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的版权属于韩非，与孔子无关

“三纲”的版权属于韩非，与孔子无关

随笔 2010-06-18 16:08:21 阅读600 评论14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文化圈里，反传统的勇士们最深恶而痛绝之的，莫过于“三纲”了。这也难怪，“三纲”说的本质，就是刻意制造不平等，制造奴才。不仅反传统的勇士们深恶痛绝，就连提倡国学的夫子们，如果脑袋里没有贵恙、精神也正常的话，也无不对它口诛笔伐——毕竟，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等于将传统垃圾摆上神坛，焚香礼拜。相反，去芜取精、涤瑕荡垢才是弘扬的前提。可笑的是，有些勇士在批判“三纲”时，将板子打在儒家身上，并进而追诛孔子，认为孔子乃是“三纲”邪说的祖师爷，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三纲”。并认定董仲舒是孔子最大的帮凶，理由当然是他忽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三纲”这个词虽有董仲舒最早提出，但版权却属于法家的代表韩非，与儒家——尤其董仲舒之前的儒家基本无涉。

据现有文献，“三纲”的首次出现，是在董仲舒的大作《春秋繁露·基义》中：

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董仲舒不仅首次提出“三纲”的概念，即君臣、父子、夫妇三对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更是将这三对关系与天地、阴阳、四时作了生硬的比附，将这三对关系看作如天覆地载、阳生阴助、春生夏养般的天经地义，为三纲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他又提出“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将“三纲”作为人之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嗣后，礼纬《含文嘉》将三纲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于三纲内容的表述，从此确定下来，成为我国伦理道德的核心，并影响我国近两千年。

但“三纲”说并非儒家固有之义，“三纲”对“君臣、父子、夫妻”三对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的阐发，也不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实际上，原始儒学在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道德关系方面的思考，与“三纲”说相去甚远。

据《论语·颜渊》载，孔子对君臣、父子关系的表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主要遵循做君主的规范，臣子要遵循做臣子的规范；父亲要遵循做父亲的规范，儿子要遵循做儿子的规范，每个角色都要接受这个角色特定规范的约束。而这个特定规范，很显然是“礼”和“道”，孔子回答鲁定公“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的问题时，明确表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和在回答季子然 “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问题时“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表述，是“君君、臣臣”最好的注脚。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中，君臣关系是要受“礼”的约束的，要遵“道”而行，各自履行好自己的角色，这正好与他“为国以礼”的主张一致。君主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臣子对于君主也不应该绝对服从，并没有无限的责任，也与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及他的得意门生曾子“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观点一致。孔子不主张臣子对君主绝对服从，还见于他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论语·子路》载：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在孔子看来，绝对地服从国君大概是对国家最大的危害，甚而至于要丧邦。从孔子仕鲁的经历来说，也可以看出他对“事君尽礼”的思想是身体力行的。据《论语·宪问》载：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件事也见于《左传·哀公十四年》，只是文字略有出入。陈恒弑杀齐简公后，恪守“事君尽礼”的孔子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仍然据礼赋予自己的职责提出讨伐陈恒的建议。虽然他也明白，“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已经很久了，他的建议注定不会被采纳。孔子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可从他对“孝”的论述中窥知。他理想中的年轻后生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下是孔子对“孝”的论述：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从以上孔子对“孝”的论述来看，他所强调的是内心对于父母的尊敬，特别是在回答子游、子夏的问“孝”中，都强调了“孝”与“养”的区别。“孝”不是简单的物质方面的“养”，含有更多的精神上的“敬”。另外，他虽然对孟懿子说“孝”即“无违”，仿佛含有“父为子纲”的意思，但从他对樊迟所作的解释来看，这“无违”并非对父母的盲从，而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实质是无违于礼。并不含有“父为子纲”、“父兼子”的意思在内。

至于孟子，则较孔子更为激进，他强调“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与孔子“君君、臣臣”、“以道事君”的主张相近。但孟子更强调“君君”是“臣臣”的前提：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臣关系，应视君主如何对待臣子而定。真正对“君臣、父子、夫妇”三对伦理关系展开全面论述的，是在孔子和孟子之间的子思及其门人。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其中整理后的《五行》、《六德》篇经学者们研究，已经大体确认为是子思或其门人作品。其中《六德》篇云：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讪誇无所作也。

所谓“各行其职”，其实就是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规范：“义者，君德也”，“忠者，臣德也”，“智也者，夫德也”，“信也者，妇德也”，“圣也者，父德也”，“仁也者，子德也”。这一论断，实际是孔子“君君、臣臣”论断的发展，既补足了夫妇一伦，又将各自所应遵循的规范具体化、明确化。荀子是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他对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讨论，见《荀子·君道》：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按：据王先谦考证，此“待”字本为“事”，初误为“侍”，再误为“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

荀子于此讨论了四种伦理关系，除了“君臣、父子、夫妇”之外，又加之以“兄弟”。针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荀子分别提出了八种道德要求。荀子最终仍然是用“礼”来统摄这八类道德规范。故而他最终强调“审之礼”，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动无不当”。并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作为臣道子道的规范。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原始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三对最基本人伦关系的论述，与“三纲”的内容有很大不同。“三纲”不是先秦儒学的继续发展，而是根本性的改变。

董仲舒“三纲”说，直接蹈袭的是荀子的学生韩非的“三顺”说。《韩非子·忠孝》篇云：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韩非的“三顺”说与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妇”的观点最大的不同在于把本来处于强势地位的君、父、夫的权力继续强化，建立起对臣、子、妻的绝对统治地位。因而，本来的双向道德约束也变为以服从为主的对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臣、子、妻的单向要求。在韩非所构建的“三顺”伦理道德体系下，“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臣、子对于君、父而言，只有尽忠尽孝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而对君、父来说，却可以只享有奴役臣、子权利而不受任何道德约束，是一种极端野蛮的、非人性的强盗逻辑。

作为汉代“为儒者宗”的大师级儒家学者董仲书为什么一面力主“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一面又暗地里援法入儒，将“三纲”作为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建设的纲领呢？实际上，这与当时不断完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郡县制政体有关。

创始于秦代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体，是按照法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治理念来设计并逐步完善的。在这一政治体制中，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在君主之外，所有的臣民都是君主的工具，其价值取决于君主的需要，整个天下成为君主的私产。秦始皇统一后所建立的秦帝国就是韩非政治理念的最好体现。由于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臣民必须绝对服从。马克思曾揭示专制制度的本质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又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是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韩非之“三顺”说，正是为这一政体量体定做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体系，他把君臣关系推而广之，运用于社会，于是父对子、夫对妻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因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只能绝对服从。因而，被儒家所推为圣君、贤臣、孝子的绝对典型大舜，在韩非子看来，却是“进不臣君，退不为家”的“烈士”，所行乃是“乱世绝嗣之道”、“天下之乱术”！同样命运的还有商汤和周武王，“汤武征伐”被孔孟为首的儒家看作吊民伐罪的义举，其本人也被尊为先圣王，属于儒生们津津乐道的“三王”之列！而在韩非子看来，“汤武征伐”则是不折不扣的弑君行为，其本人也被树为“以贤危主”的典型！而儒家所构建的“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其政治背景仍然是以夏、商、周三代“王天下”的政治体制。在这种邦联似的政治模式中，天子、诸侯、大夫等统治阶层的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因而臣民享有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自由，其身份也相对独立。可以说，儒家所构建的“君君、臣臣”伦理体系和韩非所构建的“三顺”伦理体系，是为不同的政治体制服务的，因而其本质也必然不同！

汉代的政治制度，经过七十多年的探索，至武帝朝，实际上已经回归到秦代的政体，只不过做了大量的改良。其中被诟病至今的将儒学定为国学就是一项重大的措施，积极意义在于确立了道统，为知识分子参政留出了空间——秦代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教合一”模式，知识分子是不允许利用掌握的知识批评政治的。当政体逐步向秦代的政治体制回归时，其政治伦理的建设也必然要求与这一政体相适应。孔子的“以道事君”、“事君以礼”的政治伦理思想、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思想和荀子“从道不从君”的理念，无疑都是对逐渐加强的君权的挑战，不可能被当时的政体所容纳。董仲舒巧妙的把法家的伦理学说纳入儒家伦理体系，建立起“外儒内法”的伦理体系，正是与西汉外儒内法的政治体制日益完善相适应的。