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会2007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等文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7年12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政治学会2007年年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北国春城--长春隆重召开。来自全国7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政治学、行政学界近130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此次会议主要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主题，通过分组讨论、大会交流等形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分别就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以人为本与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等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现将会议期间形成的主要观点述评如下：
一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科学内涵、发展目标、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山东省政治学会会长包心鉴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又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所走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本质规定和科学内涵。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领导人民共同开创的，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因而突出的表现为四大基本特征：共产党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基础；依法治国是保障；以人为本是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这些本质特征又决定了这一新型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他把这些科学内涵概况为"四大民主"：一是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标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的政治协商制度；三是以直接民主为主要内容和主要标志的群众自治制度；四是以党内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政治制度。
一些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目标进行了探讨，认为政治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正义、清廉、和谐等都是中国政治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已显现出和谐的特征与趋势，和谐已成为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出要在政治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政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
有些学者还讨论了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问题。如辽宁师范大学的张爱军教授认为，坚持走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以民主法治为导向，以人为本为原则，通过完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积极主动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等基本途径，立足于国情寻找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生长点，实现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动态平衡，从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渐进式发展。
另外，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的李建中同志还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政策选择问题。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同时又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他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应在政策选择上作如下考虑：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努力保障国家安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力发展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积极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努力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从"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政治社会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政治手段，政治建设作为"四位一体"建设中的一体，相对于其他建设，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和意义。与会专家们就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政治建设与政体改革的关系、政治建设的内容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和谐首要的是政治和谐，因而建设和谐政治应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朱勤军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是以发展人民民主来推进政治系统相对融洽、均衡、协调有序的运行与发展状态，是政治系统的内在结构、各要素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是政治与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平衡与互相适应、共生共荣、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谐政治意味着公民政治理性的进步，多元政治关系的和谐，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有序，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与义务的拓展，政治资源的分配趋于平等和公正，政治生态的和谐，公平正义、诚心友爱以及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等等。而和谐政治的这些内容和条件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和政治保障。
有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天津师范大学的常士訚教授认为，政治建设是对原有体制的的变革、创新和完善，是现行政治体制巩固和扩展的过程。因此，政治建设本身离不开体制改革。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涉及以下内容：诸如政治意识、宪政制度、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执政方式、政治治理、政治选举、政治决策、政治监督、公民权利、公务员制度和基层制度等方方面面；而有的学者则主张从政府、大众参与、民主监督三个方面加强政治的公共性建设；有的学者还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建设中国家的政策能力、国家的动员能力等问题；还有的学者从宪政建设的角度提出依宪执政是我国政治建设的关键。
另外，学者们讨论更多的还是执政党建设问题。许多学者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从依法治国角度出发，认为依法执政、依法治党必然要求构建全面、系统、规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出制定《政党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者们还对党内民主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一致认为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路径。
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可见，我党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大家一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是个老话题，十几年前就开始争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既然没有得到解决，就还是个问题，就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学者们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背景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时，对"中国特色"四个字要认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要有正确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我们必须要站在"四位一体"的高度，不能像过去那样各项改革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转，也就是说，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仅要考虑经济体制，还要考虑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是四者共同推进、协调发展。有的学者提出了"后新民主义社会"的概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新民主义社会的特定阶段即"后新民主义社会"，而当前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到"后新民主义社会"的实际国情，积极稳妥的向前推进。
（二）以人为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李慎明会长在开幕式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以人为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他认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本质体现和具体表现。而我们的一切工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各项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以人为本与政治体制改革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联系的。与会专家学者在分组讨论中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以人为本不仅具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意义。有的学者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谛，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汇，是改革开放我们党的一次思想解放。以人为本观念的提出，是对尊重和保护人权理念这一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确认，为党和政府进行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有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从以神为本向以物为本的发展阶段，现在正向以人为本的阶段提升。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存在着愚昧的以神为本的封建残余，也存在着以物为本的现象（金钱拜物教现象）。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以官为本、以权力为本，官本位、权力本位渗透一切，影响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政治建设、政治生活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变。
（三）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进行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建设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能只靠制度来解决，还要重视政治文化的力量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如果没有政治文化上的认同，任何改革的设计和制度模式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不是进行不下去，就是扎不了根。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对称性关系，一方面，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必然受政治体系的影响。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加强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的转型对政治体制的巩固与完善也有重要的反作用，可以为其提供一种持久与深层的文化支撑。因此，在全球化态势与传统政治文化冲击的双重格局下，我们既要不舍弃中国本土文化，又要以开放的心态超越国家界限，实现中西政治文化的双重超越，在次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构建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称的现代政治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是民主政府的制度环境与制度精神，民主政府的建构需要政治文化的环境，政治文化为民主政府的改革提供方向，提供合法性支持，因而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的力量不断推动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四）学者们还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模式问题。如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国家公共财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路径，因为公共财政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改革公共财政可以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同时通过对国家财政制度的改革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资源。有的学者还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只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来构造的"中国模式"，而不可能是西方模式或其他别的模式，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或体制对于任何国家都适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特色"不能借鉴其他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相反，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有的学者就认为，越南从越共"九大"实行党的总书记差额选举以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对我国具有"改革实验区"的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视角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十一五"期间是我国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有学者认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安徽财经大学的朱世龙同志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保护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做到以下理念转变：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由刚性政府向弹性政府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随意政府向诚信政府转变；由拖沓政府向效能政府转变；由利益政府向中立政府转变；由守旧政府向创新政府转变。
四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实现形式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他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实现形式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谓是最多的和最为激烈的，讨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主"概念的反思和界定。上海师范大学的商红日教授认为，民主就是由人民做决定，而从古希腊民主开始到现在，人民无非是做出两种决定：一是由人民来决定谁做国家领导人；二是由人民做决策。在我国的制度框架内，民主的这两种涵义都具备，但是问题在于没有落到实处，因而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武汉大学的谭君久教授认为，世界上存在的民主都是具体的，但对形形色色的不同类型的民主却是可以加以抽象的，而只有通过这种抽象，我们才能对民主认识清楚，否则就会陷入对民主的不可知论。他也从两个方面对民主进行了规定：一是内在的本质规定，即民主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被统治者、被领导者对统治者、领导者的统治方式、领导方式包括由什么人来统治、什么人来领导以及以什么样的政策来统治、来领导的认可或同意的一种制度；二是外在形式的规定，即判断民主的一些基本指标或对民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包括公民平等地、普遍地享有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参与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种权力和以选举、投票等基本形式以及其他适合的形式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
（二）民主权力的配置和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权力归根结底就是四权，即党权、民权、政权和法权。社会主义离不开党权，中国人民离不开民权，国家建设包括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政权与法权。而在当代中国，尤为重要的就是党权，党权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好解决。解决党权问题、真正实行依法执政，就必须要制定一个《政党法》，因为有了《政党法》，不管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参政的民主党派，都有了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活动领域。其次就是民权，民权主要是指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这就要求制定一部《自治法》，因为有了《自治法》，人民行驶当家作主的权力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就有了保障。还有的学者认为，工人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应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但是现在一些企业里工人根本就没有民主权力，相反，两种人的权利却在不断扩大：一是企业的领导，二是新兴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举例来看，浙江有89个人大代表，其中有十四个是私营企业主，而这种情况全国各省市大体相似。所以，有很多学者都担心人民的、群众的民主权利越来越难以保障。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扩大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际的民主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的实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中南财经大学的赵丽江提出了"工作场所民主"这一民主实现形式的问题。她认为，推进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是具备工作场所员工参与的条件的。工作场所的民主涉及到的所有的工薪阶层，涉及到社会观念的变革、理论的创新，也关系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贵州省委党校姜大仁教授对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农民创造的"五合章"理财（即将刻有"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写着"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分别有四名村名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才可入账报销）这一农村基层民主形式和实践进行了政治学思考，他认为，这种"五合章"理财的民主形式暗含了分权制衡的原理，创造了监督村官的有效形式。
学者们还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实现形式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的金安平教授认为，在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面临着很大压力和矛盾的。所以人们既渴望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以摆脱西方民主化的控制，同时希望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能够得到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认可和接受。她指出，协商并不排斥选举(投票)，它只是指出了现实投票中的不足以及改进的方向。她还说，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达到只靠协商无需选举就能理性地筛选领导人和决策的程度。东北师范大学的张等文同志指出，协商民主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虽然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但是我们通过对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本土资源的分析可以发现，协商民主不仅是适合中国的一种民主形式，而且由于党和政府的推动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使它在中国发展已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发展协商民主的路径也不同： 像英美等选举民主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所走的是"以协商民主补充选举民主"的路径，而像中国这样的选举民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应走的是"以协商民主带动选举民主"的路径。
另外，很多学者还对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进行了研讨。北京师范大学施雪华教授认为，党内民主建设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人民民主，相反，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而人民民主才是党内民主的终极目标。 通过党内民主推动和实现人民民主，就可以保持中国政治民主与政治秩序的平衡和平稳发展，使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有序的政治轨道上运行而不出现政治与社会动荡。有的学者还对部分学者中持有的"先党内民主后党外民主、先基层民主后高层民主"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民主应该同时推进，因为没有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了动力，没有高层民主，基层民主也就失去了方向。
五 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问题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他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驶，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说，对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的强烈关注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与会专家学者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有的学者认为，在完善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虽然不能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用权力制约权力那一套，但其对权力必须进行限制、防止权力高度集中和滥用的理念，并根据国情建立有效制约机制的做法，则是应当汲取和借鉴的。
有的学者从法学的程序化视角探讨了如何使权力监督更有效的问题，认为监督有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制衡的问题，是一个程序化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公司法领域的监督和政治学领域的监督进行了比较，认为公司里的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公司法对公司里的权力行使和运用作了程序上的硬性规定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机制。譬如公司里的监事会不仅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在程序上有具体法律给其行使权力提供保障，同时考虑到监事会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公司法还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赋予独立董事参与到决策中进行事中监督。
福建师范大学的林修果教授从公共舆论监督的视角探讨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理念。他认为，要保证公共权力合法合理地有效运作就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而公共舆论监督在有着浓厚自由传统的西方政治体制中作为"第四种权力"，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备受推崇。西方重视公共舆论的做法对我国完善公共舆论监督机制，防止腐败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推进舆论监督发展完善的举措，即加快新闻立法，逐步实现舆论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调整舆论格局，确保各种舆论渠道的畅通无阻。
上海大学的程竹如教授从"公民监督权"的角度指出了我国现行监督体系效能不佳的基本原因在于缺乏公民监督的动力源泉。他认为，强化公民监督权，必须完善和创新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条件和机制：即要提高公民监督权行使的组织化程度；适时引入公益诉讼制，充分发挥公民诉权监督的作用；强化公民监督同人大监督的组合，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等。
贵州省委党校姜大仁教授认为，我国存在着"一硬三软"的权力监督机制，即法律监督机制（硬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软监督）、组织监督机制（包括人大监督、纪委监督、组织部门监督--软监督）、道德监督机制（软监督）。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这些监督机制都留下了许多漏洞，因而腐败不断发生。所以要完善"一硬三软"的权力监督机制，具体调整办法为：一是改变法律的结果监督（事后惩罚）为过程监督，明确程序监督主体-纪委和人大；二是赋予各级人大、纪委对各级党政行政过程独立的监督权力，健全程序监督机制；三是建立领导干部道德行为监督法，明确领导干部的隐私权带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利的性质，对领导干部道德行为--含隐私权的监督，是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利的保护；四是制定媒体监督法，赋予各级媒体必要的监督权。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对与本次研讨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杨海蛟同志围绕着本次大会的主题及自己的实际体会作了总结报告，对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会最后在团结、愉悦的氛围中胜利闭幕。
此次研讨会正值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不久，全体与会代表坚信，只要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十七大的基本精神，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集思广益、万众一心、精诚团结，政治学界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贡献。
（注：根据会议发言与论文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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