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看任弼时 叶剑英 刘伯承 王震有哪些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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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
早在学童时期，任弼时就开始注意读报，并对读报的重要性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在题为《说阅报之益》的作文中写道：“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中国有言：秀才不出门，能知世界事。此阅报之谓也。”“吾人在校岂可不阅报以广其益乎？”
1915年，11岁的任弼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在同年级的同学中，他年龄最小，个子也比较矮，并不引人注意。但不久，老师便发现他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一有时间，任弼时就去师范部阅览室读报。通过读报，任弼时知道了很多国家大事，了解了不少时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任弼时能够独立思考，并尝试着对时局和政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一篇题为《近日闻见录》的文章中，就当时日本在湖南开设银行一事发表评论说：“日本在我国湖南开设银行，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一省之财政完全寄托于银行，今湖南银行之纸币低落一至如是，若均为日中银行所吸收，则全省之财政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若迫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这篇文章透过表象，揭露了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银行的真正目的是操纵和控制中国经济，并由此发出“尤为国存亡之一端”的担忧。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五六月间，当时任弼时不过十二三岁，如此年纪，能有这等见解，与他经常读书读报不无关系。
长征时期，在信息来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任弼时依然注重读报。他十分珍惜每一份能够收集到的报纸，《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字林西报》，以及伪满洲国的《盛京时报》等报刊，他都要仔细品读，通过报纸上的消息，了解中央红军及红军各部的动态，估量战争形势，考虑相应的战略。 任弼时一直坚持读报，后来患病期间也是如此。1949年11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赴苏联治疗。期间，他坚持阅读《真理报》、《党的生活》等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动态、世界格局变化。他还特意把其中关于“二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和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内容译成中文摘录下来，以备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参考借鉴。1950年6月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及书记处各同志，还提到“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叶剑英：“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
叶剑英生前办公室写字台桌面玻璃板的下面放着这样一张字条：“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叶剑英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来的这一座右铭，凝练地揭示了处理工作、学习和休息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
关于工作，叶剑英认为要“抓紧时间工作”。在叶剑英看来，不管是不是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时间，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不管是不是睡觉时间，只要工作一来就马上去做。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拖拉拉。
关于学习，叶剑英认为要“挤出时间学习”。1964年3月7日，叶剑英接见勤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民解放军某部三连副指导员廖初江，在询问了廖初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情况后，叶剑英表扬他善于挤时间，勤奋自学。他对廖初江说：“学习的时间主要是靠自己挤出来。努力挤，就有；不挤，就没有。”这句话来自于叶剑英的亲身体会。早上，他一般会早起一会用来读书。《辩证法唯物论诸问题》这部近33万字的书，就是他连续用9个早起的时间读完的。白天工作间隙，他常用来读书看报，自学外语，主要是英语。吃饭和散步的工夫，他用来听秘书根据有关资料汇报国内外形势。晚上入眠前，他也是习惯性地读会儿书。他读过的书上记载的时间许多都是深夜12点以后。如在《马卡洛娃讲演集》一书的倒数第二页背面边白上记载：“阅过，18／10，1951年，1时15分，于北京北长街81号。”又如在《论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的最后一页正面边白上记载是：“阅完，1952年2月21夜，12时45分。”还在这里题写了“珠江江上月如钩，夜阑人静好读书”两句诗。
此外，叶剑英还会利用外出视察途中和住院休养的时间读书。如《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的方法》一书，就是他在视察工作的途中读完的。记载在该书《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一文的第四页背面天头上的时间地点是“8／3，1950，正午，离开岳阳北上”，记载在本书最后一页背面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8／3，1950，阅完，于岳阳、武汉间”。又如阅读《当前苏联军事学说与战略的关系》一书时，记载在本书最后一页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10／3，1956，在301医院”。这样一来，叶剑英的休息时间更少了，只好“偷点时间休息”。他有时工作累了，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休息一会，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叶剑英认为，为了革命建设的需要，再辛苦、再劳累也值得，必须养成主动抓紧时间、挤时间读书学习的习惯。叶剑英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院长（指军事科学院院长——引者注），实在惭愧，脑子里的科学也不多。怎么办？要么爬上琅琊山，要么退休，解甲归田。还是要爬山，科学的大山要爬。马克思五六十岁才学俄文，干到老，学到老。人生就要干，要斗争，要战斗，过前进的人生。”
刘伯承：“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刘伯承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刘伯承学的这一门是军事学。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学。由此，刘伯承开始了钻研军事学的历程。
被派往苏联学习的时候，刘伯承已36岁，这个年纪学外文已相对困难。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攻克了外语关，并取得了俄文和其他各科的优秀成绩。留学期间，刘伯承刻苦研读外国军事著作，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将这几年所学付诸实践。他担任我党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根据战争的紧迫需要，有针对性地翻译、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多部苏联军事论著。
这里要特别提及校译《合同战术》的过程。这本书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洛夫写的一部军事专著，由延安组织人员译出初稿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付刘伯承校译。1942年，刘伯承在该书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他每到一个宿营地，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当时环境极为艰苦，有时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校看；有时连床铺都没有，他就坐在地上，在膝盖上摊开书稿翻阅。到了夜晚，他点起油灯，在微弱的灯火下，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放大镜，一边翻阅俄文原稿，一边查对俄汉字典，逐字逐句地仔细校阅。1945年秋，在指挥上党战役的紧张时刻，刘伯承以从容的气度，校完了《合同战术》全部内容。
据粗略统计，在战争年代，刘伯承参与翻译的军事著作总计数百万字。在烽火连天、军务繁多的环境下，还能从容自若、字斟句酌地翻译如此大量的著作，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属罕见。刘伯承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连敌军中的有识之士也感慨不已。鲁西战役后，国民党的一位军事将领在日记中写道：“有人告诉我，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败，不问可知。”
1950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刘伯承忙于军事教育管理工作，每天很少休息，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钻研军事科学和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的事业上。他努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知识。除了中国传统的兵书，他还注意研究毛奇、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外国著名军事家的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注意研究古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战史和两次世界大战战史、战例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为了读到更多的军事书，刘伯承尽一切努力搜集中外军事书籍。他曾托时任我国驻印度大使的袁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也曾向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刘伯承不断总结中外战争经验，形成自己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一生专注于钻研军事学，在我军军事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王震：为了胜利完成进疆、戍疆任务而读史
王震常自称“大老粗”，人们提起他也往往想到他作战勇猛、行事果断的一面，却疏于了解他爱读书特别是从历史书中汲取智慧的另一面。
1949年10月6日至8日，王震和彭德怀、许光达、甘泗淇一起在酒泉同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举行会谈，商讨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等事宜以及中共新疆省委、新疆省政府、省军区等机构的组建问题。王震带领部队提前几天到了酒泉。酒泉古称肃州，是河西走廊上的古代名城。刚一到达，王震不顾鞍马劳顿，便令人找来大量历史典籍，认真翻阅起来。王震特地对汉代的张骞、班超出使和经略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近代的左宗棠率部进疆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显然，王震此举是为了与国民党起义将领就解放军入疆和建设新新疆问题进行会谈做准备。
其实，早在解放西安的时候，王震就开始收集有关边疆政治、军事、地理、历史、宗教、民族、农业、水利等各种书籍和历史资料，在进军途中反复阅读。他的住处，床上、床下、窗台上、桌子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其中不乏平时不多见的古籍，如清代徐松撰写的《西域水道记》、俞浩撰写的《西域考古录》，以及《新疆私议》、《新疆识略》、《新疆图志》等，这些书籍有的因年代久远缺卷缺页，但偶得一见，他也颇觉欣慰。他从仅残存一卷的《新疆私议》一书中获益匪浅。此书列举了汉代以来经营西域的史例，论证了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重大意义；针对182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叛乱后的局势，提出加强军政建设，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以及探明当地水道、开发水利、实行屯田、发展边疆经济和巩固国防等主张。书中记载的这些历史经验，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王震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战略方针，起到了重要的资鉴作用。
王震在读史的同时，往往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自己的评价，其中不乏有深度、有创见的观点。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对左宗棠作过如下评价：“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他回忆说，解放初期，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宗棠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还能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当年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他还指出：“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原因是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而左宗棠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王震对左宗棠能作出如此客观细致的分析，是与他认真研读历史并注意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老一辈革命家们读书经历虽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却都充满着智慧，给人以启迪。任弼时将读报看作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说明读书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叶剑英仅以“抓”、“挤”、“偷”三字就巧妙化解了读书与工作、休息之间矛盾的难题，说明读书时间不是没有，关键是有没有读书的恒心和毅力；刘伯承一生钻研军事学一门学问，说明博览群书固然很有必要，但专于一门、学有所长也很重要；王震戎马倥偬，却不忘认真读史，且能鉴史知今，亦令人钦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读书能增加智慧，读书要读好也需要智慧。毛泽东曾说：读史是智慧的事。读史，读任何书都是智慧的事。（徐文钦，《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