聚德、馄饨侯等等百年老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入了北京人心间。

    北京老字号“老”在历史悠久,长者数百年,短者大多也创立于明、清两代和新中国建国前。主要集中于工商业、手工业、饮食业、民间艺术及文化艺术领域,包括饭庄、商店、食品店、文物珠宝店、书店、影剧院、药店、制造厂等。这些老字号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色,远近闻名、经久不衰,其字号本身就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在这些“老字号”中,若以时间先后计,菜市口的“鹤年堂”可以说历史最为悠久。鹤年堂建于明嘉靖四年(1526年),它比最负盛名的同仁堂还要长两百岁。“文化大革命”前,鹤年堂还存有嘉靖年间使用的账本。过去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意思是说同仁堂精于药丸,而鹤年堂制造的汤剂选料严格,制作精良。

    这些“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使“全聚德”成为北京的象征。而京城民间“歇后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等,生动地表述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正是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特色的“老字号”,汇聚成了京城“老字号”大商业文化的魅力。“老字号”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创出了独特的经营之道,成为一种知名“品牌”。这种“老字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含金量是难以估算的。

    今日的老字号,虽然有些衰败,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曾动摇。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百姓们仍满怀兴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与感受。老百姓的这份情缘,恐怕正是老字号们在这个变革社会中的出路所在吧!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最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结合部的山前地带。这里是从华北去往东北、西北和蒙古的诸多山间通道的共同起点,又是沿太行山麓从中原到北方的通道的终点。由于华北大平原曾经湖沼密布,只有通过这条通道才可以往来于北京与中原地区之间。在未有铁路之时,从中原至北京必经永定河渡口,再经广安门入城。清末修铁路时,京汉铁路北端也是经丰台、马家堡、永定门,最终至前门。这样,元、明、清各朝来京的大批官员、举子、商人都要经过宣武区旧城区进入京城,这一地区,因为明朝有“宣南坊”之名称,也被称为宣南地区。清代以后,“宣南”泛指宣武门以外之南城地区。

    由于此处地近内城,且邻近繁华的前门商业区,更是因为道路的四通八达,明清时期,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会馆。每条胡同里,少则三四处,多则十几处,它们往往紧紧相邻,形成了宣南一带浓厚而独特的会馆文化。所谓会馆,在明清时期多是由各地在京城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员、富商出资修建,为本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提供食宿的馆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驻京办事处”。这些会馆在明清、民国时期,网罗同乡、联谊乡情,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解放以后,这些会馆失去原有的作用,有的被各式机构占用,有的改建为民居。

    保存至今的会馆,或因历史人物而知名,或因建筑特色如戏台、房厦而知名。每一个会馆,都住过该省进京的举子,都出过进士,都有许多故事。宣武区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南的大吉片地区是北京现存会馆的核心区。随着会馆的不断聚集,一些商人开始在会馆附近开设为士子提供书籍、纸张、文具的店铺。会馆附近逐渐繁荣起来。

    这些会馆中,最有名气的是南海会馆和中山会馆。南海会馆旧址位于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原为董文恪(董邦达)故第,由在京海南籍官员筹资买下,后又购入一幢相邻的房舍组成了南海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康在这里写过许多诗文,并与维新派多次策划变法方案。1895年4月,当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连夜起草了万言书,并发动1200多人联名到督察院投递,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他还在会馆内创办报刊《中外记闻》,成立粤学会、保国会,强烈宣传变法维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由此出走香港,其弟弟康广仁被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在菜市口刑场就义。南海会馆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等。

    中山会馆在宣武区珠朝街5号,相传为明代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分前、中、后三大院,这些大院又被许多小跨院环抱着,大门内是一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客厅的四周有回廊环绕,另外有魁星楼、戏台、假山、水池等。院内还种有各种树木,是一所十分优美的会馆。

    中山会馆的前身是广东香山会馆,由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创办,后因香山县改中山县,香山会馆也就更名为中山会馆。这里很早就是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在这里活动过,后来又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中山会馆曾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现在原建筑大部分还保留着,已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篇 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 老北京的城墙    老北京们都知道,北京有句关于城门的俗话儿,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内城、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其中的“内九”,指的是东边儿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北边儿的德胜门、安定门;南边儿的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外七”是指明世宗为加强城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修的外城城门:最北边和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东西两边儿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南边则是左安门、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皇城四门指的是:东有东安门(现东华门),南有天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地安门。

    实际上,城门其实就是一组防御设施建筑的总称。它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这几部分。到了清代,“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逐渐发展起来。这一带,尤其是正阳门一带,店铺林立,成为了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崇文门又叫“哈德门”,设有税关,买卖人多出入崇文门。东便门则是由大运河运来的南方货物的集散地。宣武门外有许多会馆,当时的文化人常出入宣武门。在前三门商业区中,还出现了以经营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与此同时,南边的永定门也发展成为南城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门。

    北京的牌楼,亦称牌坊,为高悬牌匾而建的纪念性或装饰性建筑物,常立于庙宇、陵墓、衙署、园林前或街道路口。北京的牌楼按建筑材料分,有木牌楼、琉璃牌楼和石牌楼等;按规格分,有两柱一间、四柱三间、六柱五间等;按用途分,有贞节牌坊、功德牌坊、山门牌坊和街道牌坊等。牌楼的历史源远流长,形式千变万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诗·陈风·衡门》记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所谓的“衡门”就是牌坊的前身。在组合的建筑群落中,牌楼也相当于“门面”,是街道或建筑群的身份证。

    北京是全世界牌楼最多的城市。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闹市区的详称应该叫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只可惜,这些地区的牌楼已经被拆除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300多座。现仍有百余座古牌楼傲然屹立在各景点,几乎每座古牌楼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旧时北京著名的牌楼还有前门大街五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帝王庙牌楼、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等。这些牌楼多在20世纪50年代因妨碍交通而拆除。北京城内幸存下来的牌楼,主要是坛庙寺观门前的一些牌楼,像地坛的牌楼,如今重新刷上了鲜艳的油漆。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故宫:体味皇家森严风范    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中国古代工程的杰作。它始建于元,建成于明,沿用到清以至民国,历经七个世纪之久。据统计,北京城墙仅用砖一项就是4000万块,土、石、灰、木之巨难以统计。明清北京城共有四重城墙,最里面的一重,是围合封建皇宫、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紫禁城城墙;再往外,是围合紫禁城及其周边宫廷服务区的皇城城墙;接着向外,便是清代时只允许旗人居住的内城以及会馆云集、在19世纪末经常发生“公车上书”这类知识分子参政事件的外城。

    元代定都大都后,大都南北较长,呈长方形,城墙周长60里,墙基宽24米,墙高8米,全部为板筑的夯土墙,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土城墙。到了明朝,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内城南北较短,仍呈长方形,东、西城墙在元旧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城墙周长40里,高3丈5尺5寸。

    这一时期,正阳门外人口增多,为防犯外族的侵扰,1542年,刘伯温等即倡言修筑北京外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上书说,城外人口激增,应添修外城;北京城郊尚遗存有金、元城故址“周可百二十公里”,如能“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内城外郭”的重城制正相吻合,因此嘉靖帝即下令兴工修筑。后来因财政拮据,经严嵩巡视后提出应先筑南面城墙,待以后财力充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于是将北京城南已经筑起的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外城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动工修筑,十月完工,三面全长28里。于是北京城才形成“凸”字形。清代只是对城墙进行了个别改建、重建和维修,对城墙的基本结构没有做大的变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后印度兵驻扎正阳门城楼,一次夜间取火,引发火灾,正阳门城楼被焚。在此次入侵中,八国联军还用大炮轰塌了崇文门箭楼与朝阳门箭楼,擅自拆除了广安门和东便门外城墙以及崇文门的瓮城。

    民国时期,城墙已多有毁坏和改变。1917年先后拆除了天安门南段皇城城墙和西皇城根灵清宫一带皇城城墙。1923年后,又陆续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至太庙以外的其余东、西、北三面皇城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内有“卖黄土”一行,他们的货源即是古城墙的内芯,这也是古城残破的一个原因。但从总体上说,北京的城墙基本上还是完整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成为首都,开始现代化城市建设。参加北京建设的土木专家梁思成等人主张保存古建筑城墙和城楼,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北京城墙开始大规模地被拆除。至今只有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内城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保存下来。1968年之前,北京城的各段城墙基本尚存,后来随着环城地铁的修建,城墙基本上都拆除了,只剩下东南角楼西侧等几段残垣。

    如果说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筋骨与容颜,经济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艺术就是一个城市同样不可或缺的神经细胞。艺术的产生,是城市从单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艺术的多元化,更是城市繁荣昌盛的代表性展示。

    从宫廷到民间,在这片古都沃土上产生的艺术让人叹为观止。上个世纪50年代,雕漆、景泰蓝、牙雕、玉雕被称为“四大名旦”,是京城工艺美术的代表。老北京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名家荟萃、文化内涵深厚、技艺精湛;艺术的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充分展示了北京的传统吉祥文化。

    老北京民间艺术形式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年代的作品记载着不同时代北京人的劳动、生活、娱乐。绢人、面塑、杂耍、鼓书,充分展示着不同时代北京人的聪明才智。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颐和园:皇家御用避暑胜地    故宫也称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院内陈列我国各个朝代的艺术珍品,是我国最丰富的文化和艺术的宝库。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一(北京故宫、凡尔赛宫、白金汉宫、白宫、克里姆林宫),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故宫的宫殿建筑,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排列,左右对称,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整个紫禁城。规划严整,气魄宏伟,极为壮观。在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雄伟、堂皇、庄严、和谐,属无与伦比的杰作。它标志着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展示着500余年前我国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

    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宫殿中设立了综合性的历史艺术馆、绘画馆、分类的陶瓷馆、青铜器馆、明清工艺美术馆、铭刻馆、玩具馆、文房四宝馆、玩物馆、珍宝馆、钟表馆和清代宫廷典章文物展览等,收藏大量古代艺术珍品,据统计共达1052653件,占全国文物总数的六分之一,为国内收藏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中很多文物是绝无仅有的无价国宝。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天坛:规模最大的坛庙建筑群    颐和园,位于山水清幽、景色秀丽的北京西北郊,原名清漪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位列中国四大名园(另三座为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并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此园始建于1750年的“康乾盛世”,面积为290公顷(4400亩),园中有景点建筑物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古建筑3000余间,面积70000多平方米,古树名木1600余株,其中的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都已成为了人所周知的代表性建筑。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清政府挪用海军军费等款项重修,并于两年后改名为颐和园,作为慈禧太后晚年的颐养之地。从此,颐和园便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颐和园,主要是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的,它集中了全国园林艺术的精华,构思非常巧妙且独具特色。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颐和园又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1902年再次修复,并于1924年对外开放。后来在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时期又遭到破坏。1949年之后,政府不断拨款修缮,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2月2日,颐和园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2007年5月8日,颐和园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八达岭长城:守卫北京的军事要塞    天坛在原北京外城的东南部,始建于明朝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用工14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名为天地坛,总面积为273公顷,是中国古代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之地。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圜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圜丘坛、皇穹宇等,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

    在明朝初年,天与地原是合并在一起祭祀的,南北的郊坛都一样,设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是方形11间的建筑物。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逐渐废而不用。嘉靖十九年(1540年)又将原大祀殿改为大享殿,圆形建筑从此开始。清乾隆、光绪帝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在天坛公园的格局,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也均在此时改建。

    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天坛的评价是:天坛建于15世纪上半叶,坐落在皇家园林当中,四周古松环抱,是保存完好的坛庙建筑群,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都反映出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这些建筑还体现出帝王将相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天安门:追忆伟人挥手的岁月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是世界上古老的伟大建筑之一,是我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一部分,也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在明长城中,独具代表性。该段长城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

    八达岭长城,其关城为东窄西宽的梯形,建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嘉靖、万历年间曾修葺。关城有东西二门,东门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门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两门均为砖石结构,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各有通道,连接关城城墙,台上四周砌垛口。八达岭长城为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明长城的八达岭段是长城建筑最精华段,集巍峨险峻、秀丽苍翠于一体,“玉关天堑”为明代居庸关八景之一。1953年修复关城和部分城墙后,辟为游览区。

    八达岭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山西、内蒙、张家口的交通要道。而且,八达岭的年平均气温比北京低3℃以上,成为“夏都”延庆的旅游龙头。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也经过此地,并在此处设立车站。它也是明长城向游人开放最早的地段,八达岭景区以八达岭长城为主,兴建了八达岭饭店和由###主席亲笔题名的中国长城博物馆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旅游服务设施。八达岭景区以其宏伟的景观、完善的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而著称于世。

    1961年3月,“万里长城——八达岭”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风景名胜之首;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2年被评为“北京旅游世界之最”中的第一名;1995年八达岭长城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5月8日,八达岭长城由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王府井步行街:中华老字号汇集地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当时的天安门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的五洞牌坊,朱漆金钉,光彩夺目。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为“天安门”,它有汉白玉石的须弥座,高大而色彩浓郁的墙台,上有两层重檐大楼,东西九间,南北五间,象征皇权的“九五之尊”。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了典礼,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会场在天安门广场。广场成丁字形,丁字形一横的北面是一道河,河上并排架着五座白石桥;再北面是城墙,城墙中央高高耸起天安门的城楼。丁字形的一竖向南直伸到中华门。在一横一竖的交点的南面,挺立着一根22米高的电动旗杆。

    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下,八盏大红宫灯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八面红旗迎风招展。下午三点整,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跟群众见面了。三十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在这战斗的声音里,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这庄严的宣告,使全场三十万人一齐欢呼起来。这嘹亮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齐欢跃起来。

    开国大典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从此,天安门成了伟大祖国的象征,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也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壮丽的人民广场。自1987年11月开始,天安门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天安门也迅速成为了众人向往的旅游景点。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明十三陵:祭奠沉睡地下的皇魂    人们常说王府井遍地黄金,由此可见王府井是多么的闻名遐迩与历史悠久。历经万千沧桑的王府井,之所以被称为王府井是因为这条街道上一有王府,二有井。说到它的由来,我们不能不提到它那漫长的演变过程。

    从历史上来看,早在辽、金时代,王府井所在之地还是中都城东北部的一个野旷人稀的村落。只是到了元代,在京城建立大都时,王府井这块地方才开始繁华起来,居家也逐渐增多,慢慢地在这里形成了一条专门卖菜的街道,随后又有了丁字街的名号,丁字街便是王府井演变成商业街的雏形。

    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从南京迁都北平,并且把北平改为北京。定都北京之后,朱棣在此大兴土木,在建城的同时,在东安门外丁字街东南大片土地上建了十王府,以示皇恩,于是此地形成了王府群。到了嘉靖年间,丁字街就叫十王府街了。从这个时候起,为了满足皇家和达官显贵们消费的需要,十王府街的店铺也骤然增多,逐渐地,这里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也成为了中华老字号的汇集地。

    说到被称作“王府井”的那口著名的水井,有人也许会问这口井到底在哪里。

    它就在今王府井大街南段路西,具体地说就是在东安市场北端西门对面便道上稍北的地方。因为这口井位于明代十王府街、清王府大街上,所以便称为“十王府街之井”、“王府街之井”,又或因其拗口,便渐渐地简化为“王府井”。这便是王府井的由来,简单地说,王府井大街是以明朝王府和井命名的。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圆明园:耻辱者的墓志铭    明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皇帝的陵墓,坐落在今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总面积为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一处皇陵建筑群。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一位太监。

    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据说当时明代的术士认为,这里是风水宝地,因此被明王朝选为营建皇陵的地方,并依次建有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共十三处陵地。

    明十三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而且建筑雄伟,体系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2003年,明十三陵又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目录》。

    十三陵位于一个具有天然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这种依山建陵的布局也曾受到外国专家的赞赏,如英国著名史家李约瑟说:皇陵在中国建筑形制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整个图案的内容也许就是整个建筑部分与风景艺术相结合的最伟大的例子。他评价十三陵是“最大的杰作”。他的体验是“在门楼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山谷的景色,在有机的平面上沉思其庄严的景象,其间所有的建筑,都和风景融汇在一起,一种人民的智慧由建筑师和建筑者的技巧很好地表达出来”。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周口店猿人遗址:寻找那颗头盖骨    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三园面积计5200余亩,有150余景,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观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西洋楼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公正地说,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它称为“万园之王”。

    就是这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园林,却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的10月,遭到了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与焚毁,成为我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幕。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后海·四合院:寻找京味的感觉    京城南郊的周口店,因挖掘出土了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而闻名天下,但挖掘出来的猿人头盖骨几经转手,最终却突然神秘失踪,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而成为了一桩悬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29年12月1日,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北平西南50公里的周口店挖出了一颗完整的60万年前的猿人头盖骨。现在,除了1966年挖掘的那个头盖骨被锁在了中国科学院的保险柜外,解放前所挖掘的五颗头盖骨均下落不明。

    这五颗头盖骨本是在1929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发现的,依据协议,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均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不准带出中国。“七七”事变后,眼看日本人要占领北平,研究工作的主持人魏顿瑞想把化石带到美国继续研究,但由于协议的限制,他只带走了一套模型。

    1941年9月,形势更加严峻,裴文中电询在重庆的翁文灏所长如何保存化石。翁回电说可以交给美国人先保管,待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裴跟美驻华使馆联系,却长时间没有答复。11月初,重庆电示北平可将化石交协和医院转交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走。当时新生代室技工胡承志在珍珠港事件前两周,把五颗头盖骨包装在两个白木箱里,由中国工友运到协和医院的F楼。此时魏顿瑞也接到指示,将化石送往美国大使馆。当魏顿瑞看到两只精心装裹的大木箱安全进入美国大使馆后,松了一口气,但他哪里知道,这一去,化石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8日,日军就赶到协和医院来“接收”,当然,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只看到空空如也的大保险柜。1942年,日本派出密探四处搜寻,不久传出在天津找到化石的消息,但随即又加以否认。不过,从那以后,日本人变得讳莫如深,再也不提化石的事。战后,美军在这个岛国广泛查找,仍然一无所获。

    此后几十年,许多不同国籍的学者为这批稀世珍宝仆仆奔波,作出了种种猜测,但时至今日,关于“北京猿人”的下落依旧扑朔迷离。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北海:如诗如画的皇家园林    后海,古老的街道里散发着沉积了多年的北京文化的气息,让到此的我们体会到了真真切切的老北京风情。

    要说后海的北京文化,就不能不提及北京的四合院了。完全可以说,四合院是北京最具传统意义的民宅形式。北京的四合院,早在辽代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了,后经金、元,再到明清时期的逐渐完善,最终成为了北京城最具特点的居住形式。由于后海距离故宫非常近,而皇城脚下的居所又非同一般,所以后海的四合院是最典型的,也是最具京味的。其实,仔细观察一下故宫,你就会发现它的结构也非常像一个大四合院。

    正规的四合院一般自西向东贯穿胡同而坐北朝南,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3正2偏5间,东、西房各3间,南屋不算大门4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如以每间11—12平方米计算,全部面积约200平方米。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

    在皇权时代的京城,要是说能够住在四合院的大多是皇宫贵族或者是有钱人。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北京的四合院越来越少了,现代文化弥漫着整个京城,许多的老房子都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而胡同则变成了柏油马路。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人们慢慢的意识到了四合院并不只是一种居所形式,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简陋的平房,它像故宫一样是我们北京的名胜古迹,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文化象征。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雍和宫:尊贵大气的皇家寺院    北海公园,位于北京市的中心,是我国现存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北海景点的特点是密度大,但因为处处有空,处处包在植被之中,所以并不显得拥挤。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北海的设计是多么的密而不挤、景致无穷,又都那么的自然,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美感。

    北海园林的开发始于辽代,金代又在辽代建造的基础上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成了规模宏伟的太宁宫。太宁宫沿袭了我国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规制,并将北宋汴京艮岳御园中的太湖石移置于琼华岛上。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太宁宫琼华岛为中心营建大都,琼华岛及其所在的湖泊被划入皇城,赐名万寿山、太液池。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万寿山、太液池成为紫禁城西面的御苑,被称为西苑。明代向南开拓水面,形成三海的格局。清朝承袭明代的西苑,乾隆时期对北海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奠定了此后的规模和格局。辛亥革命后,1925年北海被辟为公园对外开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北海公园的保护极为重视,拨巨资予以修葺,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香山:红叶满山人心醉    雍和宫,是我国著名的喇嘛庙,也是藏传佛教的盛地之一,而且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寺庙,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历史背景,是北京久负盛名的旅游和祈福的好地方。

    雍和宫的前身是王府,也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做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以后,这里便成了皇帝的行宫,正式赐名为“雍和宫”。雍正帝驾崩后曾在这里安放他的梓棺,以后十年这里供奉过雍正的画像,在乾隆九年(1744年)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皇家第一寺院。

    在这座寺院里,有一块具有历史政治意义的大石碑不能不提。当我们游览此地的时候,进了第一座大门雍和宫门之后,在第一座大殿雍和宫之前,就会看到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亭中有一块大型四面碑。这块碑叫《喇嘛说》,高6.2米,正方柱形,每面宽1.45米,上面用四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喇嘛教的来源、作用和教制教规。碑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碑文的汉字则是乾隆的御笔,字体工整漂亮。这块石碑既体现了大清对藏传佛教的统治政策和政治态度,也是我国宗教文化的反映和展现。

    除此之外,作为皇家寺院,雍和宫里还存有许多珍贵的物品,包括大量的历史碑刻、匾额,大多都是皇帝的御笔,还有大量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以及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喇嘛来京时的珍贵遗物、密宗造像等等,这使雍和宫成为一座非常高级且尊贵的皇家藏传佛教博物馆。至今,雍和宫里仍有不少来自内蒙古的喇嘛,使其香火常年兴旺,而且国内外的参观者也络绎不绝。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国家博物馆:历史在这里沉淀    香山,又称静宜园,位于北京海淀区的西郊,全园面积为160公顷,最高峰海拔557米,是北京著名的森林公园。1186年,金代皇帝在这里修建了大永安寺,又称甘露寺,并于寺旁建造行宫,此后元、明两代的不断修建使得皇家园囿初步形成规模,清代乾隆年间对香山大兴土木,使之作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静宜园”,而名列清代著名的景观“三山五园”之内。

    香山的景点虽然很多,但最有名的当属香山红叶。秋天的时候,漫山遍野的黄栌树叶红得像火焰一样。据史书记载,这些黄栌树是清代乾隆年间栽植的,两百多年以来,逐渐形成了拥有94000株的黄栌树林区。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是观赏红叶的最好季节,红叶的延续时间通常为1个月左右。半山亭、玉华山庄和阆风亭都是看红叶的好地方。

    关于香山之名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香山得名于最高峰的钟乳石,其形似香炉,所以被称为香炉山,简称香山。另一种说法认为,香山是得名于古时候香山上的杏花,花开时其满山遍野的香味使得此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香山”。

    东宫门,是香山公园的正门,原东宫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所见到的是新翻修的大门,清代乾隆皇帝题的匾额“静宜园”便悬挂于此门楣之上。此外,著名的景点玉华山庄便处在了香山公园的中心,这是在明清古刹遗址上建的山庄,是秋季观赏红叶的理想之处。还有始建于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昭庙,主要由牌坊、虹台和琉璃塔组成,是一座大型藏式喇嘛庙,以及始建于明代嘉靖元年(1522年)的见心斋,清代的时候得到了重修,这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古迹,为香山之内的“园中之园”。这些都是去香山值得参观、体味的景点。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北大·清华:梦想起飞的学术殿堂    中国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东侧,是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两馆合为一体后,以中央大厅为界,北半部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系统展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

    该建筑于1958年11月动工,1959年与人民大会堂同时建成,成为建国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并于同年国庆之际开始接待观众。1961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整座建筑南北长313米,东西宽149米,总建筑面积达69000平方米。中央部位和两翼的中部是四层建筑,其余部分为三层。在总出入口处,24根方柱组成了富有中华民族风格的11孔巨型方柱式门廊,门廊两端是两座高达39.83米的柱楼。廊额上黄色和红色石料镶嵌成的多面红旗簇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浅黄色的外墙和用玻璃砖镶成的金黄翠绿的屋檐,色彩鲜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以中国通史为主,通过举办有关历史、考古、文物等方面的多种专题陈列,以及临时展览、常设国际交流展览和捐赠品展览等不同形式的展览,向公众系统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优秀的民族传统和当代主流文化精神,并全面地展示与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与辉煌文化,介绍世界文明与优秀文化。通过高水平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公众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推动博物馆事业发展。国家博物馆还将成为首都中心区供公众进行高品位文化享受的重要场所。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07年进行改扩建工程,2010年将完成改扩建,建筑面积增加到15万平方米,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的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造和维修。新馆部分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建筑风格与老馆保持一致,建筑体量比现在老馆略高。改扩建工程完成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无论从文物藏品、展览规模、硬件设施还是从人员组合上都达到了与其相配的规模和水平,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
第四篇 后奥运时代北京旅游攻略 爨底下:不可多得的古村文化经典    北大、清华,作为坐落于北京海淀区的著名高等学府,百年来一直以其久远的教育传统与浓厚的学术氛围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学子前来求学。

    北京大学,作为国内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大学,在人文科学领域代表着国内最高学术水准,无论是在传统的还是在新兴的人文科学领域,北大都卓有成就。当然,北大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建树不凡,理学领域在全国高校中以七项第一、两项第二显示了北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卓越实力,医学领域5个学科全部进入三甲。北大的学术声誉更是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在2006年英国《泰晤士报》一年一度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大学排名十五,超越了东京大学成为了亚洲第一。

    同样,北大也是各国政要和诺贝尔奖得主来访最多的学府,他们从容自若的言谈、温文尔雅的举止、渊博高深的见解,让每一位北大学子受益匪浅,学到了课堂上未能获得的知识。

    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同样也是中国大学的楷模与先行军,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准则与格调,这又并不妨碍它吸收外面更先进的思想。每年,清华都要聘请国外优秀的教师来这里任教,这些老师的到来也给清华注入了新鲜的思想与血液。

    北大、清华自创立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在国际上最具知名度的大学,在这里,可谓是青年才俊、大师名家云集,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学子都能感受到名家的风范,聆听大师的教诲,使得这些学子都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思想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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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http://www.tw1234.cn/files/article/fulltext/12/12970.html#13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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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北京中轴线

    提起北京的中轴线,人们都不会陌生。可是如果说到由中轴线串联起的建筑,恐怕不会都能说全。这条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汇集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北京城的变迁。建筑大师梁思成这样赞美:“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这条中轴线始于元朝,至明清两朝形成了现有的规模。明清时的北京城,皇宫居全城中心,受三重城垣包围,皇城是朝廷重地,禁止一般百姓进入;内城居住着官僚和商人;外城为一般平民居住。

    说起中轴线的魅力,我听过这样一个传说。清朝时有个外国使者要到北京来朝见皇上,但他表示不想给中国皇帝下跪。于是,中国清朝的官员让这个外国使节从前门走进北京的皇城。

          这个使节进入前门后,看到了清朝的第一道门,大清门,他发觉眼前的景物不一样了。在此之前,北京城全是灰墙灰瓦,然而走过大清门,他看到建筑物的颜色都是黄瓦红墙,一条大道把他一直引向天安门。

          他看到天安门上黄琉璃瓦,红柱子,红墙身,前面是白色的金水桥,白色的华表,白色的石狮子。当他走过金水桥、天安门后,又见到一座和天安门一模一样的建筑——端门。走过端门、穿过端门广场,看到的是午门。午门城墙两面伸出来,像个巨人伸出双手,欢迎使者。在高大的城墙面前,人显得很渺小。午门上有吹号的迎宾队伍,午门前有一个钟楼,一个鼓楼,有钟鼓齐鸣。

    接着,使节又走过内金水桥,终于到达皇城。在见到中国皇帝之前,他还需要走过太和门。他跟着礼部官员走过太和门,看到了太和殿。太和殿建在一个高大的三层石台阶上。爬到石台阶上之后,外国使节说,我不得不下跪了,我跪的不是中国皇帝,而是中国如此辉煌的建筑。

    外国使节走过的,只是北京中轴线很小的一部分。

          现在,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建立,使北京的中轴线向北延伸,长度达到了25公里。下面的图片从中轴线的起点永定门开始,一直引领你沿着中轴线从古老走向现代。

 

永定门箭楼原貌(1957年拆除)

 
原永定门城楼(1957年拆除)

 
民国时期的永定门

 
2005年重建的永定门

 
起始点为永定门的中轴线已有850年的历史

 
按照传统的“隆庙社、崇阙坛”规制,在中轴线两旁对称排列各种坛庙建筑物。

 
先农坛

 
先农坛里的祭坛

 

连接天坛的中轴线

 
天坛

 
天坛鸟瞰

 
天桥(1934年拆除)

 
民国时期的正阳门箭楼、城楼和中华门

 
正阳门箭楼、城楼及天安门广场、故宫

 
改建后的前门大街,现在是步行街。

 
重建的正阳桥坊,也称五牌楼,原桥坊1958年拆除

 
正阳桥坊(五牌楼)

 
正阳门(俗称前门)箭楼

 
正阳门(俗称前门)箭楼

 
正阳门(俗称前门)箭楼

 
正阳门(俗称前门)城楼

 
正阳门(俗称前门)城楼

 
正阳门(俗称前门)城楼

 
中华门原貌明称大明门,清称大清门,民国时改为中华门,1954年拆除

 
民国时期的中华门

 
现在的毛泽东纪念堂就建在中华门的原址

 
人民英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

 
建在中轴线西侧的人民大会堂

 
建在中轴线东侧的国家博物馆

 
从天安门城楼俯望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

 
天安门   (2010/09/09雨霖修改转载/编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