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对谈李泽厚：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社会革命是绝对不可取的，中国不能再折腾了，但是思想革命呢？

《财经》记者 马国川

　　10月底的一天上午，学者李泽厚和秦晓坐在了一起。两代知识分子关注的共同话题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80岁的李泽厚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敏捷。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李泽厚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他提出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命题，让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启蒙的责任担当。

　　63岁的秦晓则感叹，“80年代也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他认为启蒙不彻底，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秦晓呼吁继续进行启蒙，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

　　李泽厚认为 “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不过，他更希望推动制度变革，以经济发展推动其他制度逐步地变革。

　　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李泽厚和秦晓各抒己见。有共识，亦有歧见。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性、建设性的讨论是非常宝贵的。

　　诚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财经》：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知识界已扩展到商界和民众。决策层并没有公开认同“中国模式”，但一些官员比较喜欢被包装出来的“中国模式”，在一些讲话中也流露出这种倾向。比如，认为中国30年来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反应迅速、出手快。两位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晓：这场争论发端于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和评价。

　　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缘于市场化改革，还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经济增长中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失衡等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代价。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重创，而中国政府则果断应对，迅速走出危机，这使得“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起来。

　　从以上看出，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

　　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

　　李泽厚：现在提“中国模式”值得商榷。“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论”宣称，中国的经济因为有政府干预，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能够很快地恢复，效率很高。的确，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手快，效果似乎也不错。这30年发展，由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的做法，也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目前的做法变成长期的制度，如果把现在走的路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值得商榷。

　　现在经济上仍有很多国家垄断色彩，绝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4万亿元大部分投给国有企业，这怎么行？包括一些民间商人、民营企业家跟官员勾结，以得到官员的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经济来说，中国需要让民间经济大发展，现在发展得还不够。只有民间经济大发展，才能够有个稳固的基础。虽然有“三十六条”，但是没有得到执行。很多领域还是国家垄断，所以才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

　　秦晓：政府对市场进行管制和行政干预，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滋生腐败，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某种程度的替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形成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李泽厚：我很赞同上述看法。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做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模式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如果执政者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很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中国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因此是非常错误的。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政界，都应该保持清醒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