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世中国普通民众心态扫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2:37:53
经过十年打拼的王炜如今已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房、有车、夫妇俩月收入超过七千人民币，在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生活水平算中上层。然而面对“你幸福吗？”这一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王炜心头犹如打翻了调味罐，麻辣酸甜难以表述。背负２０年的房贷压力、忙碌中日益疏远的亲朋邻里关系、再也看不到儿时那湛蓝洁净的天空、职场激烈竞争前程莫测……这些时不时闯进王炜内心的焦虑总是让他难以体味“幸福”。
在安徽省另一座城市合肥打工的蔡庆斌，也有着和王炜一样复杂的感受。进城打工多年，月收入已经超过２０００元，是在家种田的５倍。但是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孩子入学门槛高、医疗养老压力大，蔡庆斌说：“钱是比在老家挣得多了，但生活似乎总是轻松不起来。”
从２００５年ＧＤＰ总量赶超德法两国，到２０１０年连续两个季度ＧＤＰ超越日本，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短短几年，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多年追求ＧＤＰ粗放增长的背景下，一面是引人骄傲的宏观数据，一面却是令人焦躁的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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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收入差距":实实在在地藏富于民
工资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半年，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意味着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长此以往，居民消费能力必然下滑。
未来五年，满足百姓“腰包更鼓”的期盼，不仅需要调整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还需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减轻居民个税负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她为啥不愿意逛商场？
■近5年，两成多职工未涨工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
陈静越来越不愿意逛商场了。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然只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
然而，6年下来，陈静虽已是该单位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这个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工资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上半年，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比例过低，意味着百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长此以往，居民消费能力必然下滑。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陈静认为，增加居民收入，涨工资是最现实的手段。
数据表明，政府、企业、居民是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改革开放初期，这三大主体所占比例是24∶20∶56，而目前的分配比例是33∶30∶37。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成为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
不仅工资增幅慢，在居民中间，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心。
有统计显示，占全国职工人数不到8%的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55%；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10倍。
增加工资、缩小差距成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今年以来，各地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达到10%左右，有的甚至调高了25%；还有一些省市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期待“十二五”期间达成“倍增”的目标。
专家认为，涨工资是一项系统工程，依赖于对分配机制的综合治理，至少需要三种手段；一是法律手段，包括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二是市场手段，比如征收资源税，调节垄断企业暴利等，缩小行业差距；三是行政手段，即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继续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快给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吧！”
■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个税负担加重压力
37岁的张健是南方一所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每月基本工资、奖金、各项补贴等加起来累计有8000多元，可是，每月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近千元，这让他十分心疼。妻子在学校图书馆做临时工，收入不高，孩子上小学，父亲常年卧床。作为独子的张健，总觉得生活十分辛苦。
最让张健不明白的是：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办了家广告公司，可每月个人所得税不足百元。原来，这位同学将他工资定只为3000多元，虽然工资低，但由于公司是自己开的，很多生活开销都算在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中，日子远比张健殷实得多。
“论收入，同学比我高很多，可我缴的个税反而更高，这是不是不公平？”张健说。
自1994年我国实行新税制以来，个税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体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89，到2008年上升为0.469。10多年来，征收个税似乎未能有效遏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是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分类，分别征收、各个清缴。这样，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同时，个税对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是否过重、家庭支出是否过大，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张健查阅资料发现，2009年的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这让人很难理解。
按现行个税政策，2000元为起征点，超出部分在500—2000元的适用10%税率，2000—5000元的适用15%税率，5000—18000元适用20%税率。
张健认为，前些年，多数人月薪不过两三千元，月薪七八千元就算高收入，普通人的个税负担不重；如今，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多数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由于普遍适用较高的税率，缴纳税额大幅增加。近年CPI连涨，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偏重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尽快给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增收吧！”张健说。看病、上学何时才能不烦心？
■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社保短板
67岁的退休职工王学杰住在东北乡下，尽管心脏不好，但他从不轻易去医院做检查：“看病至少要去县城，不仅太麻烦，花费也很大。5年前我曾因肺炎在市里住过院，可是2000多元医疗费至今没报。”
他说，当地财政状况不好，因为积攒的医疗费很多，县里根本无力解决，他从不抱什么希望。
生活中，像老王这样的群体不算少数。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李红在广东深圳生活多年，但属非户籍居民，她告诉记者，“看病贵、上学难”是在城市生活成本高的原因，更是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之一，“我去年看了三次病，花了将近1000元。由于非户籍居民和户籍居民在医疗费用报销上差很多。我小病都是自己去药店买药。”至于子女上学，是难上加难，“凡稍有名气的学校，哪怕是交纳数量不低的赞助费，也很难挤进去。”
在农村，社保短板更明显。如西部某县，全县卫生人员有1069名，按照该省2001年的人才配置标准，全县至少要配置卫生人员2200名，缺口达上千名。有的乡镇连基本的设施都没有，农民“看病难”怎能得到解决？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专家表示，“普涨”不仅意味着工资要涨，基本公共服务更要涨，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均等化”涉及义务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社保、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方面。据发达国家经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可使基尼系数压低10个百分点。
比如，为解决当前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难题，专家建议：有两项工作亟须推进：一是完善基层社会保障机构，二是普及社会救助服务平台。“养猪挣钱到底有没有指望？”
■缩小城乡差距离不开稳定的支农政策
肉价涨了！入秋，生猪价格稳步回升，52岁的山东养猪大户李保军很高兴，忙着扩建猪圈，准备抓住年前的消费高峰，把去年的损失补回来。
“十一五”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台阶，2009年达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增收很难，最需要加快。
李保军养猪多年，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些年肉价不稳，风险很大，“靠养猪挣钱到底有没有指望？”
老李的儿子小李在镇上塑料厂工作。3年前，月薪2000元，现在还是2000元。几年下来，全家累计攒了四五万元。在以往，也应该算是个大数目，可现今，各项花费水涨船高，这些钱已算不上什么：“比如，从今年开始，村里已经不划宅基地了，儿子结婚，得到镇上的农村新区买楼房。一套下来，没有十几万元根本不够！”
老李认为，增加农民收入，还得靠稳定的好政策。“前年生猪市场供不应求，肉价上涨，国家给养猪户发了母猪补贴，鼓励农户养猪，这使我们很受鼓舞。”但总的来说，由于农产品价格总体偏低，各项补贴的增加还不能抵消成本上涨造成的影响，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挑战。
老李最操心的还是儿子。作为家里的独子，小李不愿意回乡务农，老李也不指望儿子回家和自己一起养猪。可是，在镇上的塑料厂，儿子又有多大前途？由于没上大学，他只是一名简单的操作工，在这个岗位上，工资肯定上不去。小李想学管理、学技术，厂里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吗？
专家表示，近年农民工收入增幅趋缓是不争的事实。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
此外，还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建设，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只有这样，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才能得到缓解和遏制。（记者 杜海涛）收入差距拉大是阶段性现象 5因素促转折点到来
新华网杭州９月１０日专电（记者 何欣荣、叶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９日在世博会“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主题论坛上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只是阶段性现象。随着国内城镇化率突破４５％，解决这一问题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建议政府从土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来促进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
李扬指出，可以证实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０．４７５（联合国标准认为０．４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
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六个：如居民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降以及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在这其中，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４０％。“如果能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上世纪９０年代的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０．４以下，而这一点并不是不可企及。”李扬强调。
李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从某种意义上不可避免。因为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这样的收入差距，“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当城市化、工业化到一定程度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扭转。”李扬表示，他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４５％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４６．６％。
是什么因素在促进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主要有五个：一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向城市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二是第三产业的崛起使得城市优势开始消失，在发展三产方面有时农村条件更加优厚。三是人口转移在某些地区接近尾声，已转移出劳动人口的收入会得到提高。四是追求绿色、亲自然的生活方式已成风潮。五是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
“在转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政府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促进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李扬指出，政府的行动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土地为核心，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二是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最终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从何发力 中国向收入差距宣战
中国7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类型，旨在减少收入差距的政府计划最多能防止最坏情形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是经济增长这句古老格言显得更加适当。 中国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率，使其能与中国的GDP增长率持平。
制定这一目标的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缓慢许多，使得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这样的趋势导致了许多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增长缓慢的家庭收入抑制了私人消费，纵然市场有能力制造更多的消费品也无济于事；这一趋势还促使公司的储蓄上升，因为公司收益的增长比家庭收入的增长要快；随着公司把储蓄投资于其他领域，这可能反过来会导致更大的投资或资产泡沫；此外，很明显，滞后的家庭收入促成了中国的贸易盈余局面，因为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使得中国的出口多于进口。
但是中国与GDP不成比例的家庭低收入---尤其是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同等程度地从快速增长的GDP中获益。一些社会群体，如技工、工程师以及金融业的职员，他们的工资大幅增长。都市人---有城市户籍的人---也获得了GDP的分红，因为政府经营的教育体系和社保体系将他们囊括其中。此外，公司的利润也得到了增长。那些通过某种方式分享资本收益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如民工和农民，他们的情况要差许多。前者的年收入为2000美元；后者的年收入可能只有前者的一半。这两种人群大致以相同比例构成了低收入工作者。低收入工作者占全国所有工作人员的65%-70%。虽然他们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但是提高的速度比过去20年中8%-10%的GDP年增长率要缓慢得多。
因此，新五年规划设定的目标还是对这些社会差距宣战的政策宣言。如今，这些社会差距是中国的紧要问题。这些差距最初为什么会出现呢？
30年前，80%的中国劳动力由农民组成。虽然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0%左右，但是比起城市和工业化地区的教育，农民教育受到资金匮乏以及人力资本都不足的困扰。这扩大了享有优越待遇的城市居民与农村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地理上的差异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一直有利于城市和工业领域，这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
最根本的问题是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让人人都能享有教育和好工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一些人会率先致富，这就意味着其他人会相对滞后。
30年的飞速发展只让中国一半的农民(2亿左右)转入工业或服务业领域。在这些行业中，他们的工资比原先翻了一番。但是起码有1.5亿农民仍然在进入劳动市场，争夺较为高薪的工作。
老一代的农民可能会留在家中坚守岗位，但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将继续离开农田，这似乎创造了无限量的劳动力，继而压低了所有工业和服务业中低文化职工的工资。其结果是几乎70%的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速度不能与其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持平，因此平均家庭收入不能跟上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鉴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趋势将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其实，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内继续恶化。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想要进行干预。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农村义务教育和扶贫的支出。地方政府也修改法规，有30个省份把最低工资提高20%-30%。
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计划最多能防止最坏情形的出现。在农民只占劳动力2%的发达国家或者在一个低收入人群只占总人口10%的国家中，政府的补贴可能可以矫正收入差距。但是中国的农民占了劳动力的30%-35%，7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类型，因此政府只能发挥微弱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是经济增长这句古老格言显得更加适当。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间在发展中国家得出的经验，以及最近从一些发达国家得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关注重新分配收入的超负荷社会计划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财政赤字、债务危机、超级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在未来的20-40年间，中国必须牢记这些经验教训。事实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创造是让数亿中国人永久脱贫的唯一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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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爆发白领欲逃离北上广：北京幸福指数偏低2010年11月26日 重庆晚报
交通拥堵，房价高、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甚至有八成白领准备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白领准备逃离京沪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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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房价高、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甚至有八成白领准备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首都变“首堵”
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
为了避开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文波每天6点就要出门，赶往位于东三环的公司上班。“其实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如果7点开车出门，正好赶上早高峰，肯定会迟到。”刘文波告诉记者。除了要早出门外，为了避开晚高峰，刘文波几乎每天都“主动”加班，20点才下班回家。“实在不想把时间都"堵"在路上。”他说。据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
不想当房奴
在太阳能行业工作的小肖，已经在广州打拼了5年多，好不容易跻身到白领一族。“在这座城市呆了这么久，我仍然有想回老家三线城市的想法。”小肖说，现在压力太大了，虽然每月的收入在这座城市中还行，但赚得多，支出也多，而且始终没有归属感。
小肖把没有归属感归根于在这座城市里没有房子。“以前房价低的时候，没存款；现在有点存款了，房价已经飙升。”超过万元每平方米的房价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我在这里买房子的话，就要成为房奴。而且在这里一个小户型的价格，可以在老家买豪宅了。”小肖表示，如果老家有不错的机会，她会立刻逃离。“在老家有一份2000元左右的工作就能过得非常不错。”
生活成本高在想逃离的白领中，他们都认为工作压力太大，生活节奏过快，每个月看似收入不错，但除开房租交通费伙食费以及人情费外，已经所剩无几。
人口膨胀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环境恶化
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据人民日报
它山之石
纽约：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
面对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纽约城市规划部门不得不开始调整城市发展战略。他们确定的城市规划调整方向，就是使纽约逐渐从城市化向“城郊化”过渡。
纽约的“城郊化”发展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市居住功能郊区化，就是把居民住宅迁移到城市郊区。
第二阶段是城市商业功能和产业功能郊区化，就是在纽约郊区城镇建立大型购物中心等商业网点，并把工厂企业搬到郊区。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纽约市郊区城镇建起了许多大型购物中心，人们不必再为购买生活用品而往返于市中心商业区。而城郊与市中心之间的土地差价也使许多企业纷纷向郊区城镇迁移，大规模的工业园和商业服务网点落户郊区，具有完善城市功能的中心区域在纽约郊区城镇逐步形成。
第三阶段是建立卫星城镇。这些卫星城镇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城市普遍存在的噪音、交通、住房、空气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也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城市幸福指数比较广州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为53.9%
北京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为43.8%
上海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为40.5%
其他城市幸福指数在70分以上的接近六成(58.2%)
大城市不好混 回到小城镇吧
关于大城市高房价、交通拥堵的报道屡屡见诸媒体，许多人在埋怨“大城市病”日益严重的同时，开始思考是不是该“逃离”大城市。
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小城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终将成为未来我国“市民社会”的重要生长点。加快小城镇建设，这是克服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引发“城市病”的一个有效途径。
有学者认为，白领回流二三线城市,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现在的二三线城市,在国际化、现代化、城市基础配套建设方面已经与一线城市不分伯仲，但却比一线城市更加渴求人才。社会学者认为，普通白领在大都市的月薪为五六千左右，但比起高成本的生活，基本上是“白领”。而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收入也能上升到三四千，虽然少了一两千，但是其生活质量却远远好于在大都市。因此，与其在一线城市让理想屈从于现实,不如到二三线城市放飞梦想。
中国二三线城市渐显“磁铁效应” 幸福指数较高- 2010年11月30日 工人日报
- 这些城市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生活成本相对不高，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和安逸，幸福指数较高，并且发展机会多空间大，也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在日前江苏省举办的“2011届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1万余名研究生进场与更多的本专科生争抢7382个岗位。在这批前来应聘的研究生，其中不乏“985”“211”名校生。据相关部门的调查，五成研究生表示对二三线城市有极大的兴趣。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城市生活压力，研究生们也变得更加现实谨慎，目光投向更为实际的二三线城市。
事实上，近几年来，二三线城市在逐渐以其较好的发展前景、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在就业市场上显现极强的“磁铁效应”，吸引大学毕业生和高级人才。
选择“二三线”更实在
中国社科院2010年7月29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出现的部分大学毕业生离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向地方城市流动的新趋势，我国应大力改善二三线城市就业与生活环境，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长期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一直都是大学生就业首选目的地。但最近一次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白领开始考虑到其他压力较小的城市寻找舒适生活。这些在一线城市居住三年以上的受访者中，55%的人表示他们将在未来几年内选择离开，主要原因是高房价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受访者普遍认为，与其呆在这些大城市承受那么大的生活压力，不如到诸如杭州、青岛和厦门等二三线城市寻求个人发展和生活的空间，更为实际和实在。
来自连云港的吉星是北京某知名高校计算机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留在北京工作，生活，曾是他最初的梦想。但几年的北京学习生活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北京的高房价和激烈的就业竞争，让他缺乏在这里拼搏的信心。因此，他将就业目光放在了南京。他觉得依靠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在南京奋斗出一个不错的前程，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还是可以实现的。“南京或者苏州这些城市发展前景也不错，对我来说更实在一些。”
一些选择二三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认为，这些城市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比，生活成本相对不高，发展空间较大，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和安逸，幸福指数较高，也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此前，在前程无忧网关于“去不去一线城市找工作”的投票中，有47%的人选择去非一线城市找工作，而这一比例数据在2009年年末为31%。在一部分大学生求职者眼中，一线城市代表着生存压力、竞争残酷、人际冷漠、环境污染，他们之所以选择回归二三线城市，除了为享受二三线城市相对较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外，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城市同样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二三线”同样意味着发展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要求中，“有发展空间”是学生们普遍重视的因素。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除了高生活成本，不断蹿高的房价，让大学生望而却步外，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白热化的职场饱和度和竞争压力也是大学生对其“不再感冒”的原因。
一直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既是企业的招聘热点，也是求职者的追捧热门。但据前程无忧最新发布职位数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发布的职位数占总发布量的比重较2009年已下降，西安、武汉、沈阳和成都等城市的人才缺口正在扩大。同时，二线城市的薪酬吸引力也在加大。尤其是就业机会多、生活成本低，使得二三线城市吸引了不少大学生求职的目光。
大学生们认为，一线城市的机遇虽多，但人力资源也相对集中，竞争激烈。个人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尤其是，随着城市化浪潮进一步向二三线城市扩展，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工资水平、个人发展空间等呈现出巨大的潜力空间。
早在去年底，有媒体公布调查结果称，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用前景超过“北上广”。重庆以22%的净雇用前景指数位列全国之冠，紧随其后的是西安和青岛。杭州、武汉、沈阳和成都等城市的人才缺口正在扩大。专家表示，这场人才的“逆流”并非倒退，而是资源配置优化的结果。
“二三线”筑巢引凤正当时
随着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二三线城市将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新去向、新空间，也能成为缓解大城市人口就业压力新的空间载体。
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很多二三线城市不仅能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并且薪酬增幅和增速也有赶超一线城市的趋势。随着国家产业发展的逐步调整，以及一线城市成本的急剧上升，很多企业选择将加工中心等后台资源转移到相对成本较低的二三线城市，随着转移的加快，为二三线城市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就职于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的任雷鸣认为，曾经“北上广”有着其他二三线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然而高额的房价、巨大的压力使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有些喘不过气。从往年情况看，江苏省的大学生去上海、杭州的很多，去北京、广州相对少些。确实一线城市人才济济，想脱颖而出很难；回到二三线城市，反而能在岗位独当一面。无锡、苏州、南通，甚至昆山、江阴，这些地方急需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专业的高层次人才，能给学子们提供施展的空间。
有专家表示，大学生回流二三线城市求职就业，既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把职业和生活综合起来加以评价，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城市谋求生存与发展。而国内为数众多二三线城市在城市体系中，虽属于次位城市，但是城市功能结构较为齐全，生活环境比一线城市更加轻松自由，这对大学生就业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
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抓住人才合理流动的契机至关重要，因此要加紧制定人才战略，海纳百川，广揽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0年07月06日 人民网
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更进一步作出用两年半时间解决“十件民生大事”的决定，这无疑会大大提升重庆人的“幸福指数”。外地人和重庆人一样，都在时刻关注薄熙来这样一位民本思想非常重的书记，是如何用自己的行动来解读重庆人的“幸福指数”的？
“幸福指数”绝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提升一个城市包括这个城市所有人的精气神。
曾有一位“疯情万种”的网友以《重庆人民的幸福与悲哀——在外打工的重庆人看家乡打黑》撰文道：“曾经讨厌过薄熙来，一是因为红歌，二是因为红短信。因为，口惠而实不至的官员看多了，已经把官员看成了演员，我们的很多官员如果去当演员的话，估计奥斯卡绝对会有一席之地。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是某小学的教师，好象类似他们这种机关事业单位的人都有红短信的任务，每人似乎是30个，她想破了脑袋都很难完成，所以找我帮忙想点红段子，当时觉得薄熙来非常无聊。现在看来，薄书记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官员，这里我愿意向薄书记道歉。”
这段话出自一位网友，出自一位地地道道的重庆人，而且是出自一位在外打工的重庆人。她的话，读罢之后让人联想，我们往往有许多东西最初不会让人理解，反倒让人误解，可是一旦被人理解之后，是那样的让人感到温暖。老实说，薄熙来的唱读讲传一度时期是让人误解的，可能有人说更极端，更难听。可薄熙来不这样看。关于唱读讲传，薄熙来掷地有声，唱就是唱红歌，读就是读经典，讲就是讲故事，传就是传箴言。这是我们一整套的精神文明领域里的建设方针。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精气神，需要精神振作，而且需要扶正祛邪，唱红就是扶正，打黑就是祛邪，只有扶正祛邪，一个城市才能精神振奋、精神饱满。中医里讲扶正祛邪。一个城市也需要扶正祛邪。如果一个人得了病，不管是急性病还是慢性病，没有精神，他肯定干活不高，一个城市也是如此。没有精神头，没有内强肯定不行。排除“打黑除恶”杂音。排除杂音，将“打黑除恶”进行到底，给重庆人创造的不仅仅是安全感，我以为是放大百倍的“幸福指数”。
面对“打黑除恶”的杂音，薄熙来说，对此次打黑除恶，广大市民拍手称快，个别人却酸溜溜地说是“作秀”，有些人还站在一边指指点点：“适可而止吧！”“见好就收吧！”但为百姓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有大量的抢劫、杀人、强奸和绑架案破不了，多少家庭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面对黑恶势力，政法战线却无动于衷，按兵不动，群众能满意吗？如果连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保障不了，又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和“平安重庆”？
打黑除恶是个硬碰硬的斗争，也有如毛主席所言，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我们政法战线给大家发了枪支警具干什么？是因为有敌对势力，要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工作中要谦虚谨慎，但绝不能对黑恶势力温柔放纵。我们温柔，黑恶势力不会温柔，而且要杀人的！对少数人的宽容，就是对大众的不公、不负责任。
没有安全感何来幸福感？很多人都想知道重庆为何以如此空前的力度开展这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除了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稳定安全工作之外，还是本届市委、市政府建设“平安重庆”的彰显。为了切实维护社会治安，提高全体市民的安全感，确保全市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顺利推进。本届市委、市政府对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进行了严密部署，推出了强有力的举措。薄熙来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打黑除恶是确保社会安定的基础性工作，要落实好中央政法委的要求，坚决、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市委、市政府下决心通过打黑除恶，为百姓造福，为重庆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将“平安重庆”推上新台阶。我们说，打黑除恶不是一项简单的斗争，更不是一项短暂的斗争，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更是一项保万家平安的民心工程。重庆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地组织开展打黑除恶行动，彻底摧毁黑恶势力滋生的温床，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广大市民才能安居乐业，共同建设“平安重庆”。
改善民生旨在增强幸福感。改善民生不是政绩工程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工程。我以为，解决民生实现民生保障民生，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最大程度上的幸福感。
近两年，重庆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抓民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已成全市人民共同意志的“五个重庆”，个个都紧扣民生。“森林重庆”是为了让老百姓多吸氧，这两年造林800万亩，可释放1000多万吨氧气。在去年全国44个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重庆得分第一。“畅通重庆”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要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这两年新建塑胶运动场359片，给120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练场所。“宜居重庆”要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对于重庆人的“幸福指数”，薄熙来深刻指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的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如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这包括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 95.7%的人认定民众幸福指数与政府作为有关 2010年1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今年3月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指出，江苏、四川、福建和重庆4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子女教育成本高，加之工作竞争激烈和交通拥挤等因素，“幸福指数”最低，中产家庭处“伪幸福”状态。漫画：徐骏
新近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并要求“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近年来，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幸福指数”从国民健康水准、社会福利状况、经济产出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等多个维度，对社会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考核，为政府体察民情提供新的视角。不少专家提议，应将“幸福指数”纳入各地政府考核体系，改变目前以GDP为主导的局面。
上周，中国青年报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2633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9.3%的人期待将“幸福指数”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其中56.6%的人表示“高度期待”。受访者中，“80后”占36.2%，“70后”占36.2%，“60后”占15.6%。
专家建议将“幸福指数”引入政绩考核
调查中，当被问到“你目前的幸福感如何”时，38.7%的人感觉“一般”，30.2%的人感觉“幸福”，19.5%的人表示“不太幸福”，11.6%的人表示“非常不幸福”。
凤凰网广告部员工李孔明认为，每个人的幸福观不同，但幸福观的产生，与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很多人希望能像马云、李彦宏那样成功，但反观自己的生活状况，于是感觉‘不幸福’。毕竟‘成功’和‘有钱’如今成为了很多人考量幸福的主要因素。对此，政府是否应该有引导？一些人迫于高房价，无法很好地生活，于是也不幸福。政府又该怎么办？”
本次调查显示，95.7%的人觉得民众的“幸福指数”与当地政府的作为有关系，其中68.7%的人表示“有很大关系”。
一名民意中国网的网友留言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只看重GDP，忽视民众的幸福感。因为有了GDP的增长，他们就有了升迁的希望和保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生指数”课题组成员孟庆国表示，过去政府的评价体系，基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过分追求GDP的增长，导致一些地方只重经济发展，而对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与人民生活幸福相关的公共项目关注不够。
“在最新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不再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强调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就需要构建一套科学和规范的政府评价指标体系。”孟庆国说，将“幸福指数”引入政绩考核，能避免地方政府“唯GDP”的倾向，将关注的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福祉，更加关注民众生活品质的改善与提高，更加以人为本。衡量民众是否幸福哪些因素必不可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幸福感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如果一个农村人感觉比城里人幸福，就说明基层政府比大城市政府做得更好吗？“其实现在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已经有很多指标了，很多地方也实现了一票否决，再增加一个‘幸福指数’，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湖北省某市直机关公务员牟致君（化名）认为，把“幸福指数”作为政府考核的参照标准，未必准确和科学。“幸福感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不能机械地用数据、指标来量化。”
“测量‘幸福指数’，可以反映政府作为和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孟庆国告诉记者，对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评价指标，统计部门可以采用统计学方法统计出结果。而对于幸福感这种主观的评价指标，同样可以使用社会学的统计方法，通过民意调查来获得数据。
据孟庆国介绍，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在使用这种双向的测评系统，比如苏南、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城市。
“前不久，江苏省江阴市市委书记朱民阳，来清华大学作讲座时就提到，如今，江阴市除了看经济建设的成效外，更看重对生态和民生问题的改善与解决。今年年初，江阴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论证等方法，制定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这就把‘幸福’这个抽象的概念与每个家庭和市民的切身感受紧密结合起来，并将每个指标按时序进度分解，明确责任部门，每年进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孟庆国说，江阴市将“幸福指数”补充到GDP中，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很好地推动了当地经济与民生的同步提升，对于其他地区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
衡量民众是否“幸福”必不可缺的因素有哪些？调查中，75.3%的人首选“健康”，其次是“经济收入”（71.5%），“受尊重程度”排名第三（68.1%）。
接下来的排序依次为：“医疗保障”（59.8%）、“住房”（59.5%）、“环境质量”（57.5%）、“价值实现程度”（55.8%）、“恋爱婚姻状况”（45.8%）、“受教育情况”（39.4%）等。
“引入‘幸福指数’，不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社会问题或保持社会稳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更不应成为‘新形象工程’。引入‘幸福指数’是为了引导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民生问题上下真工夫。”孟庆国提醒，由于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区域发展不平衡，所以不应将“幸福指数”的引入标准化和统一化，不同地区需要区别对待。
孟庆国认为，对于东南沿海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评价依据；对于中西部地区，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幸福指数”可作为政绩考核内容的组成部分或必要的补充。
让幸福与经济同步增长
2010年12月0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追求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最重要职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奉献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经典著作之后，他本人却对《国富论》受到过度重视不喜反忧，因为他担心政府过分关注“国富”忽视“民福”而产生“不道德情操”。
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日前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十二五”以民生为核心，实现“两个同步”，即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淡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权重，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幸福与尊严的层次，实现了执政思路的又一跨越。
如果说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GNH）则是衡量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之初，幸福指数会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则与人民的幸福感呈边际递减状态。如18世纪工业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国民收入虽历经了持久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相同比率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在于人民幸福的切实获得。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幸福通过就业、治安、住房、医疗、教育、公平等身边的点滴琐碎来感受，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增长只是其中之一。亚洲的不丹自30年前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以来，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是人民是否“幸福与快乐”，如今，不丹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700多美元，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持续攀升。
因此，国民的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一道作为评估社会进步和谐的指标，已成为当前世界的大势。法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已采用各自的“幸福指数”分析社会发展程度。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两个同步”，恰与这种趋势内在契合。
“两个同步”是一种民享理念的体现。幸福指数的提升，既要有普通国民因国家富强所带来的荣誉感，也要有作为其中一分子而切实感受到的幸福感。国民在国家的强盛中分享成果，是一种真实受用的幸福感。“两个同步”的核心在于让更多国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强国和富民之间更加强调富民，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更加突出公平，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公共服务之间更加关注公共服务。
“两个同步”是一种民生理念的提升。幸福指数的提升，不仅来自民生的改善，也来自国家更加合理的分配秩序和机制安排。国民在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中获得民生的充分保障，是一种有尊严的幸福感。“两个同步”的要义在于让国民幼有所托、学有所教、居有其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孤有所靠、困有所助，过上一种从容恬淡的幸福生活。
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温暖与关怀，就会化作一股坚定守望的无穷力量，可以预见，中国更加重视幸福指数的抬升，让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同步，人民的幸福感必将充分涌流！房价高企、物价快速上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大中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正困扰着越来越多和王炜、蔡庆斌一样的百姓，人们突然发现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
而与此同时，在中国更为广大的农村，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也让一些农民失去了心理平衡。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柏林乡老农吴为权每月种地加就近打小工，收入仅千余元。冬日农闲时节，吴老汉蹲在门槛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说：“俺不知道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俺这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城里人三、四个月的。这不，年轻人留不住都出去挣钱了，剩下俺们这些老头老太在家，生个病都找不到服侍的人。”
中国四、五线小城市、小县城被人们认为是眼下“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就职于舒城县城一家事业单位的李邦荣月收入２０００多元，虽然比大城市的白领差了许多，但这里的房价便宜得多、工作节奏慢、上下班近、空气好。
李邦荣买了一辆６万多元的汽车，２０分钟内足以跑遍全城，上班、周末郊游、送孩子上学，“生活还是很惬意的。”他说。
社会学家指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如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亟待完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些普通百姓的幸福显得沉重。决策层必须针对城乡“二元经济”、产业结构畸形、分配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拿出解决对策。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民生议题，第一次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中，‘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的表述被放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前，这说明中央对民生的关注毫无疑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安徽省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说，十二五规划建议相当篇幅涉及价格稳定、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等热点，从中可以看到政府对民生问题的“良苦用心”。整体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成为中国未来五年要着重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